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旦，很多人选择用自己的放假时间花钱买票走进电影院，看一场关于别人上班的电影，《年会不能停！》。电影里，大鹏饰演的工厂蓝领胡建林对「职场」一无所知，却在阴差阳错下被调入集团总部，在等级森严的大厂里步步高升。这个大企业里，兢兢业业的打工人很难说清自己到底做了什么有意义的工作，只是疲于应付着996的加班文化，以及怎么都对不齐的颗粒度；中高层领导们则主要忙着互相甩锅，以及搞一场降本增效的大裁员。

上映13天，电影《年会不能停！》以5.4亿元的票房成为2024开年的黑马之作，也在豆瓣上拿下了8.2分的高评分。很多评论认为，这是近年难得一见的，真正「好笑」的国产原创喜剧。它的好笑，来自于我们对电影里的一切都有些「似曾相识」，但又如此荒诞、讽刺。就像今年流行的一句话，「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我们与本片的编剧、导演董润年聊了聊这部片子，和他从事创作行业的经历。很多人对这位导演还不太熟悉，但从2003年毕业以来，董润年已经做了20年的职业编剧，创作过《厨子戏子痞子》《心花路放》《老炮儿》等多部知名作品。采访约在董润年的工作室，上午9点，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正常的上班时间。与很多人对创作者生活的想象不同，董润年每天早上6点起床，通常10点就来到公司上班，过着一种非常规律的职业化创作生活。

即使对类型电影的市场已经有足够多的了解，《年会不能停！》上映后，观众们对这部电影的情感投入程度还是超出了董润年一开始的预期。采访中途，导演的太太、本片的编剧兼制片人应萝佳推门进来：「我冲上来报个喜讯！豆瓣又涨了0.1分！现在8.2了！」办公室里一片欢腾，董润年把肩膀靠在桌沿上，颇为哭笑不得地说，「我，我其实也不太理解，但我大受震撼……」

《年会不能停！》的剧本曾经历过几年时间的多次修改，故事的气质伴随着现实中「职场」这一语境的变化不断地改变。只有「年会」和「裁员」这两个元素从初版一直延续下来。「年会」是最能反映企业时代变化的场景，而「裁员」最初只是为了形成戏剧冲突所做的设置。不过在2023年底，影片上映之时，没有人再用戏剧的眼光看待它了。

以下是编剧兼导演董润年的讲述。

文｜王媛

编辑｜楚明

1

这个故事最早的版本，还是一个励志向的故事。2017年，我写的第一版的故事大纲，是一个要被裁员的年轻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就跟公司里各种各样平时不太受待见的员工一起组了个团，想要在年会上一起表演节目。我们把在年会上能好好表现、拿到一个奖设置为他们能保住工作的最后一个机会，这么一个职场、励志、音乐、轻喜剧的故事。和现在的讽刺喜剧完全不一样。

最初想到要写这个故事是因为跟朋友们聊天，经常能听到他们吐槽工作里遇到的一些奇葩人奇葩事，我都觉得挺好笑的。我高中是学理科的，我的很多同学最后都是进了这些互联网大厂，他们一聊起自己工作，我在旁边就跟听天书一样，好多新的名词。明显也不是什么技术名词，但你怎么就是听不懂。其实就是现在的「互联网黑话」。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听他们聊得多了，你就发现无论他们是在什么不同企业的不同岗位，他们的体系架构、工作模式和遇到的问题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我当时也是反思，为什么现在国产的电影电视剧里，很少有真正讲职场生活的题材了，其实它应该是一个挺可以挖掘的创作的富矿。我父母也都是上班的，双职工家庭，在家里跟亲戚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大家吐槽上司、吐槽工作也是一件特别普遍的事情。其实职场生活是当下城市里面很重要的生活方式，按理说是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最接近的一个题材。

不过现在你再回想当时那些大厂人的吐槽，其实带着一种乐观。虽然他在吐槽，但是他并不焦虑，他们自己也把这个当成一个乐儿。本身我的同龄人那时候也都三十七八岁，基本已经是中层管理者了。他们吐槽比较多的比如说OA体系的复杂、官僚主义的风气，基本上是阻碍了他们「锐意进取的冲劲」的那些东西。虽然那时候也隐约有一点担心，关于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只能从技术转向管理、赚得没有以前多了之类，但都还没有到「35岁被辞退」这么明确的年龄焦虑。我感觉他们在讲这些事的时候，并不是真的觉得这个体系很有什么问题，反而可能还带着一些对工作的自豪在里面。

所以我最初写的那个版本，虽然主人公设置为面临被裁风险的这么一个人，但整个故事还是奔着一个特别励志的方向去的，职场在里面也是一个很正经的背景环境，没有觉得这个企业本身会有什么问题。之后几年我去拍了《被光抓走的人》，等到2020年再回头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感觉它的情绪好像都不准确了。

我们采访的对象开始拓展到一些年轻、基层的大厂员工，发现他们很多人对写日报、周报、月报什么的深恶痛绝。我印象特别深一个女孩说：我一个礼拜就干这么点事，我得写出来三份报告，我都不知道怎么写，明明两行字能写清楚的一个事，我就得写得特复杂，好像很高大上。所以这些互联网黑话就打这儿来的，明明俩人就发邮件对了一个什么事儿，写到周报里就得写成「对齐颗粒度」，因为她要充字数，要让汇报看起来很有质量。

在这其中的个体就会质疑自己工作的价值啊，这个东西你说对GDP有什么贡献？那个阶段我采访到的人有两个很集中的感受，一个是觉得累，另一个是觉得不公平，会干活不如会做汇报。但那也不至于说是一种绝望和恐惧的心态。

那阵儿还出了一个新闻。一个流浪汉在一个企业的大楼里面生活了一个月，他在里面能找到吃的喝的，甚至洗澡的地方都有，他就这么在里面混着，没有一个人发现他不是这里头的人。我看完之后特别震撼。就按理说这些大企业代表着最先进的管理制度，所有的员工也都是最聪明的有头脑的人，但是这样一个体系居然能有这么大的漏洞。后来网上不是还有一个梗么，就是你以为的商战都多么高智商，结果现实中的商战就是直接抢公章、拔对家机器的电源什么的，就都是一些看似特别聪明的人最后干的都是特别傻的事。

这个时候其实这种荒谬感和讽刺感在我心里就逐渐形成了。我也不是针对任何具体的企业或者什么，而是当一个组织人多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就是各种各样奇葩的事，各种奇怪的漏洞都出来了。我们后面又去做了很多采访，越采讽刺的点收集得越多，你越来越觉得这实在太好笑了。就像今年突然流行的那句话，「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年会不能停！》里，王迅饰演的庄正直，在企业大楼里偷偷混迹，无人发现。图源电影《年会不能停！》

2

现在大家对于搞笑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对笑的阈值又越来越高。一个观众在网上看过的段子可能比一个喜剧创作者看过的段子还要多。如果一个短视频5秒钟还没有逗笑他，他就已经划走了。你到底还能用什么东西来打动别人，让别人觉得好笑，现在这是特别难的一个事。

有评论说觉得我们的电影里没有使用这种屎尿屁段子，说实话创作过程中我们也不是没想过，因为本身屎尿屁喜剧也是一个大的门类。我觉得格调高不高级都还在其次，最大的问题是它不新鲜了。你发现好笑的别人都弄过了，没有任何一个段子可以逗笑观众两次。

包括我跟脱口秀演员聊天，大家普遍面临这个问题，国外喜剧的经验和话题很多又并不适合国内，所以现在大家普遍走的一个逻辑就是往生活的底层去挖，把自身生活中一些他觉得荒谬的地方，推到一个极致的情境，然后放大它可笑的地方。

在这部电影里我们也是走的这条路。比如一开始白客迎接大鹏这场戏。白客嘴里的台词是「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下属了」，但肢体语言上完全是反过来了，他把大鹏当成领导。这里面包含了三重错位，台词和肢体行为之间的错位、人物关系本身的错位，以及我们还借用了酒桌文化里敬酒的那个场面，两个人比着酒杯要比对方更低，把它借用到了这个场景里面。虽然观众未必第一时间能get到，但大家在生活里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就形成了这一场最大的笑料。这个笑点就不是光靠某一个段子或者某一句话产生出来的。

这种喜剧的笑料的设置方式，和传统的相声里面有一些是很像的。我写现在这版剧本受到牛群冯巩的《小偷公司》、刘宝瑞老师的《连升三级》很大启发。包括现在胡建林、马杰克和潘妮三个人的构架，也是受一个传统相声《扒马褂》的影响，它那里面就是靠一个装傻充愣的，一个在旁边挑刺的，还有一个不得不替这个惹事儿的去圆事儿的三个人，形成的一组关系。

因为我是天津人，小时候每天广播里下午一点半到五点半全是快板、评书和相声，我就天天跟着听，可能没有我没听过的传统相声。传统相声的笑料其实不是那么密的，铺垫时间很长。马三立老师的《逗你玩》，整段就最后那一个包袱，它到最后能产生爆炸的效果，它就不怕铺垫。我们这部电影前20分钟也基本都是在介绍人物关系，我们心里也有压力，现在的观众还能不能接受这么长时间的铺垫。甚至我们还试过塞一些包袱进去，但最后节奏不对，还是给剪了。好在现在看反馈是还好，观众还是接受了。可能你毕竟买了票进去，也不太可能看10分钟就走了（笑）。

这是我第一次导演一个类型片。类型片和观众之间是有一个契约在的。我这次想追求的就是一种极大信息量和极快速度的叙事节奏。现在大家都习惯了1.5倍速看剧，对于传统表演方式那种可能比正常生活里还要慢一点的语速和反应速度，观众肯定已经没有这个耐心了。我在现场的时候跟演员说，我希望大家有1.5倍速的表演。最后我们的成片有将近2300个镜头。我们也是希望能用整体的这种节奏来带动观众的情绪感受。

这次我们合作的喜剧演员，或者说在大家认知里有喜剧标签的演员，大概有20多位，大家表演风格都不太一样。比如大鹏是东北喜剧的风格；白客最早是日和漫画那种，很夸张的演法；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的选手更偏舞台，好多以前是话剧演员；脱口秀演员呢之前就不属于戏剧表演，很多人是第一次演戏。当时每组织进一个新面孔的时候，其实我最大的焦虑也是，这能组到一块儿去么。每个人演法都不一样，互相接不接得住啊。

后来跟演员聊剧本聊人物的时候，大家逐渐都明确了，我们这个故事本身也是一个结构喜剧，大家都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努着劲按喜剧的那种方式去演，不能太夸张，应该是偏日常的生活化的风格。大家形成这个共识以后，后面就比较好办了，不管你本身是什么风格，就包括「三狗」这种这么显眼的，我们也可以把它收束到一个统一的风格里来。

这次拍摄最大的挑战还不在喜剧方面。主要是我们是2022年11月开机，原定拍摄周期60天。拍到一半的时候，全组200个人，只有5个人没有阳。那就确实很辛苦，非战斗减员很严重。基本上有1/3的人在轮班休息，像我像摄影指导这种没法轮班的，就只能是发着烧在那儿拍。

元旦的时候我们全组休息了7天，实际拍摄就被压缩到53天。原本结尾年会那场戏我们是早就定好了800位群演，计划加上所有主演一起，三天就把这场戏拍完。结果在那时候群演只能来200人，演员也在发烧，实在没辙，就只能改成台上台下分成两个阶段拍。拍这个方向的时候200个观众全都坐到这边儿来，拍另一边的时候再坐过去。我们董事长的眼镜还会反光，就穿帮了，能看出来台上根本没有人，这就都得靠后期特效来弥补。我们一个看起来没什么特效感的片子，其实里面有非常多这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特效镜头。

放完元旦的假，大家缓过来一点之后，我们再回头来拍三位主演在台上唱跳的部分。当时他们三个都信心满满，觉得病已经养好了就可以演了，结果拍了一条之后就发现不行，赶紧得吸氧，心跳窜到一百六七十那个程度。后来每唱一遍得给他们每个人准备两个氧气袋。中间有一条拍完了大鹏过来看监控，我发现他手怎么破了，还以为他在台上磕到哪儿了。不是，是他唱的时候就眼前一黑，为了不让自己晕倒，他就死命地抠自己的手，抠出来一个大口子。

这首歌我们后来也录了棚录，但最后成片里我们80%用的还是他们三个人在现场唱的版本。肯定不完美，有跑调的地方，有很多嘶吼的、没跟上拍子的地方。但我们还是觉得整体上，那种气质、气氛的感觉是最好的。

三位主演的年会唱跳。图源电影《年会不能停！》

3

对于我来说，做导演最美妙的地方就是你能一砖一瓦地建立起一个平行的世界，你建立得好，这个世界可信，就能够让观众去共情。我觉得我们为什么会需要艺术创造这个东西，从社会层面来讲，我们的社会其实也是由所有人的共同想象构成的，在这个土地上生活的人，他们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共同想象，最后就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我老家在天津塘沽，它就有点像《漫长的季节》里面那种感觉，是以几个厂为核心辐射出来的一个城市。塘沽就是有天津港、天津盐场、天津碱厂三个大厂，90年代的时候又多了个渤海石油。80%的塘沽人口基本都是在为这几个大企业服务，普遍的一种熟人社会。所以我对那种「大厂」的感情也挺深。我就记得那时候家里还没有浴室，我爸就带我去单位的大澡堂洗澡。看电影也是单位组织的，去单位的礼堂，还不叫电影院。

我10岁左右的时候，单位给职工家里装了闭路电视，前三天里面放的是《星球大战》三部曲。当时我就震惊了，就原来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后来国内开始引进好莱坞大片，我就去那个礼堂里看。1995年《阿甘正传》上映，还是配音版，当场我就看哭了。当天回家我就找了一个本子，在上面默写我记得的情节和台词，理论上讲这是我第一次「写剧本」。当然写到后面也记不住了。但那部片子给我极大的震撼。你才发现电影这个东西真的可以去讲述一个奇妙的人生，可以在那两个小时里面体验到那种感动，这对我冲击特别大。

后来初中同学给我看初中同学录，我当时就在上面写：「我想当导演，因为我觉得能够让观众们哭和笑，是一件特别伟大的事情」。但我上高中一度就忘了这个事了。我原先在塘沽学习成绩还算不错，中考是塘沽区第三名考到的南开中学。结果一到南开发现啥也不是，从前三名直接掉到年级后三十名了，那个学习压力一下就上来了。

但是好在我们学校那几年刚好在推广素质教育，不许搞晚自习，你必须参加社团，我就参加了戏剧社，搞搞小品什么的，也经常溜出去看电影。《泰坦尼克号》《情书》这些爱情电影，我全是跟我们班几个男生一块儿看的。素质教育搞了两年学校发现完蛋了，这帮学生成绩全都下来了，就迅速地把这些活动全都给砍掉了。

但我很感激那几年有一个宽松的环境。高三那年也是因为我一个同学知道我平时喜欢这些东西，给我拿了一份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我才开始留意这件事，突然意识到未尝不是一种可能性。我之前都在考虑要不要去学生物了，当时生物很火，但我那分儿又考不上。

结果电影学院在那一年导演系不招生，我最后考的是北京广播学院，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的导演系，其实是偏电视节目导演的一个专业。那时候国内电影行业其实还完全没发展起来，我们毕业的时候都很迷茫，老师都跟我们说，你要是去做电影导演，相当于进入了一个夕阳产业。你要么就去做电视节目导演，要么你就是跟剧组，从什么场记副导演开始做起，那是一个很辛苦、路径很长的方法了，年轻人基本是没有什么机会。

所以我是从做编剧开始入行，还是比较幸运的，读研的时候就跟着老师写了两个电视剧，还算比较顺利地踏入了这个行业。毕业之后的几年，我和我太太住在通州，她也是这个行业的，做制片人，每天要坐一个半小时地铁去知春路的公司上班，因为总得有一个人挣钱。我就在家写剧本，一般晚上写到两三点钟，然后白天就在家睡觉，曾经是有半个月完全没出门。经常就是写完了拍不出来，或者自己觉得写得还不错的地方，到导演制片人那儿给我批得一文不值。那段时间真是极度的自我怀疑，就感觉几年时间，一直有一个黑色的影子在你身上裹着，抱着你，让你没法动弹，直不起腰来。

受访者供图

2009年，有一天下午，我写完一集戏之后，那个西晒的太阳照进来，我就突然感觉整个人轻松了，那团影子飞走了。后来我太太回来之后说，你怎么今天这么高兴，我说，我突然觉得我会写戏了。

后来我很有意识地把我这个作息给调过来，现在我差不多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5点多我就醒了。因为有一个前辈跟我说，他就是每天早上7点多开始写，写到中午，这一天的工作量就完成了，你整个下午晚上的心态就都很放松。我也想这么学，早起学了，但我早上仍然是写不完，写不写得出来反正我也得坐在那儿，有时候就这么写一整天一直到晚上。我就觉得至少工作时间得达到吧，不写够8个小时好像这一天就浪费了。

以前写电视剧的节奏一般是三天一集，就是金字塔结构嘛，第一天大概写个两三百字，第二天能写个一千左右，然后第三天交稿前写一万字出来，我的生活就这么三天一循环。写不出来的时候就唱唱歌，玩两下我的变形金刚玩具，然后看看电影电视剧什么的，但我脑子里一直潜移默化地在想剧本的事。所以我的生活还蛮简单、单纯和无聊的，主要是可能别人看起来无聊吧，但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挺乐在其中的。

董润年在片场。受访者供图

4

电影上映之后，观众的反馈说实话有点超出我的预期。写和拍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可能会好笑，是一个讽刺的东西，但没有想到最后观众的情绪会被调动得这么强烈。甚至我们没有想到，观众在很多地方会鼓掌，而且有的点也很奇怪，在每次胡建林升职的时候大家会给他鼓掌（笑）。

我看大家说得比较多的一句话是，这部电影成为了大家的「嘴替」，这个词我们之前是没想到过的。包括整个过程中，我们也没想着要奔着为某一个群体（发声），因为我觉得我做不到去替别人说话，但是它很幸运，可能是刚好契合了这个时代大家想说的一些东西。我印象很深的是有观众反馈，看完了这部电影，走出电影院以后，他感到很轻松，好像又有力量去接着面对生活了，这是让我特别会有自豪感的一种评论。

我们所讽刺的这种东西，其实在无论是传统戏剧，传统相声，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很多影视作品，比如说黄建新导演的电影里，会发现这种讽刺是非常常见的。只不过我们把这种官僚主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从当时的体制内转换到了我们新的这个互联网体系里来。每一代都在讽刺这些，但你会发现每一代最终也没有什么变化。

这也是我们在前期采访的时候发现的一个有趣的点。按理说这是现在最先进的管理体系了，这帮人也是现在最聪明和最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人。但是当落到实际层面，这些种种汇报体系、沟通体系的繁杂所带来的问题，还有这些人在做事的时候的不负责任，所有几十年前的传统作品里早就讽刺过的东西，在这里还是一样会发生。这个时候最有趣的地方就出现了，这说明这些是超越体制、超越体系、超越时代的东西。那它是什么？它肯定是人性里面固有的东西。

其实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什么样的体系，里面每个人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想趋利避害，想要自己更好的地位前途，想要金钱上的收获，也都不想背锅，出了事希望责任别砸到自己头上。这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类最正常的一种心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也普遍都会有这样的人性。

所以当我们理清楚这一点之后，我觉得我们讽刺的尺度也就找到了。在我看来我们的讽刺尺度其实并不大，我们没有觉得这个东西多么十恶不赦或者怎么样，恰恰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普世性的东西，我们才去善意地描摹它，把它呈现出来。当然剧情里面有人是犯罪了，这是另一回事，但对于不涉及犯罪的那些情况，我们也只不过是去调侃。对于我们自己趋利避害的本能，我们去自嘲一下，这总是可以的。

即使大家现在对职场是会有很多的抱怨，但我觉得整体上，你如果跟20年之前比，那也还是进步了很多的。螺旋上升也是上升对吧，你看到它在局部有各种倒退、各种不公平和不公正，但整体上它还是在往上走的。

可能我自己就是一个不太会焦虑的人。我奶奶是一个很开朗的很幽默的山东老太太，她在家里总跟我们说「这都不是个事儿」，对我也相当的粗放管理。我觉得我受她影响蛮大的。后来你自己慢慢也会发现，你当时觉得特别严重的事，甚至你就这么放着不管，时间都能帮你解决很多。所以没什么必要焦虑，你只要一直不停地去努力，总有一天是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就像我们电影的结尾，我个人的价值观是觉得，我们的世界是一定会越变越好的。这是我所相信的，毫不怀疑的一件事情。

电影末尾，每个人都得到了更合适的位置。图源电影《年会不能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