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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的时代

2023年12月20日 文/ 葛佳男 编辑/ 吴薇

2023年12月19日,中国法学家、法学教育家,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江平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

以下这篇稿件刊发于《人物》杂志2015年7月刊。今天,我们重发此文,以纪念这位深刻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法学泰斗,一个以「呐喊」为己任的知识分子。

文|葛佳男

采访|葛佳男 吴薇 赵松林

编辑|吴薇

摄影|刘云志

他的世界

9个月之前,84岁的江平先生住进了养老院。照顾他15年的保姆走了,老伴和女儿都觉得这家位于北京CBD的养老院好,一家人商量,没多久就做了决定,一起搬了过来。养老院每天定点吃饭,日日有护理人员照顾打扫,江平觉得挺不错。这位中国法学界的泰斗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太多要求,唯一的一点别扭,觉得这里「总的来说不太像家,还是想回去」。

他在法学界的老朋友很多都离开了人世。去年年底,87岁的张思之律师突然中风,江平一直对老友很担心,听说记者近期曾去探望,他在采访过程中几次三番打探:「思之还好吗?」江平在2008年患过一次中风,那时候躺在病床上,他最害怕的是自己的思维和表达无法恢复,「知识分子就是靠脑子啊,如果脑子糊涂的话,说话都乱了,也很麻烦的。」后来虽然恢复得不错,还是留下了一点后遗症。他的儿子江波曾形容父亲以前「思维特别快,说话一点磕巴都没有,走路虎虎生风」,而现在,说话语速「已经明显变慢」。

但他依旧思维敏捷,精力旺盛。6月7日欧洲冠军联赛决赛,他定好闹钟,倒着时差起来看球。比赛结果没出现什么悬念,他支持的尤文图斯输给了巴塞罗那,这个老意甲球迷有点儿失望,「我还是希望有意想不到的」。更加旺盛不减的是他对法学、社会问题的关注。前不久,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研讨会,他在会上作了演讲,谈社会自治和社会转型。他对自己的状态还有些不满意,「像过去一讲演可以讲半天,现在就讲半个钟头。」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江平至今依然在带博士生,到今年已经是第25届。常有学生来拜访他,有请教问题的,更多的是跟他谈论当前的形势,请他参加各种活动。

在江平的学生看来,江老师是「大聪明人」。「他让整个的法学,不只是狭义的《民法》,让整个的法学界,整个中国的法治知道方向在哪儿,知道说我们应该朝哪条路走。江老师总是能够给出特别好的一个,在我看来特别合理的一种答案。他不会迷名望,不会昏头,不会深一脚、浅一脚。江老师的观点一直是非常平衡的,可以说非常理性地去告诉我们合理的方向是什么。」

上世纪80年代初,江平率先倡导私权保护,参与制定被称为「中国人权宣言」的《民法通则》,将西方的民法精神引入中国,使当时相对封闭的法学界开始较为开放地接受现代法治观念;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江平开始研究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关系,主持起草《信托法》、《合同法》、《物权法》等,就法治对于市场经济的重要性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论证。

他是那一代声誉最隆的法学教育家之一,更重要的是,终其一生,江平都在为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不懈呐喊。他曾说自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因为掉入时代的缝隙,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法学专著。「我是一个法律活动家,我以社会为舞台,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门和企业等诸多领域为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助推了一把力。」

江平曾说自己的后半生就干了三件事:教书、立法、讲座。当人生进入第85个年头,一切似乎更清晰了。这位时代的法学家,他所有的努力均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宣扬法治精神。

现在,他的世界主要集中在养老院7层走廊尽头一个3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张被书籍和报纸铺满的小书桌前。但他的世界又很大,对社会上的问题仍然保持敏锐的观察和准确的判断。采访过程中,有后辈请他为前段时间的某桩公案发声声援,此案关乎一位与他感情深厚的学生,江平详细询问了案情中涉及的法律细节,如数家珍地分析案子的情况,然后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问他,如何能坐在家里依旧对社会保持敏锐度?

老先生哈哈笑起来:「这就是自己的脑子还好吧。」

五十而立

从某种意义上说,江平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工作者的生命,从50岁才真正开始。

那是1979年,他终于摘掉戴了22年的右派帽子,回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课程。重回学校不久,江平便提议开设复兴民法传统的罗马法和西方民商法课程。他用早年留学苏联所积累下来的理论和资料编写教材,法大所有选修这两门课程的学生都由他授课。

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回忆,江老师身材高大挺拔,往讲台上一站,就让人感觉「器宇轩昂」。他的课很少提前下课、迟到或者取消,也从来不会找人替他讲。他口才极好,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能把枯燥的理论讲得「很有感染力」。上课几乎不用讲稿,手上只拿几个小卡片,旁征博引,思路非常开阔。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长孔祥俊是江平的博士生,他说,听江老师的课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作为我们这些学生更多的是从具体层面、制度层面,他就能把制度融会贯通,从里面抽出一个精神来。」孔祥俊回忆,当年在课堂上,江老师常常给他「醍醐灌顶」之感。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法治建设刚刚从废墟上起步,百废待兴,法学教育也基本是从一片空白中艰难成型,江平是最早注意到民事相关法律缺失的学者之一。他在「文革」后复建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里开设两门课程,自己编写教材,是最早让人格尊严、权利神圣等现代法治观念进入中国法学界的学者之一。

「在当时的师资里面,江老师是最突出的一个,就是明显他比别的人高出一大截。」1979级学生、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燕士律师说,「我在想为什么他能高出一截呢,可能跟他经历有关系。」他所在的1979级被称为法大的「黄埔一期」,这群恢复高考后被招上来的第一批学生精英辈出,他们对江老师印象最深,受他的影响也最大。

有些学生可能并不知道,如果不是缘于许多个时代中的偶然和必然叠加的巧合,他们或许没有机会听到江老师讲课。

1951年,中国选派第一批赴苏联留学生,江平当时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是经过严格考核选拔出来的「新中国未来一代」。他毫无思想准备地入选,被指定去莫斯科大学学习他从未接触过的法律。「学法律不是我的志愿,是组织安排的。」如今,江平这样解释当年的选择,「我们那时候的思想很简单,国家派你去,就是国家的意志,国家意志就是个人意志。国家派你学法律,那就是把它看作最高的目标,努力把它学好。」事实上,21岁的江平,志向是做一名记者,独立自由,无冕之王。「法律在那时候觉得是太干巴巴的,完全是教条,不像新闻这么奔放。」

最初,江平被时代洪流和国家意志所裹挟,走上法学研究的道路,而他对法律的认识和探索,伴随着这个国家政权更迭和现代化社会转型的阵痛。

出发去苏联的时候,中国的政权更替完成不足3年,共产党明确提出废除「伪法统」,整个国家处于法律虚无状态,国民党时代的所有法条和司法体系一概作废。江平和同伴们在出发前收到规定,凡是国民党出版的法律书籍一律不许携带,他们只好空着手踏上了去往苏联的飞机。那时的江平根本不懂什么是民商法,分专业的时候,同去的另外一个同志选了刑法方向,「总不能两个人都学一样的吧」,他认为这不符合国家的需求,于是选择了民法。

那个年月通讯不便,国内的报纸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到达苏联,等到1957年江平学成归国,中国的形势又变了。来到北京政法学院任教不足半年,毫无政治运动经验的「红色知识分子」江平,因为一张提意见的大字报,猝不及防地被划为右派,此后22年,在各处流离辗转。

最痛苦的时期,新婚才一个多月的妻子迫于组织压力主动与他离婚。1958年,江平被下放北京西山一带劳动改造,主要的改造内容就是背粪,在没日没夜的超负荷劳作中,有一次因为太疲劳被擦身而过的火车碾去了一条腿。送去医院的路上,他觉得好像人死也不过就是这样而已,迷迷糊糊地问旁边的人,「我有没有救啊?没有救就算了。」

紧接着到来的是「文化大革命」,公检法被砸烂,法学教育停滞。1970年底,北京政法学院被宣布解散,全体教师下放安徽办五七干校,继续劳动和改造。两年后,辗转回京的江平,窝在延庆的一所中学教书谋生。他以为,因自己的「摘帽右派」身份,再无可能回到法学教育的讲台,于是把在苏联省吃俭用攒下的几大箱法律书籍,全部当废纸卖掉了。只有几本「我认为有资料性质的」——比如后来在民商法教学中发挥极大作用的《资产阶级国家民商法概述》和《罗马法基础》——舍不得卖,保留下来。卖完书,江平把自己闷在北京的郊区,写下一首五绝:「西天朝圣祖,读经寒窗苦。谁知归来后,卷卷皆粪土。」

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一个夏日的午后,微风敲着窗子,白色窗帘微微抖动,窗外绿意盈盈。耄耋之年的江平靠在窗下一张柔软的小沙发上跟《人物》回忆往事,叙述平静、缓慢,不惊风雨。他说,那个时候,他甚至觉得不能继续从事法律工作其实无所谓,「我并没有真的把法律当作是很神圣的一个武器。因为那时候你可以看到啊,我们国家也没有多少真正的法律……你需要的时候就给你制定点法,不需要的时候你就不制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很难成为治国的一种手段。」

浩劫过去,平反后重回北京政法学院讲台继续法学教学的江平,已经50岁了。少年时代所受到的教育和感召,让江平在经历时代沉浮之后依旧怀抱期待。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中国大规模开展的立法和法治建设,江平重新开启了后半生的法学实践之路:55岁,他作为「民法四杰」之一,参与起草被称为中国版「人权宣言」的《民法通则》。58岁,他就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成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担任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参与中国市场经济制度设计,参与构建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63岁,他卸任一切公职,继续通过写文章、发表演讲和在公共法律事件上的意见发挥影响力。来广东打工的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在收容所被殴打致死,江平激烈抨击收容遣送制度,呼吁人权。重庆李庄案第二季,已经81岁的江平顶着巨大的压力,加入李庄案法律顾问团,为捍卫中国律师制度和律师合法权益鼓与呼。

五十而立,年届五十方得以立,这是江平那个时代不多的、有影响力的法律工作者的宿命,像几个顽强坚持到底的老兵。

2009年12月27日,北大附近的大益茶餐厅,一场主题为「私权在中国的昌明」的学术研讨会在这里举行。法学界通过这种方式,为江平献上80岁生日的祝福。在那次聚会上,江平向所有前来祝贺的人们说道:「回想80年的历程,应该说我在不幸者当中属于相当幸运的人。虽然我曾谈到我曾失去22年的光阴,但是这22年已经补回来了。我现在80岁,按60岁退休来说,我已经补回来20年。」他还有一点雄心,「如果我能再干20年,我就更能补回来。」

自由之身

在中国政法大学,没有人不知道江平的名字。他在这所学校的校长任上只做了两年,老先生到现在还常常开玩笑,说自己是「最短命的校长」。然而,直到现在,法大的每一个学生都会在毕业的时候穿上一件文化衫,上面印着江平在将近30年前手书的一句话:只向真理低头。

江平说,自己这一生,基本没有说过违心之语。

他的学生们对此有明显的感受。有人陪江平参加会议,他发现江平对「官气十足的那种发言」非常的不以为然。「大家都鼓掌,他不会鼓掌,就在那儿坐着。」而对于学术研讨会,老爷子要么不参加,要么从头到尾参与到底,听到特别喜欢的发言,他就「非常真诚地去赞扬」。

江平的许多弟子毕业以后,在江平的劝说下留校任教。不止一个人说过,「如果江老师不那么(劝说我留校)的话,我肯定早就走了。」法大教授费安玲对《人物》说,「当时呢,这方面确实挺感动的。」他后期的学生绝大多数供职于高校,成为民商法学界的中坚力量。

2003年,律师武晓骥组织了一场法大79级学生的毕业30周年纪念活动,他去邀请江平参加,江老师表现得非常高兴。武晓骥记得江平在活动现场说了一段话,让他至今都能几乎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他说作为老师,过去这么多年,今天我给你们提一条建议。在座的各位同学相互之间不要比谁钱挣得多,也不要比谁官做得大,以后你们相互比比,谁做人做得好。」

虽然不再做官, 但上世纪90年代之后,江平开始重新思考法律和政治的关系。江平记得有一次跟李慎之一起去贵州考察,两人有一次比较深入的谈话,李慎之对他说,你们搞法律的人啊,要想躲避政治是不可能的。

「政治和法律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但是最后法律是不能够躲避政治,逃避不了。与其逃避不开,终究要面对的现实,是这样的。」 江平说。

「他越来越突破了自己的一个狭窄的学科体系,慢慢走向一个宪法学家应该追求的一些方向。」一名学生记得,江老师从那时起也越来越多地提醒他,说话要谨慎。

2007年,在「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当中,江平在一次采访时表示支持法院的判决,私权有时要让位于公共利益,受到舆论的猛烈攻击。有人问他,你是站在弱势的一方还是站在公权力的一方?江平回答,我既不站在公权力的那一方,也不站在弱势的那一方,我站在法律的那一方。他对政治并无兴趣,也不愿意用激进或保守来定义自己。他是一个信仰法律的法律人。

总有人问这位跌宕一生的老人,对中国的未来怎么看。他总是笑眯眯的:「我是相信这个社会总是在朝向一个更美好的前景在发展,这是我始终相信的。所以在困难的时候,我也总是想到前景还是乐观的。」在这个年纪,他对自己也更加平静释然。原先滴酒不沾的人,现在碰上喜欢的学生,也愿意连浮三大白。

在江平看来,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然在缓缓落幕,他认为这一辈法律人的使命业已完成。「我们这一代法律人的历史使命就是承上启下,培养出来一批能够具有现代法律意识、法律观念的学生吧,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他愿意一点一点地看着国家改变。

对于自己,他的愿望则更加简单,像是千帆过尽之后,一汪平静的水面——

「活到90岁。这是我的下一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