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高校师生关系的讨论越来越多。不久前，华中农业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联名举报导师事件，再次将导生冲突问题推至我们眼前。在现行的导师负责制下，导师手中握有学生能否毕业、升学的权力，一旦涉及冲突，权力的天平极易向导师一方倾斜，学生打破沉默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林杰和当年还是硕士的刘业青从2020年起关注导生冲突话题，对28位国内不同高校的硕士及博士研究生进行过访谈。他们的研究发现，导生冲突是非常普遍的教育现象，而相比公开爆发的显性冲突，「隐性冲突」是导生关系中更为普遍的现实。

由于导生之间的权力结构，面对无法避免的矛盾和摩擦，学生往往会采取消极对抗的方式，不敢说，不愿说，也没必要说，用「不主动」来维持一种和导师的安全界限。最终，有些学生日渐麻木被动，待到心力耗竭，丧失解决问题的意愿，师生关系无可挽回。也有些学生经历了漫长的挣扎之后，决定和自己和解，不再过多投入情感，只期盼完成手头的事，尽早毕业。

根据2021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的数据，35.5%和60.1%的研究生有一定抑郁与焦虑问题，与导师关系是该群体心理健康的四大影响因素之一。这也意味着，如何处理导生关系，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那两年，林杰和刘业青也经历了导生关系的跌宕。升入研二后，学业的压力开始变大，学生和导师的学术合作越来越多，磨合与对抗、期望和现实的落差中，他们开始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良好的师生关系。

林杰意识到因材施教的难。哪怕他当了二十年的导师，面对一个新生的时候，以前的经验依然会失灵。他开始主动沟通，站在学生的角度去理解、去体谅。刘业青也意识到，就像任何其他社会关系，人和人的交往里免不了摩擦，当她卸下对导师固有的「滤镜」之后，才能真正看见，并且理解人的复杂。

四月下旬，《人物》作者在北师大见到了林杰和刘业青。这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堆满了林杰从各地淘回来的小摆件和毛绒玩具。他告诉我，这是为了让学生能稍微放松一点，「至少他们不用成天对着我的这张老脸。」 我们聊起导生冲突的研究，也聊起最近两起学生集体举报导师的事件。

采访中，林杰多次提到，导生冲突不只是个体的失德问题，更是学术生态的整体「异化」。审计主义与管理主义的盛行，教育中原本应该被保留的「空间」被各种量化的数据所侵占、填满。所谓的「卷」，最后都会转嫁到导生关系上。「只有重新营造一个自由的宽松的环境，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导生冲突，回归以人为本的这种教育的本质。」

以下，是林杰和刘业青的讲述。

文｜王青

编辑｜槐杨

林杰：

「隐性冲突是更为普遍的导生现状」

这两年大家可能会觉得，各类导生冲突事件变得越来越多，师德问题、研究生意外。我一直做的是高等教育研究，也做了二十年的导师，无论是从学术的角度还是个体经验层面，我都想去看一看，为什么这几年导生冲突和矛盾越来越多，它意味着什么？我们国家高校的导生关系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数见不鲜

2020年，我和业青开始着手做这方面的研究。遵循研究伦理，我们没有在本校进行田野采样，而是选取了国内八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前后采访了28位左右的硕博研究生。为了避免采访对象因为我的导师身份而不敢吐槽，所有的采访工作由业青主要完成。

调研的结果，说实话，我很意外。我们发现，导生冲突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教育现象，几乎存在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导生关系里。而相比显性的公开冲突，绝大部分学生表现出来的是间接的、非公开的对抗状态，我们后来将它命名为「导生隐性冲突」。

什么意思呢？隐性冲突里的学生，其实并没有真正跟老师发生正面的冲突，前台行为几乎了无痕迹，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不主动」，会下意识地疏远、回避导师的诉求。比如导师让学生做一个选题，学生不敢说不做，但就一直拖着。老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个时候，学生可能就不修行了，一直拖到拖无可拖的地步为止。老师也有可能会对学生产生误解，觉得对方不上进，就此撂下不管。

原因也很好理解。和一般的社会关系不同，朋友之间有了矛盾，不联系就好了，导生关系一旦缔结，无论是导师还是学生，都没办法随意解除。我们国家大部分院校又是单一导师负责制，导师的权力很大，在不对等的结构之下，学生很容易会觉得不敢说，不愿说，也没必要说。

田野中，有些学生说得比较委婉，「导师很忙」，意思其实是不想联系；也有些学生会认为自己的声音不重要。比如有个学生说：「有一次我对他（导师）布置的一项任务提出异议，他直接打电话质问：你凭什么这么说，你什么意思！我当时又懵又害怕，后来却很困惑，大学教师不应该更包容与民主吗？反正后来就不会说了。」

这种沟通障碍，也和导生交往中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地带有关。当学生摸不清什么程度的问题适合沟通、解决时，就会倾向「按兵不动」。有些学生会想象性地预演导师的反应，「被批还好，更怕被烦，索性就不问了」；还有些学生则会参考师兄师姐的经验做法，前辈怎么做，我也跟着怎么来。

带来的结果是，很多学生在导生交往中日渐麻木被动、暮气沉沉，堆砌出自我保护的心墙。待到心力耗竭，丧失解决问题的意愿，师生关系无可挽回。而导师原本就处在权力结构的上位，即使后来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也很难有动力改变。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冲突」本身是一个中性概念，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冲突，你让它呈现、爆发出来，是更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和谐和稳定的。但就像刚才说的，隐性冲突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大多数情况下只停留在心理层面的内耗、对抗，没有导向正面的解决和管理。而这样的模式又会被处于弱势一方的学生不断整合、内化，导致不是在沉默中灭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丧失许多冲突觉察、干预、和解的机会。

林杰办公桌上，放着毛绒玩具

刘业青：

「用不主动去维持一种相对安全的界限」

调研的时候，我们一共访谈了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28位研究生。我印象最深的，是很多受访者都和我表达过，导师拥有「扼住你命运的咽喉」的权力。它不仅会影响学生的表达意愿，也是很多冲突发生的原因。

最典型的隐性冲突就是利益冲突，比如给导师打工、干私活，能否给予相应的劳务报酬；尤其涉及学生是否能按时毕业，矛盾和冲突会更容易发生。很多学生会直接说，我怎敢跟导师对着干，我只想顺利毕业。我记得有一个采访对象，他只是因为没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听讲座，就被导师威胁是不是不想毕业了。

还有一类是观念或者经验层面的冲突。比如导师以「过来人」的经验要求自己，讲自己年轻的时候怎么努力留一线城市，说学生不努力，但学生会觉得不同代际竞争压力不同，现在「内卷」这么厉害，不是努力就能成功。

也有行为习惯方面的冲突。很多学生其实能够认同导师的学术理念，分歧点是方式。有一个采访对象和我说，导师布置一些任务或者否定他的建议时，会缺乏一些解释，直接一句话，「你执行就行，我不要你觉得。」这时候，他会不敢再和老师说，也会感到很困惑，为什么越长大反而越难和老师对话？

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感受，至少有一类学生和我很像，从小在尊师重道的文化里成长起来，遇到冲突的时候，很少会认为老师有问题，指责老师，会归因于自己，怎么能和导师有冲突呢，为什么会这样，有一个很强的心理斗争过程。

往往越认同导师、重视求学的学生，越容易被唤起害怕情绪。其中一个采访对象是这么描述内心那种微妙的恐惧：「导师很用心在指导学生，我也很想学好，但是我比别人都怕他，怕他发火、失望，很多时候不会找他，跟他交流需要鼓起勇气。因此也造成误解，他认为我闭门造车，不能发现我中间出什么问题。」

周遭环境也在影响着学生的表达意愿。我遇到过很多学生，当他们主动跟同学或者家里人说的时候，经常得不到理解，对方可能觉得这是一件普通的小事，一句吐槽，但对于学生而言可能已经积压很久了。同一件事情，在不同人的视角下，落差真的特别大。这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出来矫情，吞下去卡嗓子」。

另一个普遍的情况是学生的情绪困境。就像林老师刚才说的，导师处于强势位置，很难切身体会到学生心里的羞耻、卑微、惊惶不安和挫败无助，很多时候，还会直接向学生发泄不满、厌恶与无视。而学生只能是这些情绪的承受方，如果不是极端的情况，他们不会表露愤怒。

在现实生活里也是这样，身份与权力更高者就是会拥有更多的情绪特权。而弱势一方则会倾向用「不主动」去维持一种安全界限。尤其当导师没有主动释放沟通信号，营造包容的交往氛围时，缺乏安全心理感知的学生，往往会用沉默和回避来应对。

图源电影《不求上进的玉子》

林杰：

「我感觉我就是别人家的导师」

研究导生冲突的这三年，我的心情一直很复杂，因为很多我身为导师的感受被确认了。那两年我越来越觉得，早年和学生那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变了，主要是 「友」的部分流失了，更多时候像是如师如父。

可能研一还好，到了研二阶段，学生面对发表的压力、继续读博还是工作的压力，这种时候你还想和学生保持朋友的关系，真的很难。比方说当他们东西写不好，研究思路不对，我就很容易着急批评，所以慢慢的，我也发现学生对我的变化，从原来很亲近、很积极，转化到不亲近，甚至是用策略应对我的状态。

一旦遇到矛盾、摩擦，学生愿意当面锣、对面鼓的越来越少。当然，这里面也有北师大的文化影响，学生整体比较乖，我不知道「乖」这个词在他们看来是不是一个好词，但我执教这么多年，的确很少遇到学生怼老师的，哪怕当面争论，我不同意你观点，都很少见，更不要说公开的当面冲突。但是这样一来，师生关系就会疏远，会停滞，这些我都经历过。

导生冲突这个选题，最早也是业青提出来的。2020年10月，我们去外校开会，在出租车上，她讲起自己的观察，说和周围同学、朋友聊天，发现大家对师生的相处都有困扰，又都不太敢正面说。她问我，能不能做这个方向的研究。

我想，业青提出这个课题，可能也和这方面的经历有关。我记得当时看田野笔记，里面有学生提到：「导师在课堂和朋友圈时而比较亲切幽默，时而朋友般温和，时而颐指气使，变化大的时候很难适应。」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自己。

后来我意识到，人都是多面的，相处久了，不同事情、不同场合，我会变换不同的身份，我自己可能觉得切换得挺顺畅，但学生没办法接受我变得那么快，怎么昨天我还和风细雨的，今天就忽然暴风骤雨了。如果跟学生换一个位置，我也会觉得自己有时候面目可憎。

做完这个研究，我也会反思，自己在师生关系的处理上存在哪些问题，比如是不是要更多尊重学生选择的多元性，适当降低我的主观期待；后来遇到矛盾的时候，我会坦陈自己的不当，甚至向学生认错。但直到现在，我依旧觉得，研究做好了，未必实践也能做得好，大部分时候，我的感受是成就感与挫败感并存。

成就感是当有的学生能跟得上，或者跟你比较投缘，在你的影响下，成长很快，这时候作为老师自然会有成就感。挫败感是学生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能改变学生的地方微乎其微，有时候遇到学生的不理解，我也会很沮丧，有深深的无力感。

我经常跟他们讲，「我感觉我就是别人家的导师。」因为我的确发现，相比自己师门的学生，别的老师的学生更愿意主动来找我。刚才还有一个以前的毕业生来看我，他甚至都不是我们学部的学生，只上过我的一门通识课，但毕业了，还会记得回来看我。

这大概就是距离产生美。

图源电影《大学》

刘业青：

「我开始原谅自己」

回过头看，提出这个选题，的确有我的困惑在。大概是研究生二年级，我忽然发现，很多事情都变了。

拿写论文来说，研一的时候，我只要完成课程论文、实现导师的想法，但到了研二，有论文发表的压力，我开始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研究者，独立解决问题，直接和很多博后、青椒（青年教师）去竞争。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有挑战和难度的。

我在河南鹤壁出生、成长，从小到大都比较听话。本科阶段，我在华南师范大学读的教育管理专业，做过很多小调研，去支教做过农村留守儿童研究，很投入研究的过程，也觉得自己适合学术这条路。研究生考到北师大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算是转了专业，所以无论是经验还是知识层面，我都有从0到1的跨越过程。

导师对我的期待也变了。出错的时候，他以前可能会简单地批评，哪里需要改进，但那段时间，他会特别直接、锋利地指出来。有时候批评很难把握对人和对事的尺度，我一下子就会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安逸的学生，没有人会轻易原谅我。

包括刚才说人的多面性，我是有体会的。那段时间，有时候我会觉得老师待人很平等，像朋友一样，但遇到学术层面的摩擦，他又有很强的权威感，我在体验老师不同角色的转变之间，会遇到一些困难，不知道怎么沟通、合作。

不光是我自己。平时和室友、同学聊起来，导生关系是非常主要的话题之一，我会发现，许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困扰。比如导师对学生的论文构思几乎完全否定；导师要做太多项目、课题，对自己的学术成长没有帮助。所以，那次和导师外出开会，我就提出想要研究导生冲突的想法，他也很支持。

后来，随着田野的深入，我接触到更多案例，也慢慢意识到，为什么老师说的那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很难做到，因为「师」和「友」这两种身份，本身就存在权力势差。

当我们说导师更有权力时，它是一种多形态交织的权力，不仅有制度规定的法定权力，还有伦理道德权威、社会影响力等等。当导师习惯了在学生面前的高地位、尊敬待遇，日常交流中就很容易出现一些不对等的话语或情绪。田野里不少受访学生就和我提到，导师批评的语言有时会无所顾忌，上升到个性打压，或者给你的论文总结「几宗罪」，很形象化也很扎人。

现在想来，这个研究对我最大影响就是，我开始原谅自己了。最早碰到冲突，我会觉得，为什么总是我跟老师有冲突，别人就没有，是我不行吗？是我做得不够好吗？现在我会觉得，学生会犯错，导师也会犯错。很多时候，可能双方都是出于自以为的好意，反而产生了误解和分歧。

社会化方面，我也成长了很多。我一直生活在学校的环境里，对老师、学生这些身份会有一个刻板印象，会投射自己的期待。尤其在基础教育、大学本科时，师生关系相对松散，更容易感受到导师对学生的尊重关心、无私帮助。我对自己的定位也是一个初学者、初出茅庐的小辈，被带领被包容。

但到了研究生阶段，整体学术生态近似职场和微缩社会了，不再是纯粹以师生主体、偏重教育关系的「学校」。相比以前，师生交往会涉及更多面向，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其实特别大，难免会有碰撞，经历了那段时间后，我会更加理解什么是一个真实的人，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老师说，这个研究对他有影响，我能感受到。后来，当他意识到我在回避，会主动找我，和我解释当时说一些很重的话，内心是怎么想的，即使彼此还有认同分歧，但至少我对他有了更多的理解，更愿意妥协。另外，导师在指导论文的时候，也会更尊重和理解学生。

图源电视剧《英文系主任》

林杰：

「不良的师生关系可以致病」

导生冲突只是近年来师生关系问题的一个表现。更早之前，我和另一个博士生还做过师门文化的类型研究。那几年，关于研究生和导师关系异化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是组织理论，就想要从组织形态角度，研究师门对研究生学术发展的影响。

当时，我们给不同的师门文化分了四种类型：散养式师门、部落式师门、家庭式师门、科层式师门。

散养式师门很好理解，导师除了要求学生完成学位论文之外，对学生、对师门活动规定很少甚至不作任何要求，师生之间的交流仅限于必要的学术活动，师门成员各行其是，互动很少。

部落式师门，它的领导风格类似于民主集中制，导师就像是一个部落的长老，会充分考虑学生的意见之后做出最终决策，对学生也非常负责。

家庭式师门，就像一个大家庭，师门成员之间不仅是学术指导或学术伙伴关系，而且形成了非常亲密的私人关系。

最后一种是科层式师门。师生关系更像是一种等级鲜明的上下级关系，导师就像管理严格的老板，会制定一些不成文的规章制度。师门成员之间的关系较为疏远，多限于工作交流。

听上去，你可能会觉得散养式师门更好。而实际上，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四种师门都不能说绝对的好或者坏。从导生关系来讲，越自由、松散的师门，的确越少发生冲突和矛盾。人际关系就是这样，你们相处得越密集，交往暴露的面越多，摩擦的可能性越大。

但是，也会有散养型师门的研究生和我们表达不满。我记得有一个受访者是这么说的：「我这一年什么都没干，可能我比较倦怠，但我觉得是因为没有冲动和想法，也可能我之前这方面做得还是太少了，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惰性，越来越不想钻进去。如果跟一个非常严肃的老师，你学不进去他逼着你学，很可能过上一段时间也会好点。」

所以，一方面，学生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另一方面，和其他社会组织相比，师门的特殊性就在于，它遵循的不仅是理性逻辑，更是情感的逻辑。包括后来做导生冲突的研究，也会有学生和我们表达，「我和导师的关系里，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问题。」

那次做完师门研究回来，我就在想，我到底是哪种师门？我要塑造一种什么样的组织文化？我现在觉得，自由的精神还是最重要的，但是自由不是放任，尤其像学术的很多东西，你不能完全由着学生来，所以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在自由和管束之间，怎么去做一个平衡。很多时候，这种平衡关系非常难。

图源电影《死亡诗社》

刚才业青提到导生权力的不平等。其实做完导生冲突的研究后，我也会疑惑，为什么这几年出问题的师门越来越多？师门文化真的有毒吗？

我后来想到，师门文化，它其实跟中国传统的师父文化有很大关系，很强调「父亲」的角色，或者说「父权」，这里面就会存在天然的不平等，很容易出现人身依附的现象。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警惕师门的封闭性和导师把学生私有化的问题。

比如最近两起学生集体举报导师的新闻，严格意义上，它们都属于学术欺凌的范畴。我记得2020年，《仙人掌心理健康调查》做过迄今为止对学术场域欺凌现象的最大规模调查，超过1.3万名全球受访者中，37%的人表示在职业生涯中经历过职场骚扰或欺凌。

我也做过学术欺凌的研究。和职场欺凌不太一样，学术欺凌往往不是一个人欺凌另一个人，而是有旁观者、协助者、支持者。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遭受欺凌，但如果没有环境支持，一些人偶尔为之的不文明行为不太可能演变成持续性的欺凌行为。

具体到这两起事件的处理，我是有质疑的地方的。拿北邮的事情举例，学生集体写了23页的控诉内容，这不是小事，对学生的发展和名誉来讲，是一种巨大的损失，那么，在他们不得不上网控诉之前，有没有尝试跟学院和学校相关部门沟通，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我还注意到一点。从新闻被爆出来到学校的处理结果通报，只隔了一天。从法律上来讲，这个人杀人了，也需要走法律程序，经过举证、调查、庭审，最后才走到审判结果。那么当学生控告导师，也应该有一个正当程序，核查事实。

同时，这个正当程序应该适当公开，让老师有申辩的机会，学生也可以提供更多的材料。哪怕最后依旧是同样的处理结果，至少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处理过程。对于学生、导师还是大众，都能起到警示的作用。

我记得2018年，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坠楼案发生后，教育部曾出台规定，要求「建立健全师德失范行为受理与调查处理机制，指定或设立专门组织负责，明确受理、调查、认定、处理、复核、监督等处理程序……」

从北邮的情况通报来看，的确成立了工作组，但是1天的时间就能调查完23页内容的全部事实吗？这也就是说，学校的快速处理很可能是为了应对舆论危机。

我不否认这个老师确实存在失德行为，但是学生控诉导师是很严肃的事情，23页的内容，不仅涉及学术不端、学术欺凌的问题，还有大量涉及日常指导行为的事实细节。我看完真的觉得细思极恐，就像业青刚才说的，导生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从老师和学生的视角看，会有不同面貌。我甚至会怀疑，我自己日常指导当中很多事情是不是也可能被列举成「罪状」？

所以，23页的控诉内容里，哪些是有悖教师伦理，哪些存在一定的争议，这一定需要经过事实甄别。一旦被社会舆论轻易裹挟，没有任何事实认定，就直接盖棺定论说这是一个「渣」导，对导师群体来说也不公平。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学术欺凌根植于高等教育系统的组织文化与组织结构，对它的辨识与处理难度也远高于一般欺凌。我们不能仅把欺凌看作个体道德问题，也要看成组织问题和系统问题。我也想说一句，大学是不是应该将破除学术欺凌纳入组织学习，使得学术欺凌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再由知而行，塑造竞争、公平的学术生态呢？

我们的研究里虽然没有碰到这种特别极端的案例，但说句实话，不极端的案例，结果也很让人痛心。我记得有一个硕士研究生，她的天资很好，但因为和导师的理念不合，双方都没有处理好，最终她彻底断了学术的念想。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良好的师生关系可以「治」病，后来我还给这句话加过后半句：「不良的师生关系可以『致』病。」师生关系不是单方面的关系，无论对学生还是导师，关系出了问题，只能是两败俱伤。

图源电影《下一个素熙》

刘业青：

「反抗的代价和求助的困境」

看到这两起举报事件，我没有很震惊，在学术圈，这类事情并不鲜见，尤其是理工科的「实验室文化」，科研任务重，大导下面还有小导，学生很容易变成被各方压榨的学术零工。

访谈的时候，有些学生碰到类似的情况，会偷偷跟学院的心理医生或者辅导员说，但最后大多只起到了疏导的作用，有的还会被反映给导师，至少在我了解的学校里，没有一个有相对完善的制度去保护学生的权益。其实如果制度健全，我相信这两起事件中的学生也不会走到破釜沉舟的地步。

我比较关注的一个点，是学生「集体」控告导师。我之前调研和听闻的案例中，一些导师并不是无差别地欺负所有学生，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单独针对某一个或两个学生。这个时候，同门的其他同学很可能是不会帮这个学生的，甚至会劝TA忍一忍。

之前网上也有过很多报道，单个学生受到学术欺凌，最后基本是悲剧收场。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只有学生集体控告导师这样的极端事件，才能获得处理，单个学生，哪怕上网控诉，只要没有引发很大的舆论，就很难得到正义。所以我看到这两起事件的处理结果时，并不觉得开心，因为需要改变的空间还很大。

林老师刚才说，不健康的导生关系，最终会两败俱伤。但是从学生的角度，就像刚才提到的，很多隐性冲突之所以没有爆发出来，就是学生意识到如果和导师产生正面的冲突，有的导师会不给写推荐信，或者给学生「穿小鞋」。

这几年，硕士博士师生阶段，又很重视学术绩效，学生很需要和导师合作。我之前遇到过一些采访对象，本来要继续读博士，但跟了几年后，意识到导师是「渣」导，最后就退学了。

大部分时候，能够撑下去的学生，也经历过一定阶段的心理斗争，在亲人朋友的支持下，最终自洽、和解，变得「清醒」，形成自己的「尺子」。面对导师发脾气也好，要求学生做一些科研无关的事情也好，TA已经可以做到情绪免疫，不影响自己内心的评断，忍下去，做好手上的事情，尽可能不影响自己的生活，将冲突的影响最小化。

当然，学生在其中也有一定的能动性。比如有一些学生最后成功换了专业，或者换了导师。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这是不太可能的。国内当下的高校环境，换导师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污名化。大家会认为，至少是师生一方出了问题，你想换，其他老师未必敢收。我在田野里就遇到过一些学生，他们还没涉及换导师的状况，就会担心和别的老师关系太好，有失自己导师的面子。

另一方面，在现有的制度下，学生反抗的代价太大了。很多受访对象和我表达过，有时候导生关系还不如企业里的老板和下属的关系，至少在市场里，你可以跳槽、流动，但在导师负责制的师门里，你想要退学或者换导师，有些约等于自绝于专业所在的学术圈。

回到调研里，我还有一个感受，为什么一件普通的小事情，比如师生理念、性格上不和，或者说有利益冲突，这是每个人生活里都可能遇到的事情，但就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只能压着，导致很多不正常的情绪、行为后来都变得正常化，被很多人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来，就像皇帝的新装那样。

有一些学生跟老师的关系其实达不到隐性冲突的标准。比如那些在外界看来已经很不符合教育关系的行为，帮老师跑腿干杂活，帮忙照顾家人，他们会觉得是正常甚至是可以接受的，并不会因此跟导师不合，不愿意跟导师合作，也不会有内心的纠结。他们好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接受了和导师就是这样一种依附性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我会觉得，这是导生关系异化里更为极致的版本。

回过头来，我觉得我现在能跟林老师维持良好的师生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沟通性。对于导生关系来说，沟通是信任的基础。有了信任之后，再遇到一些小摩擦，双方的耐受力和容忍度会提高，不会因为一句话，一个想法不同，就上升到很严重的层面上。

图源电影《下一个素熙》

林杰：

「理想的导生关系是彼此成全」

今天的导生关系，和我读书时候相比，真的变了。

我是上世纪90年代读的硕士和博士。我和身边的同学、朋友，都没有经历过导生冲突，或者觉得，导师把我工具化了。那个时候，无论是大学的管理、氛围，还是师门文化，都要比现在宽松很多。

哪怕我刚当上导师的时候，每年评估，只要汇报上了几门课，发了几篇论文，就可以了。当时没有C刊制度，没有分级，也没有规定一个教授要发多少篇论文。在那样一种时代背景下，更多的是放养型的导生关系，师生之间没有那么多学术合作，冲突也会比较少。

但这十几年来，高等教育的市场化，重视大学的评估和排名，审计主义与管理主义的盛行，研究生培养与评价模式转向指标与论文取向，所有教育原本应该被保留的「空间」被各种量化的数据所侵占、填满。不仅学生没有自由，导师也没有自由。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我一年的论文发表任务只有一篇。但现在一年的论文发表任务翻倍还多，再加上其他的考核压力，凭个人的能力、精力和时间，是不可能把所有的活都干完的，只能依赖学生完成一些硬性任务。

图源电影《下一个素熙》

自下而上的学生需求被自上而下的制度要求禁锢，导师也很容易沦为外部压制的直接转嫁者。所谓的「卷」，最后都会转嫁到导生关系上。

我在论文里也写过，学术生态的恶化、教育理念的失落、导生关系的异化，都体现了文化引发的高期望在实现中遇到结构性障碍。大学作为社会的微缩场域，导生共同面对现代理性的压制。自由自主的话语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看似占据主导地位，却始终存在一种由资本和知识等形式扩张的外在压制作为霸权束缚。

在我的教育理念里，我一直不想因为自己的科研压力去绑架师生关系。但是这几年，我开始思考导生关系的异化，这可能说明我也变了。我刚才还和来看我的毕业生说，以前自觉是很有人文精神的一个人，这些年我逐渐地堕落为社会科学工作者。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学生的要求，越来越强调理性和逻辑，这让我对学生抓得越来越紧。

你问我，面对这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解法？我觉得没有完美的解法，这不是简单的导师出了问题，而是制度环境的问题。我们在研究里也发现，学术压力小的学校，以及放养式导生关系中隐性冲突程度低，任务传导与互动少，冲突发生概率自然就会低。

有一本叫作《慢教授》的书，里面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科研之运作并非如同一台机器；研究有它自身的节奏，其中就包括暂停稍息，也要经历些看似没什么生产力的阶段。慢下来，就能让我们摆脱对年度工作总结的恐惧，转而思考，长远看来到底什么才是可持续的。更何况，可持续的意义，不只体现在我们的个体身上，还能扩展成群体的智识探索的活上。」

就像作者说的那样，只有重新营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回归以人为本的教育本质，我们才能从根本上去除导生关系的异化，也只有学术生态好了，不良的师生关系和导生的恶性冲突才能被彻底根除。

我记得北大博士毕业后，有一年回去看导师，我问他，为什么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您不多管我们一些？他说，你们不需要管。这是让我非常意外的一句话。那时我才理解，老师的自由之风气是怎么来的。

现在，随着恢复高考后那一代老教师的退休，新的高校教师的代际文化已经形成了，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内卷性」文化。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抵挡，因为不可能外部环境风云变幻，我们师门内还能从容行事，只做我们想做的事。

回到导师这个身份，这几年，我也打破了原来我有点自以为是的理想主义魔咒。以前，我真的希望我的学生能继承我的衣钵，培养一两个得意门生。但是做导师这二十年，我发现，人能改变的事情真的不多。每一届学生毕业，我都会总结经验，后来发现，哪怕你带过100个学生，当再面对一个新生时，所有的经验还是会失灵，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因材施教，真正难的不是「施教」，而是「因材」。

所以说到最后，我认为在现有的环境里，理想的导生关系，大概就是这四个字：彼此成全。无论毕业之后，他们是继续从事学术，还是转行，只要开心自在，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否则，我们接受那么多高等教育，甚至读完博士之后，依旧很痛苦，依旧觉得生活在别处，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图源电影《死亡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