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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奕宏 站在水中央

2017年11月16日 文/ 卢美慧 编辑/ 金焰

戏中人

演员段奕宏迎来了生命中开花结果的时节。11月3日,凭借新片《暴雪将至》中的出色表演,段奕宏夺得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桂冠。这一次,不似两年前《烈日灼心》时的「三黄蛋」,段奕宏终于举起了一座结结实实属于自己的奖杯。

颁奖结束后,电影节评委之一赵薇透露,段奕宏获得了评委会的一致认可,其他奖项评委们吵翻了天,激烈到一位法国评委在现场喊:「我还没有死呢,让我说话。」唯独最佳男演员这个奖,大家全票通过。

站在舞台中央,段奕宏说他想起了自己在《暴雪将至》中扮演的余国伟。电影中也有一个类似的镜头,余国伟戴一大红花站在舞台上,经历人生最风光的时刻。但现场突然出现事故,余国伟头顶纷纷扬扬落下道具用的雪花。余国伟正经八百说着获奖感言,台下却已笑作一团。从那之后,余国伟的人生一路向下,直至一切不可挽回。

段奕宏说:「我不希望有雪降下来,我希望这是真实的。」

这当然都是真实的。出发去东京前,段奕宏接受了《人物》杂志的专访,说起即将到来的东京之旅,他说顺其自然,结果不是他的目的。

时间退回到一年多以前,周围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他会选择一个此前并无经验的新导演合作。

段奕宏说,他看中的是,角色本身的挣扎感。《暴雪将至》开篇有一段台词,一个审问式的声音响起:「姓名?」

「余国伟,多余的余,国家的国,伟大的伟。」镜头前的段奕宏低顺着眼睛,紧张,局促,似乎在躲闪什么,那把声音又是极木然的。

这个90年代下岗潮中「多余的人」,轰轰烈烈的大时代面前,努力过,挣扎过,最终还是被无情吞没了。

最后一场戏,天空飘下雪花。段奕宏上了一辆公交车,他头半仰着,抵着水气朦胧的车窗,就那么睁着空洞的眼睛,愣愣地望着大雪将至的天空。

拍这场戏的时候,监视器后面的导演董越,一边惊叹段奕宏的表演,一边想着终于杀青,大家能松一口气了。

董越看着段奕宏慢慢从公交车上下来,呆呆地没有目的地往前走。「我向他大叫了一声『杀青了』,然后给他一个大拥抱,他就——特别迟钝地,跟我拥抱了一下,整个人面无表情。」

后来董越嘀咕,那时候段奕宏大概还沉浸在戏中,在他的肉身里,还盛放着余国伟被抛弃和被毁灭的灵魂。

扮演余国伟的时候,段奕宏常会想到年轻时的自己。那种因卑微而生的痛苦曾长久地折磨着他,想挣扎,想跟命运对抗,但他很早就意识到了个体的渺小,跟大环境对抗,受伤的只能是自己,命运是个庞然大物,「说把你抛弃就把你抛弃了」。

挣脱

对「被抛弃」的恐惧感由来以久,就像余国伟,那种迫切想进入编制内,想进入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世界的挣扎感,他特别理解。

扮演余国伟,他也常常会想到父辈们。出生于新疆伊犁一座小城,父母都是普通工人,记忆里的大人们都像拧紧的发条一般,为了5块钱10块钱争分夺秒地涌进厂子,大家都被同一种恐惧支配着,没人敢想离开集体会怎么样。

段奕宏庆幸自己没有经历那样一种人生,也庆幸自己有机会去诠释一次父辈的人生。年过四十,他愈发明白了自己在这世界中的位置。本届东京电影节,《暴雪将至》作为唯一的华语片入围主竞赛单元,但开幕式当天,人们并没有在红毯上见到段奕宏。

那之前的某天半夜,段奕宏接到了家里的电话,他心里咯噔一下,「最怕的终究还是来了」,父亲病危,家人通知他赶紧回去。

他赶最早一班飞机回去。到了医院,医生说没用了,人已经没了。段奕宏不信,他伏到父亲跟前,像往常一样跟父亲说话。真的跟电影一般,父亲眼角流下了最后一滴泪。

说这些的时候,段奕宏神色平静,甚至有着某种对上天的感恩,父亲感受到了他,父子之间,这一世没有遗憾了。他坚持守完父亲的头七才赶往日本,谁劝都不行。

这是44岁的段奕宏如今拥有的智慧。他不再愤怒,对于人生中的失去,也懂得如何安放自己的悲伤。但是这些,十几岁时他都不懂。高二那年,因为自创的小品意外得到鼓励,段奕宏动了学表演的心思。

在那之前,他只是西北边陲一个贪玩的、不知命运为何物的普通少年,那时候父亲已经退休,后来找了个看大门的工作。一生勤勉的父亲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不懂事的小儿子,已经被命运的神秘之手拴起了心性。

段奕宏从来不是那种让人省心的孩子,上课不听话,父亲一次次到学校给老师赔不是。他甚至还逃课,有次父亲忍无可忍,抄起藤条抽了他一顿。所以少年段奕宏说出想学表演的梦想,父亲的第一反应是,你也就能当个伐木工。

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段奕宏的第一课是挣脱。今天的段奕宏说起家乡,语气里尽是温柔。他如今深知,自己一生的柔软安宁,皆在那座西北小城。但少年时代,那座小城是束缚,是捆绑,是梦想的绊脚石,是他急急想要甩在身后的命运:落后,麻木,自生自灭。

逃离

家里没一个艺术从业者,家人都不同意段奕宏报考中戏。段奕宏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家人习惯为他安置好一切,但对当时的段奕宏来说,爱最是束缚。

「你们要不让去,我就恨你们一辈子。」段奕宏冲着父母喊出这句话后,揣着一张去乌鲁木齐的班车票就出了门。

汽车坐了两天,火车四天三夜,从地图上看,他从中国版图那只公鸡的尾巴尖尖,一路到了鸡脖子。

当时的段奕宏空有梦想,却不知道路在哪里。第一次去中戏考试,只20分不到,他自己在天安门坐了一整夜。第二次进了三试,但最终还是被刷了下来。

后来为增加考取的成功率,段奕宏上了一个表演培训班,学费4000块。家里并不宽裕,父母能给的已是所有,他就熬着,去工厂里洗苹果,早8点、晚5点,每天只吃一顿饭,干了一个月,挣了40块钱。

第三次的时候,他干脆破釜沉舟,连高考都没参加,终于如愿以偿。这一次再到北京,他发现北京的小青年开始喝可乐,北京人都喜欢吃煎饼果子。走在大街上,他一手举着可乐,一手拿着煎饼果子。他太想跟北京人一样了。

段奕宏说,他从来不怕「冷」,不怕别人冷冷地对他,因为当他一腔热烈地扑向未知世界的最初,世界摆出的,就是一副冷冷的样子,他习惯了。

如今段奕宏说起往事,平静远大于感慨。问他有没有做过假设,假如最终没考上中戏,会经历怎样的人生。他身体稍稍前倾,想了片刻答道:「我已经出来看过外面的世界了,假设其实都不是很客观的。我对自己的了解就是,我考了那3年学,我相信我不会留在那儿,我不会留在那儿。」

隔膜

拿到新世界的入场券,并不意味着世界接纳了你,相反,终于得偿所愿考入中戏,摆在段奕宏面前的是一条再不能回头的路。

中戏94级同班同学、演员小陶虹记得第一次见段奕宏的样子,那时候他还叫「段龙」。报到的时候,班里两个同学来得晚,一个段龙,一个高虎,当时同学们就琢磨,一定是两个威猛大汉,「结果高虎瘦得像麻秆儿,段龙矮矮的,也不强壮,他又比较害羞,动不动就脸红」。

很快,小陶虹就发现了这条龙的拧巴。先是口音,运动员出身的小陶虹不管起得多早,段奕宏肯定已经在操场练起了晨功。「一(yá)道黑,两(liá)道黑,」全是羊肉串儿味儿的普通话,小陶虹跑一圈他这么念,又跑一圈他还是那么念,于是就跟着在后面故意学,气得段奕宏干瞪眼。

得偿所愿进入中戏之后,段奕宏常被一种摆脱不掉的卑怯感笼罩,周围的人都比他优秀,比他高,比他帅,比他有钱。那时候,他听北京孩子说话都觉得耳朵被扎得生疼。

日日被沉重的自卑感压着,挣脱不掉,段奕宏初次品尝了人生的绝望。

没有钱,大学4年他没回过一次家。大二那年,小陶虹硬拽着他到自己家里吃了顿年夜饭。吃完饭,段奕宏半是命令、半是哀求地对她说,大年初四你一定要来学校。到了初四,小陶虹去了,原来是段奕宏觉得去她家吃了饭就必须还礼,在宿舍里硬是拿电炉子给她做了一顿手抓饭。

时隔20年,段奕宏敏感的自尊心仍让小陶虹记忆犹新,「那时候的段奕宏就像一根绷紧的绳子,随时可能会断掉的样子。」

另一位同班同学翟小兴形容当时的段奕宏,大学4年,从没听他大声笑过,「笑的时候也有,但你总感觉他那个笑里边带着一点压抑,就没有那么开怀大笑。」

哭更不可能了。有一回在宿舍楼和剧场间的小过道儿,翟小兴偶然看到段奕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掉眼泪,发现了翟小兴,就迅速藏起眼泪。

但是段奕宏不让你去关心他,「感觉他永远就是打伞都要打最大的那种,把自己罩在里头。」他永远跟大家保持着一段距离,你知道他的不容易,特别心疼他,想靠近他,帮助他,但根本找不到方法。

「很多时候有意识地回避,再说白了是一种逃避,就是生怕亏欠别人。你可以冷冷地对待我,但我最受不了你暖暖地对我。怎么说呢,很容易被化了。已经适应了冷空气,适应了冷天,哪怕是无情的刀剑,我很适应这种。所以也养成了孤独和孤寂的习惯。」

打捞

「那种痛苦没人知道,我曾想过轻生,特别强烈。」段奕宏一度想到死,「一睁眼就觉得毫无希望,不如离开这个让我特别困扰的地方。」那时候,段奕宏的书桌上经常出现一些饭票,「同学们来救济我,但物质并不是我的痛苦。真正的痛苦,他们都不知道。」

最终从痛苦的泥潭里把段奕宏打捞起来的,是恐惧。中戏表演系有一年的甄别期,如果有两门挂科,就要被退学,费尽周折才抓住命运的尾巴尖儿,真要被甩下去,太可怕了。

因为怕被甩出去,段奕宏能做的,就是拼命学,高帅富三样都比不了别人,但是成绩可以。他看清了摆在面前唯一的那条路,好好学,做成绩最拔尖的那个。

那4年,段奕宏每年都会把成绩单寄回家,想象着父母看到成绩单后的喜悦,是他当时特别大的支撑。

大学期间,跟段奕宏搭档最多的是小陶虹。她说起,有次跟段奕宏到道具组借衣服,「老师,你把那件拿给我,老师,我再试试这件。后面的人说,哎呦,段龙,差不多完了啊,你交一作业至于吗,他就至于,特别至于。」

表演中的争执就更别提了,小陶虹也是暴脾气,于是两个人就吵,最后吵出来的作品往往效果特别好。在那之前,表演系没有人拿到过满分,段奕宏和小陶虹组合,在中戏拿到过前无古人的100分。

所以1998年毕业得知自己没拿到留京名额时,段奕宏骑上自行车直奔文化部要说法。他拿着成绩单给人家看,「这样的成绩,为什么不能留在北京?」

小陶虹和翟小兴都是几年后才知道这件事,但都觉得,这事儿太像他了,只有他能干得出来。

这股子执拗最终让他争取到了留京的机会,但与此同时,表演上的较真儿也融进了他的血液。任何时候,段奕宏都呈现出一种高度紧张,满脑门都写着「我一定要演好」。

有一次跟小陶虹做练习,「他紧到什么程度,他就捏着我的手,他已经转了360度,还这么捏着。」段奕宏把小陶虹的胳膊拧成了麻花,自己还完全不知道。

小陶虹看了段奕宏所有的戏,看《士兵突击》里的袁朗,那个表演还是紧巴巴的,松不下来。她给段奕宏打电话,「你看那个张国强,你看那个邢佳栋,你还是要松一点儿。」

甚至段奕宏结婚时,身为班长的小陶虹带着同学们坐在台下,听段奕宏在那儿宣读誓词,一帮人在下面起哄,故意拉长语调、放慢语速喊:「哎,段龙,哎~放~松~一~点,哎~注~意~台~词,哎~吐~字~清~晰~」

小陶虹不是觉得段奕宏演得不好,是觉得绷太紧妨碍了他演得更好。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别人怎么减压也没用。直到看到《白鹿原》,段奕宏扮演的黑娃蹲在地上嘟囔着陕西话,鼓着腮帮子大口吃面,小陶虹特惊喜,「他终于跳出来了」。

对自己的战争

自己表演上的问题,段奕宏一直明白。但是人绷紧了,松下来并不容易。

「我深知能力和优秀能让我找到一个安放之处,焦躁的心的安放之处,或者说是踏实感的时候,我就死死抓住,去证实这种能力,自然而然就显现出这种紧绷感。我太想好了,太想证实我的优秀了。一个作品问世,大家异口同声说好的时候,当这种声音被我听到之后,我发现,哦,能力会赢得这种东西。我变本加厉地开始证实自己,就造成那种紧绷感、危机感、紧迫感,并没有放松下来,并没有。」

小陶虹的观察是准确的,真的给了段奕宏那么一下子的,正是扮演黑娃的经历。他去学麦客割麦子,为了把捆麦秸的动作做得扎实地道,段奕宏一遍遍地捋断口锋利的麦秸子,弄得满手是血,「无所谓,一定要练好。」但有那么一次,血从手掌呼啦一下出来的瞬间,段奕宏突然醒过味儿来,「血都嗞出来了,你还掩饰它,还继续拍,这他妈不是在作假吗?你完全就没有融入到生活当中啊,你没有把自己真正当成黑娃啊。我觉得我好傻呀,太傻了,真的是,看你在那儿割麦割得挺起劲、挺像的,真的有突发事件的时候,你就暴露无遗了。」

段奕宏反复问自己,黑娃割麦子就没有被刮破吗?黑娃刮破是什么样的?那是剧本里没有写到的,「这种时候,就看你怎么去应用和对付。那给我上了生动一课:老段,你还得进步啊,你还得进步。」

沉迷在戏中忘我的投入是种能力,抽离出来重新审视自己也是种能力,他好像到了某一临界点之后,突然就开窍了。

到了《烈日灼心》,段奕宏包场请班里的同学看,小陶虹看得特别激动,回到家她特地给段奕宏发了个信息,「我说我别的不想说,我就说老段牛逼,你终于牛逼了。」

翟小兴特别理解小陶虹这「老母亲般的欣慰」,「他经历的那些,我们都看在眼里,受的那些苦,他今天的一切都是应得的。」

在伊谷春的角色里,翟小兴看到的不光是松弛。有场戏,段奕宏倚着门口,在那里抽烟,没有别的修饰。「那场戏舒服极了,」翟小兴在伊谷春身上看到了段奕宏,「那个动作让你觉得,看透了,什么都看透了。就拿得起、放得下了。龙龙长大了。」

偏执

有了更成熟的心性,身处光怪陆离的演艺圈,如今段奕宏也能看淡很多事情。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人为他着急。拿不到奖,大家替他不值;不能当绝对男一号,大家也替他不值。有人说,如今的段奕宏演技已经炉火纯青,就差一部属于他的《霸王别姬》了。

段奕宏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不喜欢这种世俗的功利心。谈及这个问题时,他流露出急于阐明内心的焦急,「不是说我一定是绝对的主演,就能代表我的价值。那是一种小的格局。如果我在乎的话,我不可能选择伊谷春。我也不觉得伊谷春不是我的《霸王别姬》,我所克服的心理,我所把握的,我所收获的,一定是超出所有人想象的。」

他想要的是能留得住的作品,他偏执地认为这是一个演员的根本,即便如今这种根本早就成了一种奢求。

「我想让事情是它本来该有的那个样子。」段奕宏喃喃地总结道,这个句子,是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以下简称《团长》)中,他所扮演的炮灰团团长龙文章的一句台词。

别人怎么想,段奕宏知道自己改变不了。他能把握的,只有自己。

大部分时候,段奕宏都保持着习惯的谦卑,但说到《团长》中的一段戏,他明显是得意的。那是一场审判戏,面对审判,段奕宏念出了一段400多字的台词。

「我去过那些地方,我们没了的地方。北平的爆肚涮肉皇城根,南京的干丝烧麦,还有销金的秦淮风月,上海看得我目瞪口呆的花花世界,天津麻花狗不理,广州脡仔粥和肠粉,旅顺口的咸鱼饼子和炮台,东北地三鲜狗肉汤酸菜白肉炖粉条,苦哈哈找活路的老林子,火宫殿的鸭血汤,还有臭豆腐和已经打成粉的长沙城。都没了……

我没涵养。没涵养不用亲眼看到半个中国都没了,才开始心痛和发急;没涵养,不用等到中国人死光了才发急心痛。……家国沦丧,我们倒已苟活了六七年,我想让事情是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段奕宏神经质般地念出来,语速极快,语气里充溢着对家国沦丧的沉痛的悲哀。

当时周围人都听傻了,这段戏拍完,同剧组的王大治和张国强带头「哗哗哗」地鼓掌。导演康洪雷在监视器后面看得兴奋,不仅仅是词儿,字字句句里全是感情。后来康洪雷招呼大家喝酒,反复感慨「这他妈才是真正的演员」。

说起这段的时候,段奕宏脸上带着真挚的喜悦。这是他快乐的点。《团长》的拍摄过程中,出现了两次严重的拍摄事故,发生了人员伤亡。之后整部戏的命运也很坎坷,是共同经历过这部剧的人绕不开的心结。

如果按照世俗标准衡量,太不值了,但如今回忆起来,段奕宏觉得那172天在自己人生中极其珍贵。后来很多次士兵帮的聚会,康洪雷追着段奕宏让他念那段长长的台词,他总是羞涩地说「我背不出来了」。

「但是其实,」面对《人物》记者,段奕宏一脸笃定地说,「是因为我很看重,我不想时常把它拿出来,它就在那儿了,我不太愿意去消磨它。它已经在我的身体里,我不想把它当成一个调侃。」

《团长》这部剧,收视远不及《士兵突击》,也没有带给他什么特别的荣誉,但细心的粉丝会发现,在段奕宏的微博里,除去配合宣传的部分,过往作品提及最多的,正是《团长》。

段奕宏内心有自己珍视的东西,容不得商量。他有他的偏执。过去如此,现在也是如此。

不安

段奕宏说,有时候他特别羡慕王大治和张国强身上那种随时随地没来由的快乐——拍摄现场有一大缸,口子特小,肚子特大,王大治朝里放个屁,说国强你来看啊,新抓的小动物,张国强一下趴过来,然后大家笑得,一乐好几天。

但段奕宏自己不是那种制造快乐的人,王大治说,他往往是让大家伙安静下来的那个人。士兵帮都好酒,但是认识这么多年,在王大治的记忆里,段奕宏从来没有喝多过。他的身上一直伴随着一股强大的自制力,有不开心他也不会表露,都自己消化了。

即使到了今天,作为公认的实力派演员,被信任,被拥戴,他还是经常流露出不安的情绪。

采访在一个茶室进行,隐蔽而安静,段奕宏的敏感在于,茶艺师在一旁沏茶,水流的声响极细微,但每当这个声音响起,他的头都会不自觉地偏向那一方,像一只时刻机警不安的猫。

工作的时候更加明显,段奕宏说自己至今接剧本的第一反应都是恐惧,自我怀疑,自我批判,反复提醒自己不要拿过去的经验去套一个新角色。

这常常让他陷入自我折磨。不过他倒是想得开,「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我享受这种痛苦,对我来说它是正常的,如果不痛苦,它就不正常了。」

一直到现在,不管接到什么角色,他都要雷打不动地去体验生活。《烈日灼心》的时候,去厦门一个派出所,警察见到演员来了都挺兴奋,只有一个对他爱搭不理的,他就追在人家后面,理由是这个人身上有他想要的那股劲儿。

即将上映的另一部新片《引爆者》中,段奕宏饰演一名矿山炮工,开拍前他又跑到矿井下面体验生活。下井需要先坐电梯,然后沿着搭在斜面上的猴梯,手脚并用地爬一两千米,到了井下还得走上几公里。导演常征并没有要求段奕宏那么做,入行多年,什么样过分的演员都见过,突然遇到一个段奕宏,让他特别知足。

后来常征明白了,保持痛感是段奕宏的创作方式,他一直要求自己去感知角色的痛苦,保持对疼痛的敏锐,要不他不安生。

常征对段奕宏最早的印象来自话剧《恋爱的犀牛》,段奕宏和郝蕾联袂奉献了一代文艺青年的圣经,两人的表演让常征有了不疯魔不成活的感觉,但也有区别。郝蕾是外放的,炽烈的,但段奕宏有收着的一面。郝蕾会说出「要成为教科书上的表演艺术家」那样的话,「老段不会,他习惯了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这点他不如人家郝蕾可爱。」常征笑着说,「但是老段会照着这个路子去做,悄悄地,自己去折磨自己。」

常征说起片场的段奕宏,「他有一个习惯,每演一遍都会自己看回放,他看到他自己不满意的,就要再来一遍。」

常征将这个习惯归结于段奕宏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他已经够好,但他身上的不安全感极其浓烈,对自己不信任。

9月份的时候,鲁豫采访段奕宏,泪点很高的鲁豫还是被段奕宏惹哭了,一次是因为表演,一次是谈到家人,后来鲁豫说,段奕宏身上最可贵的是「不知道自己的好」。

自行其是

这份不自知给了段奕宏一份独有的坚定,电影圈里关于他「难搞」的传闻比比皆是,但他不在乎。

《记忆大师》里跟黄渤合作,服务型人格的黄渤觉得段奕宏直愣得可爱。段奕宏不是一个会绕弯的人,在片场的时候常常陷入执拗,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但这种执拗让黄渤觉得特别珍贵。「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影市场已经沸腾到这样了,整个沸腾没关系,但是底下还得有些个真材实料的东西,千年老人参啊什么的,得有一些东西能够沉在底下。」

《让子弹飞》、《十月围城》等影片的编剧,段奕宏的好友郭俊立去年也当起了导演,郭俊立觉得段奕宏身上最宝贵的一点是懂得取舍。「这个行业就是个名利场,说不好听的,你拍一个挣钱的戏跟拍一个不挣钱的戏,人家投资方各种人对你完全不一样。」

但段奕宏真得守得住,郭俊立要拍一个中年危机的电影,表现40岁男人的挣扎,郭俊立知道大约挣不到什么钱,但跟段奕宏一说,他就接了。

四十而不惑。如今的段奕宏更多地把拧巴留在表演里,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3部新戏在外人看来没一部不冒险,但在大多数人关心段位、阵容、商业利益的时候,他迷恋的是故事本身的挣扎感。

在圈子里呆久了,郭俊立看着好多人起起伏伏,大部分人都会选择随波逐流,哪里钱多,哪里曝光多,就奔哪里去,奔着奔着就没影儿了。

郭俊立觉得段奕宏身上宝贵的是,身边一波一波的人都随波逐流了,他就呆呆地站在水里,站在水中央,等绝大多数人都顺着水流飘走的时候,他的价值也就显现出来了。

段奕宏一直不太懂得名利圈的生存规则,许多人要持续站到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才觉得有安全感。段奕宏倒是感激中戏几年的痛苦,他对于自己的困惑,在那几年都梳理好了,他习惯了边缘,躲在一边默默向上游挺好的。

「我自身可能下意识地或是有意识地,把自己放在一个角落里,这个角落挺好,我不太愿意站在中间。」

《爱有来生》的合作结束后,俞飞鸿和段奕宏并没有多少联系,前两年在一次合作中遇到,让俞飞鸿感动的是,10年过去了,他仍然是那个段奕宏,「仍然是很谦卑,很低调,很认真演戏的一个演员。」俞飞鸿鲜少在媒体上露面,但听说是段奕宏的采访,很痛快就答应了,「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能保持初心不变,能坚持不变的人都挺伟大。」

段奕宏有首一直很喜欢的诗,英国诗人雪莱所作的《孤独者》,其中有这样一段:

你是否敢在形形色色的人群中/自行其是/成为一个绝缘物?/眼看着别人在身边忙忙碌碌/不管不顾/守着你宁静的幽居/像荒凉沙漠里的一朵花/不屑于/向那过路的风/吐露气息

柔软

从19岁到44岁,穿越形形色色的人群,段奕宏曾迫切地想成为他们,因为这迫切,他挣脱,他逃离,他穷尽所有去寻觅一个在这世上的位置。

终于,他找到了这个位置,想到了在痛苦和拧巴中与这世界相处的方式。早几年拍戏,他沉迷于融入,现在,他越来越多地强调抽离——他有家人,有很多爱,除了演员的身份,他也是普通人。

如今,除了表演中的必需,他尽量让自己在生活中松弛一点,他不再那么悲观地看待世界。

即便父亲的离去让他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但他内心还是感恩的,「跳完广场舞,买个香蕉,吃完饭,唱着歌,然后走了,特别像他。」

这之前,他坚持每年接父母来家里住一段,陪他们遛遛弯散散步逛逛市场,他都觉得特别知足。他也有过对时间的恐惧感,有两年看着父母一点点老下去,他特别恐慌,在鲁豫的节目中,他说起有次陪父母在楼下遛弯,回家换鞋的工夫,老两口不见了。他一下子傻了。开始的时候他还压低声音喊,「爸?妈?」渐渐地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整个人都崩溃了。

其实,老两口只是走错了楼。那一次之后,段奕宏更加明白,少年时极力想摆脱的,到了中年,成了他人生中最珍视的所在。

从那时候起,他开始被另一种恐惧支配:时间不多了,我不能留下遗憾。他更彻底地去拥抱自己的生活,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

刚过去的9月,他还带家人在云南呆了15天。那时候爸爸还在,老爷子玩得很开心,如今想起来觉得庆幸。

父亲的后事是按照段奕宏的想法操持的,这次回家,他发现这个西北普通的大家庭里,自己那么地被需要。这个大家庭里那个不懂事的小儿子,如今成了需要做决定的那个。

成长的命题从未真的结束,那个结果到来的时候,真的送走父亲后,他突然不怕了,他不再惧怕时间,生离和死别,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

很奇妙地,他甚至在失去的痛楚中品味到某种喜悦,那种经过生命疼痛之后,伴生出的喜悦。

父亲走后,有一天家里客厅的灯坏了,花瓣形的吊灯,有一瓣儿暗了下去,段奕宏觉得,父亲走了,这可能是冥冥中的某种暗示。接下来一家人都行动起来,那个场景让段奕宏特别动容——「我姐夫出去买灯泡,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我爱人,我们就开始卸。我突然被那个场景给感动了,我好喜悦啊,就是一家人在做一件事情,井然有序的。有人踩在凳子上卸螺丝,我在底下接着,然后送到卫生间。我姐接过去洗,我哥在那儿擦,然后再送回来。我顿时就有那种一家人在一起做一件事,那种当下的专注生发出的一种喜悦。好喜悦,好开心,好温暖。那一刻,我觉得我是离不开这种感觉的,我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