任正非曾多次想自杀！每到此时就打电话给这个人，直到遇见她们
作者|市界齐敏倩
编辑|老拿
任正非曾想自杀？
没错，这是真的！
一手打造了华为帝国的任正非，自杀的念头曾在脑海中萦绕多年。
“2000年前，我曾是忧郁症患者，多次想自杀，每次想自杀时就给孙董事长打个电话。”任正非在会见索尼CEO吉田宪一郎时说。这个孙董事长，正是孙亚芳。
上述信息，因为一份任正非会见索尼CEO吉田宪一郎的会谈纪要流出而被人们所知，火爆网络，还一度登上热搜榜。
“人一成功后，容易被媒体包装他的伟大”
18万员工、业务遍布超200个国家、服务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华为堪称一艘“航空母舰”。任正非就是这艘“航空母舰”的掌舵者，“神秘”、“传奇”、“孤独的国王”都是媒体曾贴在他身上的标签。不过对于媒体的评价，任正非本人并不满意。
“人一成功后，容易被媒体包装他的伟大，它没看到我们鼠窜的样子。”任正非口中“鼠窜”的样子，既有他创业之初的窘迫，也有小有成就后的忧郁。
1987年，军人出身的任正非遇到了当时的“百万大裁军”不得不转业题，生存下来是他当时的首要目标。求职屡屡碰壁的任正非，不甘心自己的人生从高位跌至谷底，无奈走上了创业的道路。
“创业时我没钱，我们夫妻总共领了3000元人民币转业费，但是注册一个公司需要20000元人民币，就需要去集资。所以成立公司时我一分钱都没有了，初创时，我自己的工资是每月500元。”
在任正非看来，当时的自己并不了解这个世界，也不懂得通讯这个产业，刚专业的他甚至没有市场意识，“认为赚别人的钱，是欺骗行为。”
经过几年的发展，任正非带领华为走上了快车道，与成绩相伴而来的还有矛盾和压力。
想自杀时就给孙董事长打个电话
1996年华为开始开拓市场，先后打入香港、莫斯科市场；1998年，华为把触角探向世界的核心市场欧美；1999年在班加罗尔设立研发中心；1999年到2000年，华为紧紧抓住了“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东南亚客户普遍追求高投资回报率的心理需求，凭借比竞争对手低30%的价格优势，先后拿下了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的GSM市场。
公司快速发展的几年也是任正非心态最崩溃的几年，“2000年前，我曾是忧郁症患者，多次想自杀，每次想自杀时就给孙董事长打个电话。当时我知道这是一种病态，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社会压力。”任正非向吉田宪一郎吐露了自己曾度过的黑暗时光。
孙董事长，正是孙亚芳。她1989年进入华为，先后担任市场部工程师，培训中心主任，采购部主任，武汉办事处主任，市场部总裁，人力资源委员会主任，变革管理委员会主任，战略与客户委员会主任，华为大学校长等。1999年，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今年3月份，不再担任华为董事长。
直到遇到了来自内蒙古的农村姑娘们
自杀的念头跟了任正非好些年，直到2006年他在西贝莜面村吃饭时遇到了来自内蒙古的农村姑娘们。
“我们坐在大厅，有很多内蒙村庄的农民姑娘在唱歌。我请她们来唱歌，看到她们那么兴奋、乐观，这么热爱生活，贫困的农民都想活下来，为什么我不想活下来？”
那一天，任正非流了很多眼泪，从此再也没有想过要自杀。
华为选择通讯，完全是偶然
在与吉田宪一郎的谈话中，任正非把华为很多为人称道的选择与规定，归因于“偶然”二字。
“我们选择通讯，完全是偶然，不是必然。”入行时，任正非只看到了通讯产业之大，只要小小做一点，就能活下来，却不知通讯产业之规范、技术标准之高。“初生牛犊不怕虎”用来形容当时的任正非再合适不过。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把所有资金都押在了通讯这条路上，任正非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幸运的是，华为成立之初碰上90年代世界电子工业转型期，从模拟电路转到数字电路。数字电路比模拟电路简单很多，华为这样的小公司才能有机会分得一杯羹。
任正非创业之时，中国房地产正在蓬勃发展。“我应该选择当个包工头，挣钱还快一些。”
华为的“全员持股”和“虚拟股”一直被受关注也被内部员工视为“唐僧肉”。在和吉田宪一郎谈话时，任正非透露当年员工持股是偶然也是权衡之计。
为吸引年轻人，留住人才，任正非想出了一个办法——把股票分给大家。得到股权的员工认为“长城”每一块砖都有他的份，所以都留下来了，同时，公司通过股票认购也积累了一些资本。在任正非看来，“内部股份制”只是当时的权宜之计，没想到如今成为了公司极具战斗力的机制。
公众眼里的任正非是成功的企业家，也是敢打敢拼的硬汉，43岁创业，一手把华为缔造成震惊世界的科技王国。我们时常感慨他的倔强、传奇、暴君形象甚至个人财富，却忘了他也曾坦言自己的私生活是痛苦寂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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