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的生活、身心、教育等问题，已经变成当今社会面临的一大难题。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城镇化率为57.35%，城市化进程仍在不断加速，这导致留守儿童也将越来越多。

过去5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者张丹丹和她的合作者以服刑人员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角度做了调研分析，发现在16岁之前有留守背景的农民工犯罪的可能性比普通农民工更高。她的结论是，有留守背景的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低，情绪不稳定，更容易有暴力倾向和不公平感，童年关键成长阶段的经历对一个人的塑造产生不可逆的影响。

采访｜姚胤米

编辑｜刘斌

插画｜张曦

《人物》：你是搞经济学的，怎么会关注到留守儿童犯罪这个研究方向？

张丹丹：我一直研究城乡移民，之前就做过流动人口犯罪的研究，研究资料显示80%的犯罪都是流动人口作案，流动人口是犯罪群体的主体。但是当我在城市层面上寻找城市的犯罪率和城市农民工比重之间的关系时，根据全国100多个县级以上城市的样本，却发现在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既然农民工比例高并不必然增加犯罪率，为什么统计数据上显示农民工是犯罪的主体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只在城市层面上研究是不够的，要落实到个体上，因为犯罪还是个人行为，要细化到这个层面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犯罪。

2013年，我联系了广东一个男子监狱，对其中1200个服刑人员做抽样调查，收集了很多信息，有农民工背景的服刑人员占84%，也就是说大部分都是流动人口犯罪。2014年底开始看数据找因果关系，我们从经济学、犯罪学的文献里面找了很多个可能的原因，一个一个对照数据去看，发现有两个指标特别重要：一个是在老家的性别比越高，也就是男多女少，他犯罪的可能性越大；第二个是，如果16岁之前他没有跟父母在一起，犯罪的可能性大。

《人物》：你说的「16岁之前没有跟父母在一起，犯罪的可能性大」，这个具体数据大概是多少？

张丹丹：17.3%，似乎并不高，对吧，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在2013年，他们平均年龄在29岁，再往回推13年，在2000年，他们平均16岁，因此他们大多属于2000年之前被留守的那一代人。那个时候留守儿童比重远远低于现在，属于第一波留守儿童，大部分是80后。

《人物》：你研究的形式和过程是怎样的？

张丹丹：在一对一问卷访谈之外，我们设计了一些经济学的游戏，来测度他们的行为偏好，比如说风险偏好，如果我只是问你「你爱不爱冒险」，你会告诉我一个很主观的答案，但我想要一个客观的行为偏好测度，那就需要设计一个游戏，通过游戏中人的行为并根据一些公式和算法看这个人的风险偏好。还要看他是不是信任别人、可以被信任，以及利他的表现，是不是诚实、愿意竞争等等。

《人物》：结果怎么样？服刑人员在风险偏好上会有特殊表现吗？

张丹丹：服刑人员风险偏好这个指标，当时为了比照，我还在监狱外做了一个对比组—300个普通农民工样本，监狱里面是相当于犯罪的农民工。对照来看的话，服刑人员表现出了非常奇怪的风险偏好，他们是两个极端的，一部分人是极度的风险厌恶，一部分人是极度的风险偏好，而监狱外是比较正常分布的。也就是说服刑人员比较极端，要么特别不爱冒险，要么特别爱冒险。

《人物》：为什么会这样？

张丹丹：这个事我还没研究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后来自己想的解释是，服刑人员犯罪大概有两种：一种是主动犯罪，就是团伙里面的老大，或者是主导的那个人，他们是极其的风险偏好的；另一种可能是随同犯罪，团伙里被带着的，那些人可能相对是风险厌恶这一类。但还有一种可能是，被抓进去这件事情本身，会导致人有两种极端的表现。所以这个事我说不清楚，对于经济学研究来说，就没有办法给一个逻辑上的结论。

《人物》：你研究中划定留守儿童的标准是什么？

张丹丹：我划定的留守是极其深度的留守。因为我们在问卷中设计的问题是，「16岁之前，你是不是大部分时间没有跟你的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又追加了一个，「平均有多少年没跟父/母在一起」。最后的结果是平均9年，特别长。所以我探究的这个「留守儿童」是深度的、长期的留守，他们是长期没有得到父亲或母亲关爱的孩子。

《人物》：没有父亲「或」母亲？

张丹丹：对，我有单独只做父亲不在，和只做母亲不在的（调研）。

《人物》：结果差异大吗？

张丹丹：差异还是挺大的，父亲不在的话，对儿子影响更大。因为我调研的是男子监狱，父亲的确对孩子影响更大，母亲不在的话，可能是孩子没有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而导致犯罪，也就是说如果我控制了教育之后，母亲不在没关系，但是父亲不在，非常重要。

《人物》：为什么父亲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张丹丹：国际文献上是这么说的，男性成年之后的不法行为主要是父亲的影响。但具体也没有一个更好的解释，我猜测如果父亲不在的话，可能没有一个威慑的东西。

《人物》：听说你还对部分服刑人员做了深度访谈？

张丹丹：对，其实一般经济学家是不做访谈的，就是看大数据，但是我当时怎么都摸不着那个脉，到底留守儿童为什么会犯罪？我就想去聊一聊。然后就从我这1200个服刑人员的样本里找了一些符合条件的，比如16岁之前没有跟父母在一起的，找不同的犯罪类型，找了七八个人，做了一些比较深度的访谈，每个大概都聊了3个小时，最后素材挺多的。

《人物》：访谈过程中有什么发现吗？他们留守经历的差异性和共性如何？

张丹丹：每个人都不一样，差别好大。当然也有共性的东西，很多都是初一、初二就不怎么好好学习了，流落到社会上。但是他们有跟小混混在一起的，有自己玩六合彩的，有跟着父母出去打工的，什么样的都有。

《人物》：在犯罪类型上存在明显差异吗？

张丹丹：犯罪类型上真没差别，只影响他犯不犯罪，但是跟犯什么罪没关系。本来以为会不会有太多暴力犯罪，但实际上并没有显著差异，每一种犯罪类型都差不多，吸毒、经济犯罪等等，不过我们确实发现有留守背景的男孩子更可能参与赌博。

《人物》：严重程度也没有具体的影响？

张丹丹：没有影响。

《人物》：留守儿童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成长阶段情感的缺失，在你的访谈中，他们有没有聊到自己小时候情感的主要出口在哪里？

张丹丹：人是社会性的，都需要被关爱，你心里话总得有人说吧。那么他们可能就是跟周围的小伙伴和家里面的老人说，也会偶尔跟父母打打电话。

其实我更关心的东西是他有留守的经历后，为什么会犯罪？我觉得他们在情感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和普通人不太一样的地方。有一个小男孩的表现是，他无法接受爷爷得癌症去世这个事。他是常年留守，很怨父母，跟他爷爷关系最好。那孩子特别聪明，初中就玩六合彩，赌出来了一栋房子。他买这房子就是希望爸爸妈妈能回来，最后他爸妈一直在珠海、深圳跑运输，没回去。其实他是那种特别有担当的人，后来他去了珠海一个传销公司，做到一个特别顶层的位置，有房有车，年薪很高，有女朋友，特别稳定。

结果在他一切都挺好的时候，爷爷突然得癌症了，他就倾其所有回到老家给爷爷治病，治了半年，钱也花得差不多了，爷爷也去世了，他整个人就特别消沉。他在情感上完全是依附于爷爷的，他就跟我们说，你们理解不了，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人就不行了，一蹶不振。后来他为了东山再起，跟一个团伙合作抢银行，帮人开车，从一个省开到另一个省，结果就被抓，判了十几年。我总觉得这跟他留守的经历，以及亲情的缺失很有关系。

《人物》：情感太缺失了。

张丹丹：特别缺失，好像总得要弥补什么似的。就像另外一个男孩，他找了很多女朋友，最后也是因为有个新女友带他进了一个建筑公司，后因诈骗入狱，跟这个女人有点关系，最后栽在这件事情上。我的一个体会是，他们犯罪的背后都有情感原因，再一个他们确实离开学校比较早，一般初一、初二就很不认真学习了。

《人物》：九年义务教育都没完成？

张丹丹：对，都没完成，或者说他也许初三毕业了，但初中后面那两年基本上不怎么上学，晃晃荡荡，家里对他的控制也比较弱。他们的情感依附性都比较强，一旦这个东西被打断，就会有一些影响。

《人物》：他们具体的学习水平怎么样？

张丹丹：监狱里的认知测试结果特别差，比监狱外平均水平要差很多。一般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差不多是初中，服刑人员这边文盲特别多，有些岁数大的不认字，有研究表明认知能力差犯罪的可能性更高。

《人物》：留守儿童家庭的收入水平怎么样？

张丹丹：留守儿童有一个特点，手里有点钱。虽然情感上缺失，但他们比农村其他的小伙伴们更有钱，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好多人都去玩游戏啊，去台球厅啊，有好多朋友，都是在那种花钱的环境里结交的。一定程度上说，他们相当于农村的「富二代」，但又没人管，又是男孩，在十几岁的时候荷尔蒙会让他们很想要干点啥。

《人物》：隐患蛮大的。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把父母弄回去么？

张丹丹：一个是弄回去，但从经济学角度看，我们会尊重一般的经济规律，认为移民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人都是往高处走的。那如果说大人要进城的话，他们当然应该把孩子带进来，当然这里面就会产生很多问题了。城市要怎么容纳这么多人，怎么提供更多服务的同时又不损害当地人的感受，这就需要有很强的管理水平。但从现阶段来看，并不容易做到。

《人物》：那保证了父母陪伴的话，会降低这类留守儿童的犯罪率吗？

张丹丹：我的研究至少是证明，如果父母陪伴孩子成长的话，犯罪率应该会下降。

《人物》：留守儿童成为父母之后，自己的留守经历会带来哪些影响？

张丹丹：我们访谈到有一个人，说着说着就落泪了，他是留守儿童，现在他自己的孩子因为他被抓进来也变成留守儿童了，他心里特别难受，他觉得自己的孩子正在经历他小时候要经历的一切。

《人物》：2015年你又做了女子监狱的调研，可以讲讲两者之间的差异吗？

张丹丹：我们发现性别差异也是挺显著的。但是因为这部分有一个技术问题没有处理干净，所以现在不能确定是不是最后的结果。女性那边感觉留守经历与教育不足高度相关从而影响犯罪，给定同样的教育程度，留守对犯罪的影响就变弱了。但男的这边，就算把个体间教育的差异控制住，父母不在身边，留守本身导致的影响还是巨大的。

《人物》：女性犯罪群体的特征呢？

张丹丹：女性犯罪就跟情感关系特别大，女性三分之二是涉毒案，携带毒品，教唆吸毒，还有毒品交易、贩毒，折腾出钱来再接着去吸，「以贩养吸」。我们访谈的这600多名女性服刑人员当中，吸毒的原因多数是男朋友吸，自己跟着吸，之前要么经历过离婚，要么分手了，都有不好的感情经历，而且大多是被自己的伴侣带着吸的。

《人物》：女性留守儿童会因为自己对情感的需求更强烈而更容易犯罪吗？

张丹丹：我没办法得出结论，这可能是我们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局限。我必须能够测度才能看，不能测度的东西就算觉得再重要也看不了。

《人物》：你们这个研究的社会公共价值还是蛮大的。

张丹丹：留守儿童的确已经变成一个社会问题了。今年8月发生的滴滴顺风车事件就是这样，一开始大家关注的是滴滴处理的不当，后来就变成扒这个司机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犯罪。我们的研究就是把这里面的一些深层次的东西给挖出来。

我们做这个研究绝对不是说留守儿童一定会犯罪，只是说这个群体相对于没有留守经历的犯罪可能性会增加，我们不能歧视有留守经历的孩子，比如说招工时留守儿童被歧视，这可能导致他们更容易犯罪。我们现在就是想如何帮助他们以后能走上一个更好的，更正规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