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无助的家长，一家疏忽的机构，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

文｜吕蓓卡

编辑｜姚璐

一连串错误的叠加

找到了。苍山脚下，一处山涧的密林，植被茂密，四周都是灌木丛。一组4人的民间志愿者发现了躺在溪流岸边的王一凯。连着下了两日暴雨，土地湿润泥泞。遗体上方，刚能没过脚面的水流里，散落着他深蓝色的衣服，以及橙色的书包。此时是2025年8月13日下午4点多，距离这名8岁的自闭症男孩走失，已经过去5天。

他走失后，每天都有数百名志愿者上山参与搜救。最终发现王一凯的地点，令很多参与救援的人难以释怀。这里并非深山险境，距离汽车能开到的石子路，只有十多分钟的脚程，离废弃的旧茶厂，直线距离不到100米。

明明这么近，为什么没有更早发现？之后的三天，每天都有志愿者从王一凯倒下的地方反向上山，试图搞清楚，孩子出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一个自闭症儿童，怎么会在大家眼皮底下丢失？

5天前，是一个晴朗凉爽的周六。王一凯所在的学堂「明日之光」，4名老师带着7个孩子到苍山爬山。「明日之光」是一家针对3到11岁自闭症儿童开展特殊教育的学堂，3个月前，8岁的王一凯从北京来到大理，参加这里为期100天的「系统性干预」课程。

2岁多时，王一凯确诊自闭症，经历了几年的干预后，他建立了初步的语言能力，但直接叫他还是不会答应，要给出清晰的指令才行，「王一凯，你答应」。救援人员很快了解了更多关于他的细节，他爱笑，长着一对大耳垂，喜欢吃奥利奥，喝可乐，最喜欢听的儿歌是《红山果》《小老鼠上灯台》《小螺号》。他的运动能力很强，学过轮滑，喜欢从高处往下跳，喜欢水，喜欢到处跑。

王一凯图源网络

这是他的父母送他来大理的原因。「明日之光」的课程有多条野外路线，一周六天，每天上午都会安排户外活动。自闭症干预机构中，能提供如此密集户外活动的并不多。

8月9日，他们走的原本是一条常规路线，每隔一两周，老师都会带着孩子们走一次。但这天，情况有些不太一样。

自闭症儿童往往精力旺盛、不听指挥，出门需要特别的看护。宣传文案里，「明日之光」特意强调为了保证安全，户外课程生师比接近1:1。但他们人手不足，日常执行另一套标准，户外活动老师和学生人数按「N+2」执行，7个孩子的情况下，配5位老师跟队。

可这天，跟队老师在这个基础上又少了一个，只有4位。

周山是「明日之光」的另一位户外老师，当天他带另一队。他对《人物》解释，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原本要跟队的一位女老师生理期，无法上山。正常情况，人手不够，要从剩下的老师中调配。这所机构一共有17名老师，12个孩子。其中7名老师负责户外，10名老师负责学堂。

但带王一凯上山的老师评估后，「有几个孩子是比较好带的」。四位老师分别是一位退伍军人，两个刚毕业的体育生，一位幼教毕业的老师。「他们讲自己的体能够，应该能够顾得过来，就没有从其他组抽调。」事后看，这是当天的第一个失误。周山承认，「真的是疏忽了」。

他很清楚，这些自闭症孩子的特点就是「情绪不受控」 ，「突然想到一个什么事情，立马就会去做。不会跟人商量」。在山上，看住他们是一件工作量很大的事， 「很容易趁我们不注意，哪怕抬头喝水的工夫，就会跑走」。

和王一凯同组上山的另一个孩子家长佟远也不能理解4位老师的配置，7个孩子出门，「5个老师我觉得都不太够，那天怎么是4个？」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过失」。

除了少配一位老师，他们也临时改变了路线。这是一条环形线路，起点和终点都在苍山脚下的护林站，他们由正穿改为了反向穿越。

8月14日，我重走了这条路线。反着走，会先经过一段长长的陡坡。第一天就上山参与救援的志愿者斑马说，这段陡坡走下来，他作为一个有丰富户外经验的人，也「气喘吁吁」。他猜测，体力过早的消耗会分散老师的注意力。到了下山时，风险就出现了。

这条路的岔路也很多，容易迷路。尽管地上有清晰的路径，树木也并不密集，但一个路口可以分出多条岔路，有些岔路不能一眼望见，要走到小路尽头，才发现，这里还有条路。一位在大理生活十多年的志愿者说，四五年前这些岔路还没有，这几年大理出现大量采菌子的团，以及儿童独立营活动，才踩出一条条新路，「连我们这种老队员都经常会迷路」。

王一凯当天的路线，四周全是岔路吕蓓卡 摄

至今，当天的老师也说不清王一凯到底什么时候、在哪里走丢的。

王一凯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是8月9日这天早上9点55分带队老师拍下的。7个孩子排成一列走在草丛里，王一凯是最后一个，身后跟着两位老师。

老师们声称，最后一次见到王一凯是上午10点40分。在一片宽阔的缓坡上休息时清点人数，他还在。之后继续下山，在另一个平缓的路口休息时，11点钟，发现孩子不见了。

过去的20分钟发生了什么？

8月11日晚上，斑马和当天的带队老师一起再次上山搜救，让带队老师复刻下山的路时，得到了一个重要线索。当天队伍走到一条岔路口时，分成了两队。两队老师各自清点小朋友的数量，「都没有差」。双方都以为对方带了王一凯。直到汇合再次清点人数，才发现，人不见了。

可斑马获得这些更准确的信息太晚了。8月11日夜里，孩子走失的第三个晚上，他按照这个路线一直找到12点，手电筒的电量耗尽，衣服被溪水打湿，山上的温度变得「非常刺骨」。消防指挥中心催促他们赶紧下山，马上就要下暴雨了。后来对比当时的轨迹，斑马看到自己撤退的点，「真的再往前面走个15米左右，可能就能遇到了」。

事后看，孩子走丢的信息不够准确，现场搜救依靠的是一张老师手绘的徒步路线图。让救援的时间窗口一次次被错过。

之后的两天，苍山的大雨几乎没停，山上的温度一夜骤降进入深秋。Fox是最早找到王一凯的四个人之一，被发现时，男孩的身上已经没有穿衣服，鞋子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有20多年户外经验的Fox立刻反应过来，这是生前经历失温的典型表现。重度失温时，人会感到燥热难忍，一反常态把衣服全部脱掉。

8月27日，王一凯的父亲王皓收到了尸检报告。孩子的死因是饮食、饮水严重不足的基础上，因环境低温导致低温性休克死亡。「作为一个父亲，我无法想象孩子最后时刻经历了怎样的恐惧与痛苦。」

在山上时，斑马曾蹲下来想象了一下王一凯的处境。他走丢的地方海拔不算高，成年人站着能够看到山下城里的灯光，但小孩子的视角里，只能看到天空和树，「是看不到山下到底在哪个方位的」。

尽管这样，Fox在现场判断，他生前是一直在努力往外走的。王一凯倒下的地方距离走出去，到开阔、人总是很多的清碧溪口，只有两三百米的距离。

现场救援组织图吕蓓卡 摄

一个为孩子倾尽所有的家庭

接到机构老师电话时，王皓正在昆明开往大理的高铁上。他正好休假，按照计划，他会陪王一凯上完「明日之光」的最后一周课，在大理玩一玩，然后接他回北京。

当时是8月9日下午1点43分，王一凯身上有家长联系卡，老师说，如果有人给打电话，要尽快通知学堂。「我第一反应是赶紧报警啊，赶紧全力地找啊！」王皓向《人物》回忆，他至今不能理解，距离老师们称最后一次看到孩子的时间，已经过去了3小时，机构为什么没有及时报警。挂了电话，他联系在北京的一凯妈妈，全家同步报警。

根据周山的说法，当天发现孩子走丢后，2位老师把剩下6个孩子送回学堂，另外2位老师在山上继续找人。一个小时没有找到，12点左右，他们向护林站人员求助，调看了监控。机构的报警时间是下午的1点45分左右。报警后，他们也联系了蓝天救援队，等救援队集结，上山救援，已经是下午4点。

王皓6点多赶到现场，王一凯的妈妈第二天也赶来了大理，和姥姥姥爷一起一直等在护林站。几次，姥姥姥爷都想上山找人，但身体不好，被救援队劝了下来。王一凯是他们一手带大的，5月份，也是他们陪着孩子来到的大理。悲剧发生后，姥姥姥爷深受打击，住进了医院。

为了养育这个孩子，两代人付出了全部的心血。

王一凯2岁多时确诊自闭症。那是2019年，父母发现他「有些情况不太对」，没有语言，没有对视，叫名不应。一凯的妈妈曾在社交网络上记录，「别的妈妈下班回家，孩子会高高兴兴地来接妈妈，而我回家，（孩子）几乎无动于衷」。当医生提出「自闭症」，她感觉「五雷轰顶」。

自闭症不是性格问题，它是一种有生物学基础，发生于儿童早期的神经发育性障碍，典型的表现是难以学会社交沟通，常常重复一些刻板行为。它的医学全称是「自闭症谱系障碍」，谱系意味着其症状表现多样，像「光谱一样」，至今仍没有找到明确病因，也没有医学上的「治疗方案」，更多以教育训练为主。

医学界的共识是，自闭症谱系障碍需要早期识别筛查和早期干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发育行为儿科的医生金燕告诉《人物》，谱系孩子在早期进行教育训练和行为干预，有概率在情感功能发展水平上“爬坡进步”，向同龄孩子的社交能力水平靠拢。

不过，干预并不能确保奏效。行为干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每个孩子每个家庭适合的方法不一定相同，特别是对于干预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孩子本身的智力基础，要警惕拍胸脯的保证」。金燕说，没有清晰的路径，让她看到家长们在不断尝试中「非常疲惫和迷茫」。

王一凯确诊之前，王皓对自闭症并不了解。确诊之后，和很多家长一样，他立马想办法找机构干预。他在网络上了解了「各种干预的理念，干预的方法，和干预的机构」。5年下来，他带王一凯参加过多少机构已经记不清，总花费在「三四百万以上」，但能得到的进步始终有限。根据一凯妈妈讲述，「直到5岁，会说的字不超过5个」。

王一凯图源网络

来大理之前，他们在北京一家室内干预机构上了两年课。王一凯逐步有了语言，能说一些简单的词语。但第二年，进步又变得缓慢。室内一对一形式上课，卡片教学，带着孩子识读，王一凯认识卡片上的东西，看到实物却认不出来。

这让王皓觉得，他又到了瓶颈期，「继续待下去就没有什么用了，它的方法就是这些了」。

王翠花是参与搜救王一凯的志愿者之一，也是一位自闭症孩子的母亲。她能共情王皓的焦虑。她的孩子卿卿和王一凯年龄相仿，也是在2岁时确诊。

在和自闭症有关的信息里，有一句话流传很广，「2到6岁是自闭症的黄金干预期」，这个说法并不绝对和严谨，「但不管有没有科学依据」，王翠花说，「做父母的听过一次就再也忘不掉」。

为了一点点可能的进步，她和所有家长一样，愿意付出时间、金钱，和所有的努力。除了送卿卿到各种机构，她自己也学习干预的方法，参加自闭症相关的教育培训，有民间也有政府举办的，仅是这些培训，就花费了10万左右。但她最终发现，没有一种方式对自己的孩子百分百有用，「一种方式能收获2分，就已经很多了」。有时候送进一家机构，只是学会了说一个字，「要」。

这是一个漫长、需要极度耐心的过程。卿卿喜欢坐地铁，王翠花为了教会他坐地铁，出门前要背自己的包，要挂上地铁卡，地铁卡要充钱，包怎么背，扣子怎么扣，坐地铁要过安检，走的时候包不能扔，花了两三年。

但耐心并不总是有结果。自闭症孩子的发育和成长不是线性的，很多时候，「学会的也会忘记，会做的又突然不会，再教也教不会」。

对王翠花打击最大的，是卿卿3岁多时突然不会自己上厕所了。他原本2岁多时已经掌握了，但因为蚊虫叮咬的包块形成囊肿，到医院做了切除手术。回来后，他出现了类似应激的反应，24小时要穿着鞋，睡觉、洗澡都要穿。她只能等孩子睡了，把鞋脱了，偷偷把脚擦一遍，在他醒来之前再给穿上。那之后，他也不敢进卫生间。不得已，王翠花重新给他穿回了尿不湿。

这个过程持续了两三年。戒不掉尿不湿，让王翠花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他不会这辈子都要穿尿不湿吧」。但越急越教不会，最后的结果总是自己崩溃，「回头看，对孩子，对我都是一种折磨」。直到5岁，王翠花几乎要放弃了，卿卿又重新学会了自己上厕所。

不仅狼狈，焦虑和自责也是自闭症孩子父母的日常。王翠花的网盘里存满了几个小时一段的视频，最初几年，她每天晚上都重看复盘：今天自己有哪里做得不对？哪里多说了一句话？哪里少说了一句话？才导致自己的孩子没有进步。

网络上充斥着对自闭症孩子父母的误解，把自闭症归结为养育方式的问题。但这些声音不仅不了解自闭症，对父母也十分不公平，王翠花说，「其实都不用说，因为家长已经自责一万遍了，他们每天都在反思，会从自己身上找一万个原因」。

到了卿卿五六岁，王翠花才逐渐接受，「有的事情就是拗不过」，「每天有加法，有减法，不停地加加减减，最后发现不剩啥」,「原来做这么多，结果并不是就会如你所料」。

王一凯的妈妈对《人物》有类似的形容，过去养育王一凯的5年，「就像在黑暗中行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到光」。王皓也说，「比养育六七个正常的孩子都要累」。

但他们没有放弃努力，王皓和妻子负责认真工作、赚钱，为王一凯寻找更有效的干预机构和方法。姥姥姥爷负责照顾孩子的日常起居。他们的期待，是所有自闭症父母朴素的心愿，「他要有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

今年，为了突破瓶颈，他们决定换个环境。王一凯喜欢户外，喜欢出去旅行。一到周末，全家五口就会出门去「爬爬山，玩玩水」。

王一凯姥爷的朋友圈记录了他们过去一年的出行，他们去爬了白云山，去看了广州塔，去了长隆海洋公园，也去了珠海和澳门。每一次都是全家五口一起，照片里，王一凯总是被抱着，笑得很开心。

在这样的处境之下，王皓想到了大理。在社交媒体上，他找到了「明日之光」。

王一凯图源网络

一家机构和家长们的「普通」心愿

「明日之光」机构所在地是大理云峰村，一幢三层带小院的白色民房。8月15日，我来到这里。导航难以精准定位，只能先到村子主路，深入一条小巷，才能找到。再往里走，是一家养鸡场。在云峰村，这样一幢房子，一年的租金在5万元左右。

这天，机构没有人，门口扎着两个秋千，十多平米的院子里放着给孩子们骑的自行车，每面墙上都画着色彩鲜艳的壁画。走进屋里，二三层是他们上课的教室，楼梯处的玻璃门上，贴着一些便利贴，看起来像是家长写给孩子们的寄语，这是一些看起来很「普通」的心愿——

「希望孩子可以放松一点，自信一点，勇敢一点，在宽松安全的集体环境中开心快乐地成长。」

「愿xxx每天笑容满满，发脾气少一点，爱说话一点。」

「希望xxx小朋友可以幸福地长大，健康独立，快乐地生活在这美好的世界。」

「希望xx顺利上小学」

「希望xxx可以正常沟通交流，改善情绪问题，开窍，开窍，开窍！越来越好，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

玻璃门上贴满了家长的心愿便利贴吕蓓卡 摄

院子对面的绿地，也被租下来改造成一片户外活动区，有蹦床，粗糙的原木制成的跷跷板，平衡木桩、攀爬架，和一个小型吊桥。

3月，王皓带着王一凯试过一次课。试课一周的费用是3600元，只有参加过试课，才能正式入学。明日之光的负责人自称「天叔」，本名翟胜峰（以下称「天叔」），在他的个人公众号上，他介绍这样做的原因是，要通过5到7天的观察，才能为每个孩子制定方案。

正式的干预课程，体系分三个部分，自然户外、生活社交、室内课程。其中自然户外占比很高，每周六天上午都会到户外活动。这是最吸引王皓的地方，他们期待大理的自然环境能给王一凯带来进步。

在宣传中，天叔也提到自己的孩子曾确诊过自闭症，后来「治愈」。他因此认为，只要改变养育方式，就能解决「自闭问题」。对很多家长来说，这具有诱惑力，但王皓更看重「孩子在大理玩时的体验」。

回北京后，他为王一凯报了名。课程一共一百天，每个月13000元，机构按3个月收费，每个月另交1000元餐费。和北京的机构相比，以王皓对市场的了解，这样的收费算「偏低」，但在大理，算是偏高的。

机构不包含住宿。5月份，姥姥姥爷陪着王一凯，一起搬到了大理，在学堂附近村里租了房，每天早上7点多把他送进学堂，晚上七八点再接走。一天12个小时，他被托付给了这里的老师。

最多的时候，「明日之光」有14个孩子。对老师来说，看护他们，也是一份繁重的工作。这些孩子喜欢乱跑，隔壁村民告诉我，孩子们经常跑进他们院子，「爷爷奶奶进来逮都逮不住」。老师们「带他们锻炼，牵住他们，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天叔的公众号里，提到明日之光有20多名不同的专业老师。实际上，不包括做饭阿姨等，正式老师是17个。周山说，大部分是00后，有两个是暑期过来帮忙还没毕业的大学生。

在救援现场，我曾和8月9日带王一凯上山的女老师交谈，她也是一位00后，学的幼教专业，刚刚毕业一年。「明日之光」是她的第一份工作。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明日之光的老师们，每个月的工资是4000元左右。但来到这里，一些人不全是为了钱。大理气氛松弛，物价水平相对低廉，有些人选择在此疗愈身心，也不乏理想主义者。周山今年39岁，是一名退伍军人，在大理旅居。去年10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到这家机构——当时还是「明日之光」的前身当义工。

那是他第一次了解自闭症，在他看来，这些孩子非常纯真，「用本能活着，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受到刺激会乱跑」，「完全困在自己的世界里」。但很多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他们不被这个社会接纳，周山很想帮助他们。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天叔会在大理举办线下公开课，预约后可以免费参加。他会给家长汇报孩子的变化，谈论自己对自闭症的认识，一些干预的理念，和他针对自闭症儿童开发的「破壁者计划」。

这个计划诞生于2023年，核心是在自然田园村落模拟孩子的正常家庭环境场景，集中3个月展开干预，「帮助孩子尽早回归正常的家庭和生活中」。为此，他曾在公众号上招募愿意尝试的家庭和老师。

第一次接触之后，周山把天叔公众号的文章全部看了一遍，建立了对自闭症的认识。他认同天叔的理论，「自闭症的孩子和正常孩子是没有区别的」，只是某一方面出现了问题，社交障碍，刻板行为，「解决问题就行」。

在他看来，天叔是个有爱心的人，不然不会做这个事情，他也认同天叔的方法，「换到任何一家机构，都没办法做到这么密集地去干预」。

在这种认同之下，他加入了「明日之光」。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他期待，自己最终能帮助孩子建立生活自理能力，正常融入社会，「上小学或者初中」。

「明日之光」机构院子对面的绿地吕蓓卡 摄

「天叔」和他的实验

「天叔」是2024年来的大理，在他的个人公众号里，他介绍自己：祖籍山东，之前生活在珠海，2018年归隐贵州山村。「种花，酿酒，不务正业，没什么正经收入，靠写点东西挣点日常花用。」

他最早写和自闭症有关的文章是2019年，在百度贴吧。他谈到，关注自闭症的起点，是自己的孩子在26个月大时，仍然没有语言能力，「妈妈都不会叫」，不理人，从来不跟小朋友玩。他们去了医院的儿童精神科，确诊了「中度自闭症」。

一开始，和所有的家长一样，他「傻在了那里」，无法接受。他问医生，能康复吗？医生说：努力康复，按现在孩子的情况看，康复好的话也许能上个小学。

中间的经历，天叔没有更多展开。这件事的结尾，2020年，孩子八九岁，他写道，「已经是完全自然的、正常的一名小学生」，「没有留下任何自闭相关问题痕迹」。

8月24日，《人物》就这些信息跟天叔核实，对方说，这些信息「都是真实的」。在金燕看来，这的确有可能发生。在发育行为儿科诊室8年，她为约一万名自闭症儿童做过诊断，随访中，的确有孩子确诊后，慢慢长大症状变轻微，适应能力提升，在集体环境中没有困难。但她强调，个别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预后，无法推广到所有谱系孩子。她和家长更多强调的是让医生做出全面细致的诊断，一起制定适合孩子以及家庭的个性化方案，在随访中评估效果以及及时调整。

中间是如何干预的，天叔没有多提。但他提到这件事建立了他对自闭症的认识：「自闭症目前公认的事实是，病因尚未明确。你真的认真想过这意味着什么吗？也就是说，这个『病』可能都不成立。这个圈子其实没有科学，有也是伪的。」

他不相信「自闭症」作为一种疾病的存在。「我最心爱的儿子『傻』了，你不能一个『病因尚未明确』就把我打发了」。在纠结了十天半个月后，他说，自己「内心确定以及肯定、清晰而又明确地得出来了一个大胆的结论：「不光我的孩子没病，应该是没有，一个都没有。有问题孩子，但没『病』！」

当他想明白这个道理后，他说自己获得了一种解脱，从那种强烈的悲痛和绝望中走出来，从那整个研究摸索的迷茫中跳出来。雨过天晴，一切豁然开朗。」

这之后，他把自闭症儿童没有语言能力理解为：

「不会说，是因为不需要说。」

「毫无底限的娇惯宠溺，过度满足，精心呵护，让孩子根本没有机会表达，更无需表达，便已满足所有需求。」

2020年，他将这些理论再次发布到个人公众号上。2023年，以此为基础，他称自己推导出了一套「可落地实操的自闭症干预计划」，也就是「破壁者计划」。强调人是环境（能量场域）的产物，尤其是孩子，提倡大家离开城市，走向林间。

不管贴吧还是公众号里，很多家长认同他。在贴吧，至今还能看到一些家长诉说着自己的无助，表示看完天叔的理论，重新反思自己，性格「比较闷」，「无趣」，导致了孩子没有语言。

2023年时，天叔在公众号上招募愿意参加这个计划的孩子和老师，在他所在的贵州兴义市丰都镇田坝村开展「实验」，按照他的说法，他原本不打算自己「亲自」做，只是提供一份计划和场地，邀请对本计划感兴趣的志愿者和义工参加。

他建了一个微信群，进群需要付费288元。一位自闭症孩子家长2023年9月进过那个微信群，她告诉《人物》，当时群里很多家长，已经用过很多干预方式，效果并不令人满意，都在想别的办法。那时，天叔还没有提出学堂的形式，只是说带孩子在山里租个房子，建议家长也过去，和孩子一起集中训练。

干预过程的「绝望」，让他们想要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她看到，一些家长「像着了魔一样相信他的理念」，在其他自闭症小群里宣传。「天叔像讲师一样介绍自己的理论」，招募更多人加他微信，并在微信群里发起集资，让家长参与投资这个项目，共同把想法落地成型。但这位家长最终退群，因为她觉得这个理念「没有科学依据」。

《人物》也采访了一位认同天叔的家长，不论对自闭症的认知如何，这个计划主张以「自然+生活」的方式对孩子进行干预，她觉得，这没有问题。

2024年，一位自闭症孩子的家长，在大理执行了天叔的计划，开办了一家学堂。那是明日之光的前身。但运营成本太高，经营了一个月后，资金链就出现了断裂，发不出老师、做饭阿姨的工资。当时引起了纷争，因为前来参加的家庭，已经交了3个月的学费。

为了让学堂继续运转，原运营者找天叔出面帮忙。天叔来到大理，并带来了资金。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这些资金部分是天叔「通过社会捐赠方式筹集」。今年1月份，天叔注册了「大理市湾桥镇破壁家政服务部」，正式接手这家机构。

「明日之光」机构院子对面的绿地吕蓓卡 摄

仅有热情和善良远远不够

2024年暑假，佟远带着孩子到大理玩，通过其他自闭症孩子家长介绍，第一次接触了「明日之光」。她的孩子10岁，她最大的诉求是孩子多运动，多到户外和自然接触。

在此之前，她接触过很多机构，大部分为了避免风险，不让孩子到户外，「就把孩子圈在那」。她很少遇到这样愿意带孩子到户外，学习各种技能的地方。

这里的老师缺乏专业性，她一早就知道，但并不看重。因为特殊教育行业从业者太少了，在中国，0到14岁自闭症儿童有约200万，但2020年，整个特殊教育行业的老师只有6.6万。

自闭症孩子的养育离不开人，这是很多家长的共识。卿卿每次出门，王翠花都会安排几个大人跟着，尽管这样，她依然每次都精神高度紧张，「怕他走丢，怕被车撞，怕他不小心伤害别人」。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DSM）关于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最新诊断分级，不再以能力划分，而是以需要支持的程度划分。一级，需要支持；二级，需要大量支持；三级，需要非常大量的支持。

所以佟远更看重明日之光的生师比。最开始，她作为家长也跟着去参加户外活动，机构的生师比几乎都能达到1:1，「在城市花同样的钱是享受不到的」。老师也认真、用心，机构隔壁的村民大姐也感受到，「我们自己家的孩子，有时候牵累了，玩累了，我们都不想动」，「他们一直看护着孩子，在游乐场一直牵着他们，让他走，让他骑单车」。

断断续续地，佟远的孩子在「明日之光」呆了一年。这一年里，她认为天叔的确想认真把这件事做好。「明日之光」机构教室里，我曾看到一张便利贴，像是天叔写下的：对孩子，真正的为孩子好！对学堂：做一份像样的事业！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品牌！少喝点酒，再多走一程。

但她对天叔的感受，还有自负——他对自己的理念过于自信。

来到大理后，天叔又在公众号里更新了很多他对自闭症新的理解。越来越大胆。比如，有自闭问题的孩子存在关系、情感和社交障碍，和催产素的分泌水平有关；自闭问题儿童，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缺少内驱力和自主学习成长的动机，「是多巴按（胺）分泌水平过低的典型表现」，「过多的人为阻断和限制，屏蔽了孩子主动寻找快乐（多巴胺）的动机」。

来到「明日之光」的孩子几乎都是男孩，他解释男孩比例大的原因，是父亲角色的缺失，导致这些孩子「普遍都娘娘唧唧，整体不够野蛮粗放；白白净净、娇娇滴滴；又皮又怂，胆小怕事；缺少男孩子身上本应该从小就有的男子汉气」。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明日之光的方案中，他提出，一个月进行一次强度较大的集体户外，适当的极限挑战。王一凯8月9日当天，领队老师临时改变路线，也是课程的一部分。天叔在课程介绍时写，「每周加一条随机变化的路线」，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些「新鲜刺激的挑战」。

一面是越来越大胆的计划，另一面，是成本和运营的现实。《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一位曾帮「明日之光」记过账的家长，他提到，明日之光曾一直面临亏损，为了节省开支，后来，「上午户外活动没办法做到1:1配比」。

时间长了，佟远和其他家长们也渐渐不再跟着去户外，「觉得累嘛」。但8月9日，为什么只有4位跟队老师？她猜想，「时间久了，老师们可能也觉得自己得心应手，或者疲了」。但她清楚，「这种错误不能犯，一犯就是致命」。

老白是参与搜救王一凯的志愿者之一，曾是一名武警，退伍后来到大理，他和云朵幼儿园合作，担任儿童户外活动老师8年。重走8月9日路线时，他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机构老师太过于自信」。

他曾和大理其他户外老师达成一个共识，带孩子上山，为了安全，「不同年龄段到不同的（海拔）高度」。正常幼儿阶段和10岁以下的小朋友，「撑死」在海拔2250到2300米之间活动，超过这个高度，「左右横向岔路就容易走到清碧溪」。在他眼里，清碧溪和黑龙溪，是两个对孩子来说最容易出事的峡谷。而那天，王一凯的路线上到了海拔2400米。

但这个共识并没有多少人在意。老白说，疫情后，他明显感觉到大理涌现出很多机构，尤其到了夏天和暑假，「这个营，那个营一堆」。「没有任何资质的招募，没有任何经验的带队」，甚至就找一个大学生来做个兼职。他不怀疑他们的耐心和热情，但他看到，很多人不把安全当成一个重要的、首先考虑的问题。

老白遇到过很多次其他营丢孩子的情况。有一次，他带着孩子们在生态廊骑车，遇到一个小孩骑车摔了，一问，是另一个学校的，老师已经骑车走了。他自己落队，摔倒，没有人知道。

他见过最夸张的，是一对夫妻带着十几个孩子上山，到一半的时候，其中一个人下山做饭，走了。尽管这些孩子基本在10岁以上，自理能力相对好一点。「但是，如果有一个孩子真的丢了，一个老师怎么找？」老白说，「真的遇到事，其实大部分人是担不起的。」

在很多孩子和家长眼里，老白很啰嗦。为了安全，他会要求带队的老师穿反光马甲，孩子的帽子上要有安全哨，并且平时不能乱吹。但很多孩子觉得好玩，就会想吹。因为不让吹哨，一些家长找过他，说他管得太多太严。「就觉得来大理是追求自由的，还管那么多。」

但老白始终觉得，在山上，真的不一样。教育不是善良就够的，有时候需要「非常清醒」，「非常冷静」。

「明日之光」的户外课程宣传图图源公众号「破壁者计划」

自闭症儿童家长的选择并不多

今年7月，王皓和妻子曾想过带王一凯离开。当时，王一凯在游戏时磕青了眼，他们觉得机构不够负责任。

「明日之光」也不是第一次出现孩子走丢的状况。今年4月，曾有老师带着孩子在村里玩轮滑，一位孩子走丢，当天也没有报警。最终，老师在另一个幼儿园里找到了他。事后，机构想到的解决办法是，委托家长统一购买了Airtag定位器。

但王一凯走丢后，周山才了解，定位器的原理是基于手机信号，需要老师全程打开蓝牙，才能实时确定孩子的位置。找到王一凯的遗体后，志愿者们用手机登陆进他定位器的界面，发现最后的定位，停留在上山的前一天，8月8日，之后就没有再更新了。

事实上，关于定位器，哪怕有信号，也很难保证自闭症的孩子会一直带在身上。卿卿走丢过一次，王翠花除了给他买能定位的电话手表，也给他买过Airtag。但卿卿很难带住东西，手表戴在手腕上，他喜欢摘，「我们每天在家里到处找他的手表」。卿卿喜欢听表带抠下来的声音，有一次，他直接把表带掰断了。定位器也很难在他身上放住，放在书包里，也不能保证他能一直背着。翠花甚至想过放在鞋里，但卿卿喜欢脱鞋，光着脚就走了。

佟远也说，哪怕买了定位器，家长们都知道，那只是一个心理安慰。孩子们一会就脱掉、扔掉了。她跟王一凯出去过一次，「一会身上的鞋、包、水壶都能丢个精光」。

为此，王一凯的妈妈曾多次和学堂老师沟通，一凯的安全意识比较差，嘱咐老师们要加强他的安全意识教育。

磕青眼睛之后，王皓和妻子曾要求「明日之光」退费，和机构反复协商。但最终，机构承诺更换老师，他们想着，课程只剩不到一个月，就答应继续上下去。而且，在大理，王一凯的语言能力确实有些进步。

格娅理解王一凯父母的决定，她也是一位自闭症孩子的母亲，长期生活在大理。她的孩子5岁时正式确诊，和王一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善于奔跑，运动能力强，爱玩水，「这样的孩子在大城市的生活非常受限」。

这是她辞掉工作，搬来大理的原因。自闭症的孩子，在城市里更多时候是「不被大环境接纳的」，而大理的人会对他们更加友善。

王翠花之前生活在上海，搬来大理之前，她先搬去了佛山。卿卿喜欢到处跑，但上海的公园，很多草坪是不能踩的。选择佛山，只是因为她在网络上看到，佛山公园的草地可以随便踩。

除了自然环境，他们能够选择的机构也并不多。

卿卿1岁4个月，还在疑似自闭症阶段时，上海的医生就建议王翠花到业界一家有名的自闭症干预机构排队。2岁卿卿正式确诊后，那家机构依然没有名额。

在之前生活的重庆，格娅曾把孩子送进过一家特殊教育机构，那所学校是寄宿制，导致 「孩子情绪大爆发」。这对她造成了很大伤害，「我就觉得绝对不行，再有进步，我的小孩不能废了」。

格娅想过把孩子送进公立小学。根据教育部的相关政策，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原则上不得拒收自闭症儿童。然而，尽管政策明确，实际执行中存在诸多困难。例如，特殊教育资源不足、教师专业能力有限、学校硬件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导致许多自闭症儿童难以顺利进入公立学校接受教育。格娅曾经到一所重庆的公立学校咨询，对方直接告诉她，「你可以来，但我们没人管。」在一些大城市，公立的特殊教育机构也有户口的限制。

即便搬来大理，格娅的选择也有限。幼儿园阶段，只有华德福幼儿园愿意接收她的小孩。但孩子到了小学和初中阶段，格娅还是找不到合适的、愿意接收他的学校。她只好自己编教材，教小孩，自己办了一家自闭症教育机构。

这是很多父母的做法，为了让孩子有地方可去，2012年的一项调研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的自闭症康复服务机构里，有55.88%是自闭症儿童家长创办的。

王翠花最终决定放弃把卿卿送到外面的干预机构。她们全家搬来大理，租了一个30亩的院子。因为卿卿爱运动，她在院子里留出了很多空地，把边界围起来。设计了蹦床，攀爬架，鱼塘，还做了一个滑索。请了一对一的老师，来家里定制课程。王翠花的父母为她分担了很多，卿卿上课时，姥爷就在教室门口坐着，有需要随时进去帮忙。

但这不仅意味着高昂的费用，这样的环境和投入，对大多数自闭症家庭来说都是奢侈、不可能实现的。

佟远看到，更普遍的情况是，自闭症家长「满中国乱跑」，到处找适合孩子的地方，「跑得七零八散」，「别说干预，连更好的安置也没有」。她就在身边见过，有两个孩子甚至在某机构遭遇过暴力对待，她说，「这有几个家长能受得了？」

没有更多选择，使得很多家长在考察机构时，在各种利弊之间权衡，并不把资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直到王一凯出事，王皓才知道，「明日之光」注册的资质只是「家政服务公司」。而出事后，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监管机构，让维权和追责变得困难。

「明日之光」的户外课程宣传图图源公众号「破壁者计划」

一个孩子曾经来过

8月的最后一天，王皓和妻子带着王一凯的骨灰回到北京。他们准备搬离原来的家，原来的房子里，「一凯的东西太多了」。

但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事故仍在调查中，他们仍然在积极维权，和机构的谈判还在继续。

他在网络上写下他的诉求：「今天，我站出来不仅是为王一凯讨回公道，更是为所有自闭症儿童的安全权呼吁：1.彻查破壁大理-明日之光机构及其负责人的法律责任。警方应查明是否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给社会一个交代。2.明确监管责任，杜绝类似无资质机构开展高风险活动。市场监管部门应建立制度查其超范围经营和虚假宣传问题。3.制定行业标准，从国家层面要重视自闭症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形成行业标准，确保师资配比和安全措施到位，保障自闭症儿童权益。4.建立应急机制，确保一旦发生意外，能够第一时间启动专业救援，抓住黄金救援时间。」

8月24日，我们通过电话联系天叔，他表示，注销「明日之光个案定制」公众号，是应其他孩子家长要求，「里面涉及其他孩子的照片和视频」。他也想做一个公开的道歉：「对孩子也好，对志愿者，包括搜救人员，我们有深深的愧疚和自责，已经真的是压力大得要崩溃。这个孩子我们跟他也有感情，他整天在我们身边，我们的愧疚、自责，我们是没有逃避的，我们一直在真诚地表达歉意。」

令人有些意外的是，为了赔偿，天叔向自闭症孩子父母发起了筹款。他解释，明日之光没有赚钱，「已经把能借的都借完了」。

佟远看到，有不少家长愿意为他出这个钱。同为家长，她共情大家复杂两难的心情。一方面为王一凯的离开感到痛心；另一方面，「明日之光」办不下去，他们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还能去哪，「我们这一批家长又要到处乱跑了」。

她不是不知道「明日之光」的安全风险，但她更愿意相信，是自己的孩子本身就难带，安全意识很差、跟随很差，「风险本身就是不可控的」。

和佟远的通话中，她全程都在叹气。她反复强调，一凯的事情让她特别痛心，「孩子没了，在任何人的生命中都是不能承受的」。但她也担心，这件事以后，「这个圈子里更没有人愿意去做这样的事」。

一些家长甚至写了联名信，请愿相关领导部门对明日之光和天叔从轻处罚。

在王一凯遗体找到后的第三天，《人物》第一次拨通王皓的电话。他正在照顾住院的一凯姥姥和姥爷，我们通话的时间并不长。他显然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不愿意回忆任何关于孩子的具体细节。面对机构的道歉，他说，「如果道歉有用的话，那那，那我们就道歉得了呗」。

更多时候，王皓和妻子始终维持一种克制的体面。王皓的微信头像是王一凯小时候的照片，他穿着白色背心，两只眼睛弯成一条缝，抿嘴笑着。王一凯的遗体被找到后，王皓在有400多人的搜救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各位好，我是一凯爸爸，这几天大家辛苦了，我代一凯谢谢各位。」

事实上，关于王一凯的援救，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集结。除了五支官方救援队，数百位来自民间的志愿者，在雨中不断进山搜寻。很多人像斑马一样，放下生意和工作，5天只睡了8个小时，一份现场登记名单显示，最多时，有人一天上山了7次。

救援现场安安 摄

夜里搜救缺少夜视仪，大理的猛禽救助中心有一个猫头鹰救助生态村，他们开车送来了装备。一位开面包店的阿姐，每天下班都搬几箱面包放在物资接收处。护林站的工作人员是当地的村民，家里母鸡下的蛋，她全都拿了过来。

捐赠的物资安安 摄

菜市场的大姐也来帮忙，开饭馆的老板把锅端来，在现场为志愿者们煮米线。炸洋芋的小哥，特意把收款二维码遮了起来。现场的物资里，有给女性志愿者准备的卫生巾，有特意给穆斯林志愿者提供的盒饭。

王一凯离开后，很多人睡不着。我去见老白那天，他给我发微信，问我能不能改天再去，他说，「这会有些失声，不该哭的」。他总是懊悔，搜救时好几次，他经过王一凯最后被发现的山涧，没能下去。斑马也走不出来，四次路过，都在快接近时回头，事情结束后他去看了心理医生。刚找到王一凯后的几天，Fox不敢睡觉，他有点害怕做梦。发现一凯的那天，王皓赶到现场时，见到他，为了表示感谢，给他下跪了。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觉得，帮忙搜救，只是出于人的本能。

几乎每个志愿者都会给我一个理由，认为王一凯和自己有关。志愿者安安说，「即使他是一个外地来的小朋友，是北京的孩子，但他到了这里，就应该是整个社区、整个社会的孩子。」

回到北京后，关于孩子的细节也不断在王皓的眼前涌现，「凯凯是一个勇敢的孩子，他每天都在努力适应这个复杂的世界」。王一凯的平衡能力很好，喜欢站在他的两只脚上，被他蹬起来，王一凯自己给这个游戏取名：VV。那是王一凯最爱的游戏之一，他总是等爸爸下班了拉着他一起玩。

夫妻二人为王一凯选择了一个殡仪馆，在长城脚下，群山环绕。回家路上，经过之前周末带他去上课的路，夫妻俩忍不住哭了。

5天之后，是中元节，他们去了寺庙。一凯的妈妈写道：「希望他离苦得乐，往生极乐，来世做个健康快乐的普通孩子，还来找我做妈妈。」

王一凯和爸爸一起做游戏图源网络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王皓、佟远、周山为化名，志愿者名字为救援现场使用的称呼。）

（实习生陈婧瑄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