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咖啡馆看到挡路的椅子，你会主动挪开它们，还是侧身绕过去？你的家乡是种植水稻还是小麦，这会对你的性格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美国心理学家托马斯·塔尔汉姆对中国的研究，他和合作者共同提出的「大米理论」也成为了4年前《科学》杂志的封面文章。

托马斯·塔尔汉姆现在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任助理教授。在他看来，尽管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再耕种庄稼，但耕种时代的习惯却依然伴随着我们。文化是活在一个人身上不那么容易改变的古老痕迹。

采访｜李斐然

编辑｜刘斌

《人物》：2014年一期《科学》（Science）杂志封面刊登了你的研究，这是一个关于中国人的心理学研究，它将中国南北方的文化差异归结为不同耕种文化，也就是「水稻区的南方人更集体主义，小麦区的北方人更个人主义」。能解释一下这个「大米理论」吗？

托马斯·塔尔汉姆：我是一个文化心理学家，所以我会一直观察别人的行为，特别是小动作。我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我发现在广东，人们比较小心翼翼，重视避免冲突，但是去了哈尔滨，当地人甚至会当着我和朋友的面，直接引战，「你的中文比他好！」我感觉他们并不惧怕冲突，更注重自我表达，更外向，更直接。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北方人表现出更强烈的个人主义，而南方人更讲究整体？我发现这种个人主义差异的边界，很像传统种水稻和种小麦的边界。为什么水稻会跟文化有关呢？其中一大原因是，水稻需要使用灌溉系统，对人力的要求也更多，不同农民之间需要协调，整个村庄相互依赖，他们会建立起一些互助的系统。几千年来这种文化就会更偏向于整体性思维。而种小麦对于集体工作的要求稍低，所以他们的文化会相对自由，更独立一些。

为此我们做了一系列实验室研究。我们用量化工具测人们潜意识里的自我，还会测不同人的思维方式。比如个人主义的人思维更偏向逻辑分析，而集体主义的人更讲究整体。这里面包含了一套经过实验室做的、测过一千多个来自各个省的大学生的心理学研究。

《人物》：「大米理论」登上《科学》杂志封面后，收到过来自中国的反馈吗？

托马斯·塔尔汉姆：许多人没有读过论文，或者只是看了些漫画解读，就想来攻击这个理论。我觉得最大的误解是关于集体主义。很多人听到这个词，自然联想到「国家、集体、为人民奉献」。我觉得种水稻村子里的人并不是想到这些，他们重视的是自己的「圈子」，比如家人、信任的朋友。他们对这个圈子以外的人没有那么信任。真正的水稻文化的collectivism是一种圈内和圈外的边界。

另一个我需要经常澄清的是，你不需要真的种地，来产生这些文化差异。水稻种植历经几千年影响着文化，在这个文化中出生的人自然地受其影响。我所研究的数据并不是农民的数据，他们是学生、办公室白领等等，都不种地，却依然清晰表现出耕种方式带来的文化影响。

《人物》：我看到你最近在《科学》杂志发了新论文，是关于在星巴克里挪椅子的研究。这是对「大米理论」的一大补充，这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实验？

托马斯·塔尔汉姆：之前「大米理论」的论文，是一个基于实验室研究的理论，它很严谨，但是不够形象。我更想做一些关于日常生活的研究。

后来有次我在北京的雕刻时光咖啡馆，坐在墙角正发呆呢，旁边的一个客人走了，他站起来以后没有把椅子挪回去，椅子就那么横在走道上。过了一会儿，一个服务员过来了，虽然椅子横在半路上很碍事，但是他并没有去碰这个椅子，而是侧身绕了过去。当时我一下子来了精神，脑子里亮了一个灯泡——这不正是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吗？

文化心理学家研究「人如何改变环境」——如果一个人来自个人主义文化，他会倾向于改变这个环境；而如果来自一个更讲究集体主义的环境，他会更倾向于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横在咖啡馆走道上的椅子就是最好的例子，看你是选择改变环境，还是改变自己。

为此，我跑去了中国南北好多城市，到星巴克咖啡馆折腾椅子。一到咖啡馆，我就把两个椅子偷偷挪到一起，中间留一个侧身能过的空隙。结果，水稻区的人很少挪椅子。在上海，只有2%的人挪椅子，大部分人不管多困难都侧身挤了过去。当时椅子上没有人坐，是可以挪的，但就算这样他们还是选择不改变现状。而在小麦区的北京，我当时坐在附近，挪椅子比例超过15%。我观察到一个大概40岁的女人走过来，她侧身也能过去，但是她停在两个椅子前面，发出了很清晰的「哼」的声音，然后大力地把两个椅子分别塞回桌子底下，拍拍手满意地走了。

《人物》：这些研究带给你的最大启示是什么？

托马斯·塔尔汉姆：我想要研究生活在城市里的普通人，在他们日常生活里的故事。你以为不会出现在他们身上的细节，却真实存在着，我想这就是文化。文化是那些进入现代社会却依然存活的古老习惯，它是历经几百年、几千年后依然对人产生影响的因素。

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香港。我也在香港的星巴克做过挪椅子实验，它受过英国文化的影响，又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很多人会认为香港人的行为更像西方人，但是做完研究会发现，香港挪椅子的人只有5%，更接近广州、上海，更符合水稻区的文化习惯。

《人物》：耕种文化的确会给社会带来差异，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很多农民也在为互联网打工，人与人的组织方式完全不同了，这会影响到你的结论吗？

托马斯·塔尔汉姆：我们以为现代化会带来文化改变，让社交方式更像西方人，但远非我们想象中那么剧烈。2013年我在北京做过一轮咖啡馆研究，后来到了2016年又重新做了一轮。这3年间北京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实验结果却毫无差异，百分比率如同凝固了一样，完全没变。这至少说明，很多事情没有人们想象中变化那么快。我们文化当中有些部分是对现代化免疫的，它们能够超越现代化的影响，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存活下来。

《人物》：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文化中哪些因素能够对现代化免疫、世世代代存活下来？

托马斯·塔尔汉姆：坦率地说，我不知道。最近我在研究中的许多发现颠覆了我的固有理解。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基因决定了我们的很多特质，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性格。你觉得基因对于人的这种影响，是在幼年期表现出的影响比较大，还是在60岁以后比较明显？

《人物》：应该是小时候受基因的影响比较大吧。随着人不断长大，接触外界环境，一个人更受成长和生活环境的影响。难道不是这样吗？

托马斯·塔尔汉姆：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但现在我们能看到大量实例证明，一个人的基因在越年长的时候表现越突出。也就是说，我们越是长大，接触了复杂环境，反而是原有的基因越能准确预测我们的行为。很有意思吧？

我们过去认为接触现代化、科技会让人发生改变，变得更倾向于个人主义，全世界走向统一的文化风格。但事实上，现代化不一定会让我们变得更像，它有可能成为一种手段，把我们更推向原有文化。我知道一个来自穆斯林国家的年轻人住在了美国，虽然在物理距离上他已经和原有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完全隔开了，但是他每天跟家里人Skype通话。我有同样的App，但我反而很少跟我爸爸用Skype联系。在这个例子里，现代技术反而加深了他和原有文化的羁绊，成为巩固文化的手段。

（实习生万雨可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