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生常常是一个神秘的群体：他们介于成人与孩童之间，心理在暗处悄然变化，既要承受升学压力和时代的焦虑，又仍保有孩子气的天真与小小虚荣。他们的心事无人知晓，而在教育体系的叙述里，他们往往只是一组分数、一个群体的背影。

刘金伟，兰州一所中学的数学老师，同时也是政教处的兼职教师。从1992年开始工作，三十多年来，他几乎每天都把相机带在身边，从最早的潘太克斯胶片机，到如今的尼康单反。他原本只是出于宣传任务，举起相机记录领导讲话、学生表演。但慢慢地，镜头开始从主席台转向台下的孩子，转向走廊与操场的日常。时间的积累之下，他拍下了成千上万张学生的影像。

一个政教老师拿着相机晃在校园里，常常被学生误以为是在「取证」，纪律立刻井然有序。他索性将计就计，把相机当成工作中的「秘密武器」。然而在更长的时间里，相机反而改变了他：在照片里，学生不再是需要管理的对象，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会为小事而开心，会在意友情，会虚荣、爱面子，也会认真摆好姿势，等待被按下快门。

三十多年的拍摄，让他看到时代压力的变化。九十年代的孩子更松弛，也更有心理空间；如今的孩子面孔趋于整齐，缝隙变少了。但不变的是：孩子依旧是孩子，他们的笑与泪、稚气与倔强，始终如一。

镜头也让他看见更广阔的教育现场。走出校门，他会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乡村学校：曾经的希望小学，如今荒废成羊圈；一些教学点，可能只剩下两个学生和一个老师。

而兰州这座曾经的丝路重镇、工业之城，在几十年的变革里，如今已经没有了昔日荣光，如刘金伟所说，「在西北，『离开』几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在这里长大的年轻人总有一天要离开这里，而刘金伟像一个驿站，看着一座城市兴兴衰衰，也看着一代代人来来去去。

他的照片没有说教的视角，是一种克制的凝视。刘金伟是个不善言谈的人，言语很朴素。但在他的影像里，我们得以透过一个普通教育者的眼睛，看见中学生的真实模样，也看见教育与时代的起伏。

以下是刘金伟的讲述——

文｜王双兴

编辑｜姚璐

图｜受访者提供

1

我今年56岁了，在兰州当了33年的数学老师，也是一个政教老师。

我平时喜欢拍拍照，这些年拍了很多学校里的照片。作为政教老师的视角和作为摄影师的视角会有差异吗？从我的感受来看确实是不大一样。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以宣传为主，每次活动的环节，主席台上的给人家拍好，拍一拍领导、老师、表演的学生，然后再把大环境、大场景给安排好，拍一拍底下的学生，就够了。

但在拍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的细节很有意思，上面演节目的这个是我的朋友，底下的孩子是什么反应，怎么给他加油，这些比舞台上更有趣，慢慢地就把镜头转过来了。其实领导讲话拍一张就够了，宣传的任务就已经达成，对我来说一场活动要哪几个场景、哪几张照片早就轻车熟路了，很容易拿到，之后就把镜头对准学生了，这些照片被我单独留下来，慢慢有了一套自己的题材。

有些东西当时拿出来看，没什么感受，但过了10年就不一样了。比如最早的「非主流」，到现在也不太一样了。

学校每年办运动会、艺术节这种活动的时候，孩子们可以把校服脱掉，穿他们自己喜欢的衣服，实际上这个过程也是在展现不同时代学生的精神面貌，也是孩子在个性上的发挥，或者某种程度上的宣泄。

我发现，平时穿着校服的时候，学生们看起来都一样，一旦把衣服换了之后，那种年轻的朝气一下就迸发出来了，所以每次搞活动的时候我都拍很多照片。

其实不仅是装扮，还有他们的表情、肢体、动作语言，都能感受到他们比平时更放松，也更放得开。

我有时候整理以前的照片，发现那种时代特征还是挺明显的，比如你看2008年的时候，先不说桌椅板凳这种环境的变化，只是看孩子的脸和现在就不太一样，相对更松弛一点。

那个年代至少学生没有手机，接触的主要媒介还是电视，（信息）相对正向、狭窄一些。但现在尽管学校规定不能带手机，但基本人人都有手机的，大家通过网络接触到的信息太多了，各种文化的影响，它对成年人都有那么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对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太容易沉迷了。

政教处的德育工作每一学期都是定好的，到时间开展活动的时候，我就会去拍。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平时没事的时候，我就拿着相机在走廊和操场里转，看到啥好玩的就拍两张。

这张照片里的那间就是我的办公室，因为我还在带课，在里面办公。那天，本来孩子们在外面干什么我也没在意，后来我出来上卫生间，返回的时候从远处看，就觉得站一排挺好玩的，尤其灯从远处的窗户打过来，还有逆光的效果。

后来我了解到，那天是学生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一共有十几个孩子参与，很容易出事，正在楼道里反省。外面站不下了，里面还站了两个，其中一个正好能从门缝看到，我就赶紧去拿相机出来。门口黑衣服的那个家伙发现我了，哈哈，还特意把脸转过去了。

初中生，尤其是男孩子，在这个阶段比较容易做一些极端的事情。有了自己的思想，但又不成熟，比女孩子发育稍微晚一点，懵懂的时候又受到社会的影响，觉得自己长大了，要展示一些东西，特别是学习基础不太好的孩子，在其他方面缺少展现自己的机会，就要在打架上展现一下，但细究起来也无非是一些谁给谁的兄弟报仇、谁喜欢哪个女同学、谁要找谁谈判之类的事情，所以有个说法叫「中二病」，这个特定阶段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政教处的一部分工作，其实就是去应对和引导他们，怎么采取不同的渠道去解决问题，从孩子的成长阶段来讲，他确实会犯错，老师的作用就是在这种路口，教会他怎么去处理事情。

每一届学生都不一样，一届学生的每一年又不一样，尤其初中生，短短三年就会有很明显的变化，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初一可能还是个小屁孩，到初三胡茬都慢慢出来了，而且青春期的心理也会更敏感、更细腻。

老师的身份，给了我很多「便利」去拍照，但也带来一定的「限制」；同时也因为拍照这件事，让我变成一个学生眼里不太一样的老师。

政教处本身有管理学生的职责，平时我只要在学校一走一转，学生看见了就会很「收敛」。

好多孩子爱去学校旁边的小卖铺买零食，其实学校有规定，不让他们去买，因为担心食品安全问题，孩子吃了拉肚子之类的，但他们还是会偷偷去买。

有一次我想着说，我的照片里还没有学生去买零食的画面，就拿着相机蹲在那儿，准备偷偷拍两张。哈哈哈结果被学生发现了，以为我在那儿取证呢，一想，肯定是政教处老师在留证据，谁要是去买了，估计立刻就被拿着照片找过去了，所以他们就互相通风报信，最后我在那儿蹲了一下午，一个去买零食的都没有。

平时我除了政教处的工作，同时也带数学课。我经常去上课的时候也带上相机，很明显的，只要我拿着相机进教室，这节课的纪律就特别好，比如有几个孩子注意力不太集中，要打瞌睡了，我就把相机举起来晃一下，完了再继续讲我的课，学生立马来精神了，比我说一百遍都管用，还不浪费时间，哈哈哈。

因为我平时总是给他们拍照，熟了之后，孩子们就跑办公室找我要照片，把自己的拷回去。而且现在喜欢拍照的孩子可多了，他们基本上都有手机，虽然学校不让带，但运动会之类的活动还是可以用的，而且有些孩子还有单反，他们喜欢摄影的，就经常会跑来找我探讨，拍什么好，怎么拍好。

这么多年拍下来，我想，如果没有摄影，就是以一个老师的身份去观察学生，关注重点无非是他们的学习、表现；但现在有了相机，可能会从更平等的视角来观察他们，看到更多有意思的东西。

2

我的第一台相机还是早在1986年父母送的。当年甘肃有一个甘光厂（最初以生产电影放映机为主，自1985年开始涉足相机生产领域），我的那款相机就是他们生产的，一台叫潘太克斯的胶片相机。那时候相机还不怎么普及，买一台相机相当于现在家里头买个车嘞，我父母最早在金川公司，就是金昌那个镍矿，后来工作调动到了天水，当时工资每个月才几十块，而一台相机要几百块，比自行车还贵。

那个年代没有什么玩的，我看到有个东西能拍照、洗照片，就觉得很高大上、很厉害，所以一直期待能有一台相机。后来中考之后，我考上了我们县一中，那时候能考上高中的人很少，作为奖励，我妈就给我买了那台相机。

这两张照片就是我高中时候拍的，因为有些年头了，都能看到照片上的划痕。当时那个年代，考大学是唯一的出路，而那时候考大学又很难，所以大家还是很努力的，点着蜡烛在教室学习——那时候一到晚上就停电。

那台相机我用得很珍惜，从高中一直到大学毕业，用了七八年。1992年从天水师专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兰州郊区的河口南铁路学校当老师，那是个铁路子弟学校，离兰州市区有四五十公里。上班第一年，我给自己买了第二台相机，海鸥的，也是胶片机。

那个年代铁路学校还是比较好的，因为铁路工资比较高，所以孩子们的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这张照片是当时学校组织去野炊，塑料袋上都是中国铁路的标志。那时的野炊也不像现在，是真的野炊，锅碗瓢盆都带，还有家里做饭的锅和案板，一起弄点洋芋啥的。

等到2000年之后就开始有数码相机了。2001年，我调到市里的学校；2007年，又到政教处工作，学校给配了一台数码相机，我开始拍各种活动、宣传照片。

其实，最早拍照仅仅是一个爱好，纯粹的喜欢，照着玩，也并没有所谓的摄影观，没有什么想法。上班挣工资之后，有了新相机，加上有在学校的便利条件，才开始断断续续地拍起来。那时的想法也挺简单的，就觉得孩子的一些精彩瞬间错过了以后就没有了，拿相机给记录下来。

那个阶段，拍完也就拍完了，自己在电脑上看看，之后照片就放在那里，没有什么太多的感受。但是近五六年，随着积累越来越多，还有和摄影的朋友们的一些交流，开始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渠道，逐渐系统性地整理过去的照片，慢慢总结了一些感受。有一个系统的视角，来记录孩子们不同阶段的小细节、精神面貌。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发现很有意思。

有了这种感受之后，这种新的视角又反作用到摄影中，再带着相机回到日常生活里，会不自觉地留意到一些细节，比如学生的水杯、文具盒，女孩头上的皮筋、发卡、装饰等等，你会发现每个孩子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不同阶段用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背后或许就是一个孩子的审美、家庭情况、个人状态等等。

虽然初中生已经不小了，但孩子们之间的感情是很朴实的，哪个同学和哪个同学关系好，哪个同学和哪个同学关系不好，他们也会发生什么矛盾，又是怎么解决的……只要平时在观察，就能看出一些小细节，捕捉到一些小镜头，很有意思，这些东西是摆拍不出来的，不像咱们拍肖像，可以设计一个姿势，学生之间的东西是无法设计的，所以只能多观察，发现了赶快抓住。

现在只有当过老师以后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工作的繁杂和琐碎，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美好，而且另一方面，可以有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观察孩子，他们不止是「学生」这一群体和标签而已，也不只是为了把分数搞好而存在的「工具人」，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每个人都有自己闪光的东西，你会发现跟孩子打交道比和成年人打交道要轻松很多，看到他们最纯真、最可爱的一面。

3

这几年，我特意拍了一些乡村学校的照片。平时出去我都是随身带着相机的，摄影协会有时也会组织一些拍照活动，每到一个地方，我就要多操心一下学校的情况，这也是我和其他摄影师的不同。

可能是因为当老师久了，当了一辈子老师，出去就会不自觉地关注学校、学生，倒也不是为了做田野调查或者可以考察什么，好像关注点就是这个，走到农村就习惯性地跟当地老百姓聊聊，看看当地学校的情况，拍一拍照。

这是我最近拍的一个学校，上星期五刚好到黄峪乡有点事，路过黑洼村，看到了这个小学，我问了那边两个村子有80多户人，但是没有孩子上学，学校也就停办了。

我去的时候大门是关着的，没有人，只能把相机伸到栏杆里拍了几张，然后又到地势比较高的文化广场那里隔着围墙拍了几张。现在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联合把学校改成了劳动教育基地，可以给城里孩子做一些认识农业劳动之类的体验。

我拍过的一些学校几乎都荒废掉了，围墙也拆了，或者用来养牛养羊什么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个学校的演变更合理一些，因为离城市近可以资源再利用，至少没有浪费。

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学校还是很早以前，那会儿你们都还小，全国农村教育兴起，很多爱心人士捐建了很多希望小学，这么多年以后，由于生源等问题，有些学校逐渐荒废了，我之前还拍过照片，几乎每个学校都有一个碑，背面刻着捐款人的名字。如今看到这些总觉得挺遗憾的，想记录下来，以后可能啥都没了。

这是定西市临洮县红旗乡的出卜拉小学。在西北，很多山体是被水流冲刷形成的，像一条条沟壑。这所学校就坐落在深深的沟壑里，因为路很崎岖，当地人管这里叫「出不来」，后来慢慢演变成了谐音「出卜拉」。后来新农村改造，孩子们被集中到了镇上的学校，出卜拉小学也就成了历史。

这是定西市临洮县马营沟教学点，这所学校有4个班，10个学生，5位老师。这张照片，就是全校师生合影了。

今年5月，我路过那里的时候遇到了一对姐弟，他们中午放学，正要回家吃饭。和很多乡村孩子一样，父母在外地打工，孩子和爷爷奶奶生活。我问他们学校在哪，他们就把我领过去了。

在学校的墙上我看到了这张值日表，很有意思，因为全班只有两个学生，值日只能是组长和组员轮流。

这张照片中的老师今年五六月份就退休，他旁边的是一年级的两个孩子。老师说，学校开到什么时候，或许就要取决于这两个孩子读到什么时候。他们很大概率是学校的最后一届了。

现在城里的年轻人都在减少，何况村里，所以农村学校的孩子也比较少了，慢慢没有生源之后，可能出于资源优化的考量，开始集中办学。这几个农村学校也是一个缩影，代表西北这边教育的一些实际状况。

我自己所在的学校，其实也在见证着这种变迁。

在农村学校，很多农村的年轻人进城打工，兰州的入学政策还是比较好、比较宽松，只要家长在兰州买房、租房，孩子就可以就近上学了。

我们学校比较特殊，因为在兰州市里，但又并不在城中心，所以生源比较复杂，除了城区的学生，还有很大一部分小学毕业于乡镇学校的学生。

所以关于学习压力方面，在我们学校也是分层的，中等以上（成绩）稍微好一点的，可能家庭对孩子比较关注、重视，要求也比较高，这些孩子面临考高中的时候，压力还是很大的，学习确实也很辛苦。

但另一部分孩子就是另一个极端，注意力完全没在学习上。乡镇学校的孩子，父母往往忙于谋生，从小对于子女的学习的管理不怎么严格，所以他们基础普遍不是很好。我印象里有一帮孩子，每个月都要来政教处几趟。

孩子不是说光养着他、管个饭，其他啥都不管，全都交给老师，但有一些家长确实表现出一种想法，我们也挺生气的，犯错了一脸无所谓，人家态度也很好，「老师你看要咋处理，你咋处理我们接受」。

所以就像大家常说的，教育问题背后往往不只是教育问题，是很复杂的社会问题，时代的变迁，家庭的影响，很复杂。

2023年夏天我去玛曲藏族学校拍了一组照片，因为一直在兰州待着，对周边尤其藏族学校没什么了解，但现在的学校管理都很严，根本不会让一个陌生人拿着相机进去，当时正好我们学校有个老师在那儿支教，我一想机会难得，就跟他约好了，也跟校方领导打好招呼，等到初三中考结束，我没啥事了，第二天就开车去了那里。

那所藏族学校地处牧区，是甘肃、青海、四川的交界，海拔很高，有三千多米，周边都是草原，非常美，黄河九曲十八弯就在那里，很多人专程过去拍风景。

那一次我在他们学校住了两三天，就像平时在我自己学校一样零距离接触这些孩子，从早到晚参加他们的各种活动。

学校里都是周边农村的孩子，以前多少有些刻板印象，觉得藏区的孩子是不是因为经济困难所以很落后没见过世面怎么怎么样，但去了之后发现并不会，孩子们很阳光，很大方，一点不比城里的孩子差，也不会看你拿着相机就很拘谨，反而摆各种姿势让你拍。我专门拍了几张留小辫子的男生，可能是家里有什么讲究，除了这些，他们和非藏区的孩子们打扮完全一样。

相比起来，牧区的小孩，看上去更自由，比如在操场上打球这种活动，也更奔放一些。他们的脸可能不像内地的孩子更细嫩，但精神面貌还是挺好的。

而且他们电子设备也很先进，全部都是多媒体教学，你看我们学校用的那个石墨烯白板，我去问了，人家早三四年就有了。

这张照片应该是晚上六点多，天还亮着，学生们都是寄宿制，活动课结束了，晚饭也吃完了，一整个操场都是坐在那儿看书的孩子，我突然发现有个孩子给自己弄了一个馕，可能是宵夜，挺有意思的，就拍下来了。

还有这张，是个初二的小男孩，在手上画了红心，写了LOVE，我当时也是觉得有意思，就拍了。其实不管是城里也好牧区也好，藏族也好汉族也好，孩子到了一个特定阶段，会有特定的心理反应，都是正常的。

但有一点不一样的是，教师的流动率很高。很多老师从当地考上大学，毕业后再分配回去工作。孩子小的时候长期在某个环境里成长，可能没有能力也缺少那种想法说要走出去或者改变什么，但见过外面的世界之后再回去，心里就会有新的念头了。

毕竟差距始终是存在的，无论是待遇、资源还是机会，城里比山里好，而东部沿海又比西北好。所以很多乡村学校的教师流动率是非常高的，西北的乡村学校就更高了。

在西北，「离开」几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我们那个时候考上大学之后，工作都是分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地域因素的影响还是很小的，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多数还是留在甘肃多一些，像我自己的同学49个只有两三个去了外地。

但到了下一代，比如八零后九零后或者零零后，出去的就会多一点。基本上从2000年开始吧，慢慢的，考上好大学之后，也就不回来了。同样的成绩，能去外省的还是优先去外省。即便是前些年网上都在讨论逃离北上广、返乡潮，但离开北上广，可以去的地方还有很多，对甘肃来说，回来的还是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