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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变，但六没有变。7年如一日，六还在种着田，唱着歌。「他不是不知道世界在变，他始终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并能守住自己的生活。」六身上这股劲儿，是张玮玮最喜欢的。「六可不是什么农民，大理有那么多嬉皮士，在我心里，只有六才是真正的嬉皮士。他是能带给我生命惊喜的人。」

文｜赖祐萱

编辑｜金焰

图｜受访者提供（头图/郑浩军摄）

六太不像一个艺术家了。灰得发黄的T恤外面披着皱巴巴的衬衫，纤细的腿在牛仔裤中来回晃荡，脚上还蹬着一双仿佛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褐色花纹凉鞋。

他是作为迪吉里杜管（一种澳大利亚传统乐器）演奏家，来北京参加这场户外音乐节的。在同时受邀表演的100名国际街头表演艺术家当中，六的打扮显得格格不入。

不过，这已经是六最好的一套衣服了。一个朋友得知他要来北京参加活动，特意买了这套衣服送给他。

这个有着泥土色皮肤的31岁艺术家，是云南大理银桥村一个最普通的农民。而在几年前，他还叫上条辽太郎，是个地道的日本人。因为「辽」的日语发音和「六」相似，大理的村民给他起了「六」的昵称。

18岁以前，六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来中国，更没想过会成为一个农民。那时的他，还是一个喜欢足球、地下摇滚、嬉皮文化、迷幻电音、扎着脏辫的日本都市青年。初中时是校足球队的主力前锋，毋庸置疑的10号位。15岁开始流连于东京新宿、涉谷的迪厅酒吧，认识了当时日本最潮流前卫的一波年轻人。

他常常深夜和朋友开着机车，沿着海岸线一路狂奔。他还误入过一家讨债公司，做一份需要演技和骗术的兼职。「我也抽烟喝酒，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

转折发生在2009年。一个朋友自杀了，正好六爬山时从山顶上摔了下来，伤得很重。手术花光了六的积蓄，他觉得这是某种启示，自己应该找到一件真正想做的事情。之前在农场打工的经历，让他想到去种田。不过在这之前，他替自杀的朋友完成了遗愿——徒步走完一条连接着88座寺庙的朝圣路。1200公里的路途让他意识到，「人生就像这条路，有时困难，有时轻松。但你不踏出那一步，永远不能开始。」

他踏出的第一步，是来到大理种田。为什么选择大理，六只解释是「缘分」。2011年来到大理后，六搬过3次家，最后来到坐落在2000多米海拔上的银桥村。家里住着妻子阿雅，3个儿子和空、结麻、天梦，3只猫和20多只鸡。

六在教当地的孩子们如何种庄稼

在村里的时间久了，六的快乐或悲伤都愈发像一个真正的农民。辛辛苦苦种下的白菜被偷了5棵，他生气地在家来回踱步，自言自语地骂着偷盗的人。知道儿子在幼儿园有了「女朋友」，可能是村子里的小白族，六很高兴，「以后他的女朋友是知根知底的村里人才好呢。」起初为了防止别人发现自家肥沃的菜地，他故意不砍除田边杂草，结果自己都找不到路，摔到了水沟里。扛着背篓，拿着镰刀，还没进家门就喊着「阿雅，我摔跤了。」阿雅一看，六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又好气又好笑地说：「哎，男孩子总是这样。」

即便在人人都不讲究穿着的银桥村，也很少有比他看上去更土更「脏」的农民。有次村口老人很神秘地问六的朋友：「他的裤子几年没洗了，是不是应该换一下了？」也有农民直接对他说：「六，你的裤子太脏了。」他会不好意思地笑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已经在网上买了新的。」

但在某些情境下，六又恪守着一个日本人强烈的礼仪和分寸感。干农活的衣服，肯定不会穿到集市上，他会收拾一下，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小商贩。孩子幼儿园举办亲子活动，六也会特意走很远的山路，回家换上一身最干净整洁的衣服再去。

不过，六和其他村民最大的区别在于，种田的方法不一样。他种地「不翻土、不施肥、不拔草」，每天还会和稻谷聊天，「怎么样，今天还好吗」，在田埂上播放日本民谣，给麦子听电子音乐。

六在稻田里移动的速度几乎没人能跟得上。和他一起做过农活的Siblesz回忆，六就像一个天生的、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指挥官。

到了收割季节，朋友们自发去给六帮忙。顶着午后的烈日，在泥浆里走久了，很多人腿痛得迈不开步子，六却还可以周旋在妻子和孩子之间，指挥几十人穿过农田，同时还准备好了包括饭团、沙拉、炖物、浓汤等的午餐，忙得不可开交。

村里的朋友经常去帮六干农活，六会给他们准备午餐

种出来的蔬菜，六会拿到集市上去卖。他不会吆喝，但摊位前人总是最多的，来光顾的大多是回头客。

和六同时到大理的野孩子乐队，也是他的常客。张玮玮经常去六的摊位上买菜，买味噌。「六的蔬菜和别人的不同，个头小，但一看就是蔬菜本来的样子，没有任何人可以抵抗那个东西。」

六也卖日式味噌拉面，一周只卖28碗，一碗20块钱左右。赶集的前一天，他会宰一只鸡，花四五个小时把汤熬好，一锅汤的浓度正好够做28碗的分量。鸡汤倒进保温桶里，骑着摩托车从家运到集市。

六和妻子在集市忙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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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苏娅从3年前开始和六一起种稻，挖水渠，做味噌和米酒。但她第一次见到六，是因为六的音乐。六在大理古城街边的大榕树下弹琴，有点冷清，但苏娅记得她当时完全陷进去了。

和生活在大理的很多外国音乐人一样，六喜欢即兴音乐。他们经常在六家简陋的院子里举行音乐派对。「六是天生的DJ，派对的气氛总能被他控制住。」苏娅回忆，六会根据一些自然的声响，变换自己打碟的快慢。残破的墙垣上咕噜咕噜地炖着的鸡汤，枯叶掉落的声音，噼里啪啦响着的篝火，都是他的和声。

村里人都知道，六家的后门永远开着。邻居或村民经常会循着音乐，端着荨麻浓汤，或是一盆蛋炒饭走进来，加入聚会。

六经常和朋友们在自家院子里举办音乐聚会

六也在古城的酒吧演出。只要他的音乐响起，酒吧里能发出声响的东西都会被利用上，人们敲打酒瓶，摩擦桌子，拍击木凳，或是轻轻跟着跺脚。

张玮玮非常羡慕六能做这样的即兴音乐，这让他想起年轻时，和小河也经常在北京各种酒吧里做即兴音乐。「这种玩音乐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我最向往的一种。」

六喜欢即兴音乐，就像自己用「不标准」的方法种田，「它们都是自然而然就出现的东西。怎么做，做出什么都是不确定的，好或不好，我都可以接受。」

玩音乐的六

孩子也应该是自然而然的降临。怀上第一个孩子和空，六和阿雅就决定在家自己接生。他们认为最早人类就是如此繁衍，自然分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但和空来得并不那么顺利，早上阿雅的羊水破了，午夜过后还没生下来。两口子有些着急，决定如果太阳升起前孩子还出不来，就去医院。刚做出决定，和空在凌晨5点多来到世上。

教育孩子，六觉得和种庄稼是一个道理。给他们足够的空间，但不要太多的爱。「每一粒种子的性格、命运都不同，孩子们也应该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他们都有自己的缘分、机会和人生，不需要活得像别人。」

六和和空在田里干活

无论是种地、音乐、养孩子，他从不奉什么为不可突破。他去泰国学习按摩，自己修葺老屋，甚至染布做衣服。「日本人说的『百姓』是可以做100件事情的人，我是个百姓，意味着我会种地、做吃的、做乐器、做衣服，还可以做其他好玩的事情。」六说。

苏娅想让更多人知道，六这样活着也是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她把六的故事写了下来，书名就叫《六》，张楚也为这本书写了推荐语。六却说自己没想过要鼓励每个人都过上和他一样的生活，他只是想告诉别人，「人生可以有很多选择，活着应该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为了庆祝《六》的出版，六叫来十几个朋友在院子里举办派对。阿雅带着两个大孩子在院子中央蹦迪，六背着10个月大的小儿子天梦，戴着耳麦，在廊下疯狂搓碟。苏娅至今想起这个画面都觉得好笑，「当了爹的人，怎么还能这么酷。」

大理是一个容得下所有传奇的地方。张玮玮认为六是大理的传奇里，最彻底的那一个。「六和阿雅都是年轻时离开传统，走进世界新浪潮里的青年。当他们不断往前走的时候，又拾起很多被遗弃的传统，装在身上，继续朝前。」

传奇的大理也在变化。六还记得他刚到大理的时候，可以骑车从古城的西边一路飞快地往东去。「现在不行了，都是游客，街上的店铺几个月就会换一拨。」谈到这些，六的眼皮耷拉下来，「我感到伤心，但也必须接受这个变化。」

世界在变，但六没有变。7年如一日，六还在种着田，唱着歌。「他不是不知道世界在变，他始终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并能守住自己的生活。」六身上这股劲儿，是张玮玮最喜欢的。「六可不是什么农民，大理有那么多嬉皮士，在我心里，只有六才是真正的嬉皮士。他是能带给我生命惊喜的人。」

六在田地里忙着农活

大理不是六的终点。他和阿雅开始打听意大利南部的土地，商量着和空小学毕业就举家迁移到欧洲。他想去世界上更多更远的土地，尝试耕作、酿造和即兴音乐。

张玮玮眼里，六去哪儿生活都没有问题。「大部分人离开了社会机器的运转，都无法生存。但六把社会附加给他的东西全部剔除，回到一个人的本色里。他不是被动地逃离，而是主动选择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会让他担忧的呢。」

去北京参加音乐节的前一天，从幼儿园放学回来的和空、结麻打了一架。和好之后，两个人一起搬着小凳子，从架子上拿下小行李箱，反复地擦拭。他们问爸爸，明天是不是不用去幼儿园，可以去「工作」了。阿雅忙着和朋友打电话，她想知道北京车多吗？人多吗？六拿着种子准备去田里，他要赶在出发前播撒好下一季的种子。天梦喝完奶，咬着手指，流着口水睡得正香。家里的一只老猫，耷拉着脸倚在木门边。

阿雅发了一个朋友圈：「今天一直下着雨，我的孩子们一直在打架，我一直在生气，不过，还是有一点小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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