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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主动选择住进养老院的人

2024年4月9日 文/ 林松果 编辑/ 姚璐

2013年秋天,云南昆明的一家私营养老院里,老人们好奇地打量着一位特别的闯入者——一位年轻的美国女性,金发,拿着自己的问题本,被院长介绍给大家。她用有些生涩的普通话四处提问,「你结婚了吗?」「你是不是城市移民?」「你为什么住进养老院?」

她叫葛玫(Rose K. Keimig),当时是耶鲁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葛玫学过10年中文,在中国做过体育相关的研究。但在那时,她想关心一些更普遍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养老:第一批主动住进养老院的中国老人,他们是谁,过着怎样的生活,衰老到底意味着什么……她的田野调查最后变成了一本书,《谁住进了养老院》,在2023年出版。

养老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某些老年化进程更快的国家,机构养老已经成为主流。但在2013年的中国,老龄化、城市化、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变化同时到来,研究者们把它称作一场「汹涌的银发海啸」。也是在那前后,中国有了一批老人,选择自费住进私人养老院。

根据最新数据,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97亿,占全国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17亿,占全国人口的15.4%。这标志着,我们已经置身一个中度老龄化的社会。如何老去,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问题。

在昆明的一年,葛玫去了许多养老机构,其中一家最具代表性的机构是「玉山养老院」。她采访了几十位老人,与他们交谈,一些发现令她感到意外:很多老人是主动选择住进养老院的,他们不想成为子女的负担;养老院里,空间和人力都很珍贵的,唯一过剩的,只有老人们的时间;从性别视角来看,年轻女性如儿媳、女儿,从照护中被解放出来了,但也意味着,老年女性承担了更多……

我们对葛玫的采访在2023年冬天进行,她刚刚生下她的孩子,而她的母亲,不久前被确诊为癌症晚期,正在临终关怀阶段。正因为经历了这些,她在采访的结尾说,她对何为照护,有了更多理解。

回复我们邮件时,依然能看到,在中国度过的时间,如何在葛玫身上留下痕迹。她会称呼养老院的老人张老师为「ZHANG LAO SHI」,会用「eaten bitter」,吃苦,这是中文特有的词汇。

以下是她的口述,由我们的两次邮件采访与书籍内容整理而成:

文|林松果

编辑|姚璐

第一批住进养老院的人

我第一次去玉山养老院是2011年。昆明的一位医生朋友,把我介绍给了玉山养老院的负责人。

第一次去,也是这位医生带路,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迷路了。沿着一条被建筑工地弄得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小岔路走进去,最后才看到了「玉山老年公寓」的指示牌。越过一条敞开、流动着的下水管道,三张破沙发,有一道红色的金属门,告示上写着,探视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扇红色大铁门,我们等人开门。

一打开门,还没看清里头的景象,我就被一股气味冲晕了。到处是陈年尿臊味,混合着一片不知何年何月的板结牛奶、水泥灰、油漆、花草、汽车尾气、汗臭和脏衣服的味道。员工们很忙碌,办公室很拥挤——人的活动、气味和声音,在有限的空间里竞争。

为什么我会出现在那里,不远万里跑到昆明,来做养老研究?我一直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大学学的是亚洲研究,也学过中文。大学毕业后,我在中国做过一年关于垒球的研究。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想在中国做更多的研究,但我希望它不那么小众,我想研究一些更普遍的、对人们日常生活有更大影响的东西。

当时中国有一个领域正在经历巨大变革,那就是养老——当人们老了,谁来照顾他们?

图源电影《别告诉她》

我的理解中,原来在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家人会照顾你,你的长子、儿媳会照顾你,但现在情况显然已经不同。生育率的下降,对中国家庭产生了巨大影响,你知道,(大多数中国家庭都是)一个孩子、两个父母、四个祖父母,孩子无法提供所有的照护。即使家庭养老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但这对家庭来说,已经不现实了。

当然在美国,我们在照护方面也面临挑战。但我认为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因为这些挑战刚刚出现。很多研究文章说,中国的「银色海啸」即将到来,未来将是怎样的状态……但其实,人们已经生活在其中了。我想找到第一批选择住进养老院的人。

在过去,「三无老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的60周岁以上公民)会被送到公立养老院,但是我想找的,是第一批选择私人养老院、主动寻求养老服务的人,他们往往有子女,有收入。他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们和家人、护理人员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

至于为什么选择昆明,天气是一个重要原因。我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冬天很冷。所以我想,如果我要在一个地方待上一年,昆明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云南温和的气候,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退休老人,我听说它是养老的热门城市。更重要的是,我在昆明有一些人脉,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没有良好的关系网络,我没办法很有效地做研究。

那一年,大概有7个月时间,我每周都会去玉山养老院几次。那里的工作人员,一见到我就摇头,或叹息责备道:「你又来了。」在一个个炎热、寒冷、刮风、下雨或晴朗的日子里,我要么来早了,要么来晚了。忙得脚不沾地的员工们很不理解,为什么我总是,像他们说的,过来「晃悠」。

为了解释我的研究目的,我让院长审核了采访计划。他皱着眉,摇着头,指出许多他说「没有意义」的问题,比如是否成婚,「大家都结婚了」,是否城市移民,「没意思!」

你知道,一个30岁的美国女性,手里拿着笔记本走来走去,一定是一个奇怪的、打破常规的存在。好几个月过去了,老人们可能还是不清楚,我为什么在那儿?我在做什么研究?但非常幸运的是,他们很欢迎我,对我很友好。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总有一些人会邀请我,坐下来和我聊聊。

这段时间里,我一共记录了对玉山养老院的60次访问。平均每天,我会和10到15位老人、工作人员交谈。老年受访者的平均年龄是74岁,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孩子。我的访谈需要签署正式文件,许多中国老人对签署文件很警惕,有几位我很亲近的受访者,不愿或不能做正式采访。但对他们的观察,仍然有助于我的理解。

我给所有受访者都准备了一份谢礼,一支耶鲁圆珠笔(作者当时为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有一位老人叫唐柏,他很精神、健谈,总是热心给我引荐别的受访者,也总跟我说,之前送他的那支笔莫名不见了,而我会再给他一支圆珠笔——他是第一位欢迎我来到的人,我很乐意顺他的意。

《谁住进了养老院》的作者葛玫(Rose K. Keimig)

他们为什么住进了养老院?

昆明有那么多养老院,但为什么选择玉山,正是因为它的普通。

它是一家很寻常的私人养老院。大概有300个床位,当时每个床位每月收费2100元左右,刚好是昆明养老金的平均数。正因为收费不高,它吸引了更多住户,平常总是满员。我的导师建议我就选择这里,这样我就可以了解一个普通的养老机构,而非那些「模范养老院」。

在这里,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为什么会住进来?

对老人们来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环境里,他们有保全面子的压力。

但总的来说,我发现,老人们进入养老院,可能并不总是被动的,有些人是主动选择。一方面,这可能是他们为了减少观念不合、避免伤害或冒犯子女,而采取的保护性策略。父母们不是被动的回应者,也是主动的作为者。他们对于养老的计划和担当,乃是面对大环境失衡时,为维持和谐所做的努力。

我印象很深的是80多岁的张爷爷。他花了很长时间向我解释他的经历——他本来和女儿一起住,平时女儿如果出去聚会,就会安排家附近的餐厅给他送饭。但是有一次,女儿和丈夫要出去两周,就商量要把张爷爷怎么办。张爷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主动说,给他找一家养老院比较好。女儿女婿反对,但他很坚持。

张爷爷是个很坦诚的人,他把我们描述为跨越世代的朋友。当我需要一些灵感的时候,我会把他的照片放在我的桌上。我感觉他……并没有为了保全面子而粉饰现实。

我们认识时,张爷爷的女儿女婿已经退休,有了孙子孙女。他们每周日都去看他,但待不到一个小时。他希望他们可以待久一些,但「不敢」叫他们那样。他把自己放在第二位,觉得无论家人来不来,来几次,总是把他放在心上,「我没有怨言,我不能埋怨他们。」

张爷爷告诉我,他选择住养老院,与女儿的孝顺无关,是他主动选择的。他这样做,第一,是「想要解放孩子们」,给女儿时间、自由和空间;第二,正因为是他坚持要住养老院,女儿不会因此觉得自己不孝。他用自己的努力,维持了亲子关系的和谐。

我确信,在养老院里,至少有一些老人和张爷爷情况相似。他们住进养老院,不总是被动的,也可能是主动的选择。他们不再是要求听话、期望回报的父母,恰恰相反,他们会尽量压抑自己的需求,真心盼望子女幸福。

当然也有很多老人向我表达他们的痛苦——他们被迫待在养老院,不能和孩子联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他们,有被遗弃的感觉。这种感受是很多变的、波动的,他们说什么,可能取决于那天经历了什么。

比如我在玉山养老院认识的一位老人,万叔叔。他之前中过风,从第一家养老院出院时,他以为自己会回家,但是车直接开到了第二家养老院门口,女儿把他送过来,他就一直待在了这里。两年了,女儿再没出现过。

万叔叔身体或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会聊自己以前的旅行,以前做生意的冒险。一讲到通宵打麻将和外国旅行,就容光焕发,说到住养老院,也会对自己的女儿表达同情。但当他摔了跤,身上伤了,情绪就会更低落,对待在养老院的态度也会不同。谈到当下,他就无话可说了 :「没什么变化。」「什么也做不了。」「这病会跟到我死。」

他很少喊叫和抱怨,总是静静坐在阴影处,在破轮椅上打盹。他埋在臭烘烘、不换洗的衣服里,从不大呼小叫 ;即使需要上厕所,而被当作临时马桶的塑料桶已经满了,也是如此;有人撞歪了他的轮椅,他也一言不发,只瞪着眼哼了哼,直到有人发现,帮他扶正。

我也和一些子女交谈过。比起父母,子女们其实不那么愿意和我交谈。我想一是因为面子,二是因为,他们不像老人,每天都会见到我,我是一个外国女性,对他们来说太陌生。

他们会解释说,自己把父母送到养老院,是因为养老院更安全,父母在家里可能会摔倒或者突然发病,甚至有人会自杀。子女们会说,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他们认为玉山养老院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也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地方。因为养老护理就是一个新兴行业,还有很多问题待解决,比如对护理的监管、标准化、培训等等……而且很多条件更好的养老院,都有很长的等候名单。

我总的感觉是,他们觉得自己尽力了,但也知道,眼下还不是最理想的情况。

但尽管如此,我也惊讶地发现,我正式采访的33位老人里,只有一位说孩子「不孝」。很少有人说对自己不满。他们经常说,思念家人,希望他们多陪伴自己。他们虽然抚养孩子长大,但并不觉得理应享受孩子的资源,恰恰相反,他们会说,担心自己拖累子女,为自己的需求感到愧疚。

图源视觉中国

普通的养老院,普遍的现实

养老院的资源有限,通常会体现在某些地方——比如气味。

在玉山,你会闻到(没来得及处理和清洁的)尿味,也会闻到油漆味,因为养老院的房子就是重新利用的老建筑。为了让老人获得更多的关注、更好的照护,子女们会花点钱,给护理人员小费,或者给她们送礼。

空间也是一种有限资源,必须不断争取和捍卫。很多地方都是上锁的。每层楼的大门都上了锁,防止老人走失;高楼层的走廊也是用栏杆封住的;窗户平常也是锁住的;在这里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沉甸甸的钥匙圈上钥匙的「叮当」作响。

养老院的几栋楼之间,有个露天的花园,有个小池塘,一小片乱蓬蓬的竹丛和一个花圃。因为没有其他娱乐和运动设施,中庭就是老人们的活动中心,平时总是热闹不断。但为了防止老人误入,花圃也围上了篱笆。

天冷了,下雨了,老人们就不得不离开花园,回到房间。在玉山,每间房一般住2到4位老人,上下铺的床,下铺住人,上铺堆放物品。房间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也就是说,下铺是老人们仅有的私人空间,里面放着他们的家庭照片、纸巾、零食,一些袋子挂在床柱上。在这样拥挤的空间,有时还住着护工,他们睡在房间中央的折叠床上。

有一天,一位姓吕的奶奶向我抱怨说,自己从中学以后就没有睡过双层床了。我们聊天那天,护工在给她对面床的老人洗澡时,就在房间里抖床褥,还把脏衣服堆在她床上——她非常生气,但她没做什么,只是走了出去,她不想惹麻烦。

吕奶奶的愤怒,显示出个人空间的重要性。很多时候,中国养老院里的老人,面临着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相似的困难:要和陌生人分享私人空间,这让人感觉不适,没有归属感。但就像吕奶奶的行为那样,老人们捍卫空间的能力是有限的。

图源电影《我啊,走自己的路》

我去过一家收费更高的养老院,叫「幸福晚年公寓」,在这里,很多人住单间,或者配偶合住双人间,人们有关门的自由。除了前门有人把守,这里唯一上锁的,就是放安眠药的柜子。

另外一种需要争夺的资源就是照护。在这里,照护者时间不足,而老人时间过剩。

养老院的节奏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单调透顶。「每天都一样。」一位老人说。另一位老人被问到白天做些什么时回答说:「整天就是吃、吃、吃,睡、睡、睡。」

我记得有一天上午,我在玉山,和一帮老奶奶坐着,午餐铃响了,所有人都起身回房间吃饭,只有一个新来的奶奶,拦下路过的护工,「她们上哪儿去?」护工答,「去吃饭」。老人很困惑,「我吃过了」,护工笑了,把她带到自己房间,「那是早饭!现在是午饭。」

她的困惑可以理解。在这里,老人们的时间没有意义,但是工作人员却过于劳碌,他们决定老人们何时吃饭,何时睡觉——午餐11点就供应了,这样护工有时间在午休前清理完毕。

老人们在不饿的时候吃饭,在不累的时候睡觉。都像列斐伏尔所说的,「放弃自我,交出自我,等候死期到来」。

有一次,我问他们,老年人最需要什么,一名女士大笑道:「关心我!」其他人纷纷表示赞同。他们说,这就是所有老年人需要的:接到电话或有人来探望,感受到关注和关照。老人们说,尽管家属以外的人也能提供「关心」,但这种情感关怀更希望由亲人来提供。但矛盾在于,老人们觉得永远不够的探望,与成年子女多到没法照顾老人的忙碌。

我也曾问过一位医生,过年时,医院的人是否会走光?毕竟家属们会想带老人回家过年。他说不会,恰恰相反——床位比平时更满。他告诉我,如果人们把老人带回家,他们就没法享受节假日了。

图源电影《别告诉她》

照护,谁的重担,谁的解放?

谈到家庭养老,最常被关注到的是子女照护,但事实上,如今中国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处于空巢家庭中。人类学者邵镜虹(Jeanne L. Shea)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配偶照护也是主要养老力量之一,但它被忽视和低估了——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配偶照护性别失衡严重,由于妻子通常比丈夫年轻,照护配偶的人,往往是女性。

我遇到了好几个这样的家庭,当一方无法照顾另外一方,他们会一起搬进养老院。

有一位李奶奶,她的丈夫住在玉山养老院,丈夫瘫痪之后,李奶奶一直在家照顾他,后来因为她背部的毛病,无法搬动丈夫比她大两倍的身体,他们才送他来养老院。

另一位华奶奶,89岁了,同样把余生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了看护丈夫上——她丈夫有老年痴呆,曾经三次躲过保安,从养老院上了锁的大门溜出去,还有一次自己坐公交进了城。谈起数小时的搜寻、无休止的警戒,华奶奶叹了口气,「我就是觉得,有点累了」、「我觉得我太老了」,她告诉我,「我还活着,但活得太累了。」

华奶奶的经历很普遍。在中国的城市,大部分痴呆患者不是在养老院,而是在家里,而且照护工作主要由配偶承担。很少有养老院接纳有严重认知障碍的老人。如果接纳了,比如华奶奶的丈夫,也会需要配偶承担额外的照护责任。

但在中国城市的照护难题里,儿媳这个角色或许会成为变迁的受益者。

据我所了解,在传统社会,女性从夫居、从父居,婆媳关系往往相当紧张。儿媳在家里有点像个局外人,但也承担了大部分的照料工作——这挺难的,就算在最好的关系里,照护工作都不容易,更别说在紧张的关系里了。

但现在,尤其在城市地区,越来越少的家庭选择多代同堂,儿媳所承受的养老期望也发生了重大转变。2016年,邵镜虹、张彦在上海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儿媳为主要照护者的比例为5.9%,仅仅比邻居的4.3%多一点。在权力关系里,儿媳原来是底层,现在却从照料责任中解放出来了。

我遇到一位80多岁的奶奶,也讲述了变化在她家是怎么上演的:「当中国还是封建社会的时候,媳妇和婆婆住,媳妇怕婆婆。但时代变了,现在有些婆婆怕媳妇!你敢信啊?上周我媳妇给我买了些新衣服。我不需要,但还是装作开开心心的。」她这种对儿媳的礼待,显然不再是传统的指望顺从。

不仅如此,现在年轻人结婚后,随着代际共同居住的减少、义务的减弱,父母其实是在与其他许多事情竞争,争夺孩子的时间和注意力。

但另一个问题是,女性真的获得解放了吗?

中国法律在分配赡养责任时是性别平等的,鉴于一胎政策下庞大的独生子女数量,这种分配机制是合理的。还是根据2016年邵镜虹与张彦在上海社区的调查,240名家庭主力照护者中,儿子占26.5%,女儿占24.7%,比例基本持平。

但性别差异是多方面的,尽管儿子、女儿的比例相当,但妻子作为主力照护者的比例,远远大于丈夫——63%的主力照护者是女性。

所以,(当前的局面)是否最终对女性有利,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儿媳看似变轻松了,但这只是一个临时的社会角色,总有一天,她们中的一部分人会变成母亲/婆婆,或照护丈夫的老年妻子。

图源电视剧《我爱我家》

慢性生存

我在昆明的那年,大概有三次,有老人问我,「能不能买来安眠药,偷偷捎进养老院?」

听到这样的话总是很难受,我当然不会为养老院的任何人购买安眠药,我也不认为他们真的希望我这么做,但我觉得,这句话是他们在表达对生活自主权的需求——尤其是当直接谈论苦难太难,或者是他们的需求没有被听到时。我的回应是倾听,这是我唯一能做的。

在养老院里,自杀和安乐死是寻常的话题。我记得有一天下午,当我要离开玉山养老院时,一位姓马的阿姨和我聊了聊,她觉得特别抑郁,我问她是不是哪里疼,她说不疼,但是哪里都不舒服,「要是有安乐死就好多了,只要打一针就完了」。我安慰她,说她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但她不为所动,望向外面杂草丛生的庭院,哭着说:「我希望池塘里的水再深点,我就能淹死在里面了。」

玉山的很多老人都有慢性疾病,比如中风,这些疾病会随着时间缓慢发展,但不会终结。可是治疗疼痛的药物(如阿片类和抗抑郁剂等药物)受到严格监管,养老院基本没有。没有缓解的希望,对许多老人而言,生命等同于痛苦。「活得越久,痛苦得越久。」

科学界也越来越关注「慢性生存」,它与「健康生存」相对,不仅仅指人们带病生存,也意味着生命本身的不良状态。进入养老院,很多老人经历了从以前的社会角色中剥离的剧烈痛苦,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作为一具无法生产、只会消耗的身体,活得太久了,死得太慢了。在肉体消亡之前,他们就经历了「社会性死亡」。

就像大部分时间都在照护丈夫的华奶奶,她说,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快点走。让儿女们接到的电话是「你妈已经走了」。她说(临终时)不想被救活,只想痛的时候,有人握住她的手。

图源视觉中国

当然不完全是这样,有些人处境会好一些。比如一对更年轻的夫妇,他们不需要太多照料,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可以打球、阅读和看报纸,也许完整的社交纽带和社会角色,会让他们更有活力。

总的来说,在昆明一年,肯定不足以让我说,「哦,我已经经历(了解)过了」。但有些事情让我感到惊讶,我本来以为,这一代老人会觉得,自己值得更多照护——因为他们为了给子女、孙辈和整个国家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曾牺牲了很多。

但我也低估了他们。低估了他们一生中经历的创伤和动荡,以及这些经历,又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期望。他们总是接受一切,展现出韧性,我认为这是一种美丽的、强大的回应。

研究结束之后,我也没能再回中国,而我的老年受访者们,也很少能用邮件或其他方式联系上。但我一直和当时的研究助手保持联系,她有时会分享来自昆明的消息。

我想,这本书的一些观察,在10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有效的。比如,照护是我们最重要和持久的需求之一,但有偿照护却被低估了;无论从技术还是金钱层面来看,人们都更在乎延长生命的数量,而不是提高质量;还有就是,人们总是避免谈论死亡,避免谈论临终时的痛苦。

《谁住进了养老院》书封

对于最后这点,我可以分享关于我妈妈的故事。

就在2013年9月,我正准备动身去昆明,我的母亲,一位55岁的护士,遭遇了出血性脑中风。10年之后,2023年,她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因为化疗和放疗,她承受了很多痛苦。后来我们决定停止治疗,开始安宁疗护,这之后,她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

亲眼目睹她接受临终关怀,这个过程改变了我之前的看法——安宁医生第一次和我们见面时,很明显,他已经阅读了我妈妈的全部病史。他很放松,会分享自己的生活,会和我爸爸开玩笑,问我妈妈和疾病无关的问题。与之相反的是,原来在肿瘤科,医生总是很匆忙,常常迟到。

治疗时,安宁疗护医生会细心询问我妈妈的要求,而不是假设自己都知道,他认真对待她的疼痛,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努力缓解它。这让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护理——这听起来很基础,对吧?但其实,在我妈妈之前的医疗经历里,这是缺失的。

到目前为止,我妈妈的痛苦终于得到了控制,专业人士负起了责任。这让我感到了巨大的宽慰,妈妈更放松了,我们一家人能有更多余裕,来享受在一起的时光。如果能得到高质量的护理,临终时,人也可以获得疗愈。讨论死亡和临终,也可以让我们如释重负。

图源电影《漫长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