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城边缘人，寻找边缘人的故事

今年3月底，摄影师蔡山海在采风途中，偶遇了福青的庭院与他的世界。

那是福青老人去世的第4天，征得家人同意，蔡山海走进了院子。福青的家不大，正屋停放着棺木，外面院子中间种着两棵杏花树，当时光秃秃的。一组丧事乐队被树分开，站在东西两边，热闹地吹弹。

刚进门的时候，蔡山海并没有注意到院子里的字。等拍完了乐队，准备从大门离开，蔡山海一抬头才看到门梁上写着「新疆喀什市……77岁的我，张福青能去看看吗？」再一回头，另一边墙上又写着，「宇宙有多大呀？」类似的还有很多。福青所想的时而很具体，比如「每年杏花落打药一次，立秋后再打一次毛虫药」，比如几年如一日地修整院子。福青关心的时而又很宏大，比如村子边的峨河河道要拓宽，60年前曾经历过的水灾是否会再来一次，还有太阳表面的温度是6000度……

蔡山海的好奇心上来了，因为这也是他会思考的事情。蔡山海33岁，福青77岁，跨越了四十年的时光，他们的所想原来是相通的。

再仔细看，扫帚、赶火棍，甚至通风口的一块小木板、门闩上都写满了字。这些文字蔓延开来，成了一面面墙。福青的老伴患有精神类疾病，蔡山海能想象到，某个午后，老伴已经服药睡下，福青就在院子里，静静端来一个椅子，或者直接蹲下，用各种姿势记录他的人生。整个院子成了福青人生沉默的见证者。

在蔡山海到来之前，村中并没有人会细读福青老人的文字，他们当他在练字。4月，蔡山海将院墙拍下来发在了网上，意外引起了轰动。有人说，这是张福青老人的「离线朋友圈」，是父亲的散文诗，还有人评论，「唯有文字能担当此任，宣告生命曾经在场。」

2023年年中，蔡山海关掉开了3年的县城照相馆，年底彻底不接商业片，之后重新踏上了2019年年末就该启程的记录中国的摄影计划——《逍遥三章》。从2024年1月开始，蔡山海如扫地僧，用「平推」模式一个村接一个村地走遍了广西和山西，他的镜头不聚焦于高楼名山，而是对准了芸芸众生。按照他的话说，这也是一段一个来自县城的边缘人，如何一路找寻更多边缘人的故事。

这一路，蔡山海遭遇了很多个「福青」——他们建造自己的天空城堡，他们在自家墙上题字，他们也在天然溶洞里K歌，他们用一个个人生故事，组成了当下鲜活而奇特的大地图景。在蔡山海的镜头下，他们的人生往往与现代生活有着不小的时差，生命以不同速度流动，或闲适，或孤独，或魔幻，也或顽强，或真切。

《人物》与摄影师蔡山海聊了聊他这半年的农村见闻。以下，是蔡山海关于福青，还有不止福青的讲述——

文｜李雨凝

编辑｜田毅

图｜蔡山海

1

其实在福青之前，我就遇到过很多个「福青」。我把他们的故事集命名为「走地仙」，意为寻找散落在各地的「仙儿」。

年初，在前往广西柳州的国道上，我碰到了出发以来的第一位「福青」。他的名字应该叫「威长江」，威长江的墙上也写满了字，但他写得更加透彻——在大门上，他题匾「叫花子老窝」；在大门上，他写「门别开/穷一家」；在墙上，他继续写：「最穷的之家/天地地狱家」，就在这行字的上面，他又挂了一个招彩头的红绣球。

威长江写满了字的墙壁

我在看清字的那一刻就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不过那天正好是大年初五，威长江的家中没有人，门也推不开。之后，我在他的门外连续蹲了两天。等的时候我就在想，中国每个省份的人长相都有自己的特点，威长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可能个子不高，头发很长，胡子拉碴。他年龄多大，是老人还是30多岁的男子？又会不会穿着和丐帮一样奇怪的衣服？后来，在等他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脑子里搜索......

不过两天过去，我还是没等到这位「格瓦拉」，我希望，他是去了不是「叫花子老窝」的地方过年。

我继续沿着国道开，广西以喀斯特地貌为特色，很多溶洞都是4A、5A景区，里面五彩灯光打着。但在旅游溶洞之外，广西还有更多不知名的溶洞，我竟然发现了很多普通人在这样的溶洞里生活着。

我遇到的第二个「福青」，是广西百色一个溶洞酒窖的守窖人。

我进到「洞藏老酒」的牌子后面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还在喝酒，这是他的「工作福利」，老板说反正他一个人再喝也喝不空一个窖。他起初以为我要买酒，带我去看了大坛小坛，洞里的酒都是他酿的，老板在七八年前把他放在这儿，从酿造到买卖，他逐渐成了溶洞与酒的主人。

我把相机背回身后，像个游客一样跟他聊天。可能我是最近第一个对洞里酒之外的东西感到好奇的人，他把我拉到桌子边，一边喝酒，一边吸水烟，不用多问就开始絮叨自己的人生。

守窖人今年三十七八岁，我没有听清他带方言的口音。很多年前，他在家乡崇左认识了现在的老板，跟着他离开了那个和隔壁越南接壤的小城，钻进百色溶洞，一守守到现在。这么多年他都没结婚，一个人守一个洞。他在洞里支起来一个屋子，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口灶，还有挂在洞壁上的榔头、锯子，这就是他这些年生活的全部。守窖人说，他平时就去一公里外的村子买菜，那基本是他生活里去到的最远的地方。

不像威长江，守窖人并没有在这个春节离开。那个下午，我和他每次聊到家乡，他的表情都很凝重。我问他春节为什么不回家，他犹豫了一会儿，又看看我的车，反过来问我，说你能带上我吗？到崇左好像有四五个小时的车程，我去查手机，高速确实是这样，但如果我按照「平推」的方式走省道，可能要花上一天时间。我将事实转达给了他，守窖人没有继续坚持，转而聊起其他话题。

其实县城很小，道路发达，中国每个县城连起来看，会像一张错综复杂的网，我大概理解他在家乡经历过那些家长里短、鸡零狗碎的事情就在这张网中。我猜，不去「触网」，这可能已经是他权衡后做出的最好选择了。放下家乡话题后，守窖人明显放松下来，喝到高兴，他直接从椅子上起来，手一伸，开始转圈。跳了一会儿，好像还不尽兴，守窖人又打开抖音，他平时也不看别的什么，只是这样就着里面刷到的广西民歌继续跳。

看到了我的相机，甚至不用我开口，守窖人主动邀请，让我给他拍照。其实溶洞并不小，开始在外面我就拍了一张，只是曝光距离短，从外面拍进去，里面光线暗，一片乌黑。现在，我们都在溶洞里了，站在跳舞人身边，日光打进来，什么都照得很清楚。我觉得，那天我拍到了一张很好的环境肖像。

酒洞里跳舞的守窖人

2

离开了守窖人的溶洞，我接着往前走，很快就碰到了下一个溶洞，另一群人。最先吸引我的是支在洞口的烧烤摊，有三三两两的人坐着，见我下车，摊主也热情招呼我。听我讲对吃饭没有兴趣，他也不在意，又摆摆手给我指了洞内，说那可以进去看看天宫和仙女洞，钟乳石很好看，门口有卖红丝带，可以绑在里面祈福，五块钱一根。

没有福要祈，我还是进去逛了一圈。天宫设在溶洞的最上面，没有什么景区常见的佛像，也没有敬香的地方，只是有一些五彩的灯光，但和那种5A溶洞里的梦幻之光不一样，更像是迪斯科舞厅里的灯球彩光。我很好奇，又往前走了一段，居然听到了歌声。我走到了天宫的开阔处，顺着彩光的方向向外看，原来是洞底有一处平地，上面挂着彩灯、彩旗和小灯笼，布置得像90年代的工厂年会，正中间放着一个上世纪那种卡拉OK点歌柜，像是从哪个破产KTV里拉过来的。周围还有几台音箱，围着一个小投影，后面大概聚了二三十号人，这里原来还真有一个「溶洞迪斯科」。

这些年里，我陆陆续续拍过很多舞厅，上海的、浙江的，还有东北的，里面的顾客都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上海老龄化程度高，老人们喜欢上午送完孙子就去，舞厅最繁忙的时间是八点到十点，阿姨穿着舞鞋，叔叔穿立领衬衫，有一种洋气的海派气质。我和上海舞厅老板聊过天，也是上了岁数的一位叔叔，他特别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重新发现舞厅。看到我在拍照，他还主动问我，你能不能发个小红书给我们宣传宣传？东北的舞厅是晚上热闹，人们倒不在意吸引下一辈儿，自娱自乐就很好。现在这个奇妙的溶洞舞厅不收费，谁来都能唱几句，大家的穿着没上海洋气，牛仔裤、大棉袄，有的像是干完手上的活儿来的，还有阿姨专门揣上了瓜子，和姐姐妹妹过来边看边吃，吃完也不多留，唱几首就走了。

天南地北的舞厅有一点是一样的：人们都在跳着一样的舞，这一块儿是交谊，那一块儿是探戈。溶洞里更像是没有包间的卡拉OK，没有舞蹈，叔叔阿姨们只是对唱「久远」的伤心情歌，什么「让我唱一首爱你的歌」。大家唱了很多首也不重样，不是这次听到，我都不记得这个世界上还曾流传过这么多的伤心情歌。

从溶洞回来后，我去查了一查，当时听到的那首歌叫《红尘情歌》，前半句是「浪漫红尘中有你也有我」。这可能也是我在「平推」之旅中真切感受到的：人人都说现在是一个人口高速流动的时代，但在主流之外的角角落落，还是有一个溶洞KTV，能让人慢下来，唱起不再流行的伤心情歌。现在我想，在溶洞里深情唱响卡拉OK的人，也是「福青」。

溶洞迪斯科

3

离开广西走到贵州，我碰到了陈天明，他用6年的时间，在村里砌起了一座「城堡」。

最开始，我是在社交媒体上碰巧刷到了一个女孩子的打卡照，照片里她站在前方，城堡成了背景，黑压压一片，感觉快有十层楼那么高，就这么突兀地矗立在一片荒地上。除了其他零星几张打卡照，陈天明的「城堡」并没能引起网络的注意，在我找过去的时候，他们家的前门紧闭，门口守着两条大狗。我不死心，又绕到了后院，城堡主人正巧就在这里。

陈天明与他的「城堡」

陈天明告诉我，之前经常会有年轻人来看这个房子，听到狗吠声，大部分不敢再靠近，就在远处拿着手机拍。不顾大狗进门的，最近我是头一个。他一边跟我说着话，一边引我进屋。陈天明的城堡最下面两层是他的祖屋。最开始，他只是要在两层小楼上加盖一个养鸽子的地方，但等鸽子房完工，他又觉得好像上面空出来的地方还能「继续垒」。就这样，他继续用木板一层层搭上去，书房、卧室，还有茶室，6年来一共修了9层，真是横空出世。最顶层还放了一个大音响，一播放在一楼都能听得见。我进屋的时候还好奇问他，你们村还放广播？他说不是，是我自己放的音乐。

在我看来，陈天明建造出来的城堡外观像极了电影里那种「移动城堡」，有点怪诞，也有点朋克。陈天明不懂建筑，只是把他的想象力伸向了天空。「城堡」的每层房间里都有很多用来固定的绳子和木头，每上一层也都更小一点，到了第8层只剩下3平米，9层甚至只是一个简单的帆布篷，在这个意义上，陈天明修出了一座塔。

我跟着他爬上了简陋的木梯。书房在第六层，很稳，八、九层都是空木亭，第九层上去时会有一些摇晃感。最后我坐在了他的书房里。陈天明的背后和侧面是两幅字，字下面堆的全是书，他听着头上两层的音乐，在书房里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各读了三遍。我开始和他聊天，陈天明今年42岁，是村里走出去的大学生，2000年前后在南京的大学读数学，后来在城市做过很多活计，也没有结婚，2018年他回到老家做养殖。

陈天明告诉我，他的父母和姐姐如今还住在最下面两层的旧屋里，他们都很支持他建造「城堡」，父亲甚至还亲自帮他去挑木头。我俩聊天期间，他的母亲乐呵呵递来一个苹果，让我随意看。他的姐姐结了婚，外甥就在城堡里爬上爬下。我想，小外甥以后可以骄傲地说，我在城堡里长大。

陈天明的城堡建在一片荒地中间，上面风景很好，能看到东边500米开外的机场，也能看到远处的群山。发出来这组照片之后，我看到有人评论，说这不就是一堆破木头吗？说得也对，我在远处拍城堡的时候，种地的同村人好奇，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拍照，他们也奇怪，这不就是一座烂尾楼，有什么好拍的？

现实生活里，陈天明是从城市回来的失意人，他像他的城堡一样远离村中心，去年到头养殖业还亏了钱。而在法律层面上，陈天明最近三年都在和村里掰扯，他们觉得这个自建房不安全，去年还打了官司，陈天明败诉了。但陈天明不接受，他要继续上诉。

在我看来，陈天明的故事像一个童话，城堡就是他生活的一个出口。说实话，虽然我从县城长大，也一直在拍县城、乡村，但乡村真的美好吗？不是的，田园牧歌只是表面，具体的农村发展缓慢各项资源落后，也有一地鸡毛。我体验过，也知道那些真实都藏在哪里，但我真心希望我所有遇到的人，还有他们的故事，都能稍微停留在美好的一面。

哪怕最后也逃不开被拆的结局，但陈天明的城堡存在过，就已经和从来没有过不一样了。最近贵州刮了大风，我还看到陈天明在朋友圈里分享他的胜利：只有顶层有轻微摇晃之感觉，城堡在风中非常坚挺。

荒地上陈天明的「城堡」

4

遇到所有「福青」们的缘起，是去年，我关闭了开了3年的县城照相馆。

2024年1月7日，我发了个朋友圈，清空了20个G的工作微信，就这么出发了。我只带了三五件衣服，两台常用相机，一台电脑，也没保养车子，就这么直接上了路。在路上第一天，我直接在高速上开了10个小时，有种逃跑的巨大仪式感，但也有一种隐隐约约的虚无。

我不看地图、不走高速。这几年大家推崇「特种兵」式的快消生活对我来说目的太明确了，反而折损掉了偶然的风景与意趣。我从老家江苏镇江开始，沿着县道、省道还有国道往西开，我一路路过了之前拍过的湖南湖北，最后走到了广西。

这其实是我2019年年底就做好的计划。我做了很多年的纪实摄影师，镜头一直聚焦在像我一样，生活在县城、农村的人，我也一直想要拍出真正能代表中国的照片。最开始，我想找出来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省份，但想来想去，哪里都有点以偏概全。后来，我心一横，那干脆就一个个地方「平推」，全拍下来，这下总不能还说「偏」了。

但后来疫情让所有人都无法出门。本来作为自由摄影师，我的收入来源大头就是到各地拍照，再把照片投稿、打比赛，一个月稿费和奖金加起来，能有两千块。但出不了门，自由摄影几乎就进行不下去了。为了生活下去，我只好在我们县城里开了家照相馆。很多摄影师都不会选择跨行，他们通常专耕一个方向，但在县城里，婚纱照、人物肖像、证件照，我来者不拒，什么都接，一张价目单能从10块列到一万。

其实我在县城开照相馆的这三四年，钱比做纪实摄影好赚多了。人们多在节假日宴请或结婚，我基本没有节假日，最长有过四十天连轴转，每天晚上拍完的时候，我都要坐回车上，歇好一会儿才能缓过来神。我是个没有什么物欲的人，没有结婚，平时也没地儿花钱，就这样攒下了将近20万。

拍婚礼帮我更熟悉了人间烟火气，这段和人打交道的经历也在今年的「平推」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多帮助。不过从内心深处来讲，我知道再这么继续拍商业片子，我的精神可能就要垮掉了。回忆一下过去三年，我感受到快乐的时间竟然大多都来自我忙里偷闲，在婚礼拍摄间隙，去周边扫街拍照的经历。但我现在不想把商业、纪实两碗水继续端平了。等到了又能自由出行，我就太想回到各个地方，而不是坐在县城的照相馆里，每天重复拍着相似的场景。

今年大年二十九，我来到了重庆巫山。过去我给许许多多的新人和朋友们拍摄过烟花照片，而这一次，我总算可以慢下心来，欣赏一场烟花，好好地为自己多活一些。

「关掉照相馆，去满中国地拍照」这个举动还挺理想化的，我不知道时隔几年，我还能不能拍到什么，找到真正的好故事。之前作为独立摄影师出门，如果几天都没拍到什么，我就会很焦虑。我也担心开销，路上吃饭住宿都在村里，住宿80块，饭钱每天三五十，都很便宜，只是油费是大头，一天平均下来花销也要200块。

但我后来一想，这几年拍婚礼攒下来的钱，其实是足够我去做真正想做的事情好一阵子。加上边走边接一些拍摄项目，另一边也继续投稿，我后期甚至能几乎保持收支平衡。现在走在路上，我每天都会给自己选上至少八九个目的地，通常是当地特色或者有意思的地点，有的是靠看地图，有的靠在社交媒体上找。其实按我的速度拍下来，一天走不完四五个，扑空也经常发生，因为乡村不像城市，有专门的景区，很多事物都是有时效性的，没有人、不开门，都很常见。就这样，我每天上午九点左右准时上车出发，一直转到晚上8点过后才收工，每一天都要开上一百公里。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你每次都能找到这些拍摄的点和人？我当时的回答是，我还挺幸运的。实际上确实幸运也占很大一部分，但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我在路上的时间足够长，没有多少人愿意把手头所有的东西放下，去做全职的纪实摄影。

比如这次「平推」走到山西，遍地都是庙宇，在都市里消失的神仙随意住在各个地方。在黄河边，我拍到了一张众多神像立于河边的照片。我问附近的村民，说是寺庙搬迁，供养不下去，就把各路神仙请到了黄河边，让大自然来供养。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景象。我把这组照片发在网上，评论里有说这是众神的黄昏，也有人说是神仙赶集，在河边悠闲唠嗑。

黄河边的众神

我今年33岁，说上不上，说下不下，这些年我拍过很多结婚照，县城朋友们的孩子都到了打酱油的年纪。而我关掉了照相馆，再次脱离了已经走向「正轨」的生活，又重新回到了一个不确定并且游走在边缘的生活状态。事实上，也正是这种游走，甚至是物理意义上的游走，才让我有机会看到那些和我一样走在边缘的人群。

拍到后面，我会觉得，也许我和福青、陈天明本质都是同一类人，我们都在奇异地「享受」这份边缘带来的美丽，我们都乐此不疲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5

从县城、乡村成长起来的人大部分都对家乡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县城、乡村的人对具体生活的想象并没有那么多种可能，我的老家江苏镇江扬中市，是一个人口30万出头的小县城。我们这里也不像北方，父母辈的人对成功的认知就是去经商，那个年代最流行开黑车，从我们县城接人去市里，每天早晚各一趟，在零几年就能一个月赚七八千。所以，对于我爸妈来说，开黑车是一个好工作，做生意才有出路。

我也没有逃脱这条道路。2012年一毕业，我进了亲戚在的工厂做文员。我记得当时工厂的工资半年一结。但从小到大，我都对所谓的「成功人生」感到困惑，这个跟考编上岸都是一个道理，好像在我们小小的县城里，人只能有着一种固定的活法。到后面，我厌烦了工厂里重复的劳动，辞了职，又开始对摄影感兴趣，拿着相机到处拍照。家人对我很支持，但他们的期待始终还是「你要去开照相馆」，这也是一门生意。

但另一方面，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很喜欢赤脚在村里面跑，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上小学，才慢慢改掉。我对于踩在泥土上有很深的亲切感，这和踩在柏油马路上有很大的区别，具体什么区别我还真讲不出来，但任何一个人去试试就能感觉出来。

曾经，我们这个县是全国百强县的前十名，江苏平原沿江起了很多工厂，带来了很多的钱。但对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建工厂就意味着搬家。我们这一代的人，离故乡愈来愈远。成长、学业、工作，各个时期我经历着不断的搬迁。其中有一次我印象很深，是搬到了阿姨家开的招待所里，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停满了各地来拉货的卡车，我喜欢和这些跑江湖的司机聊天，这些成长的经历都构成了我人生最基础和坚固的价值观。

农村人也天然有一种很淳朴和真诚的气质。我在今年出发这一路上遇到白事必进去拍摄，从来都没有被赶出来过。在农村，按照传统丧葬文化，老人去世后家属都要在村里喊号子，告诉村里人来送最后一程。所以，对于家属来说，来的都是会送家人最后一程的客人。我也在城市扫过街，时不时就会有人过来说「侵犯肖像权」，后来我干脆不在大城市拍照了。

前两天因为受邀参加影展，我在「平推」中途去了一趟上海。说实话，从山西的村子到上海，这种差异不亚于出了一趟国，去了一个异世界，我需要「倒时差」。上海是一个节奏特别快的城市，但它的交通又奇怪得很慢，就像同样的距离，如果放在山西，一个小时就能到了，但在上海，我可能要花上半天才能折腾过去。在地铁里，所有人也都戴着耳机，愁眉苦脸刷着自己的手机，好像十个人里面才有一两个面带笑容的，不过听几句对话我就发现——他们是游客。

当然，你说不生活在城市就没有压力吗？当然也有，房子、收入，但在农村，这些都不像在城市里那么的急迫和致命。前几年拍纪实的时候，我还在贵州拍到过外星人科研站，一块大牌匾，上面写着「天下平等/外星人观音」，这就是现实里的宇宙探索编辑部。很多人都说乡村是魔幻的天堂，在我看来，一是山高皇帝远，现代城市规划管不到这些毛细血管，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生活之外，还有另一种超脱具体的可能。

重新上路后，我试图也把自己从具体中拉出来，我隔着镜头，像是隔了一层毛玻璃，把那些县城生活真实又细碎的部分过滤掉，留下更加隽永的关于土地、关于人的底色。当然福青的院子里记录着和邻居商量有关院墙建在哪里的鸡零狗碎，陈天明的官司依旧在打，每一亩地都还是能引起争端。但我故意把这部分打上了马赛克，我希望更多能被人们看到的，是他们超脱在这些具体生活上面的那种美好和轻盈。

大城市里的节奏是反自然的，农村人和城里人的区别也在于，两个地方时间流动速度不同，像福青一样千千万万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他们还有大把的时间，有更多可能去思考生活的本质。

6

福青的帖子发出后，确实获得了千万级别的浏览量，但我的计划不变，五月中旬，我会继续回到山西，上次走完了太原以西，我这回要从运城开始，把剩下的地方「平推」完。接下来，我还要去陕西、河南、甘肃，争取一点点把版图扩大补全。

其实在福青院墙的照片成为热门话题之前，我一直有点担心没人再关心这些事情。和这些我拍过的人物一样，他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地理意义上的边缘，也是经常说的「小人物」，甚至连同村的邻居都不知道他在记录什么。还有福青老人的那篇帖子，我记得我是发了18张图，加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全部看完可能要花上十分钟。在城市里，十分钟可以干很多事，在工位上吃完早饭、坐一站地铁，处理一次工作交接，而一个完全不出名的老人，我很难想象会有这么多人愿意为他停下十分钟。

有很多年轻人来问我，能不能去做纪实摄影师？其实我的回答一直是「不建议」。从我2013年年底辞职开始走摄影这条路开始，一直到2016年年初我才通过摄影拿到第一笔稿费，800块钱。我经常会说，做纪实摄影三年是一道坎，很多人撑不到三年，我见过很多有天赋的摄影师逐渐没了作品、消沉了下去，能全职做三年的人更少之又少。有段时间，我还兼职图片论坛的编辑，有一个年轻人拍得很好，我总是收他的照片，后来疫情期间没了他的消息，我还专门在微信上问他，你最近还在拍照片吗？他说，拍不了了，现在在做跑大货的挂车司机。

但帖子就这样在网上「火」了，连同着我今年走过的50多个县城、两三百个村庄的故事，都被不同程度地「看见」了，甚至我自己的故事也被看到了。在县城做看似「不干正事」的摄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前街坊邻里只关心这个人混出了什么名堂，现在也终于有人看到我们镜头下关心的事情，甚至也愿意倾听我的人生故事。

这种去看见、被看见的感觉，大大消解掉了我对生活无意义的困惑。一路「平推」下来，守窖人、陈天明，还有福青，每个人都在做自己手上的大事或小事，也许他们也曾经有过疑问，但依旧在日复一日地生活，然后在重复中寻找新意。

山西太行深处的修行者

我又想起第一次偶遇福青世界的情形：他的院子并不大，外面院子中间有一片小田，种着两棵杏花树，当时树光秃秃的，没开花。

大概是4月7日，我第二次回到了福青的院子。上一次只是拍到了文字，我还有太多关于福青的问题想问问他的家人。等我再次进入院子，白事的布置都撤掉了，我才头一次真正看到院子的全貌，文字写满了院墙，没有了乐队在场，院子宽敞了起来，中间是福青挂念的杏树。

福青于4月1日下葬，小红书上爆火的帖子要两天后才发出来。一周后，等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杏花已经开满了院子，特别茂盛，边上还有蝴蝶在飞。

福青开满杏花的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