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音:「被抄袭」之外
默音是个小说家,出版过5本小说,一些译作,也拿过几个文学奖项。但很多人知道她,是因为一场12年前的抄袭事件。
2009年,默音还是一个文学圈的新人,她8月刚在文学期刊《鲤》上发表小说《人字旁》。12月,《最小说》三周年特刊上林培源的作品《黑暗之光》,就被读者发现跟《人字旁》情节相似。
2010年1月,默音在豆瓣公开声明「被山寨了」,但林培源一直沉默,没有回应。
直到12年过去,2022年3月,默音在豆瓣和个人公众号上重提《人字旁》被抄袭一事,林培源终于刊出了《一封迟来的道歉信》,信中写:「由于我本人的懦弱和缺乏勇气,十余年来没有对此事发生(声)、做公开回应。对这件事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给默音老师带来的困扰和伤害,我深表歉意。」
但他没有承认抄袭,只承认读过《人字旁》、受到了启发,有「情节借鉴和模仿」。
默音关于此事的回应里,很多话令人印象深刻:
「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一个被抄袭的人,其实会怀有一种奇怪的耻感、一种所谓的『羞耻感』。」
「抄袭者不是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单是给自己挂一张和原创者相似的面具,而是直接拿走了别人的脸——被抄袭的原创者,除了愤怒,必然会感觉到某种丧失。」
「我不认为一个人抄袭过就会一直抄袭,也有可能一个人抄袭过以后,他非常认真地写作,这是完全有可能的。然后,我认为诚恳的道歉是仅仅就具体的这次抄袭进行道歉,这样就可以了,其实不需要太多。」
她也在自述里写:「在这里,没必要详细讲述被抄袭带来的难以释怀,我只想说,我很高兴自己一直坚持写作和翻译,也出了几本自己还算满意的书。回头看时,内心并非没有疑惧,如果我中途放弃了写作——当然有过这样的动摇时刻,还不止一次——我不就输给了那道阴影吗?」
这些话语,都吸引我们想要了解默音更多:
她是谁?她走过了怎样的创作之路?一个无辜的、被抄袭的人,为什么也会陷入「羞耻」、「疑惧」和「丧失」?她怎样对抗这种丧失?
在小说凋零的时代,她经历了种种与写作毫不相关的职业,却决定继续当一个小说家,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文|翟锦
编辑|鱼鹰
图|受访者提供
1
「有时我会想,我当初要是没有念职校,没当过营业员,恐怕也不会走上写小说的道路。」默音在豆瓣日记里写。
那是1996年夏天,默音还没满16岁,在上海一所职校的中专班念「中层商务管理」三年级——这专业的对口工作,就是商场营业员。
她进入日资商场上海第一八佰伴实习,被分在中国字画和文房四宝柜台,顾客大多是日本旅游团的老头老太,「呼啸而来又游弋而去」,大部分时候却空旷冷清,几个小时也见不到一个闲逛者。
商场做一休一,每个月有十五天,默音要站在柜台后面,一天站十来个小时。另外十五天,则完全属于她自己。她用休息的时间学日语,上班时空白无聊的枯站时刻,就在脑中构思小说。
那年她写下了人生第一篇小说《花魂》,投给《科幻世界》,拿了当年的「少年凡尔纳奖」,还获得了堪称巨款的三百马克奖金。
可接着,她的人生轨迹就忽然岔开了:1998年春天,17岁半,在商场已待得十分厌倦,她离职进了一家小公司,给上海某城区的改造做策划;又进了一家杂志社,却发现是个骗局;她按时代的潮流,去念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的自考班;又因为一直自学日语,大专自考还没念完,就通过面试进入了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当文员,当网管……
2003年5月,默音在日企办公室
那时默音的收入,已算上海白领,但她没有停下折腾的脚步,2004年又去深圳闯荡。等2006年再回到上海,她以大专自考毕业生的学历,考取了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系的公费研究生。
兜兜转转这么久,默音才明确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还是要做与阅读、写作有关的事,想当引进书的图书编辑,要翻译,也要继续写小说。
《人字旁》就发表在她29岁重新开始认真写作的时候,是她第一次写纯文学:
十二岁的潘海生从海里捡到小孩「小鱼」,小鱼长大后发现自己是双性人,他对自己的性别、性向和爱情充满困惑和试探,最后和所有人断绝了联系。
在默音的构思里,《人字旁》包含三个短篇,一个关乎性别,一个关乎种族,一个关乎命运。很多年之后默音重读小说,虽然青涩,但她觉得那是只有少年意气才能写出来的文字,「现在写不出这种很纯净的东西了」。
没想到「抄袭事件」很快发生。
读完林培源人物关系、情节走向都跟《人字旁》相似的《黑暗之光》,默音除了愤怒,更感到某种丧失,就像她12年后画的这幅画:一个人拿走了另一个人的眼睛,鼻子,嘴巴,头发。她这样写:「抄袭者不是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单是给自己挂一张和原创者相似的面具,而是直接拿走了别人的脸。」
外人想象的,应该是被质疑抄袭者的惶惶不可终日,但默音却表达了被抄袭的原创者陷入的奇怪困扰:她反而被一种耻感包围,每次去文学论坛和笔会,总担心跟林培源碰面,担心控制不了面对他的表情。
她听了一期讲校园暴力的播客,与受害者共情:「他们讲自己多年后回到老家,遇到了施暴者,大多数人都活得挺好,可能还是成功人士。这时就有种尴尬,如果对方道歉呢——节目里有个人说,你道歉了,那你不就成了圣人了吗?我在那一瞬间觉得很像。」
的确有某种相似。青年小说家林培源的履历在外界看来很漂亮:清华大学文学博士、暨南大学博士后、香港大学客座副研究员,曾获得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短篇小说佳作奖、《亚洲周刊》2020年度十大小说等奖项,他是文学圈中的活跃者。
默音却在很长时间里默默无闻。她遇到过小说改了八年才出版的事,还曾因为图书销量太低,打了一年的毛线,对要不要写下去产生怀疑。
在2010年她发出《人字旁》被抄袭的声明后,有林培源的粉丝私信她说不相信林培源抄袭,加上出书不顺利,她曾一度害怕《人字旁》这本短篇小说集无法出版,种种情绪叠加在了一起。后来《人字旁》在默音的努力下出了书,她才从惶恐里逃离。
默音喜欢日本作家武田百合子,她翻译了武田百合子的《日日杂记》,译完这本书后,她写了一篇回溯武田百合子生平的文章,标题是《不止是丈夫的笔记员,她有自己的声音》,写尽了她和先生武田泰淳的微妙——武田泰淳会摘抄、「借用」妻子的日记,写在自己的文章里。
对于这些抄袭,日本少有人提起,武田百合子自己也不在意,偶尔有一两个人提到也都是女性作者。武田泰淳虽然在中国不知名,但他当时在日本的文学地位很高,和三岛由纪夫一起做文学奖评委。
对于武田百合子的「不在意」,默音的理解是,百合子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个作家,不管是弹钢琴、画画、听音乐,还是文字,她都是欣赏,她没觉得自己是作者。但默音写下那篇文章,却是想要让人们知道:即使他们是夫妻,即使被抄袭一方认可这件事,抄袭就是抄袭,抄袭当然是不对的。
后来武田泰淳去世,武田百合子才成为作家,直到今天,武田百合子比武田泰淳的文章显现出更蓬勃和持久的生命力。「泰淳一定是知道妻子的才华是超过自己的,他就憋着不说。」
《人字旁》和《黑暗之光》
2
在这一次的公开表达前,朋友们很少知道「被抄袭」曾带给默音的阴影。
相反,在同为写作者的好朋友张天翼眼里,默音总在「沉静又坚定地写着」,只要想到她,就是一种鼓励。
还不了解默音时,张天翼就感觉她有些不一样,这种不一样她咂摸许久,描述为一种态度,「总是很沉着、镇定,非常的沉静」。后来知道默音的经历后,张天翼想:「有这样经历的人天生应该要成为作家。」相比之下她甚至觉得自己的成长经历乏善可陈:一个城市的孩子,老老实实的学生。
默音的妈妈是上海知青,14岁时她才跟着妈妈从云南回上海参加中考,因为两地教材不同,结果惨败,才考进了职校。
以前默音在云南小县城里考中学是第一,妈妈对她未来的期待是当老师或当医生。等来到上海,却发现等待她的未来是站柜台。
她们也讨论过要不要复读一年初三,考一个好学校。但现实情况是,默音爸爸还在云南工作,两地收入和物价差别太大,复读压力太大。妈妈很快就接受了,她觉得营业员不坏,收入也不坏。默音也没有太烦心,她喜欢上了看漫画,突然掉进日漫的海洋,《幽游白书》、《灌篮高手》,为此开始学日语。
默音有种特别的语调,她在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总有第三者的平静。张天翼说:「这一点好像反高潮一样,她有这种举重若轻的能力,她不会留恋在那种情绪里,很克制。」
默音的长篇小说《一字六十春》,有很多细节来自她实际经历过的生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上海弄堂,在商场工作、偶尔厮混于酒吧的年轻人,前网络时代特有的迷茫……主角程勉,也读职校、看漫画、当营业员,从商场离职后去了一家不靠谱的策划公司,与默音自己的少年时代有很多重合之处。
默音曾有当营业员的经历,图中红色衣服的熊代表她自己
这本小说2015年初版,今年刚刚再版。「我之前看了一眼,《一字六十春》在畅销榜三百多名,可能只有前二十名可以用收入衡量成功,但我很会自我安慰,觉得三百多名也挺好的,至少还有一个名次。」这是典型的默音式表达。
在写作这条路上,她没法完全仰赖读者的反馈,只能仰赖自己。小说写完,隔一段时间再看好不好,是否达到了自己的标准,不满意她就搁置,写另一个题材。
默音觉得写小说的快乐,是一种旁若无人的快乐,甚至是一种和结果无关的快乐。去年年底她又有了想要写的题材,每天都写,越写越开心,到后来每天能写七八千字。但写到二十万字时,她觉得不对,整个小说废掉了。「现在它不是一个小说,只是一个残骸,但是(我写得)很快乐。」
通常来说,写作是一种高密度痛苦和自我怀疑的劳动。张天翼已经习惯了充满自我怀疑的生活,特别是写一个新小说时,「疯狂摸鱼,用这种罪恶感和愧疚感去推动自己的工作,摸了一天鱼,我明天一定不能再这样了,好好写,硬写,瞎写,胡写……写完了,这是什么鬼东西,我不要写了,我要改行,我再也不要干这行了,我要去天桥底下卖唱,我要去摊煎饼。再过一天,因为又摸了一天鱼,愧疚感又拉满格了,再把之前写的拿出来看看,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好像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再往下写一点。分裂成两个自己,不停地在否定自己,鞭打自己,再肯定自己,连哄带骗,让自己把最开始的痛苦阶段过去。」
但默音却是一个少有的极其稳定、快乐的创作者,她用规律的写作推动自己,就像一个人在练肌肉。她不断有新的主题想写,从不缺故事的题材,也不坐等灵感的降临。她从没有对着空白文档写不出来的时候。还在上班时,每天早上,上班前写一个小时,周末写两个上午。辞职后,她每天上午固定写作,8点半坐在电脑前,开始写小说,每天写三页word,三千多字,写到中午。有些文字事后看未必是对的,但她怎么都能写完三千字。
微小的动摇也是有的,今天觉得自己很牛,明天就觉得自己很差,但这种变化不会影响她。这次撑杆跳跳过去了,下次跳不过去,没关系,再写一篇就是了。默音把写小说看作是游戏,可以无数次game over,重新来就是。
朋友肖海鸥形容她是个守农时的劳动者,每天劳作,有固定的收成。默音早就放弃拿收入衡量这项工作,「写小说比较明白的一点是,你花了多少时间、写了多少东西,最后是自己能看到的。」
自打干了写作这行以后,张天翼特别害怕去书店、图书馆,「大家都写得这么好了,我干吗还要写下去?我有什么值得写出来跟他们放到一起的吗?到那里面就会觉得很难受。」默音同她说:「你不要这样想,你写的跟他们不一样,有自己的价值,不要自我怀疑得这么厉害。」
默音对小说的评价很不同,不是写得好不好,她觉得每个小说都有作者的个人气质。读者喜不喜欢,跟小说写得好不好关系不是特别大,「往往是你喜欢这个作者构建的这个世界」,她着迷的也是构建一个世界。
3
当然不是没有遇到挫折的时候。默音第一次尝试写长篇小说《甲马》,把初稿和二稿给人看,得到的评价是「概念很吸引人,但完成度不高」,没能顺利出版。这本小说一搁置就是好几年。默音当时对自己的写作并不十分确信。
后来,默音顺利出版了另一个故事《月光花》,获得一些信心。「我觉得写作就是这样,你可能永远达不到自己想要的,但你可以不断地去尝试。」
「打消动摇的最好方法,是去写一个其他的东西」,上一本书卖得不好,下一本书还有扳回来的机会,只要一直写。
作为一个小说家,一个非畅销小说家,默音说就像是在经营一个个人品牌,每一次出书,都要去向出版社「兜售」自己。把书稿投到出版社,一家没看对眼,就找下一家,等到第三家出版社时,时间一下晃过去半年。
2015年,《一字六十春》第一次出版,那时还叫《姨婆的春夏秋冬》。默音确信这本书是好的,「日语有个词是手感,我写完这本是有手感的」。但书的销量很惨淡。没有人看,为什么要写作?默音没找到答案,她打了一年的毛线,成品是几条围巾,给家人和朋友。
失落并不是她生活里的主要情绪,默音仍然在做出版社编辑,业余时间「很愉快地打毛线」,很少写作。她对打毛线这件事是这么描述的:「我觉得写小说,打毛线,或者我以前做烘焙,都是一样,都是做一件让自己快乐的事情。」
直到一年后,她想要申请一个写作项目,想把《甲马》修改出书,但没有通过,「作为一个天蝎座的人怎么能不复仇呢?于是我就写了起来。」
虽然这个理由显得孩子气,但最终是作品将默音重新拽回了写作的世界。时隔六年,她开始改《甲马》,一直改到第四稿,顺利出版,获得2017年的新浪年度十大好书、豆瓣中国小说年度榜单、《南方周末》文化原创榜年度好书等奖项。
质疑林培源抄袭这件事也偶尔冒出来。她原本只觉得写小说是一种表达,但被抄袭却是一道阴影,需要她努力证明自己才能不被阴影遮蔽。「因为我前面几本书都销量惨淡,我就会害怕自己的失败。《甲马》拿了好几个奖,我就有一种『太好了,我终于立起来了,我还是证明了自己,还是坚持下来了,可以堂堂正正』这种感觉。」
写完《甲马》,默音才觉得自己终于会写小说了。她也在这个过程里,重新找回写作的快乐。「我觉得有时候你需要一个作品来带动你,其实你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
默音出版的书
4
很长时间里,默音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理想。「我真的很随意,没有我一定要干什么,《甲马》经历那么多完成后,我才终于有一种可以做成一件事的感觉。」
不管是写作,还是学日语,默音一直都是自己给自己设立标准,她有节奏地推进自己的生活,不急于得到结果。但在时间的累积之后,收获往往也会到来。
很能体现她性格的一件事是,在中日合资企业做文员时,企业的图纸都是日语,中方技术员经常来问默音某个词的含义,于是默音完全自发地把图纸上所有的日语词抄录编译,做了一本手写字典,前后花了一个多月时间。
日本总部的研发部长来上海出差,看到她的手写字典,笑了,原来总部早有印刷、制作好的术语手册,拿过来就能用。默音在豆瓣日记里写:「可想而知我有多窘迫,但做字典的傻劲似乎让此人十分感动,几年后,当我养了三只猫,他特地从日本带来一块双层塑料垫,是搁在猫砂盆前给猫蹭脚掌砂粒的。」
默音自己也从做字典的过程里收获很多:「所有专业词汇,我看一眼都能条件反射地说出对应的中/日语。」
由此也能理解,为什么默音总能遇到愿意帮助她的人,日方领导回国时,还会帮她带回村上春树最新的原版小说。
还在职校读书的1995年,默音就喜欢上了村上春树。她在学校图书馆的架子上,翻到了一本前面残缺了十几页的书,在不知道书名、作者的情况下,她陷入了这本书的世界,「哇小说还能这么写」。去还书时,她才知道作家是村上春树,那本书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1996年,村上春树在中国还没走红,默音去到福州路上海最大的书店,买到了村上的另外两本书。为了将一套五本书集齐,她还写信给漓江出版社,通过邮局汇款求购。
在她往返于家、职校、八佰伴商场的公交车上,这几本书不知看了多少遍,「他很完美地砸中了我对亦真亦幻的小说的向往」。
在有限的生活中,村上春树的小说创造了一个世界,他一直写的都是同一种人,做一份跟其他人不太打交道的工作,也不是很依托于这个社会和人际关系,年少时看起来又孤独,又强大。「他的主人公在一个少年的眼里是很酷的,他可能不是很有钱,但是他有一种自洽,他还能对强权说不,这点就非常的吸引人。」
默音身上,也有一种和村上春树相似的自洽。她规律地写作、翻译,打算在小说凋零的时代继续当一个小说家。她有自己稳定的价值的锚,希望能不倚靠外界的评价体系存活。
即使写作了十几年,她在文学圈也自认很边缘,她常常写长篇,只给几家杂志偶尔供稿,并不属于某个圈子,认识的编辑当中,有一位是从微博上的邮箱发小说过去才认识的。《甲马》出版后,业内特别有名的文学评论家找她约稿,但她不认识,搜索之后才知道对方是谁。
默音书架上村上春树的书
5
像少年时代喜欢村上春树一样,默音现在非常喜欢武田百合子。
武田百合子不是为写而写,她的生活是作品的一部分。1946年,百合子在作家聚集的咖啡馆里当招待员,随身携带书籍,总是充满饥饿,武田泰淳总是请她吃饭,后来成了她的丈夫。百合子的日记里,有山中四季,夫妻吵架,小狗去世,兔子啃掉了种下的花草……她打开一罐蜂蜜,蜜蜂来吃,她总觉得来吃的蜜蜂是同一只,便用红色马克笔在蜜蜂身上做标记,发现果然是同一只。她向丈夫发表了这个研究成果,他说:「和百合子一模一样啊。」
默音惊叹百合子写得好。她并不能轻易被文字打动,但武田百合子的生命力都从文字里漫出来。「她很真切地活着,很多事情能让她快乐。她有个很著名的比喻是,她跟女儿去看演唱会,其他观众太激动,把她女儿踩了,她说她们两个人的内心像吞了墨汁一样黑。这种比喻其他人都不会写。」
好朋友、社科编辑肖海鸥觉得默音和武田百合子有些相像的地方。「百合子不是一个很理念化的人,这个跟默音很像。她的写作也是从生活中来的,写作编织在她的生活里面,是她生活的副产品。百合子是那种有肉身感的作家。」
默音书架上武田百合子的书
默音也写短小的随笔,充满了生活的趣味。她写青鳗鲞,写在日本吃各种不同店的鸡肉,写精酿,「咕嘟一口下去,香气熨过口腔与喉咙,留下类似水果的芳香」。她写云南的粽子,圆糖,凉粉,饵块,汤圆,糍粑,糍粑放在网架上用火烤,等到外皮微硬时,抹上蜂蜜吃。她从小就特别馋,不懂经济,拿着粮票换饵块吃,隔了很多年,爸爸都笑她,太不划算了。她写家附近的夜鹭最喜欢待在水质检测器顶上,俨然是它的王座。写她为了采访吉田修一,不仅做资料,还特意学游泳,因为吉田修一成为作家前,做过游泳教练。写她在云南上小学时候走过的路,抄近路时总是碰到一条大狗,吠声响亮,伴随着铁链的叮当声。
「可能我没有一个很高的尺度,我只是想把我想写的东西写出来,然后写到某个程度我觉得它现在这样是OK的。因为小说很难有一个标尺,你写到自己满意就可以了。」默音想,这或许是她能没什么痛苦写完的原因。在能力范围内,目标是顺利完成自己想写的题材。
在长篇小说里,默音一直在写人在时代里的际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甲马》写的是三代人,从西南联大,到知青,到知青子女。《星在深渊中》写了一群进入二十世纪的年轻人,来到上海后的际遇。《一字六十春》写的是1940年代和千禧年前后,两代上海年轻人在弄堂的生活。
她有种追根溯源的好奇。写武田百合子,会好奇她为什么会成为她后来的样子。写《月光花》是因为寻找一个失联很多年的云南故友。写《甲马》是因为妈妈,她很聪明,但没有机遇,回上海后也没有很好的工作,妈妈身上可看见被时代耽搁、被命运搓磨的一代人。
写着写着,会蹦出之前完全没想过的东西,创造出另一个幻想的世界。「我经常觉得小说作者是一个导游,她/他只是比读者先去到那个地方。这种快乐是你无法预期的,你有时候觉得你不是在建构一个虚构的东西,你是自然而然地走到那个地方,四处看。」
在《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里,村上春树写:「跳上擂台容易,要在擂台上长时间地屹立不倒却并非易事。小说家对此当然心知肚明。写出一两部小说来不算难事,但是要坚持不懈地写下去,靠写小说养家糊口、以小说家为业打拼,却是一桩极为艰难的事情。」
默音谈快乐多,谈艰难少。因为在她看来,「在中国,小说家与其说是一份职业,不如说是一种信念。即,我相信我是小说家,我在写,并将写下去。」
TOP STORIES
相 关 推 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