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黄灯来到深职院教授写作。此前，她在广州一所二本大学执教10多年，写下了《我的二本学生》，让这个长期被遮蔽的群体进入公共视野。

有段时间，她经常应邀接受采访，谈二本学生的困境和艰辛。一次，黄灯在自己的访谈文章下看到条留言：二本学生都这么难，我们职校学生怎么办？

文｜罗兰

编辑｜姚璐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供图

「工厂」里的写作课

没有教材，不点名，来自不同专业的20多名学生随意坐下，课就这样开始了。

相比一丝不苟地站在讲台上，授课老师黄灯更喜欢走到学生中间。10月17日下午，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西丽湖校区日新楼南201教室，她正引导学生回忆上一次课的内容：「上一堂课我们讨论过，人要有面对社会的能力。主要包含哪些能力？」

「思考、表达、行动」，有学生回答。黄灯首肯后接着讲解：非虚构写作恰好能够把这三者统一起来。它需要调查、沟通、反思和书写。黄灯举了一个往届学生的例子：这名学生想写年轻人的婚恋，于是找到一位青年女教师，问对方为什么不结婚，青年女教师不愿回答。「你们可以想想，怎么样才能打开这个话题？」

一个男生说：「问老师有几个孩子？」

整个教室一下笑开来。黄灯也笑：「这么问更伤人。」「把话题打开是要技巧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沟通能力重要。」黄灯建议学生，课后去做个稍有些难度的沟通练习：「比如去和学校每栋楼的门卫都聊一遍。」

接下来，黄灯让学生们讲讲自己的故事。大家把桌子围成一圈，聊成长经历、对学校的观察、身边的人。

一个护理专业的女生坦率地吐槽自己的专业课程「很无聊」，一上理论课就想睡觉。「我第一次上这种开放的课，大开眼界。之前上的都是应试教育的。」

计算机专业的裕聪说，自己高中辍学后先在模具厂打了近一年工，受不了车间的高温和粉尘，又去参了军，退伍后考进这里。现在他在准备专升本考试，想转到法律专业，将来进入公检法系统工作。裕聪说着，举起一本法律教材，说自己原本带着书，准备上水课时自学。「老师对不起，我下次不带了」。

「最普通的日常生活里有很有意思的东西。大家要重新审视自己是怎么长大的，怎么样来到深圳，什么东西是跟自己有关系的。如果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真实的生命经验的话，我觉得我们会变得更有力量感一些，然后用恰当的方式把自己所理解的世界表达出来。」黄灯总结，「（我）想让你们在生命体验和自我表达之间建立顺畅的关系。」

这是黄灯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开设的第四期非虚构写作课。这所今年才改名的大专之前叫做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们习惯叫它「深职院」。地处经济发达的深圳，深职院拥有良好的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被称为「职校中的清华」。有学生曾在黄灯的课上开玩笑，说深职是小清华，那清华就是大深职。

私下里，学生们更喜欢把非虚构写作课所在的东校区叫做工厂。这里的房屋楼栋造型朴实，还有许多车间样的建筑，摆放着各类机器设备，供学生们上实际操作课使用。学校拍招生宣传片时，通常会选择景致优美的西校区，那里集中着文科、商科等专业。但学生们都知道，理工类专业汇聚的东校区虽然不够光鲜，却是深职院最扎实的根基所在。学生们在这里学习机械设计制造、物流管理、智慧健康养老，最后成为车间技术工、物流分拣员、护理员。

在这片实用气息浓郁的「工厂」，这是黄灯讲写作课的第四年。

2020年，黄灯来到深职院。此前，她在广州一所二本大学执教10多年，写下了《我的二本学生》，让这个长期被遮蔽的群体进入公共视野。有段时间，她经常应邀接受采访，谈二本学生的困境和艰辛。一次，黄灯在自己的访谈文章下看到条留言：二本学生都这么难，我们职校学生怎么办？

当时，黄灯已经到了深圳。在广州的大学，她已经做了院长，被繁琐的行政事务所困，总想回归教书、带学生的单纯生活。一次她到深职院交流，发现这里的写作课老师们把学生的习作整理编辑成《学生志》，已经连续出版了好几年。这是黄灯一直想做而没能做的事，她立即嗅到了同道的气息。这个不起眼的契机，最终改变了她的职业轨迹。

深职院的环境氛围，对黄灯而言并不陌生。学历的排序链条上，大专紧随二本，排在接近末端的位置。大专的学生们，更加难以被看到和听到。尽管高考录取的专科生数量往往比本科生多——202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552.6万和444.6万。但在公共视野里，他们几乎是隐形的。偶尔在媒体报道中看到专科生，通常是和实习乱象、求职困难联系在一起。

自然而然地，黄灯把在二本学校开非虚构写作课的经验移植了过来。「那么多年我就做这个事，我看到了学生的改变。」她的二本学生里，有人写了自己母亲被从越南拐卖到中国的经历，在媒体平台发表后引起关注，最终使母亲的身份问题得以解决；有人凭借写作能力找到了不错的工作；更多人因为在黄灯的课程上培育出的敏锐和柔软，和她保持着长久的联系，跟她分享「故乡玉米田里的气味，带着金黄色的香气」。

「我觉得写作对年轻人来说是天然的需求」。黄灯觉得，尤其当他们内心有困惑，感到不舒服的时候。

在课上，黄灯组织学生们讨论婚恋、彩礼、奶茶，给他们看纪录片；教他们从个人故事、深职经验、深圳经验入手寻找写作选题；给他们分析，如何看待这些故事在转型期大背景下的呈现；讲乡村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新一代工人是什么精神面目。

「我始终认为教育是作用于个体的」，黄灯说。成名后，外界经常对她提出类似「怎样解决阶层固化」的大问题。她觉得自己回答不了，也不认为这样的问题该由一名大学老师来回答。在她的理想中，教育本该是缓解社会结构性问题的一道屏障，现实却并非如此。在自己有限的作用范围内，黄灯只希望，能够通过引导学生观察、思考自己和外界，从真实的日常生活中吸取情感、心灵与智识的养分，在板结的社会土壤里帮助他们松动出一丝缝隙。这丝缝隙与更光明的职业前景、更体面的外部生活没有多大的必然联系，它最重要的作用是让学生们理解，生命有许多个面向，人的力量有许多来源。「叫他们认识自己，找到更多自信，相信自己的力量。」

一些非虚构写作者、学者也应邀来到课堂。上一节课，来到教室的是人类学学者项飙。学生们听他讲「内卷」，向他征询应该选择什么工作。聊得放松了，有学生问黄灯，到深职院是不是为了写「我的职校学生」。黄灯笑了：「你们自己写，会比我写得好。」

深职非虚构工作坊

从自己开始

黄灯给学生们讲过自己走上写作道路的故事。其中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她与学生们相似的起点。

1992年，湖南人黄灯考入离家不远的岳阳大学。那是一所大专。黄灯想过复读，在中学当老师的父亲说，万一第二年考不上呢，她便听话地去了岳阳。

那是大学生还被称为天之骄子的时代，考上大专也足可以称道。在岳阳街头闲逛，别人问你们是哪里的，黄灯和同学们都会响亮地报出：岳大的，「很有尊严感」。黄灯有要好的中学同学考入北大，假期回乡，两人见了面总是一起讨论共同喜欢的作家，还有各种社会问题。「我们岳大的学生也关心着北京的事」，大学生们属于同一个群体，分享着接近的视野和趣味，名校与大专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黄灯的自信，在工作两年后遭遇了巨大打击。当时她在岳阳一家纺织厂工作，是办公室的行政人员。那年国企改革，要求减员增效，黄灯被叫到人事处，通知她调整岗位，下到车间当工人。

1997年4月17号——26年后，黄灯还能一口报出被调岗的日期。「像天塌了」。当时，厂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除了她没有人下车间。

打击接踵而至。一年后，工厂受亚洲金融危机波及，没了订单。黄灯成了彻底的下岗工人。正好在这年，她完成了自考，拿到了本科文凭。北大的同学寄来教材，鼓励她考研究生。黄灯去过武汉大学，觉得校园景色很美，就把目标定在了这所名校。后来回忆自己考研、读博的历程，她感慨「纯粹是率性而为，走哪一步算哪一步」。没有清晰的规划，也没有要改变命运的自觉。

一个开广告公司的朋友为黄灯提供了一份临时工作——为公司的十几名员工做午饭。黄灯在公司的洗手间旁边支了张小床，做完饭就在那里看书备考。她读了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惊讶文学史还能写得那么精彩而富于热情。

黄灯如愿一举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成为那家纺织厂第一个成功考上研究生的工人。3年后，她又考入中山大学攻读博士。

研究生二年级，系里开了一门讨论课。所有的专业老师都参加，要求学生就自己感兴趣的书或是话题做专题发言。黄灯发现，自己的发言跟同学们不一样，有很多对现实的观察。虽然也有老师批评过她不够符合学术规范，但更多老师喜欢听她说。有一次，她还建议在学校门口摆个摊，让路过的人们都来发言。

这种活泼的现实感来自黄灯自幼的生活。「我整个成长过程中间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自由」。小时候她住在外婆家，每天和十几个表兄弟姐妹漫山遍野地疯跑。回到自己家中，她看着聪明能干的母亲怎样做裁缝、种西瓜补贴家用，抚养4个孩子。母亲对生活永远有蓬勃的热情，从不为经济窘迫而忧虑。她常说：「每头牛都有自己的一行草。」

黄灯和家人

读博第二年，黄灯的博士导师和武大时期的硕士导师先后生了重病。半年多后，51岁的硕士导师去世，又过了几个月，博士导师去世，年仅49岁。因为时常陪伴博士导师治疗，年轻的黄灯目睹了人在疾病缠绕下的疼痛、脆弱和恐惧。

得知两位老师患病的那个暑假，黄灯的心情沉重而伤感。一天晚上，她漫无目的地在电脑上随意敲，敲出一段写父亲的文字，「好像突然之间找到了语感」。黄灯忍不住一篇接一篇地写了下去。整个7月，她放下了本该准备的论文开题报告，写了一系列关于早年生活的随笔。

「那种停不下来，一定要写出来，不然就不舒服的感觉，一生中不会出现太多。我也就那一次」，黄灯回忆。

写《今夜我回到工厂》时，黄灯发现，在工厂做行政人员时待的那栋办公楼自己已经想不起来了，记忆深刻的，都是下放到车间梳棉后的经历。老师傅们帮手脚慢的自己干活，找堆满布料的角落给她午休，「软软的，像躲在子宫里一样，很有安全感」。有时早早完成了当天的生产任务，师傅们就带她翻墙出去逛街。丰厚的人情滋养了黄灯，帮助她度过那段低沉的日子，也令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愈加成为她生命的重要底色。

这次酣畅淋漓的书写，让黄灯找到了论文写作之外的出口。「论文写来写去都是那些很虚的东西，但现实生活是另外一回事。」理论无法囊括、观念无法解释、而又与个体生命紧密相连的经验，她把它们放到了写作里。

做了老师后，黄灯偶然在一次课堂作业里读到学生的现实困难和精神压力。她讶异于这些看似简单的孩子身后的丰富与复杂，开始有意识引导他们写作。后来，他们的故事汇集在《我的二本学生》里。黄灯发现，自己最感兴趣的并不是文学，而是教育，「对于人是怎么长大的这件事很有兴趣」。

她把自己的写作诀窍告诉学生——从自己开始。

黄灯（罗兰 摄）

「工业废水」

10月的深圳仍然温热，草木和雨水气息氤氲。到了晚上，操场热闹起来，学生们跑步，在草坪上弹琴唱歌，还有练习舞狮的——广州一些地方有舞狮传统。一个女孩捧着大红的狮头练习步伐，旁边的男孩颤巍巍地站到同伴肩上比划动作。

在学校的时候，黄灯喜欢到操场散步，浸染青春的气息。她发现，学生中戴眼镜的少，大多头发浓密，有的还烫染成各色式样，「春天的草地蓬勃生长的感觉」。从那些年轻得毛茸茸的脸上，似乎也不太会看到外界想象中，对身份和前途的焦虑。「十八九岁的孩子都是最美好的，不管成绩好不好，有没有书读，活生生的生命站在那里，本身就特别美好」，黄灯觉得。

走近学生后，那些被边缘化的自抑、成长期缺少学业或情感托举留下的暗伤才会渐渐敞开。

在深职院的第一年，一名学生交上来的作业里有段话令黄灯印象深刻。名叫梁萍的学生回忆自己的初三：在度过无数教育机构拼命渲染的各个分水岭后，时间终于还是到了初三。该分的水都分完了，「源头活水」们老师们一直很放心，到时我们这群「工业废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看到「工业废水」这几个字，黄灯「特别心痛」。她感到了藏在戏谑笔调下的，学生的自我贬抑。「当人为地按照成绩把他们分类的时候，他们就马上就给自己归类了。」

幸运的是，梁萍考上了高中，没有在中考这第一道关卡就被分流。高中她相当努力，一路从平行班进入重点班，又进入最好的特优班。在那所普通高中的特优班，学生们的目标是「保二争一」：保二本，争一本。梁萍觉得，自己考上本科是有把握的。但高考发挥不佳，也不愿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复读的她，最终被录取到深职院。

交流录取结果时，同学问梁萍去了哪所学校，梁萍回答：「深职院。」同学以为她在开玩笑，又确认了一遍后向她道歉：「对不起。」

「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呢，」梁萍至今记得当时自己受到的冲击。「大家如果听到对方考到清华或者北大，肯定不会说对不起。」录取结果出来后，有朋友安慰梁萍，不管去什么学校都有光明的前途，她也花了很大力气做心理建设，反复对自己说，到深职院也可以凭努力取得成绩。结果，「同学一句对不起，把我一下子又拽回去了。」

和梁萍一样是深圳本地人的谭熙照，则半开玩笑地把深职院称为「深二代的收容所」：「高中多少听点课，高考带笔了，应该都能上。」

过去，深职院以招收本地生源为主。黄灯的同事裴蓓2006年到深职院任教，第一次当班主任时，班里全是深圳学生。「他们的父辈很多是做生意的，对孩子的教育并不重视。」一个男生多门考试没通过，面临毕不了业的危险，裴蓓告知家长，家长却让她帮忙找人代考，「我给钱。」有个女生临近毕业还不找工作，她告诉裴蓓，自己未来的目标是嫁给有钱人。

裴蓓记得，刚到深职院，自己留意到开设的专业：文秘与速录、社区管理，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她「从来没见过」。这里的专业设置迥异于本科院校，除了和其他职业院校相似的着重具体技能培养外，它还有深圳独有的特点：「全是贴着市场走」。某个专业如果就业率表现不好，很快就会被砍掉。学生们缺少学习热情，一次一位院士来做讲座，台下的学生中途就走了大半。后来，学校出台规定，要求必须听一定数量的讲座，听完后在学生手册上盖章才能过关，教室黑板上从此经常出现6个字：有讲座，可盖章。

扩大招生范围后，广东省其他地区的很多学生进入了深职院，还有学生来自外省，甚至遥远的北方。其中不少人来自并不富裕的地区和家庭，考上深职院，对他们而言并不容易。

在深圳的几天，我和非虚构写作课上的十几个学生交谈。他们中大部分来自乡镇或农村，父母打零工或是做小生意维持生计。不少人有过留守、或是跟随父母流动，甚至早早打工的经历。这大约可以被视为职校群体的某种缩影。《教育家》杂志2021年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大型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参与答题的24515名职校学生家长中，学历为初中的13586人、高中或中职6398人，占总人数的81.52%。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和生存状态，令许多职校学生从小能享有的经济、学业和情感托举都极为有限。「差生」的标签往往很早就贴在他们身上，伴随着外界的冷眼与歧视。清华大学硕士汪子津曾到职校调研，后来进入一家服务于职校学生的公益机构工作。接受媒体采访时她提到，自己所在的公益机构负责人曾说：「职校生在过往的教育里不是什么都没学到，而是学了一身的伤。」

和黄灯以往熟悉的二本学生也有所不同，二本学生迈过了「本科」这个至关重要的门槛，拥有考研、考公的资格，也达到了大部分企业的招聘起点，有机会跻身主流的学业和职业圈层。而专科生的天花板更加低矮、坚硬，难以撼动。

深职院（罗兰 摄）

在非虚构写作课上被鼓励说出自己的想法前，张惠惠一直认为「只顾着表达自己是自私的」。因为从小，「爸妈都不听我说话」。

张惠惠生长在汕头，父亲经营一家摩托车修理铺，母亲是小学教师。张惠惠是家里第二个孩子，有一个姐姐。她出生后，盼望生儿子的父母给她取小名叫「爱娣」。之后，母亲连生了两个男孩，曾经撒个娇就能吃上肯德基的日子从此远离了张惠惠。

初中毕业的暑假，父母让张惠惠不要总闲在家里，要求她去镇上的服装厂打工。15岁的张惠惠进了厂，布料成筐堆在脚边，做一件挣7分钱。工厂害怕被发现雇佣未成年人，有人来检查的时候，就让张惠惠去洗手间躲避。两个月下来，她挣了六七千元，交给母亲存了起来。

到深圳上学前，张惠惠找母亲要这笔钱，想作为大学的开销，母亲不肯给她。而已经工作的姐姐，每月必须把一半收入交给父母。家乡很多初中毕业就不再上学的女孩的生活则更加逼仄，她们通常在20岁出头就被要求嫁人，从此往返于工厂女工和家庭主妇的角色间。

张惠惠想逃离那样的命运。她学的是康养专业，老师告诉她们，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专业会有不错的就业前景。她想留在深圳工作，至于收入，「一个月3000就够了」。

深职院的一个重要生源来自中职学校，几乎每一年非虚构写作课上都有从中职考进来的学生。毕业于深圳某中职学校的朱致君告诉我，在中职，想升学的学生会进入「高考班」，专门准备被称为「小高考」的春季高考。小高考只考语数外3门课，能报考的学校基本限于民办二本和大专。朱致君的中职同学都把深职院视为「梦校」：「我们能报的最好的学校就是这个」。

来自惠州某中职学校的乐粤惠在非虚构课作业《十八回忆录》里回顾了自己的求学历程：中考前她一直是留守儿童，祖父母很疼爱她，但因为无人管束，上初中后她贪玩不爱学习，只考上当地最差的一所高中。父亲指责她：一条五十米宽的道路硬是被你走出了五米宽。

到了中职，乐粤惠一心备战小高考。最后半年，学校安排学生们进电子厂实习。「明面上叫实习，实际上就是给跟学校合作的工厂打工。」

乐粤惠在工厂实习，掰电子板

乐粤惠记得那个不同寻常的黄昏：「好不容易放假回家。结束了一天枯燥的工作，我急忙赶上了回家的大巴。回家需要三个半小时，很长。我坐在最后一排看着太阳渐渐落下，灯光又逐渐亮起。疲惫不堪中，大巴经过了惠州学院，是我们当地的一所本科院校。一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和我不同的世界。大学门前，百般沸扬，活力无限，而我双目无神，没有任何色彩。与我的疲惫不同，他们脸上是青春飞扬的神采。」

「我一下子被触动了，一种巨大的落差感在我的心中荡动开来……那一晚我想了很多，我决心创造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不被定义的未来。」

得知自己考上深职院时，乐粤惠「觉得世界都是甜的」。「对于一个中职生、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和朱致君一样，这里的学习氛围和环境条件让她感到「像一个大学」。

很多学生像山间的溪水，人生的可能性不断被沿途的干涸蒸发。「我时时觉得，他们能上大学就是人生巨大的突围。」黄灯曾形容学生像快递一样被递到她这里，她要珍重地打开他们。

黄灯和学生

「学生们不会说『启蒙』这样的词」

每届写作课的第一讲，黄灯通常用来跟学生讨论一些基本问题，例如人生中什么是重要的，大学几年要怎么度过，该读些什么书。她把它叫做「我的第一堂课」。

「到大学后，应该意识到该自我唤醒，从应试教育的状态里面摆脱出来。」黄灯的态度很鲜明，她认为，大学有责任多开展人文教育。「不是说学生以后从事实践性的工作就不需要人文素养，他也要跟人说话，以后也要处理家庭关系。应该让他们的内心更柔软、善良一点，对真善美的东西有一些感知力。」

学生们首先得到的启发，不是列得密密麻麻的书单，或者具体的写作技巧，而是珍视自己的经验。

智能化专业的王顺然，因为喜欢黄灯的书选的这门课。他在课上分享，说读完《我的二本学生》，自己在书页上写了一句话：我们是应试教育的受益者，也是幸存者。黄灯问他，为什么觉得自己是幸存者。

王顺然生长在潮汕地区的一个村落，村里很多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同学。现在回家过年，还有十几个朋友能凑到一起说知心话。来到深圳后，王顺然一次在路上碰到几个小学生边走边聊，突然想到在深圳这样高流动性的城市里，没有一个人会陪伴另一个人从7岁到20岁。他为自己拥有的密实的故乡和童年感到幸运：「那样的友谊很宝贵」。

黄灯特别鼓励学生从这样的重新梳理和思考中挖掘出力量。这令他们懂得，支撑生活的不只有文凭和成绩。对于那些在成长中遭受过创痛的学生，她鼓励他们通过书写来疗愈。

Mark是黄灯在深职院带的第一届写作课的学生。在黄灯的印象里，那一届学生尤其活跃，特别喜欢讨论。Mark是深圳本地人，家境优越。他喜欢电影，高中时想考电影学院，连续两年失败后来到深职院。一次上课讨论，Mark随口说，现在谁家还拿不出10万块。话音刚落，黄灯看了他一眼。

Mark一直记得老师那个眼神。通常学生发完言，黄灯都会笑着点点头。但那次黄灯没有笑。后来听同学们讲到各自的家庭，Mark意识到：「是我太狭隘了」。他剖析了自己家房子几年间不断升值的原因，「土地红利」。作为受益者，Mark并不感到高兴，反而觉得「愤怒」，因为他看到了其中的不公平。

疫情期间，学校曾要求将课程放到线上，黄灯拒绝了。就像今年她到北京，专程去见了景仰已久的钱理群——她觉得，面对面是最基本的真实。

赖诚涛来上课时，正好是学校频繁封控的那段时间。「很闷，每天都想骂人，有一股气想要说出去。」选修非虚构写作课，是冲着课时比较短，好拿学分。赖诚涛以为，它会类似中学时的作文课一样「无聊」。很快，课堂的开放自由吸引了他，一次讨论要不要结婚生子，他一下打开了话匣，从此成了最积极的发言者之一。

黄灯分享从前的学生作业时，妈妈从越南被拐卖到中国的故事给赖诚涛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当时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是难以写到台面上的，她们敢写，我觉得很佩服。」他也开始尝试写下「实实在在的东西」。渐渐地，这成为他重要的情绪出口。

这些涓滴发生的看见和体察，都被黄灯视为人文教育。她并不认为一定要读文史哲的书才是人文教育，恰恰相反，她觉得如果光让学生读文学，「很可能是空对空」。

持相似观点的还有裴蓓。担任非虚构写作指导老师后，裴蓓在自己平时上的「应用文写作」课程里加入了非虚构专题，着重分享好的非虚构作品。一次讲到黄灯的二本学生写自己的爷爷「快八十岁的他仍然坚持下地犁田，永远地倒在了那天下午三点的农田中」。有女生落了泪。裴蓓觉得，这就是成长教育。

第一次给学生布置作业，黄灯要求写8000字。有同事担心学生达不到，黄灯却很有信心。四年下来，学生们的确都完成了，有的甚至写了上万字。交上来的文字里，有已经离去的父亲，有奋力挣扎的求学路，也有对深圳地铁的考察。当写作摆脱了应试的套路，鲜活的内容自然流淌出来。

虽然一直主张「非虚构写作课的目的并不是让学生提高写作技能」，看到学生的作品，黄灯仍然很激动。她喜欢他们的文字里「那种很充沛、粗粝的东西」。至于一些容易纠正的问题，例如不会分段，每段结尾都用感叹号，她觉得并不重要。

「有没有学生说过，非虚构写作课给了他一种启蒙？」

黄灯笑了：「学生们不会说『启蒙』这样的词。」

用什么词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感到：「写东西是我做自己的方式，只有在写非虚构的时候，我才是赖诚涛，而不是谁的谁。」谭熙照写下大专生的自我宣言：「这片大地上，你以为他们不在你附近，其实附近处处有他们。如野草般，随风生长，生生不息。」

深职院非虚构工作坊的老师们

课堂之外

然而一旦离开课堂，扑面而来的世界是匆忙而严酷的。东校区对面的写字楼上，「专升本」的广告牌鲜艳夺目，提醒着学生们现实的出路。

大部分深职院学生毕业后，都会选择在深圳工作至少一段时间。这个城市能提供的岗位和薪酬优于许多地方。但随着经济增速的整体放缓，深圳的就业形势也在变得艰难。同时，以前的一些空隙逐渐合拢，变得更密不透气。过去「三和大神」聚集的三和人才市场，如今被改造成「奋斗者广场」，打零工的年轻人已经不知去向何处了。

时代收缩下，处于学历底层的大专生感到了最直接的压力。猎聘大数据研究院近日发布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趋势与展望2023》显示，最近三年，要求大专学历的应届生岗位数量降幅接近四成，今年对大专学历的需求仅占24.3%。内卷、35岁危机这些主流话语场热议的焦虑，很多大专生甚至没有机会参与。

每年，学校都会组织多次双选会，谭熙照发现，总有些企业摆出的招聘广告上写着「要求本科以上学历」。他半开玩笑地表示不解：这些企业来我们学校干什么？半个月前，学电气自动化的于杰路过最新一次双选会。于杰喜欢哲学，想到乡村当语文老师，但「在理想情怀跟现实生活间徘徊，如果没有意外，是吃饭要紧」。他留意了双选会上企业开出的薪酬，绝大部分在4000-6000之间。

聊到未来的打算，大部分学生都回答：没有计划，走一步看一步。相比那些步步精准踩在通往精英之路上的名校同龄人，他们的选择是有限的。家庭的经济能力和文化水平，也难以给他们有效的助力。

家乡在黑龙江的孙洪彬，曾在非虚构写作课的作业里写到，要把广东的肠粉带到北方。去年他回到黑龙江，却没能实现这个愿望。「现在创业太难了」。

在哈尔滨，孙洪彬学的智能交通技术不容易找到对口的岗位。他找过几份工作，西餐学徒、直播运营，很快就觉得不合适。毕业一年多，孙洪彬干得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在深圳的电网当客服，做了两个多月。

不断找工作、面试的路上，孙洪彬看着窗外的哈尔滨。七八岁时到这里走亲戚，是他第一次进入城市。那时他以为，哈尔滨是世界上最大的地方。现在孙洪彬计划，过完年去家乡县城的一家药店上班，他的邻居在那里工作。

留在深圳的尹鼎最近处于离职状态。他学的是数字出版，干过流量投手、电商文案、数据排版。工作要么简单重复，要么加班严重，「基本上都没干多久就离职了」。

尹鼎租了一间城中村的房子，每月租金1100元。上一份工作单程通勤需要1个半小时，几乎挤压了他所有的时间。尹鼎喜欢读书，交的非虚构写作课作业写的是《我的阅读变迁史》。每晚回到出租屋，他坚持阅读三四十分钟。最近除了投简历找工作，他还在读聂鲁达的《20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

尹鼎喜欢写作，想写像蔡崇达的《命运》那样的作品。但他知道，「目前肯定要打工，赚钱养梦。」更令他苦恼的是，工作、求职的疲惫和焦虑侵占了精神，让他甚至少有余力动笔。

黄灯理解学生们的困境。能够提供给大专生的岗位很多是基础性的，收入和工作环境经常不够理想，流动性也很高，许多毕业生在低端岗位间不断辗转。即使是条件较好的学生，也难以达到自己的理想。说自己是「工业废水」的梁萍大学期间表现优异，毕业后到一家幼儿园工作，困惑于「大学学了很多专业知识，比如说怎么做课程，怎么引导孩子。到了幼儿园后发现只要保障好孩子的安全，然后把门面做漂亮就可以了」。Mark升本科时放弃了原本的广播影视专业，选择了工程管理，准备毕业后接手家中的生意。他仍有「愤怒」，但更多的是无奈，觉得即使如愿进入影视行业，也「不如父母传给你的圈子适应得更快」。

今年夏天，黄灯回家乡参加晚辈的婚礼，见到了刚从杭州某高校博士毕业的外甥朱绪江。她曾建议外甥先在一线城市工作几年，朱绪江却立即回到长沙，进入一家设计院。他看中长沙房价较低，可以在父母的帮衬下尽快买房。「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挺惨的，刚开始工作，房价已经涨完了。购入成本高，升值空间又没有了，年轻人的压力很大。」

朱绪江的浙江同学里，很多都没有留在杭州，而是一毕业就回到家乡县城。「现在能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或者很直接到60岁的工作，交五险一金，感觉就已经认命了。」他觉得黄灯太理想主义，「小姨给我的建议不切实际」。

黄灯了解现实的坚硬，难以用课堂上那方柔软的小天地去碰撞。她坦言：「有些事没有勇气往前想。能陪伴他们一程，我很珍惜。」

黄灯和学生

留一个缝隙，等待

很多学生去过黄灯在深职院的宿舍：小小的一室一厅，卧室里摆放着单人床和堆满书的书架，客厅风扇下晾着衣服，像个大学女生的房间。她喜欢让学生来这里讨论选题和写作进度，会专门买辣条招待他们。

被陪伴过一程，无论那影响的涟漪能播散多久，终究还是在学生们心中留下了印记。

临近期末，王顺然送了黄灯一本摄影册。照片都是他拍摄的校园：球场、毕业典礼、林荫道……他听黄灯说过项飙提出的「附近的消失」，想到自己平时喜欢摄影，拍的基本都是身边的生活细节，「就把我的附近送给老师」。

王顺然送给黄灯的摄影册里的照片

期末的非虚构写作作业，王顺然选择的题目是《我的大专院校》。在提纲里他写到：我们只是因为一些微小的、不同的人生细节，从而改变了我们人生的脉络，其实我们都在自己的人生脉络里各自努力，我们从不「差劲」，只是我们的人生细节各不同，我们值得被书写。

王顺然在自己的班里发放了调查问卷，了解同学们的高中毕业学校、类型、以什么方式被深职院录取、到深职院后的心情和对学校的观感。又约了一些同学做深度访谈：「一聊就进去了，出不来了。」他看到了形形色色的生活状态：深户的、非深户的、广东省的、外省的，享受的就学政策和条件各不相同，也有各自的幸运与艰辛。「我想，我有能力、有责任把他们的人生细节用文字书写下来。」

谭熙照选择了王顺然相同的题目。他敏锐地注意到，人与人的连接日益稀疏，「见不到人」，「连外卖员都是把餐盒给你挂在门把上，扭头就走」。他想通过写作重新观察自己的同学：「看见他们，看见年轻的他们，看见身边的他们。」

谭熙照做的包装课程作业

课余时间，谭熙照去美术馆做志愿者，帮助设计残疾人参观路线。因为基础设计的不足，最终的路线基本只能依靠乘电梯上下，并不方便。谭熙照有些遗憾，来自他上非虚构写作课后最深的感受：要把人当人。

已经毕业的赖诚涛，坚持在朋友圈记录生活片段。黄灯记得他在非虚构课的作业里写自己手工做了一个广州塔模型，送给重要的人：这是我第一次做这么困难的项目，所以做了三个不眠的夜晚。被烫红、烫肿了手指，掰LED灯掰到破皮，那又如何？在通电亮灯的那一刻，我忘记了所有让我几乎快放弃了的原因和不快。

决定制作这个小型的广州塔模型，也算是圆没能一起去「小蛮腰」游玩的遗憾，更是希望能点亮你每个夜。每次跟后来的学生分享，黄灯都会赞叹：这是属于深职院学生的浪漫。

赖诚涛做的广州塔模型

工作不够顺利的尹鼎，也有自己难忘的瞬间。一晚下班后走出地铁站，正下着雨，尹鼎看到卖菜、卖水果的摊贩推着三轮车，淋着雨叫卖，外卖小哥穿着雨衣从他身边经过，溅了他一身水。疲惫的尹鼎在那一刻感到了与他人的相通——「看到他们那么劳累」。

接纳与信任，也反射到黄灯身上。在广州时她上大课，班里学生多，而深职院的小班上，她看得清每个学生逐渐放出光彩的眼睛。对二本学生长年追踪后，黄灯看到「无论社会风气怎样狭小，年轻的个体终究在不同的处境中显示出了各自的主动性和力量感」。在深职院，她同样相信年轻人身上的生命力，会透过缝隙生长出来。

他们要做的，是等待那道缝隙在某个时刻张开，落进广州塔模型的灯光，落进和地铁口陌生人共同承接的一场雨。

黄灯和学生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名字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