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8岁就离开学校去航海
今年20岁的翟乃馨,可能是中国第一代在自学理念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她的父亲翟峰在2012年决定从山东兖州的铁路系统里辞职、卖房,买帆船,从此一家人开启了航海生活。
很长一段时间,一家人在马六甲扬帆,在澳洲环飞,也在巴厘岛上扎营。他们彼此独立,为自己负责,馨馨习惯用父母的名字来称呼他们。她有过快乐的航海生活,比起要一天在学校坐满12小时的同龄人,她的童年由星空、云彩和与爸爸巴掌一样大的海星组成,每天太阳升起,都有新的世界图景在她眼前展开。
听起来,这是一个在「旷野」里成长的女孩。在父亲翟峰的观念里,自然是最好的老师,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应该是舒展的。但无边的海上,她交不到同龄朋友。2014年,一家人第二次出海,巧合下停在了澳大利亚,她在澳洲上了两年学,没有课本,只有10个同学,老师耐心带着她一句句读给学龄前儿童准备的绘本,后来,原来只会5句英文的小女孩拿到了A+。
馨馨曾经很迷恋这种培养模式。对她而言,这是一条全新的但同样稳定的轨道,一路延续下去,她也会迎来一个不同的但同样可以预见的未来。但就像航海总是漂泊于不同的港湾之间,短期签证并不允许她长久生活在固定环境里。不稳定和压力成为了她未来几年生活的关键词,居住地址从澳洲变到巴厘岛,再变回国内南方,每每规划出一条新的「轨」,又被无序的变化打断。
对于脱离轨道、来到旷野的年轻人,人们似乎期待着一个翻版谷爱凌的故事:选择了特立独行的培养方式,但依旧符合传统的社会评判标准,成长永远是向上的和成功的。但对于馨馨来说,评判标准早在十多年前跳出轨道的一刻就不复存在,成长于旷野也同样意味着前路无人,所有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双脚走出。
电话接通时,馨馨正坐在惠州的海边,海风吹起浪花,她发来照片,画面里是整片的绿和椰子树,远处的灯塔静静矗立在一端。在馨馨最近的照片里,她毫不扭捏地笑对镜头,她最近正在对美黑心动,身上还有太阳晒出的泳衣痕迹。
她才刚刚20岁,有很多感受在头脑中涌动,还没能形成明确的想法。毕竟,相对同龄人,她的生长环境非常特殊,她说,变化可能是她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要面对的巨大命题。但好在回头看,她已经比小时候的县城女孩向世界又走了更远。
以下,是翟乃馨的讲述。
文|李雨凝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提供
1
最近我回了一趟兖州老家,正巧碰上一个小学同学,她说那段时间我总是炫耀「我要不上学了」、「我要去航海了」。当时他们都觉得我在吹牛,毕竟小学生经常冒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再说,去航海也太超脱了,别说航海,在我们那座小城里,人们连帆船都不知道是什么。放在今天,可能就是一个孩子突然给你说,她要像马斯克一样去坐火箭了(笑)。
但事情就这么发生了。2012年,我们一家第一次坐着自己的帆船去航海,当时我8岁。我们卖掉了房子去马来西亚兰卡威,从一对欧洲老夫妇手里买下了那条后来属于我们的帆船。我现在还记得在游艇会看到我们家船的第一眼,那是一个超漂亮的葫芦形状的海湾,其他船都是白色的,只有我们那一艘是渐变蓝的。
我们给它改名「彩虹勇士号」。这是一条约12米长、4米宽的单体帆船,帆船是一种就算翻了、也能自己再翻回来的船,人只要在船舱里就没事。我的床就在船舱最前面,是三角形的,正上面有很大一扇天窗。船里最有特色的大概是厨房,为了防止风浪摇晃,刀是直接吸在墙上的,炒菜的台子也可以随意移动或者倾斜,这样在做饭的时候,炉灶就能保证一直是水平的,汤和菜都不会洒出来。
船里的厨房
老夫妇还留给我们三四个大箱子,每个都有一米多长,里面全是钓各种鱼的渔具,还有好多小朋友的蜡笔,起码一两百根,而且同样规格的都有五六份,当时我们三个都听不懂英语,猜是他们提前准备好,遇到小朋友就会分出去。那些蜡笔到我下船时都没有用完。
在船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有一段时间,我还有一个外号叫「小木棍」,因为锚的铁链有二三十米长,下锚时容易打结,得有一个人在旁边盯着,另一个人打开船舱里的门,用棍子戳开打结的部分。我就是门边的人,他们一喊「小木棍!」我就拿着那个棍子戳戳戳。在船上,我还有一套经典的穿搭,红色人造棉等长袖长裤,一眼就能被看见。
另一个任务是值班:尽管我们可以设置自动舵,但公海上总是会漂有垃圾或者渔网,就需要人一直盯着,遇到就手动绕开。翟峰和宏岩是大人,值夜班,我就被排在了早上,日出后三小时内,我是船的主人。这听起来应该很有压力,有一船人的生命在我手上,但在我看来,就只是好玩,和过家家一样。就像他们会鼓励我洗碗,但要付给我报酬,通常是当地的几枚硬币,各个国家的我攒了一兜。
等我长大了去看翟峰的采访,原来在风暴天气里,他也是害怕的。有一次我们正往新加坡走,碰上了暴风雨。他们两个把我锁在船舱里,然后分别到船的头和尾收帆。但因为外面风浪实在太大,翟峰和宏岩相互听不到对方喊话,我在中间的船舱里可以听到,又帮不上忙,就很着急,打开了一扇窗户准备加入。当时他们两个看到我探头出来都吓坏了,一个劲喊我回去,但我就坚持帮忙传完了话。其实当时很惊险的,出到了外面,就随时有被浪卷下去的可能。
也许因为年纪小,我几乎没有感觉到大人身上的焦虑感,也盲目信任他们。包括他们当时操心的下一段的签证、资金,以及接下来的计划,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眼光,做着小孩子的事。
你知道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吗?真的就是那种感觉,我就生活在完全的世外桃源里,超级美好,也超级好玩。第一次出海持续了两年,90%的时间,我们一家三口都在船上,东南亚的天气八九成都很好,翟峰还会看海图,尽量避开大风浪的地方。
我对船上生活几个印象最深的画面都发生在风平浪静的天气。之前也提过,我三角床的上方有一扇天窗,可以直通甲板,我会带着我的被子和枕头爬上去,再躲在船帆下面画云彩和睡午觉。帆阻挡了太阳,但挡不住风,特别舒服。翟峰出发前就给电脑里下载了很多电影,到了晚上,我们就在后甲板上坐着等播放,海上周围环境够暗,能看到银河和很多流星,我们就在星空下看电影。
在我的记忆里一切都是美好的,几乎每天,我都在海里游泳,翟峰有时候会给我讲小岛的历史和故事。我还记得我拿着香蕉去浮潜,鱼靠近了就会吃。我还见过蓝色的大海星和寄居蟹,有翟峰拳头那么大。有一次我们在泰国往小岛上上,东南亚的水都是很清澈的,只有那里远看黑压压一片。等真靠近了,我们才发现,原来是鱼,鱼把水面水底一点点全挤满了。
我一个小女孩,就这么从县城出来,直接来到了一个鱼、海洋,还有云朵构成的世界。
年幼的馨馨
2
那两年航海的时光里,比起社会和责任上的成长,我更多经历的反而是心性上的,对于世界的认知在不断地更新。
我从小是一个内向的女孩,除非人家主动来找我搭话,否则我不会主动去认识人。在兖州出发前,我的成绩大概是班里中上游,但小学也代表不了什么。直到抵达澳洲前,我会讲的英语都不超过5句,「我叫什么」、「来自哪里」、「我几岁了」基本就是全部。
可是我们航行在国外,路过的基本都是需要用英语去沟通的国家和地区。航海人都会在自己船上挂两面旗子,一边是自己国家的国旗,一边是当地的,但当年中国几乎没有人出来,在游艇会,基本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国旗。
启程前,我们在兰卡威游艇会的港湾里练习起锚,有一次起锚失败,船不停在游艇会里转圈,幸好旁边的老外船长开小艇过来帮我们。那位船长人很好,后来还上了我们的船,教翟峰看纸质版海图,还聊到了附近的岛,说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翟峰告诉我,他只听懂了4个词。
港湾里还有一座小岛,每个周末的傍晚,大人们都会送孩子们去岛上,在沙滩上烤棉花糖、爬树,还一起跳舞和捉迷藏,翟峰也给我报名了,但我就只是坐在那里,也不敢上前交流,后面也没有再去了。
你能想象,在第一次航海的全程里,因为英语不好、内向腼腆,加上又经常远离陆地在海上飘着,我一直都没有伙伴。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挺想我同学的,但也不是想回学校,就是想让他们过来找我一起玩。
但翟峰和我都没有考虑再次回到国内的学校,翟峰会觉得在兖州,每一代人都只是复制上一代人的轨迹,比如我上的小学也是我妈的母校,还有作为一个铁路「世家」,我爸妈的父母在铁路上,他们自己也在铁路上,所以大概率我的人生轨迹也会在铁路上,事实上我很多的发小也就是这样,我认识的老家的朋友们,没有一个人考出来。所以他才要去「越狱」,去探索不一样的道路。
他对我的教育理念也是不断变化的。最开始,他会觉得人不应该被困在学校甚至任何系统里,自然地成长才是顺从本性,所以我从学校休了学,开始自学。第一次航海过程中,宏岩是我的老师,她还带上了课本,准备在航海的时候教我。但真正开起船来,没有那么多时间顾着我学习,中间课本还不知道丢到了哪里,她就凭着自己当年上小学的印象教我数学,结果后来一对,有些都是中学才教的东西。
在船上没有玩伴这件事,也导致我情绪不是很高。这么实践下来,翟峰也发现可能确实需要一个引导性质的大的框架,哪怕不是精确到每周、每月,但应该还是存在这么一个「框架」。他这时候也觉得,我还是不能太脱离社会。
第一次航海一共持续了两年。回来之后不久,2014年,我们又出发了。最开始的目标是环球航行,沿途路过了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下一段是澳大利亚。但在从印尼过去那一段的风浪特别大,每天都是阴天,船在海里晃来晃去,我也第一次晕了船。那时,翟峰觉得,我和宏岩的状态已经都不太适合继续长期航行了,加上发现这样持续航海的状态,收入难以持续,就干脆在澳大利亚达尔文停了下来。他那时刚自学完动力滑翔伞,澳洲很适合飞行,他也想环飞澳洲,顺便找人合作拍摄纪录片。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在澳洲的生活。当地的华人听说了我们的事迹,就推荐我去了当地特意开给新移民的学校插班。为此,翟峰专门给签证官写了信,说明了我们的情况,不仅拿到了一个较为长期的签证,还争取到了我按当地人同等的标准缴纳学费,100多澳币就能上一年。
上学的半年时间,我们的船停在达尔文的游艇会,我每天早上6:45起床,坐小艇靠岸,在游艇会里洗个澡,然后倒校车去上学。在这所小学里,我也碰到了可能是对我人生影响最深的一位老师,格林女士。她主动带着我去结交其他华人小朋友,当她知道宏岩担心我进入不了本土语境,还专门告诉宏岩,我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放松,去玩、去感受,语言也不是靠每天背词掌握的。如果一直紧绷,更难适应这个环境。
学校的教育模式也是我没有体验过的。上午8:45开课,按正常的教学科目学,但每周都会有一个课题,所有的英语、数学、语法和科学知识都会按照这个课题展开。我记得有一次主题是丰田汽车,我们就要去查资料,看公司的编年史,还要介绍汽车的外观和功能。我们还会排演话剧《彼得·潘》,所有的台本、道具,还有服装,都是同学做的。
这一切都和老家县城不一样,在兖州的小学,我们70多个人一班,我和同桌都挤在一张小小的双排桌子里,周围全是和我们一样的小朋友。而这里,因为是新移民学校,五年级一共就13个孩子,还有一两个半上半不上,班里通常就11人。所以,格林女士有大把的时间一对一教学,也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水平给我们安排读物。我记得她每天都带着我一句句读绘本。大概两个月过后,有一天我听另一位船长讲笑话,突然能听懂了,甚至能给他回应了。
可以说,这一段时间的教育经历给我埋下了一颗会发芽的种子,我的性格就是在那时开始慢慢打开的。
馨馨在澳洲读书
3
在我家,翟峰一直是主要决策者。他是个有奇思妙想的人,17岁从职校毕业,就在铁路上工作,同事们会说他有想法,有领导气质,因为他刚上班就带着大家一起化解矛盾,争取权益。
在他的带领下,我们家一直更先锋一些。你大概也能想象,山东是稍微保守和传统一点的,但我们家从没有说过一定要叫爸爸、妈妈,他们从小也没有对我有什么特定的打扮要求,比如我要精致、要好看,都是自由地去放养。
我们的家也和县城里多数人不一样,2010年,山东一个三线的小城市,我们家的装修都已经全是宜家家具了。老房子也没有刷传统的白墙,每个房间都是不一样的颜色,都是他自己挑颜色自己刷的。像我的房间就是好几种蓝色,有像天空一样蓝的天花板。冰箱也不是普遍的黑白灰,翟峰买了一个黄冰箱。在家里通向阳台的一个小房间里,翟峰还拿旧沙发,和我一起做了一个玩具小屋,因为他小时候就很想有一个。这些在我同学的家里都看不到。
翟峰一直对外面的世界有好奇心,我们家总是朋友圈子里第一个去自驾、第一个坐飞机,第一个出国的家庭。当然,在宣布要去航海后,很多身边人会觉得他疯了,就是哪怕平时是有想法,但辞职去航海——太过头了。但在我看来,他对这件事有一条明确的路径。
在我出生后,翟峰已经开始了他的探索。他那时候在铁路的公修队,经常是在周边的地方一干就是几个月,一休也是几个月。在休息的时间里,他就会去省内附近的地方旅行。有一次,他和宏岩还去了西藏,估计是觉得我太小了,怕高原反应,就没有带上我一起。
到我5岁半,他们开始带着我一起走。那年我们去了海南,骑自行车环岛游。第二年又自驾去了云南,之后又一口气开到了尼泊尔、老挝、泰国,最后再回到山东。他的版图在一点点扩大。
2011年,大概是出发的一年前,翟峰开始躲在电脑房里看船。我还记得放学回家后,他给我看他浏览的网页,上面还挂着翻译软件。他也在微博上发了帖子,等我们要准备去航海前,他自己又去了一趟海南岛,跟着别的船长的船一起开到了西沙群岛,我和宏岩也自驾过去跟过船几天。
但其实我没把航海当回事儿。哪怕知道他在看网页,那我只是觉得,哦,爸爸在看一些他感兴趣的东西,就像现在家长短视频刷到了什么给孩子看,是一样的。直到翟峰问我,说我们现在要去航海了,你想去吗?我记得那时我们正坐在老房子的沙发前,我还在整理玩具们。没过多久,翟峰就喊上我,一起去夜市卖掉了我的玩具。再后来,他们把房子以40万的价格卖掉了,之后我们一家都是租房子住。
现在让我去回忆,我妈肯定有些不舍,那是她的婚房。她当时30岁出头,人生从未经历过大的迁移和挪动,更没有出过山东省,就按部就班,一步步有了家庭,有了真正意义上第一个房子,后来也有了孩子。房子里面是一个个回忆点,但她把房子卖掉了,然后去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
很长一段时间里,姥姥姥爷对去航海这件事并不支持,他们不能想象我要休学。我妈在航海启程前应该是一直想去沟通,但最后也没能得到理解。她想要以小家为主,但在其中肯定也是做了很多取舍,也经历了一整个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甚至这么说吧,她那时候应该是精神紧绷到了一个边缘。后来我们航海一圈回来的时候,姥姥姥爷甚至都不让他们进家门,只欢迎我自己回去。
但8岁的我没有什么概念,卖房的那天,我应该都不在。我只是觉得这是又一场和自驾差不多的旅行,直到后来有记者上门报道,我们也开始租房子住,我才慢慢对航海有了实感。其实我估计他们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只是确定了要去航海,但要去几年、要去具体哪些国家,或者要改变这种生活方式多久,统统都不知道。去兰卡威买船也只是因为在国内税高,算下来要上百万,所以翟峰才找到了这个办法。
在我看来,翟峰对历史和科技感兴趣,就经常一个人钻研,等真正到了船上,他就埋头在海图里,或者就是在更新自己的社交网络。在航海的那两年时间里,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做运动,他变胖了,也没怎么防晒,海上的太阳真的很毒,就晒得他老了、黑了很多。
至于宏岩,她会穿很多层,避免晒黑。她对帆船、冲浪,还有之后的飞行都不怎么感兴趣。包括最开始航海的时候,她也没有写博客记录当时的生活。如果坚持记录的话,在自媒体发达的今天,是不是甚至都能出书了?总之,我有一段时间是不理解我妈妈的,因为她的所有选择都是为了家庭和孩子,那为什么从来没有为了她自己想做的事?我会感觉她没什么想法。
但我慢慢长大了,现在去看,妈妈是向往外面的生活的,她很喜欢跟大家分享航海时的生活和见闻,只是她也同时需要一部分令她更有安全感的因素。我想,如果把我换到她最开始做选择的那个阶段,我可能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矛盾,甚至都不一定有面对的勇气。但她做出了那个决定,也许她的认知没有那么远,但她会力所能及去考虑,并且就自己目前能看到的东西做准备,就像她在出发前去学航海技巧,去读关于医疗的书,还有在船上做好后勤,这可能就是她框架下主动性的所在。
所以现在我会觉得,她其实是个坚韧的人。
馨馨和翟峰、宏岩
4
在澳洲的头一年,是我最开心的时光。我去上学,逐渐听懂英语,到后面在课程上拿A,宏岩才算完全放心。我总觉得,上学依旧是航海旅行的一部分,我吃住还在船上,我在体验另一种旅行生活。
但到了第二年,我进入了普通初中,需要自己做申请,做人生的规划。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相比其他人,我的状态是暂时的。身边的同学要不就是留学生,要不就是本地人,他们考虑的是下一个阶段的选择,但我不是,我只有一个旅游签,后期因为拍纪录片,转成了演艺人员工作签的短期签证,我面前并没有一条无忧无虑就能走下去的路。
在我们真正离开前半年的时候,翟峰把这件事情提到了明面上。他说,现在他的环飞纪录片拍完了,除非我们还有下一件事情要做,没有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继续留在这里的。
我也开始意识到,这两年的澳洲上学经历仿佛给了我一种「我不需要考虑下一步要做什么」的错觉,习惯了有一个体系,会按部就班推着我走下去。但事实上,我们一开始就选择离开了「路」,只是我自己又把心态转回去了。
要离开澳洲的时候我特别伤心。在澳洲的两年,我重启了人生,但现在,不仅是要离开熟悉的环境、「第二故乡」和朋友,我面对的情况是我也回不到中国的教育体系,现实的情况又不允许我继续留在澳洲,至于来自父母的指引,现在也过了小学他们可以教的阶段,他们也不了解国内的私立学校,在教育的规划上,他们确实给不了太多意见。
这个时候,我们也几乎把手上的钱都花完了,为了买翟峰用来环澳的飞行器,船也卖了,翟峰身上甚至有几万的负债。就这样,我们再次回了国。那是我们三个人都比较迷茫的时刻,我想出的解决方式是我要申请澳洲的高中回去,至于翟峰和宏岩,那会儿我妹妹丫丫刚刚出生,他们也需要考虑下一步要做什么。那也是我头一次感觉到整个家庭的焦虑,翟峰压力大到偏头疼,他觉得再在原地继续呆下去,身体和精神就都要垮掉了。带着最后的一两万,他就打算先带着一家4口找个便宜点的东南亚国家去冲冲浪,疗愈自己。筛选了一圈后,我们一家在2017年来到了巴厘岛。
前面说过,我一直坚信不久后我将要重返澳洲,我在这里是为了准备高中的申请。我甚至觉得我们家都应该把巴厘岛当成一个中转站,终究还是要转战澳洲。但我之前没有接触过,实际自己学习和申请高中是很难摸索的,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先例可借鉴,每一步都要我自己去趟,但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home school(在家自学)是什么意思,只是在电脑上查在线课程的资料。
前期摸不到道的时间,可能持续了一两个月。后来,有人来到这里,也是没有上过学、在家自学的女孩,我们两个成了很好的姐妹,相互鼓励着,情况和心态才慢慢走向了正轨。我也第一次过上了和学校一样的住宿生活。
可能是看到我们两个都有进步,更多家长也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疗愈」,翟峰一合计,不如做成一个营地,专门带着这些在家自学的孩子活动。营地做起来了,这是我们在航海之后第一次有正经收入。来到营地的孩子越来越多,很多都是跟我差不多的自学生,也来自各个国家。我的参照系一直来自网络上的自学网站,之前总觉得自己处在和别人都不一样的时区里,会有一种时空错乱感,而和这些自学生在一起,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我在属于自己的那个时区。
那时,我们一起冲浪、骑摩托,一大堆人出去,运动和活动都在一起。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发现我自己真的掌握了很多别人都没有的知识,比如很多人觉得海水是盐水,可以消毒,但实际上里面充满了微生物和细菌,所以有伤口是不能直接下水的。岛上还有很多成年人都不会骑摩托,也是我一个个教的。
在一群同龄人之中,我重新回到了第一次航海中的快乐小女孩的阶段,并且是更加自信的版本。
馨馨和朋友一起冲浪
5
正当我申请到澳洲高中的游学合作项目,营地也办得红火的时候,姥爷生病了。这是2019年,我们全家又回到了国内。很快疫情也来了,游学黄了,高中项目也搁浅,我好像又重新回到了那个迷茫、停滞的阶段。
有一段时间,我试图在国内做点什么,但几乎每个都推行不下去。翟峰要创立飞艇学校,他想造出来适合家庭旅行的飞艇,我们就去做飞艇采访。但做下来发现,几乎就没几个人知道飞艇是什么。后来,翟峰又鼓励我去做全世界范围内的线上采访,但实际来的很多人只是想练英语,我做到第38个就继续不下去了。
因为这些失败,我又没有了安全感,甚至觉得自己不配去做更多的事情。我一度想要退回巴厘岛的舒适区,去岛上做义工,但翟峰觉得这是「又退回去了」,他还是希望我向上走。
那是一个事事都遇到瓶颈的阶段。到了2022年,我试图用申请美国大学来作为出口。但美国的学费很贵,我只能去申请更高要求的奖学金,翟峰又说,我还没有什么突出的社会成就,现在去申请的话还欠缺一点。我很愤愤不平,说我自己已经到了这个节点了,如果我连尝试都不去做,我会对自己更失望。因为这么些年来的移动之后,我又回到了一个急需突破的点,在我这个年纪,好像申请学校确实是一个大众所认可,也是该做的一件事情,身边的朋友们也基本都在申请。但因为是自学,我也没有SAT的成绩单。
像我这样接受过中国和国外两种教育模式的孩子,两头都不沾边。当我听到兖州发小们聊他们的高中生活时,他们会说每天都要坐在那里将近12个小时,开学的第一周腿就完全水肿了,摁下去都弹不起来,我无法想象这种压力,也很难感同身受。
我太久没有进入过国内的教育体系。对我来说,如果想回去的话,初中是最好融入的一个时期,但很明显,我没有这么选,现在再回去,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真是白费了。
而对曾经的同学来说,我的压力更多在未来的道路选择上,我没有一条「轨道」可以走,需要自己去搭建一条全新的「轨」。但这件事不在他们的生活经验里,他们就会觉得这种压力是在「凡尔赛」。
至于澳大利亚那边,是一种鼓励式教育,当时去跑步,我和朋友基本都是全程走,老师们还是会说「你太棒了」、「尽管是走但你也坚持了」。一开始,这种模式是能够激发人的自信心和创造力,但就像我后面感觉到的一样,小孩的成长都还是需要一个大的框架在,一味的鼓励或打压都没有办法完全替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不知道我未来究竟要走什么样的路。我之前还和同龄的home school的朋友们聊过,我们算是中国头一批吃螃蟹的人,也都纷纷到了成年的年纪。我能感受到,人们希望在我们身上看到谷爱凌一样的故事,既选择了特立独行的培养方式,又依旧符合传统的社会评判标准,成长永远是向上的。但实际上,从我们选择特立独行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跳脱在这套评判体系之外了。
当然,在这些年每每计划被全盘打乱的时候,我都会回想那些还留有后路的节点,比如我初中就回国,又或者疫情后期去巴厘岛。但一旦选择了那些后路,我也能清楚看见之后的很多可能性就被斩断了,我可能就没法在澳洲上学。这种人生更加单薄。
曾经,我也觉得翟峰是我去衡量的一个标准,哪怕他的一些想法我不是很理解,也觉得一定要参与进去。翟峰也总是在一些决定上推着我走,我线上采访和有关海岸线生态保护的项目都是,这些都是我自己最开始有个念头,但不会想那么深,翟峰则会在后面推着我,让我去坚持做这件事,坚持才有意义。
说实话,哪怕是在青春期里,翟峰都和我有交流,宏岩要去照顾刚出生的妹妹。直到现在,他的一些想法也还不断影响着我,比如他是一个很需要新鲜感的人,我也是一直在尝试,在找寻新的路径。
但现在,我并不希望我跟着他一起做某件事是因为他是我爸,他在做这件事。我是希望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以及我想通过这件事达成什么。
我给自己定过目标,16岁要完全经济独立;18岁,可以住青旅了,就要世界各地跑;20岁,我就应该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了。但因为三年疫情,我16岁后的人生在19岁后才开始重启。这是一个迟来的精神独立的阶段,每个人终究要有自己的路要走。
现在,因为申请缺材料,我的美国大学路也没能实现。这段时间我们一家住在惠州,宏岩交了很多朋友,这可能是在巴厘岛维持运营营地给她带来的改变。翟峰继续做营地和飞艇学校,五一后,他们可能会往北方搬;我刚在东南亚那边玩了一圈,学会了自由潜。之前我一个人去泰国的时候,朋友们都劝阻我,说泰国「嘎腰子」,但我是从小在东南亚长大的,我对那边有天然的亲近感,或者说,小时候的这段生活经历让我对世界有天然的亲近感,对外界的感知都在那段时间无形塑造出来了,世界可以都是我的家。
在接下来的6月,我会用打工签去美国,先去找找未来想要做的事情和方向,这个探索过程很重要。现在我会想,比起向上,我更希望我的成长是吸收型的。只不过我要清楚,每一条要走的路都伴随着压力,因为前面是没有人的,甚至我还要再给后面我的妹妹丫丫,以及更多的不管是自学还是在学校的孩子们,去发掘更多不同的可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也都要一直反复地面对同一个问题。
但不管怎么样,我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已经远超我小时候的期望了。
馨馨在泰国
TOP STORIES
相 关 推 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