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十一惹第一次被更多人关注到，是因为一篇名为《大专课堂上老师教我们洗澡》的文章。

她写得轻松，甚至带点调侃：小时候一年洗一次澡，和姐姐共用一盆水；上大专时，「生活与礼仪」课的老师，本来计划教学生认识红酒、香槟，但当望着这些大多来自「极度贫困的穷山旮旯」的学生，老师临时决定，教他们「正确洗澡」——打泡沫的时候要先在手心里打出来，再洗头发，光洗头发不行，要用指腹搓揉头皮，把多余的油脂洗掉；光洗脸不行，要洗耳朵后面，刚开始搓不掉泥没关系，慢慢洗，总能洗干净的……

那是一篇很平和的小文章，读者可以很轻易地体会到，她的笔下没有猎奇的色彩，也不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愧，那只是千千万万种成长方式的一种。

她来自云南一个偏远的寨子。那里没有自来水，没有医生，电视机只有一户人家有。她的名字里带着「惹」——一种草，这个象征后来成了她全部人生轨迹的隐喻，从寨子到村小，到县城，再到城市体制内的电视台担任记者，她像被吹向不同土壤的种子，努力生长，努力适应，也在适应的缝隙里感到持续的「不舒服」。

几年后，她的故事集结成书《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她的讲述之所以吸引读者，不是因为「异域」或「贫困」，而是她始终诚实地描述自己如何在两种文明中挣扎：一个靠本能在世界里摸索的孩子，被一个强调秩序的体系规训，她一边拼命模仿，一边感到被磨损。

成年后，她工作、买房、结婚，甚至一度过上十分优越的生活。30多岁时，一系列生命动荡——健康崩溃、婚姻终结——如洪水般袭来，她形容自己像杯子底下的蚂蚁，水灌进来了，不得不往外爬。她最终爬回的地方，是故乡的寨子。在那里，她睡在能看见母亲的堂屋，带着狗走入森林，胃口大开，体重增长了30斤，困扰多年的痛经不治而愈。她形容自己终于回到了「毛孔全开」的状态。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生命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回环：出走半生，最终回归，却不是为了停留，而是为了获得重新出发的能量。

我们见面时，扎十一惹一边掰着橘子一边从胡同里走过来。她留着短发，长了就自己拿剪刀修一修；麦色皮肤，平时不化妆也不涂防晒。这天，她穿着一条肥肥的短裤，初秋的北京蚊虫不断，女孩一巴掌拍在腿上，自言自语替蚊子说话：在北京天天吃这么难吃的，终于换个口味，哇塞，是原汁原味的云南菜，开心死了！

如今的她，已经在美国攻读兽医专业，专业方向是大型动物，梦想着未来为狮子、大象治病。

扎十一惹不是「逆袭者」，也不是「励志样本」。她只是一个诚实记录自己的人，一株在风里生长的野草。她的故事重要之处在于，她直面了许多人正在经历却难以言说的现实：城乡流动带来的撕裂感，自我认同的反复重建，被规训与反抗之间的左右互搏。在越来越标准化的世界里，原始的生命力愈发珍贵。

文｜王双兴

编辑｜姚璐

图｜由受访者提供

以寨子为原点

我出生的寨子在云南，特别偏远，小时候没有自来水，没有医生，没有公路，很少家庭有手电筒，一直到6岁之前，只有一家人有黑白电视。

生命里的前几年，我都是在寨子里生活。那个时候，我那个状态的小孩几乎没有规则可言。除了基本的道德观念，家长没有工夫去规定小孩做什么不做什么。寨子里学校的老师不是真正的全职老师，就是上午上一堂课教汉话，下午大家一起干活儿。

之后的很多年里，我都在以寨子为原点，一步一步往外走。

6岁，我要去另一个大一点的村小里读书、学汉话；在那所不完全小学读到三年级，能熟练使用汉话交谈的学生，可以转到完全小学继续就读，要走近两个小时，去离村子十几公里的学校；12岁，我彻底离开家到县城读书，周末和寒暑假回到村里。

进县城的学校以后，我才开始弄明白什么叫集体，什么是贫富差距，接触了很多概念。就像一张白纸，被浸入到了儒家的教育里，一开始排异反应非常严重。

在县城的学校里，住校生的一切行动都是集体的。四五十个女孩挤在一间教室里，起床、吃饭、回宿舍、熄灯，都遵循着学校制定的规则。我非常不适应这种集体生活，之前从长辈身上学到的所有经验，在这里都毫无用处。我感觉身上像缠满了挥之不去的蜘蛛丝；夜里醒来，听着近在耳畔的呼吸声，我觉得自己还不如家里的猪——它拥有自己的猪圈，且可以独自进食。

小学三年级时的教室兼集体宿舍，上层读书下层睡觉

我不理解各种各样详细的规章制度，以我朴素的生活经验，就像吃饭的时候我爱吃咸菜我姐不爱吃，天生有这样的区别，怎么统一管理呢？我也不理解一个人管一群人的概念，我放牛都放一头，怎么能管那么多人？就连舞蹈我都不理解，在我的生活里，歌舞是取决于自己的心情的，开心了就去跳舞，但慢慢发现，另一个世界是在舞台上表演给别人看的，我真的很不理解。

这些都让我觉得非常新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但没有人和我解释，我只能自己去模仿，去学习。像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想要融入一个集体，去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料，让自己的学习工作都顺顺利利。

最浅显的就是穿着打扮，模仿班上的女同学，我买不了和她们一样的衣服，没有那个条件嘛，但她们梳什么头发我可以尽量去模仿。我想让自己看上去像一个城市里长大的女孩。然后有一个同学就意识到我在模仿她了，非常生气，说你不要再学我。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一种冒犯，也不知道该编一个什么样的谎话，只会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打扮，就找了一个例子。

同时，我想把自己隐藏起来，或者和身边的人拉近距离，所以到了一个地方就学一个地方的口音（也是这个原因，我学语言还挺快的）；还有就是学习他们各种各样的习惯，比如我们没有吃早餐这个概念，但还是会跟着大家一起去吃一下；大家买本子写一些疼痛文学，我也写。但这些其实并不属于我，强迫自己去学就变得很难受。

上大专的时候也是，人人都说优秀的人要进学生会，我说行，咱也优秀一把，努力去应聘，就进了学生会。然后发现，要开的会也太多了，什么方针什么宗旨，我根本记不住。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我被投向集体的时候，已经懂事了，那个东西就很难走进我的心底。很多人作为一张白纸被丢进染料中，可以很快染上颜色，但我发现我总是很难被上色，可能我材料不一样吧，不是纸，是块石板，颜料会短暂停留一下，但是下一场雨，又冲走了。

大专时，穿着为找工作统一定制的正装

残酷和粗粝

寨子给了我这种野性、不被规训的底色，但其实，它也有它的残酷和粗粝。

当时，学校里面很多学生都是矿工的孩子。矿工在学校几公里外的山里采矿，我们就在矿区宿舍的一楼借地方上课。土木结构的三层楼房，一楼永远昏暗、潮湿、发臭。

矿上时不时就会出事，断了手脚的工人没有人能做主抬去医院，就会放在二楼。有几堂课上，楼板缝隙里会一滴一滴滴下来红褐色的血，掉在同学的课本上。

书里还有一章是专门写女性乡邻们。那些我身边的女孩，有人早早退学、嫁人，有人来月经被嘲讽，有人不停地生育，有人患上抑郁症但被误读……

我有过一个一年的同桌，是个很美的女孩，有一天在课堂上，她的下身突然流血了，不知所措地趴在桌子上哭，男生大叫着说她要死了，女生则恐慌不已，当时上课的男老师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看起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于是对她说:「你回家吧。」然后使唤她的同桌送她回去。

我记得她久久没有起身，一直到老师反复催促了好几遍，她才哭着站起来。我们都看到她的裤裆上一片红色，椅子上也是一片红色。她的同桌把自己的衣服围在她的腰上，这让她更窘迫了。她连书包都没拿，哭哭啼啼地跑出了教室。

关于她的各种流言蜚语马上就传遍了学校。性教育的缺失使得小学男生对女同学的月经十分「重视」，他们编造了各种关于她的事情，把自己在各种机会下偷看到的两性内容编派在她的身上……

她没有继续读书、参加小学升初中的考试，而是直接退学了。她退学以后，与她同村的同学把她的婚讯带到了学校里。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也过着一样的生活，贫穷，不安，为生存而努力，得不到更多的关怀。

农活儿永远也干不完。除了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其余时间都要跟着大人一起干农活儿。有一次下过雨，我背着背篓、拿着镰刀去采猪草，河道两边的石头太滑了，我一下扑倒了，背篓里的猪草倒出来，掉进河水里，几分钟后就不见了。那天，我在河边趴着哭，我觉得将要干一辈子农活儿。

我在书里写了一家人应对突袭的夜雨的事，用上家里所有的盆盆罐罐来接漏下来的雨水。这样的夜雨在那个夏天下了许多次，我们也在半夜起来接了许多次，我和姐姐的床一直摆在正中间，像临时的，又像是永久的。

2021年之前，家中的厨房，现已危房倒塌

放假的日子很辛苦，但上学的日子也不好过。小孩子是不知道善恶的度的，只知道「我喜欢」和「我不喜欢」。差不多是八岁开始吧，我不小心成了其他小孩心中那个「我不喜欢」的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是我。

如果书包里有青蛙、蛤蟆和蛇算是轻的，去厕所旁边的水池里捞书包和书也不算太糟糕，被剪刀绞掉头发也还会长出来。

书出来之后，看到我曾经的经历，很多人都问我：你遇到那么糟糕的事情，为什么不向家庭寻求帮助？但我从小就知道我的家庭保护不了我，因为他们自身难保。我在外面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再怎么被欺负，我也不会跟家里说的，自己消化、自己解决，不能解决的就不解决，就这样过去。

我和阿妈的关系很复杂，阿爸没当老师以前，做木工维生，经常不在家，阿妈独自带我们姐妹。阿妈总是打我，只要我哭鼻子，势必是要挨打的。我已经不知道多少次在文字中提到过，我挨了母亲的很多很多次打，印象最深的几次都伴随着流鼻血。

我总是怕蟋蟀、青蛙之类的小动物，每次那些动物在朦胧的黄昏碰到我裸露的脚背，我就会吓得大哭，那种时候，她也会打我。在她看来，我不应该畏惧那些动物，也不应该哭，但到底为什么不应该哭呢？她没告诉过我，我也不知道。

我悄悄记恨了她十多年，从来不和她说心事，日常去学校住校也不会给她打电话，而是打给阿爸，跟阿爸大多也只是寒暄而已。在学校里被打了、被欺负了，也不会和他们讲半句。

但我身上还是保留着一些习惯，比如很多生病的时候，我在黑漆漆的屋子里躺着，身上痛，我会不自觉地喊「妈妈」。其实心底里我已经不再向对方求什么，或许这时的「妈妈」就变成了一个意象、一个概念，先喊出来嘛，说不定哪天就答应我了。

可能还是在期待一种值得信赖的、类似母羊舔舐小羊那种动物性的爱，非常非常多的时刻我都想静静地躺在妈妈怀里，什么也不做，只是感受她的体温。

当然我并没有真的这么做，我也知道，如果妈妈没有抱住过，我会因为妈妈从未抱我而感到痛苦；如果妈妈抱住了我，我会因为从前我们的疏远而痛苦。不管哪个结果都是痛苦，干脆就不要真的往妈妈的怀抱里闯，我就去呼唤那个意象就好了。

父母的结婚照

走出寨子

高中时候学卡夫卡的《变形记》，我在课堂上哭了，止不住地放声大哭，哭得停不下来。「要是现在就死掉就好了。」我又这么想。

同学们都觉得很惊奇，被吓到了。语文老师把我带到办公室。她捋一捋我的衣服，按着我的胳膊，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讲:「小孩子的时候确实会觉得很无力、很糟糕，但是变成大人会好很多的。要坚持长大。要坚持。」

变成大人确实会好很多的。以前读书时，我每天都在盼着长大，盼着去广东打工，在云南话里叫钻头觅缝，就是赶紧去挣钱。对一个云南女孩来说，去广东打工应该就是一条最好的出路了，可以不用做农活了，还能解决肚子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好像可以把自己从那种无望的人生里打捞出来。但慢慢地，我意识到，还是要读书，不读书会下坠，所以我在高考后报了一个师范类的专科学校，然后被不热门的文秘专业录取了。

大二下学期的时候，去系办公室帮老师跑腿，听到系主任在和电视台沟通送学生过去见习的事情。我像鬣狗看见羚羊尸体一样扑上去死死咬住，「电视台」三个字是我到那时为止听过的最洋气的词，不得不想尽办法伸出指甲抠进去。

见习期间没有酬劳，白天跑腿、采带子、听同期声、剪废镜头、偷看记者的文档偷师，晚上上选修课混学分，忙得一塌糊涂，但我拿到了工作机会。

因为只读了大专，父母还在家中为我的工作发愁，没想到我会提前就业，直接参加工作，单位还是电视台，他们开心坏了。村子里人人都知道我找了一个「好工作」，回家过年的时候，来家里走动的人都多了一些。爸妈说因为我这回事，村里的女孩们也被家里要求上大学了，至少也要读个专科，然后，「像他家老二一样，考个工作」。

那之后，我在电视台工作了八年。贫穷、疾病、上学难、就医难、霸凌、诈骗、家庭矛盾、集体纠纷、讨薪、强拆、斗殴、车祸、毒品、暴力、死亡……这份工作让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接触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这些东西能给人一些正向的反馈，一些振奋，你觉得自己活着是有点用的。但后面行业在变化，我也逐渐意识到，真实的世界，它不是万花筒。我什么也改变不了，却要一直旁观那数不清的糟糕的人生。如果不在乎，你会变得冷漠；如果你在乎，它会摧毁你。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个在乎的程度。

同时，我的痛苦还来自一些非常直接的地方。比如我在书里写的，在一次工作中，我的同事突发眼疾，为了不耽误工作，他硬撑着痛楚，冒着双目失明的风险，坚持完成了工作。电视台特意开了表彰会，我的冷汗止不住往外冒：他眼睛都要瞎了，台里200多个人，随便换一个人派去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他坚持在那里？他本人更是疯了，哥那是眼睛，你在想什么？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疯了，全部都疯了」，我都不知道是我疯了还是别人疯了。

后来因为难以承受这些痛苦，我就从电视台辞职了。但那些年的工作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见众生的过程，最大的意义就是让我知道，苦难平等地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中间，人人都有苦吃，人人都必须吃苦，所以我就不会以受害者的心态看待自己，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治愈。否则，老是盯着自己的事的话，挺自恋的。

远眺寨子

成为「人上人」

一直到工作之后，我依然在努力融入某个集体，达成某种标准。回想起学生年代那些破罐破摔和逃跑，或许只是本能地感到不舒服，但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究竟要怎么生活。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依然在面对那些社会灌输进来的东西，比如某种成功的模板。

我21岁去单位上班，每一个人，每一天都会问你：找男朋友了没有？什么时候结婚？就算在电梯里遇到并不熟的人，也是问：哎呀小张（扎十一惹汉族名字的姓氏）最近怎么样？结婚了没有？一直问到我离职。

跟我同一批进去的同事，如果在用好东西，在开好车，身边的环境也会把你们放在一起做比较，就会说：你看某某某呀她虽然人不咋地，但是你看她老公还挺好的。

在我那个小地方，大家都是看人下菜碟的。你条件好一点，他就对你好一点，你各方面就顺利一点。所以，受人尊敬最直接、最快速的方式，就是有车有房。身边的同龄人是这样，再看看比自己年龄大的同事，也在过这样的生活，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买房买车，结婚，生小孩，产后怎么护理，送去哪个幼儿园，达成了一种有点可怕的一致，一模一样，没有一个例外的范本。

在这样的环境里，那时候的我就一门心思想买房子。我把自己变成个工作狂，啥活都能干，又能摄像，又能写稿，又能剪辑，又能录音播音，又能给稿子配音，为了这个东西我还去考了普通话等级证书。因为拼命工作，每个月能赚3500多元，比当地平均工资要多一千多；还兼职当文员、做早餐，后来终于用自己赚的钱在当地买了一套小房子。

我不想因为自己起点低就比别人差，很长时间里，我都很渴望那种确定的、安定的东西，渴望过更好的生活，渴望别人会羡慕自己，渴望成为社会认可的「人上人」。

我很少和同事交流，也不参加团建，他们去唱歌什么的我也不去，像一匹孤狼。我把自己和自己的来处隐藏得很好，他们中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是从一个小村子里面来的，不知道我是少数民族。

后来开始接触互联网，有了豆瓣，我一度也很想成为上面那种很受欢迎的女性，做文学，或者搞艺术，总之很光鲜，我会努力把自己往那样的方向改造，不管是外形还是打扮、姿态，都努力向那个样子靠近。

有段时间我还尝试过朋克少女，很摇滚，穿各种黑色衣服；还有一段时间很想做那种更高知的女性，跟我所以为的层次更高的人打交道……举个例子，你来采访我，放现在心里就会比较平静，大家都是人，大家都一样。但要是放在那时候，我心里可要得意起来了：采访过周深的记者来采访我了！

离开电视台之后，我结了婚，组建了自己的家庭。那种想要成为「人上人」的努力一直持续了下来。

恋爱初期，我并不知道前夫哥的物质条件是很好的，他是一个很朴素的人。结婚之后，他给了我很好的经济支持，每天过着那种「贵族」生活，就是做做指甲、做做脸、做做头发，做饭打扫卫生是可以叫家政的，我在家里面基本只需要玩一下游戏，逗逗小猫小狗。前夫哥每个月会给我一万块零花钱，跟生活支出无关、完全由我自己支配的。当时就觉得，哇塞，过得好好。这不是把老鼠丢进米缸吗？我疯狂地吃啊。

因为前夫的经济条件挺好的，哇，我觉得好爽。你想，我连飞机都没坐过几次，一来就给我上商务舱了，这谁能不高兴。但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这种人生其实没啥意思。

我们最初是网友，从豆瓣认识的，他在日本旅居，我会写一些书评影评之类的，我们偶尔交流一些见解感受，你来我往一段时间后，一个十一假期，他约我去成都看大熊猫，就这样开始了恋爱。

当时我做了一个扁桃体和淋巴的手术，术中突然失温了，体温降到34度左右，抢救了两个小时，出手术室的时候，我刚恢复意识，但麻醉还没过，他就眼泪汪汪地说：「咱俩结婚吧。」就这么结婚了，一出院就去领了证。

后来他回国，我也辞职了，我们定居在重庆。

我给你看一个照片你就知道了，当时我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狠狠震撼你一下，你都看不出来是我，肯定会说，哇塞，这是你吗？我不相信哦。

就是这张，大概2020年左右拍的。白白的，瘦瘦的，头发长长的，美美的，带着名牌项链的。还有一张最能说明我的情况，温婉的，看起来波澜不惊的，实则心里得意得很。

2020年末，扎十一惹说，「化妆、节食和医美的巅峰时期，也是最虚荣自大的时候」

跟现在的我已经完全是两个人了，完全不一样，我当时根本不可能穿这种短裤，也不可能把自己的皮肤晒得黑黑的。当时那个防晒做的，我的天呐，出个门，帽子、眼镜、口罩、手套，真的不能想象。也会去做医美，反复地去维持它。

我突然还想起一件事，那时候，别人给我做脸，他就会恭维你嘛，我心里就很舒服。还有按脚，我从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别人碰我的脚我会跟他们抱歉，非常不好意思，去买鞋，别人替我试鞋子，也会很不舒服。但那段时间，我就特别享受别人蹲在我面前来为我服务，并且不断地夸赞我。

「水灌进来了」

我自己有几次意识到不对劲，其中一次是去买车。那个4S店的人很不专业，服务也不是很好，但我当时并不是作为一个消费者而感受到异样，觉得对方没做好本职工作，我心里的第一反应是：你竟然这样怠慢我，你知不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当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居然在看不起别人，无意识地出现了一种「我是人上人你是人下人」的傲慢。那一瞬间我特别痛苦，有些东西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我有点变异了，我是不是就要变成我讨厌的那种人了？

其实我挺感谢那次买车的经历，点醒了我，意识到自己在异化，意识到不能变成这样的人。

那之后，我马上冷静下来了。然后又开始思考以前反复思考过的问题，你到底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状态是你喜欢的。我没有范本，只能通过自己的感受。幸好那种优越感没有持续很久，大概半年左右，我的「不舒服」把自己拉了出来。

前夫哥那时候会和我说，他说他并不是那种男的，不会因为自己承担家庭开支，给我钱或者送我昂贵的房产、礼物，就觉得我低他一头。但事实上我们就是不平等啊，我不能欺骗自己。所以还是想要有点自己的事情做。

这个问题后来很快解决了，因为我写作还挺顺利的，没经历什么挫折，就把新事业建立起来了，是的，我把写作当成一项事业。然后我整理了自己的财务情况，就算不要他的一万块钱，也可以过得蛮好的，那一万块钱就停止了。这让我心理上好很多。我觉得我们俩又平等了。

2021年11月，扎十一惹剪掉头发，决定开始创作

2022年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这一年和接下来那几年，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

先是经历了一次非常严重的惊恐发作。当时疫情正严重，听到、看到很多事情，我无法承受这种痛苦，因为太能共情别人了，其实是我的一个缺点。反而你打我两下我是能扛过去的，就像小时候被校园霸凌我可以走出来，但是这种东西我很难承受，就崩溃了。

我有家族遗传的低血钾，很多躯体症状跟惊恐是重合的，很难区分。所以之前一直当作是低血钾在疗养，后来越来越不对劲，我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跟别人交谈了，对声音和光也很敏感，然后空间会扭曲，道路是变形的，还总觉得四周的墙壁都在逼近。

恐慌是一种很特殊的体验，濒死感，窒息感，失真感，对环境的恐惧感，对人群的陌生感……每一次它都不一样，花样很多。有时候它让我无法行走，无法交谈，不能呼吸；可有时候只是打个喷嚏的工夫，它就过去了。2022年这一次最严重，大小便失禁，需要吃流食。这次终于确诊了惊恐障碍。

紧接着是离婚。非常巧合，我病得最重的时候，正好是丈夫父亲去世的时候，正好也是我妈妈病得最重的时候。我因为他父亲的去世很受冲击，又很担心我妈妈会死掉，同时自己的状态也非常的糟糕，我们双方都到了一个临界点了，我们就商量了一下，决定分开。

曾经我认为，只要不和长辈住在一起，其实婚姻只是变成了具有合法性的家庭关系，我们还是可以保持相对的独立，我却忽略了亲缘关系在实际生活中的影响。就算不在一起，对方父母的影响也是长久的、持续的、无孔不入的。

他是很负责任的人，我也是很负责的人，有时候两个太负责任的人反而不能在一起。他物质条件很好，如果我只是图他的钱，可能反而开心一点，偏偏我是真心实意地在跟对方组建一个家庭，虽然他的亲人并不是我的至亲，也没有多么深的感情基础，但是如果我真的在乎这个人的话，确实很难做到不在意他在意的人。他也一样，所以我会因为他的焦虑而焦虑，他会因为我的痛苦而痛苦，但一个人承受不了两份焦虑和痛苦。

我俩之间没有任何冲突和问题，方方面面都挺好，只是在那个临界点选择解绑，各自少了一个烦恼来源。

可能旁人会觉得有点遗憾，因为有太多相看两厌、崩溃、然后不得不分开的婚姻，彼此面目可憎，就没什么可留恋了，而我们感情也很好各方面都很好。但我反而挺庆幸的，还好不是那样，不然太没意思了。

我和丈夫之间进行了几次时间很长的对话，把我们各自的创伤、恐惧、阴暗、渴求……毫无保留地交换了一遍。最后一次对话结束后，我们决定分开。

总之，那段时间发生了很多变化，不管是自己身体上、精神上的，还是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上的。我就像一只小蚂蚁，之前一直在一个杯子里，有东西吃，每天睡觉。我也知道这是一个杯子，也知道可以去外面，但是我不知道该不该爬出去，或者说，我其实没太想爬不爬出去这个事情。可是有一天，就是2022年以后，我在那个杯子底下已经待不下去了，因为水灌进来了，我不得不往外爬。

离婚后某一天，和朋友在海边

回到寨子

和前夫离婚后，带着各自的祝福，我们都离开了重庆。前夫去了深圳，而我回到寨子里。

当时，我因为惊恐障碍发作，已经严重到吃不下饭、睡不了觉、大小便失禁的程度，前夫准备让我去住院，我说不行，我觉得自己快死了，而且很怕我妈妈死掉（我妈妈因为有基础疾病，本来肺就比较脆弱，新冠之后就只能躺着起不来床），就说我一定要回家。那时候我已经坐不了高铁了，那个声音会让我崩溃，前夫就找了一个车子，让我可以在后面躺着开回老家去。

我家有个堂屋，相当于城里说的客厅，四四方方的，中间一横一竖地摆了两个藤椅，我跟我妈妈因为想看到对方，就都没有回到卧室的床上，而是睡在堂屋里，现在想来有点好笑，妈妈睡这边，我睡那边，头对头能随时看到对方，我爸和我姐两个人照顾我们。

堂屋

我和我妈的关系其实挺别扭的，也不是现在才别扭，是从小就这样。但这次回来，我不再以一个妈妈的标准去要求她了，她也不再以一个女儿的标准来要求我，我们都达到一个动态平衡。之所以能形成这种平衡，是因为经历了疫情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对方是会死的。

对我来说，回到寨子里几乎是一种很本能的决定，就是想回到自己依赖的自然环境里，想看见那些熟悉的事物，想摸家里的猫猫狗狗，想吃爸爸做的饭。在城市里我也可以找到自然，但那不属于我，跟我没什么关系，而乡村的自然我最熟悉了，哪里有河，哪里有块石头，我都知道，我很想要找回那种熟悉感，那种很确定的感觉。

虽然有很多痛苦的记忆，但故乡给我更多的是一种安慰。熟悉的乡村毫无保留地接纳了我，日出日落，花开花谢，都是确定的东西，它们抚慰了我内心的某种不安。

俯瞰寨子

我是「动物的孩子」，进县城的学校读书以前，我几乎24小时和动物们黏在一起。我的成长环境里有各种各样的家养、野生动物，它们直接参与甚至干预了我的成长过程。回来之后，我每天都会带着狗出去走一走，走进森林里，也不做什么，就是看看树，看看鸟，然后再回家生火煮饭。太阳太大的时候，就在家里写作，晚上很早就入睡了，清晨再被门前的鸟叫起来。

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彻底地信任自己、接纳自己的感受。所以当我累了，不管几点，也毫无负担地立刻躺下，饿了就立刻吃，打雷下雨、心里感到害怕的时候，就大声哭出来。

除了干农活儿，在村里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吃，基本上从睁开眼睛就一直吃到睡觉。很奇怪，在城里的时候就算做运动也好，写作费神也好，吃进去的东西都只是那么点儿，回村以后整天在家招猫逗狗的，也不做什么，但胃口极好。

村子里的人身上那种很强的生命力也给了我很多力量。其实，坦白说，年纪更小的时候，我并不喜欢他们，觉得他们身上有很多可笑的、愚昧的、不可理喻的东西，总是让自己困顿在很小的事情上。那时候看到他们，我甚至会想：怎么活成这样？活个什么劲啊？但重新回到寨子里，我发现自己的视角完全改变了，反而觉得他们那种高能量和生命力很打动我。

我家房子在路边，大家每天下地回来都会扛着锄头路过我家门口，身上背着很重的东西，但永远会大嗓门地打招呼，永远特别有劲儿。好像不管怎样，大家都在真正地做事情，哪怕生病了，也还是会下地干活，乡土的逻辑其实很简单，不干活就没有饭吃，干活就总会有收获。

最近接受采访，很多人会问我，乡土的东西给了我怎样的塑造，我想了很久，想到了电影《芙蓉镇》的一句台词，就是「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

我最近到下一个阶段了，从去年开始到处玩，由近及远，日本呀韩国，前不久刚从美国回来，在西部自驾了20来天，为了省钱我们都住在车上。就是想看看其他地方的人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接下来我要去美国读兽医，将来就可以给狮子、大象、长颈鹿们治病了。

写小说和卖版权让我有了一定的积蓄，也会想要多赚点钱支撑我到处去探索，但赚不到也无所谓，那就探索能探索的地方好了。那些东西对我来讲没那么重要了，也不再控制我的人生了。

我特别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朋友评价我说你好像一块海绵，每个孔都是打开的，也不排斥什么。我也觉得这个状态挺好的，主要是身体变好了，我发现人长胖好重要，我长胖了30斤，以前痛经痛得要晕过去，长胖以后都不痛经了；以前身体不好，贫血、营养不良，很容易晕倒，就聊着聊着天突然嘎一下就晕过去了，现在这些小毛病也没有了；而且睡得好香，沾枕头就着，吃饭也很快乐，吃的量也大，真的好舒服。

我现在每天都过得好爽啊，我都不知道这个爽该怎么形容，睡得好，吃得也好，好想把我的爽分给不爽的人，多少人是睡不着吃不下的呀。

扎十一惹在新书见面会

活着才能遇到这样的时刻

书出版后，很多人知道了我的故事。有读者说我像树，我特别开心，很喜欢这个评价，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小树，它的生命力很强，长大后开枝散叶，还能给小动物提供一些庇护，或者给食物链上的其他部分提供一些养分之类的。

以前朋友也说，我就像野草一样，风把种子吹到哪儿，就在哪儿扎根生长。我说，当然了，哪怕有天被一把火烧了，春风一吹：嘿！我又来啦！

2025年7月，爬雷尼尔山

书出来之后，这一路遇到很多很多女孩子，真的让我特别感动和感谢。比如在上海书展时，有的女孩我们之间也没有说什么，就是四目相对眼眶就湿润了；还有昆明书展的一个女孩，她的家乡离我的家乡很近，她说以前一直不知道怎么处理和家乡的关系，读完我的书之后好像一瞬间豁然开朗一点芥蒂都没有了。

我还收到了好多私信，好多人哭了，我一直觉得，眼泪是别人非常珍贵的信任。甚至有人问我要不要钱……那段时间我写了好多To签，一个都没有重复的，我希望他们能感受到我的感谢。不是因为在采访才这么说，也不是为了迎合什么，真的发自内心地非常非常感谢他们，我觉得自己当年躺在黑屋子里喊的那些声「妈妈」得到了回应。

即使过了这么多年，我也经历了一些左右互搏，一些纠结和释然，慢慢在变成自己还算满意的样子，但心底里，喊出的「妈妈」被回应这件事好像依然很重要，它们会留在我的生命里，等到下次再走进黑屋子，再喊「妈妈」的时候，我想起自己曾经被回应过，就会变得幸福一些。

今年9月，有一场新书分享会是在昆明的璞玉书店做的。3年前我来过这里一次，参加张秋子老师的一场读者见面活动。

当时是2022年，我刚刚经历了那次比较严重的惊恐发作，正处于复健阶段，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状态还可以，有3个月左右没有发作了，家人也鼓励我多出去走走，最后我就去了活动现场，还给自己定了目标：坐在人群中参加完全程。

但是后来我太飘了，又把目标升级成「一定能举手提一个问题」。当时我已经开始写作了，就想问问秋子老师普通人写作有意义吗，我应该写自己想写的，还是市场喜欢、别人想看的。

没想到的是，站起来提问之后，刚开始还好好的，说着说着周围的形变就又开始出现了，我又开始害怕、颤抖，觉得孤立无援，哭了起来，然后呼吸困难，四肢抽搐，变成鸡爪状。

现场的工作人员吓坏了，赶紧把我扶到后台的一个办公室休息。坐在那等家人来接我的时候，书店有个男孩一直在旁边陪着我，一边让我平静下来，一边和我说：普通人写作也有普通人写作的意义，你要坚持写下去，将来也到我们书店办活动，我相信肯定会有那一天。

我完全没想到，3年后我新书分享的云南站，编辑恰巧选择了昆明，又恰巧选择了同一家书店，更没想到的是，我以为当时的人早就离职了，结果发现那个男孩依然在那里工作。

《寨子》璞玉书店见面会

活动当天，他刚给我架完麦，我就认出他来了，就说，你还记得2022年的时候，张秋子老师第一本书的分享会，现场有个寸头女孩吗？就是我。他当时眼泪都没有任何酝酿，像瀑布一样哗就流下来了，他就在那：「你……啊……呜呜……天啊……」

他同事赶紧跑过来问他怎么了，他指着说不出话来，过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22年，寸头女孩。」那天我们几个人抱在书店中间，哭成一团。买书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看着我们在那儿哭。

太神奇了，我当时心里的第一反应就是， 人还是得活着，活着才能遇到这样的时刻，同时也正是这样的时刻支撑着我们活着，在每次遇到「太糟糕了」、「都疯了」的事的时候，还能走下去。

（*部分内容引子扎十一惹新书《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读者见面活动，作者与送玉米给自己的女孩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