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辞掉生物老师的工作，从四川小城走出来时，林丽霞心无定数。那时她既不懂法律，也不知女性主义，只希望过一点「不一样的生活」。

因缘际会，她来到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后改名「千千律所」）。生活逐渐有了方向。随后的20多年间，通过诉讼、走访与宣传，林丽霞与同事帮助散落各方的3000多位农村失地妇女维护权益。她们收集了大量切实的数据与案例，自下而上地推动法治进步。

故事并没有很快结束，并不是每一位妇女都顺利拿回了应得的土地。但情势正在向好，202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通过。林丽霞说，这意味着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她一向乐于「说」，会为出嫁女争取一切发声的平台和机会。因为只有不断说，才能「被看见」。

在《人物》2025年「女性力量」的演讲活动中，林丽霞分享了与失地妇女们同场维权的故事。她讲述妇女土地失权的典型案例，讲述司法实践的变革，也讲述当事人们的勇敢与坚韧。她将与当事人们一直站在一起，见证女性拥有更多的选择与权利。

以下是林丽霞的讲述——

策划｜《人物》编辑部

大家好，我是林丽霞，在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工作了28年。在反家暴、劳动权益、土地权益等方面，我们为数千名女性提供过公益法律援助。听到本次演讲的主题是「在场」，我就知道，我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分享。在这28年间，我们所做的事，就是和当事人互为支撑，保持「在场」。

我曾经在四川当了6年中学生物老师，因为不满足于现状，1995年，我辞职来到北京学习英语，后来应聘到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做文秘。2009年，我们中心更名为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

刚入职时，我并没打算干多久，因为我对法律一窍不通，也没那么喜欢。但工作以后，我很快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可以了解到很多社会问题，并着力去改变，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选择留了下来，并自修了法律，先后在职获得了北大和美国天普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位。

从2004年开始，我们就频繁接到农村妇女关于土地权的求助电话。那几年，城市化进程很快，尤其是城郊的农村土地，不断被征用、开发，土地权益方面的纠纷也就凸显了出来。而一些农村女性，往往因为结婚、离婚、再婚，甚至是大龄未婚，而被排除在集体收益分配之外。

因为在农村，常常要求女性依附于婚姻享受权益，女性因婚姻而流动，却又因这种流动而被区别对待。通常认为，儿子是「村里的人」，他及其配偶和后代都有权享受村民待遇，女儿则是「嫁出去的人」，不能享受这些权利。

我想分享一个典型故事，主人公是我们所接触的失地女性中，维权时间最长的。她从31岁到现在71岁，已经整整坚持了40年。

她叫杨志军，是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万丰村的村民。她个子小小的，上学不多，但知书达理，也喜欢讲道理。

1982年，她从村里分到2.2亩承包地。后来她结婚了，因老公是城里人，她的户口迁不过去，女儿的户口也只能随她落在村里。女儿出生后也分到了土地。

1985年，村里以她是出嫁女为由，收回了她和女儿的承包地。同村还有68位女性，和她面临同样的处境。

她说，女人并不是一出生就矮男人一截，我们也并不因为是女性就理短。为什么叫女人出嫁女，男人却不叫出嫁汉或娶妻汉？为什么同样在一个村里生活、劳作，女性就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土地？她不理解，也不接受。

杨志军不服气，从1985年开始，她找遍了村委会、乡镇、县市的有关部门，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土地。

相关部门一直推来推去，或者拖着不解决，2003年，告知她说，「村里已经没地了，你想分也没有」。杨志军不信，趁着晚上无人，就用双脚一步一步地去丈量土地，推算出，村里还有100多亩地。村干部和乡镇干部都不信，她就拉着他们去现场确认，果然还有96亩地，杨志军心想，这下总该给我们分地了吧？但没想到，村里讨论后决定，要她们与新增人口一起来平分，这样每人只能分到3分地，而不是应得的1.5亩地。

所以，杨志军果断地拒绝了。因为，在她看来，这3分地更像是一种施舍，而不是她本就应该有的。

她心里也很清楚，这样的结果已经是她维权18年来的一个小突破，维权中的辛酸也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么，这18年来，她都经历了什么呢？

她成了村里的众矢之的。刚开始维权时，她们每人分得7分口粮田，但她在地里种什么，村民就扒什么，最后她不得不晚上都睡在地里，小心翼翼地守护着那份来之不易的土地。

努力争取自己的权益，无疑是勇敢的。但我们可能想象不到，这份勇敢背后，她们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当一位女性站出来，索要自己的土地时，就等于是在与全村人作对。她甚至会遭到家人的排挤和嫌弃——兄弟们会觉得她想要争家产，父母认为她丢人现眼。走出家门，村民还骂她不要脸，说都已经嫁出去了或者都已经离婚了，还赖着不走，来分我们的财产。

有些女性外表看起来文文弱弱，但她们一开口，我就能感觉出来，她们心里有着一股劲儿。这个劲儿是什么？以前听她们说得最多的是「我要争一口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说「这是我的权利」，哪怕只有200元甚至是几包盐。没错，我们山东的一位当事人为孩子争取的就是几包盐，但她说，「这不是几包盐的问题，这是一个权利问题！」

什么是「在场」？对于她们来说，「在场」就是，我要出现在那里，我要被看见，我要被听见。站出来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她们就已经「在场」。

2009年，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杨志军分到了1.5亩的「虚拟」地，也就是说，实际上没有地，但享有土地的权益。因此，她得到了征地补偿款和失地养老保险。

但她女儿的失地问题，仍未解决。这十几年来，她仍在为女儿索要土地，因为她想要给女儿一个交待。

「出嫁女」的维权为什么这么艰难？在实践中通常认为，我国一直没有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的法律规定。结婚女性能不能享受同等的村民待遇，这往往由村集体说了算，而大多数村民当然不愿意让更多人来分享他们的利益。

这些年，出嫁女的征地补偿问题似乎有所改善，南宁的当事人发信息说「我们大人的问题解决了，孩子的问题让我们等着」，广东的当事人说「我的执行款到账啦」，四川的当事人说「我的官司打赢了」。

当然，还有一些女性的权益依然没有着落，尤其是宅基地的拆迁安置权益，今年我已经接到好几起这类咨询。

在宅基地的拆迁安置中，女儿通常是不被计算为安置人口的，无论她年龄多大，也无论她结没结婚；儿子，即便还是未婚，也可以享受到三人份的宅基地面积或者安置房，这里面包含了他未来妻子和孩子的份额。

男性结婚前，在这三人份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或者他在拆迁中分得的房子，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属于男方婚前的个人财产。这就意味着，他未来的妻子，名下不可能有房产，除非男方主动给；如果离婚，女性很可能无处可居。

这对女性来说，公平吗？当然不公平。这就需要我们共同去改变。

我们郭建梅主任总说，我们代理案件，从来不以成败论英雄。因为有些案件涉及到的问题，在法律上可能还是空白，或者尚存争议，所以这些案件，胜诉率不会高，但很有价值，因为法律，就是这样在不断接受质疑和挑战，不断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

法律的改变和完善，也需要以成功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所以，从2006年开始，我们就一边代理典型个案，一边在河北、湖南、黑龙江、江苏等地开展试点项目，在当地进行调研，了解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状况；通过培训，推动试点村修订村规民约；通过研讨，与相关部门共同探索有效的解决方案。在这些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再自下而上推动国家立法，惠及更多人。

此外，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发声，让更多人知晓。早些年，这个议题还不太受媒体关注。2022年4月，我在一席发表了关于该议题的公开演讲，取得了非常好的反响，北京、上海、广州，好多记者主动跟我联系，写出了很多很好的、深入的报道。自那之后，我觉得这个议题才真正被看到了。

2022年底，全国人大公布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并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们认真研究了草案中与妇女权益相关的条款，参考了地方好的做法，也收集了很多出嫁女和村书记的想法，在成员身份认定方面，提出了较为具体的修改意见。

出嫁女提交立法建议也非常积极，她们动员家人、亲戚朋友去网上提交；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或电脑的，就找孩子或旁人帮忙；有些不仅网上提交，还打印出来邮寄给立法部门，并附上自己的判决书等材料。

2024年6月，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最终通过，我们很多建议在法条中都有所体现，出嫁女们对新法充满了期待。南宁的一位出嫁女说，她兴奋得一宿没睡，因为新法中规定了成员的子女应当确认为成员，这就意味着解决她孩子的问题有了法律依据。

对离婚或者丧偶女性，新法也带来了福音，法律明确规定不因离婚、丧偶而丧失已有的成员身份。

这部法律将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希望这会是出嫁女权益保障的转折点。

做公益法律援助这么多年，我感受过高兴的、心愿达成的时刻，也感受过悲伤的、荒唐的时刻。我的内心是充实且满足的，因为我能见证时代的变化发展，并能参与其中，达成哪怕是最微小的改变。

我很庆幸，这么多年来，能与这些勇敢、坚韧的女性，一直保持「在场」。

像杨志军那样的人，还有很多。

比如浙江诸暨的周小雨。她结婚仅一年就失去了12万元的土地补偿款。她文才很好，也很用心，在维权过程中，她不断发声，微博曾两次冲上热搜，案件也被很多媒体关注，她的证据也特别充分，最终却未能改变结果。

当她接到高院败诉的通知时，当场嚎啕大哭。哭完后，她说，我还会继续努力的。她甚至有时还鼓励我。有一次，当我对某些现实表现出无奈、沮丧的情绪时，她说，「林老师，别气馁，您是最棒的！」这让我很温暖。

上周，我接到一个安徽女孩的求助，她也是刚结婚一年，集体分配款就被取消了。我告诉她：你的户口未迁出，也未在其他任何集体经济组织享受权益，按照新法规定，你原有的身份和待遇不能被取消。等新法实施后，你可以去起诉，到时把起诉状发给我们，可以帮你修改。

她原本是边打电话边哭的，听我说完后，她说自己变得平静了。她已经在太多地方碰了壁，村干部、乡镇、县里，她都找了，始终没有得到支持。她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说理、可以被倾听的地方。她最后笑着说，「林老师，我感觉我有力量了。」

我们和她们，都在等待新法实施的那一天。

我想，保持「在场」，有时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时是困难时的互相依靠。在这里，我希望每一位女性都试着「上场」，永不「离场」。或许这很难，但只有「在场」，我们才能拥有尊严，生命才有价值。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