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政宇是海军特色医学中心的一位麻醉科医生。过去几年，他在知乎上科普麻醉知识，很多网友从他的讲述里破除了对于麻醉的恐惧，也第一次了解到麻醉医生的日常——这并不是一份轻松的职业，除了「打一针」，他们更像是手术室里的内科医生，实时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在进入麻醉专业之前，蒋政宇也以为这是一份父母口中的「好工作」，体面，有闲，不用处理复杂的医患关系。直到进入临床，他才意识到，从术前到术后的过程里，外科医生负责开刀，而麻醉医生是那个「守门」的人。他遇到过术中大出血的病人，也遇到过因为高危风险而不得不叫停手术的两难抉择，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时常会被逼到悬崖边缘」的工种。

蒋政宇出生于1992年。他形容自己是个务实的年轻人，没有高远理想，只是把医生当一份工作，「一份可能要花点心思的工作」。他会像普通打工人一样，抱怨这份工作「活多钱少」，也会把整天待在恒温恒湿但不见天日的手术室比喻为「坐牢」。

但是在这份工作里，他又切切实实做了很多事。当患者妈妈抓住他的手时，他能敏感地帮对方讲出不敢问的问题；手术室里那些生死一线的时刻，他会做出果断的选择。三年前，他参与了医疗援藏，在没有手术条件的医院里，开设了疼痛门诊，为当地人提供无痛诊疗服务。

有段时间，网络上出现了不少有关麻醉医生猝死的新闻。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麻醉科医生的工作压力会那么大？也是在那个时候，蒋政宇回复了一篇知乎帖子，告诉大家麻醉科医生的日常是什么样的，意外获得几万个赞，他受到鼓舞，开始在工作之外分享更多故事，这也让他切实感到了这份职业的价值感。

在《人物》与他三个多小时的通话里，蒋政宇讲述了麻醉科医生的工作日常，分享了手术室内外的人生百态，也回应了大众对于麻醉药的误解。和很多医生一样，在经历生死一线之后，蒋政宇意识到医学有时而穷，但也正是因为意识到自身力量有限，他更加珍视这份幕后的、却是性命攸关的工作。

作为科普博主，他还为我们科普了一些重要知识：一个普通人进入手术前，需要了解哪些麻醉常识。在蒋政宇看来，人只会对未知的事物产生恐惧，而讲述和看见是打破恐惧和误解的开始。

以下是蒋政宇的讲述。

文｜王青

编辑｜槐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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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选麻醉学专业，算是误打误撞。高中时候，我读的是理科班，以后要么学理，要么学工，要么学医，学理我数学不好，学工我物理不好，填报高考志愿时自然而然选择了医学。当时我和很多人一样，以为麻醉就是打一针就完事儿了，是医学里相对轻松的专业，也不需要处理复杂的医患关系。用我父母的话来说，麻醉医生是个好工作。

真正对这个专业有更清楚的认识，是在大四之后。那时我们开始在医院实习，虽然本科阶段也有手术操作课，但进入临床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印象很深，实习第一年，我碰到一例双胞胎的剖宫产。剖宫产的麻醉非常简单，就是在背上打一针，但有一个孩子在母亲的子宫里窘迫了，心跳往下掉，要尽快抢救。我师父动作非常快，当我还在算要给多少麻醉剂量的时候，他已经穿好刺、给完药，固定好管子，让患者躺平了。产科医生立马过来消毒、铺单，从患者被推进手术室到产科医生划皮只用了半个小时。

第一个小孩出来后，没有呼吸。产科医生立刻剪断脐带，开始做心肺复苏，麻醉医生就要给肾上腺素，但小孩刚出来的时候，全身青紫，血管都看不清，没办法打静脉针。师父迅速拿出喉镜给新生儿做插管，通过气管把肾上腺素滴进去，再用人工呼吸的方式把肺撑开。肺扩张后，肾上腺素从肺进入到血液，血液就循环起来了。三分钟后，小孩哭了，紧接着心跳回来了，呼吸也回来了，全身从青紫变成粉红。

这次经历给我的冲击很大。理论上麻醉要做什么我都知道，但是遇到突发状况，我完全是懵的，全程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也是那一次，我对麻醉医生的工作有了切实的感受。

外科医生做一台手术，目标通常只有一个，比如我要把这段肠子切掉，那么无论是分离组织，还是别的什么，所有的关注点就只有这个。但麻醉科医生是没有唯一一个目标的，我们的总体目标是让患者度过这个手术，并且顺利苏醒，而期间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可预料的。

进入麻醉状态后，人的生命体征不受控制，或者说失去了很多保护性反射。比如正常情况下，你的血压低了，头会晕，会坐下来休息，让身体慢慢恢复过来，但是在麻醉状态下，这些反射没了，都被药物抑制了。你的身体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每一个生命体征，心率、呼吸、血氧饱和度、心电波形等等变化，都需要麻醉医生监测、判断和决策。

换句话说，如果病人的身体是房子，外科医生是进来修水管的，麻醉医生就是管家，在维修期间，房子所有的安危都需要麻醉医生来照顾。

在手术室待久了，麻醉医生对生命力会有更直观的感受。监护仪上的那些曲线和数字，机器发出的不同声音，很多人会觉得它们很复杂、很单调、很枯燥，但对我们来说，音调的高低、曲线的起伏都是各个生命体征的反馈。当这些曲线平稳、规律地跳动，监护仪的音调保持在一个昂扬的状态，就是我眼中的生命力。

什么时候你能真切地感受到病人的生命力在流逝，就是当这些数字变得混乱，曲线高低波动，监护仪不断「咚咚咚」地报警，音调越来越低，周围的脚步变得嘈杂，这是我最担心的时刻，也是手术室里最紧张的时刻。

我碰到过一个过敏性休克的病人。这台手术原本并不复杂，但麻药推进去后，就是一瞬间，患者的血压急剧下降，心率一下子上来了，监护仪立马报警。以往监护仪报警，只有一个数字在闪，但那次是好多数字同时闪烁，血压的波形都不是常规波形，变成了波浪线，当时我真的觉得天都塌了。

但还是要快速、冷静地应对。我们同时上了多种手段，输液速度加快，加开一路静脉打升压药，调整麻醉药剂量。但最急迫的问题是要快速分析出患者对哪种药物过敏。因为全麻手术需要用到十几种不同的麻醉药，每种药都有特定的给药顺序，最终我们根据患者的过敏反应时间，判断是抗生素过敏，立马停掉，患者的各项指标逐渐平稳。

我之前统计过，紧急状况下，一个麻醉科医生的决策时间只有10秒，怎么保证我在10秒内做出的决策和判断是对的？我其实不能保证。它依赖经验，有的时候甚至是本能的反应，你的行医时间越长，你对整个手术进程和人体生理反应的理解就会越深，反应会越快，一看到生命体征这么变，就知道它是什么原因。

工作时的蒋政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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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麻醉科医生以来，我最害怕遇到的是两难的抉择。

曾经有一个患者，腹部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60斤重，大到把消化道都压扁了，吃不下东西了，如果肿瘤继续长，膈肌上抬，呼吸都会成问题，必须马上做手术。我们预估这台手术的出血量在3000到4000毫升，但当时实际血量储备只有1000毫升，又不能不做，因为这台手术对她来说是救命的。

手术做到后面，切掉的组织越来越多，血源源不断往外渗，1000毫升的血已经输进去了，还是不够，我只能用人工液体暂时撑着，如果再往下做，势必还要出血，很可能会发生脏器衰竭。

我和主刀医生说，「不能再切下去了。」他还是希望再撑一撑，看着扒在大血管上的肿瘤组织说，「我有信心把这一点切掉，多切一点是一点」。其实他说得也有道理，这个病人是复发肿瘤，多切掉一点，就能为她争取更长的生存时间。

这时候就出现一个灰色地带：一台手术，可能给患者带来生的希望，也可能因此带来更加严重的并发症。对于麻醉医生来说，什么时候应该叫停？是出血出到2500毫升时叫停，还是出到2800毫升、3000毫升的时候？这是对你内心的拷问——你能让患者承受多大的风险？

叫停的决定做得非常艰难。手术做了9个小时，我一遍一遍试探自己的底线，现在该叫停了吗？现在总该叫停了吧？一直到手术刀到了腹膜后的大血管区，这里出血，患者的身体肯定无法承受了，我真的撑不住了。主刀医生也很无奈。最终他还是放下刀，他很不甘心，但他也知道没办法了。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麻醉医生的精神压力特别大，看似没干什么，就是看着手术持续进行，过程中给点药，实际上我们的精神状态高度紧张，而且是持续性的紧张，今天可能碰到大出血的，明天碰到一个醒不来的病人，后天碰到术中高危抢救的，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自己被逼到生死边缘，哪边都是悬崖。

我经常说，麻醉科医生和外科医生的关系就像「中年夫妻」——吵又经常吵，离又离不掉。在手术过程中，双方各自有立场，往往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去做出判断、做出决策，你只能顶上。

也有顶不上的时候。我经历过一台「开关」手术，这是医生的行话，意思是把病人肚子打开后，发现已经没有手术机会了。病人送来医院时，我们以为只是子宫肌瘤，但打开肚子一看，里面全是胶冻状的组织，术中病理发现是粘液癌全腹腔转移，手术切除也没用，只能直接关上。

我印象很深，决定关上肚子的那一刻，大家都很沮丧。我问主刀医生，她还能活多久。医生说，如果有合适的靶向药，半年，没有的话，三个月。出了手术室，医生和家属谈，家属站在那里就哭了，不说也明白，肿瘤是恶性的。那段时间我一直做妇科麻醉，经常会送病人回病房。有一天经过那间病房，我发现那位病人出院了。家属表达得很委婉，「我们还是先回老家，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你都来上海了，如果上海都没办法，老家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当时就懂了。

这也是一种两难。如果把她留下来，你不确定能不能找到治疗方案；如果不留，你知道回去一定是没有希望了。

医生当得越久，就会发现，你能做得其实非常少。上医学院的时候，虽然你也知道医学是有时而穷的，但书本上总是会写明遇到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治疗，这一步不行就下一步。你会觉得无论遇到什么，总是有办法能解决的。但是进入临床后，尤其是涉及生死问题的时候，大多数时候你就是无能为力的。

有一段时间，我在ICU轮转。很多重症病人会经历一个临界期，我们叫做「过关」，意思是卡在一个平台上，所有指标，你不能说它好，也不能说不好，就是没变化，这样的状况可能持续好几天。

我碰到的那个病人是肺部感染。当时我的判断是再熬个一两天，感染应该就能控制住，等肺功能慢慢缓过来，我们就能让他脱离呼吸机，自主呼吸了。一旦患者能自主呼吸，就会产生正循环，他就能挺过来。

那天，我开完医嘱后就下班了。结果第二天过来交班，患者主动要求出院，一问才知道，是家里没钱了，ICU一天的费用好几千块，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这个时候，身为医生，真的感到无力。

有句话说，医生越当越胆小。就是因为你意识到你自身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你会慢慢发现真正能治好的病例没有几个，很多都是患者自己好的。尤其是在ICU，比如这个病人腹腔感染了，我能做的就是维持器官的功能，我其实没有在治病，我起到的作用就是帮助患者的身体度过这一关，但是他能不能度过去，很多时候是身体自己决定的，不是我们决定的。

图源剧集《麻醉风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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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众的层面来说，大家会惧怕麻醉，主要是因为不了解。人天然地会对未知的东西感到恐惧。

最常见的误解是麻醉会影响小孩的智力发育。我遇到过一个中耳胆脂瘤的孩子，由于中耳部分切除，要安装一个人工耳蜗。孩子特别小，还没上小学，但特别乖，术前签字的时候，家长都哭成泪人了，他没哭。

我印象很深，和家长讲完手术风险之后，我感觉他们有些话想讲却不敢讲，我说要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他们说，医生，孩子这么小，在手术室里会不会有事儿？我以为他们是担心麻醉风险，就告诉他们手术不大，儿科麻醉也很简单，做一个插管，没什么风险，术后就能正常苏醒。

说完这句，小孩的妈妈依旧抓着我的手，眼泪汪汪的。我知道她还是担心，但不敢问，已经到这个节点了，再追问这些好像没什么意义了，但她还是想知道。我问她是不是担心麻醉会影响孩子的大脑发育？她很重地点了一下头。

我跟她解释得非常细。首先手术时间很短，只有一个小时。孩子已经五岁了，一般来说麻醉药对三岁以上孩子大脑发育的影响微乎其微。我告诉她，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和孩子的情况，我可以打保票，麻醉对孩子不会有影响。她这才放下心来，对我说，「谢谢你医生，我的孩子就拜托你了。」

后来，我一直记得那个妈妈紧紧抓着我的手腕，爷爷奶奶在门外透过窗户看着我的样子。那天解释完后，我能从他们的眼神里清晰地感受到，那块心里的大石终于落下了。

这些年，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麻醉药物会不会容易成瘾？在推广舒适化医疗的过程中，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一直以来，大家对镇痛药（麻醉药的一种）比较提防，认为效果好的镇痛药一定有副作用，容易上瘾，很多外科医生也这么觉得。

实际上这是很荒谬的。我们中国人喜欢忍痛，总觉得痛嘛，忍一忍就过去了。但疼痛也是一种疾病，不仅会影响患者的康复，慢性疼痛还会影响人的身心健康。比如很多老年患者需要换髋关节，但因为害怕麻药不敢换，强忍着痛，结果是越忍越不想动，越不想动，身体其他方面也每况愈下，长期下去还会引发腰椎问题。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多模式镇痛。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不再需要使用很大剂量的麻醉镇痛药物，而是通过不同的药物组合产生协同作用，让每一种药物的剂量都降到非常低，同时又能达到1加1大于2的镇痛效果。

除了药物的办法，我们也在探索麻醉方式的改变。刚才提到老年人需要换髋关节，过去的全麻手术有出现术后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我们叫做短期并发症。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神经阻滞结合浅镇静麻醉，麻醉药物用量很少，对中枢神经系统影响非常小，但是依旧能达到同样的麻醉效果。

这些信息，很多人还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会对麻醉好奇，因此没有人了解过它，除非你是麻醉出了问题，或者要报考专业，才会了解一下。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性命攸关的事情。我写这本书就是想告诉大家，你可以相信你的麻醉医生，让大家能够更加没有顾虑地接受麻醉。

图源剧集《疼痛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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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年，我从医快十年了。我一直是一个挺理性、乐观的人，工作强度大，或者累了的时候，我会去健身，这是我留给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但再理性的人，当了医生后，都会遇到情绪崩溃的时刻。

我永远记得，三年前，医院派我去医疗援藏。到达那里的第一天，我遇到两个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工人，其中一个伤得比较严重，脑出血加上全身多发骨折，做了超声还发现腹腔多脏器出血，唯一的办法就是稳定住患者情况，同时转送上级医院。

从我们所在县城的医院转运到市人民医院，将近300公里，还要翻一座大山，救护车要走将近10个小时。医疗队的队长问我，小蒋，你那边怎么样？我其实已经把他的生命体征稳住了，血压维持在90左右，心率维持在100左右。我说，我稳住了，但这时候我们接到电话，前方道路塌方，至少还要再等10个小时。

我当时真的绝望了，我们那个地方没办法开颅，甚至连开颅的工具都没有。再等10个小时，病人肯定撑不住。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心电图变乱，室颤，电击，最后我也撑不住了，他就这么走了。

离开抢救室的时候，我嚎啕大哭，觉得从来没有这么无力过。可能我是在上海培养起来的医生，自以为见多了大场面，从来不会意识到，你觉得自己总有办法，是因为你的背后永远有给你支持的人。

这一路，给我最大支持的人是我的师父。

他是北方人，看起来五大三粗，实际上非常细心。进入临床以来，一直是他带着我，我的麻醉习惯、风格，很多人一看，就知道是他带出来的。他是那种处事不惊的医生，任何危急情况，我没见他慌过。有时候遇到紧急情况，外科主任看到他来了，心立马就定了。

但是他影响我最深的，还不是这些，而是细节上的人文关怀。一般来说，患者被推进手术室，我们要先把铺盖掀开，给他们贴心电图，绑血压带，事情很杂，很多时候做完这些就去忙别的了。刚开始做麻醉，我也是这么按流程走的。但有一次，我师父看到后立马问我，「怎么贴完都不给人把被子盖上，你看人家脖子、肩膀都在外边，冷不冷？」就是这样一个细节，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手术室常年低温，我们穿着手术服，不觉得冷，而病人是脱光衣服进来的。他是真的会注意这些细节。

还有一次，遇到一个做会阴部手术的小孩。这个手术不大，按常规来说，图省事会上个全麻。我师父当时就说，小孩还这么小，这么小的手术就不上全麻了，还能给他们省点钱。后来他打了一个骶管阻滞麻醉，这是非常少见的操作，做起来比较麻烦，几乎可以说失传了。我印象很深，他当时和我说，「我给你秀一把。」手术结束写麻醉记录单，我特别写下：麻醉骶管阻滞。还发了朋友圈。

上学的时候，我是一个挺爱出风头的人。但工作之后，我发现麻醉医生就是一个「隐姓埋名」的工种，很多时候一台手术成功了，家属不会觉得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们之间没有任何连接。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世界的运行模式就是这样，有幕前的角色，也有幕后的角色，没有谁高谁低，他们是同等重要的。

图源剧集《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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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麻醉医生并不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职业。首先工资不高，刚入行的时候，我的月薪6000多块。三年后，工资也就7000多块。这还是在上海的三甲医院。如果是其他城市，刚上岗的麻醉医生月薪可能只有三四千块。其次是事情很多，外科医生一周最多两到三个手术日，对麻醉医生来说，每天都是手术日，一天通常要做三到四台。从早到晚关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虽然恒温恒湿，但不见天日，没有太多与人打交道的机会，待久了很容易抑郁。

我第一次在知乎做科普，就是因为看到瑞金医院麻醉科医生猝死的新闻。评论区里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麻醉科医生会猝死。我觉得这里面存在一种认知的割裂，当时我刚下班，在办公室坐着，就写了一篇回答，把一台手术像放电影那样讲给大家听，告诉大家为什么麻醉医生这么累。没想到会有几万个赞，还是蛮有收获感的。

虽然麻醉医生很苦很累，但我不想给自己的选择上价值。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在我学医之前，我们家里一个医生也没有。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也从来没有滤镜。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麻醉医生就是一份工作，一份你要花点心思的工作。

有过一段时间，我也想过不干了。那是大五快到研究生的时候，我们专业实习有半年都在麻醉科，后面几乎当成住院医师用，我觉得太苦了。大家可能不知道，麻醉专业到了研究生阶段是可以换方向的，我们学校的强项是外科，很多人劝我去外科读研。正好大五那一年，学校派我去剑桥大学访学，我就想利用这段时间搞清楚这件事。到了之后，因为我是本科生，啥都不会，当时的督导跟我讲，对你没有任何要求，你就好好感受学校的氛围。我就在各个学院里面到处听课。

现在回想起来，我并没有在那里找到答案，反而更迷茫了，因为看到更多东西，都很有意思，很有趣，不知道该干嘛了。直到从英国回来那天，落地之后我必须要给研究生院一个答复。我坐在飞机上，问自己，我是更喜欢站上手术台，拿着手术刀做手术，还是想站在边上，去看各种生命体征参数，在关键的时刻给出可能是决定性的判断？

我选择了后者。可能很多男生会觉得拿着一把刀站在手术台感觉很怎么样，但我当时没有这个感受，我更偏向内科思维，更喜欢诊断和推理。上学的时候，我就很佩服内科医生，能够根据一些线索，把一个很难的疾病诊断清楚，我觉得麻醉科医生就是手术室里的内科医生。

也有很多人问我，如果没有手术，麻醉医生是不是就没用了，没工作了？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自己。三年前的那次医疗援藏，我是我们医疗队唯一的麻醉医生。但当地的手术条件有限，不做手术了我还能做什么？后来我发现，西藏山路很多，小孩和老人容易摔倒骨折，当使用手法复位时，说白了就是掰回来，很疼。

我遇到过一个手臂骨折的小孩，因为怕疼不肯配合，手绷得很紧，对不上骨头。我想了一个办法，给他打了臂丛神经阻滞，把整个手臂麻醉掉，这样就没感觉了，他也不闹腾了，最后复位得很到位，打石膏的时候小孩也没有抗拒。

后来我在那家医院开设了一个无痛门诊，专门提供镇痛服务。比如老年人走山路久了膝盖不好，疼得不行，又没办法换关节，我就做一个关节腔注射缓解他们的症状；当地人对胃镜恐惧得不行，我就给他们推点药，做无痛胃镜，当地第一例无痛胃镜就是我做的。包括很多孕产妇来医院，我也能提供无痛分娩。

所以说到这里，大家千万不要觉得麻醉科医生的天花板很低，好像我们除了协助手术什么都做不了，其实我们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还有很多，至少我们可以让大家不用忍受疼痛（笑）。

图源剧集《关于唐医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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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几年，一个大家可能还没有注意到的变化是，麻醉技术的进步已经改变了我们很多的医疗认知和决策。以前我们会觉得麻醉就是要保证患者在手术过程中是安全、舒适的，现在我们会越来越关注患者在术后的康复，也叫远期预后。对任何人来说，手术都是一个巨大的创伤，我们能做的是让创伤对患者身体的影响变小。

比如做肺部手术，过去这个手术需要做椎管内麻醉，打在靠近脖子的位置，很容易出现问题，带来呼吸减弱，拖成气胸的情况，风险比较高。但随着麻醉药物和麻醉监测技术的发展，这种类型的麻醉已经非常安全了，现在一台肺部手术非常快，从开始麻醉到手术结束只有两个小时，患者术后醒过来，基本就跟回到正常的状态一样。

这里面也包括无痛诊疗的普及，以前很多人因为害怕痛苦，不愿意做肠胃镜，这导致很长一段时间消化道肿瘤的检出率非常低，一旦发现不舒服了再检查，很可能已经到了中晚期。现在做肠胃镜，基本就是睡一觉的事情，所以这几年胃癌检出率也在提高，这并不意味着胃癌发生率在变高，如果你去看数据，大部分查出来的都还处在早期阶段，内镜切掉就结束了。

大家也慢慢意识到麻醉医生的重要性。以前很多人会觉得，一台手术好不好，百分之百是外科医生决定的，现在术前访视，越来越多的病人会乐于和我交流，会告诉我身体的基础状况，我能明显感觉到大家态度的转变。

刚工作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不就是流水线工人，很多年轻的麻醉医生都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意义，整台手术下来，就是完成既定的程序，成功与否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但是经历多了，包括在西藏那边提供了更多的医疗援助，我会更加珍视自己的价值。这份工作确实给了我一种价值感。对我来说，这种自我认同是切实支撑我长期走下去的动力。

最后，作为一个麻醉科医生，我也想做一个小科普，比如现在你要做手术了，需要问我们哪些问题？首先，你需要把麻醉医生当成最了解你健康状况的人，无所不谈地告知他你的健康状况，包括既往的疾病，药物使用等等。

第二个，你需要知道麻醉中和麻醉后会发生什么。这是一种心理准备。比方说很多人可能知道全麻需要插管，但是管子什么时候会拔掉呢？是在确保你完全苏醒的时候。试想你刚刚从睡梦中醒过来，嘴巴里插着一根管子，肯定非常不舒服，也会恐惧。知道这件事情就相当于有了一个预判，恐惧也会相应地减少。

对于患者来说，麻醉的过程就像开飞机一样，降落的过程是最危险的，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各项生命体征都在发生剧烈变化，如果不配合医生，会增加过程中的一些风险。我也发现如果我在术前沟通时候跟患者强调过这件事，第二天对方就会配合得很好，至少不会那么恐惧，不会那么躁动。

还有一点，麻醉药物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的症状。尤其是对女性而言，发生概率比较高。知道这一点，你就不会担心是不是并发症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最后，千万不要忍痛。术后一定会痛，但轻微的疼痛是可以忍受的，一旦影响睡眠了，你就要告诉医生，要求对方把疼痛水平降下来。

为什么很多医生生病了，依旧能边挂水边工作，或者能恢复得比较快？就是因为他们对疾病的进程和处理方法太清楚了，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什么时候该用什么药。还是一样的道理，大家只会对未知的事物产生恐惧。认知就是力量，能帮助你更快更好地康复。

肺部手术麻醉后，蒋政宇通过纤支镜检查气管情况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