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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灯:每一个二本学生,都离不开家庭全力托举

2024年3月22日 文/ 《人物》编辑部 编辑/

几年前,学者黄灯以一部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让这个长期被遮蔽的群体进入公共视野,她不断回望那些孩子的人生,因此也获得了「回望的力量」。她说,当面对这些二本学生时,自己总是不断追问「他们是怎么长大的?他们怎么来到我的课堂」。从2017年开始,她走进那些二本学生的家庭,看到了无数个奋不顾身托举家庭、托举孩子的母亲。

这些母亲都是中国最普通的劳动者,她们打着零工,常年在工厂做工,甚至有人每天工作时间超过了15个小时,为了打工,她们的足迹遍布了中国的地图。她们用尽全力,将自己的孩子托举到了一所大学——很有可能,是一所二本大学,但正是这些学生,组成了中国劳动者的基石,这些妈妈,也始终为自己的孩子骄傲。

以下是黄灯的讲述。

策划|《人物》编辑部

我叫黄灯,是一个毕业于二本院校,先后在广东金融学院和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任教将近19年的大学语文老师。我2005年博士毕业以后进到广东金融学院教书,在此以前,我的人生目标其实和任何一个刚刚毕业的博士一样,希望自己能够发表一些好论文,多做一些课题,早点把职称评了,然后进到一个更好的大学去,像我的导师那样,当一个很有名气的学者。

直到2006年5月17日,那一次上大学语文课,大家都知道南方经常会刮台风,所以当天我就叫我的学生以风为题写一篇作文。

20分钟以后,一个叫邓桦真的姑娘交上了一篇文字。我看过了以后,彻底改变了我对我学生的看法,因为在此以前,我一直以为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广东地区,他们的家境应该都不错,至少会比我的老家湖南要好一些,但是邓华珍所提供的信息让我意识到,其实他们背后的家庭,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光鲜。

从此以后,我就告诉自己,相比评职称、写论文,其实我能够跟我讲台下的学生很好地相处,能够带着他们好好地学习,有可能是我生命里面更为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职业生涯的一个转变,所以,这么多年,我跟学生的相处,让我也慢慢地学会当一个老师。

2018年暑假,我开始动笔写作《我的二本学生》,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媒体语境里面只讨论北大、清华、985和211,我们90%的学生都是来自于二本及以下的院校,却从来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契机把这样的话题抛出来,事实上,也是因为我写作了《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我今天才有契机跟大家见面。

在写作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不能仅仅停留在讲台上,我如果真的想了解我的学生的话,我应该了解到他们背后的家庭。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就去学生家家访,一直到2022年,我去过二十多个学生家里面。

我以前一直以为,那些孩子之所以只能进二本院校,其实可能就是学习不太用功,或者是别的原因,但是几年下来以后,彻底地改变了我的印象。其实每一个能够考入二本院校的大学生,不但他们自己要很努力,也同样需要他们家庭的全力托举,所以在这里的话,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我在家访过程中的三个二本学生的妈妈。

第一个,我讲一下张正敏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她说我之所以能够来到大学,全部是因为我的妈妈。我觉得这句话,也是我讲台下所有女孩子最想对自己说的话。

张正敏的妈妈其实是一位越南人,她17岁的时候,被拐卖到中国,辗转到广东生活几个月以后,张正敏的爸爸就出了2800块钱,把她妈妈买回去了。因为生活不习惯,她很多次企图逃跑,但是直到正敏的哥哥和正敏出生以后,妈妈就放弃了逃跑的愿望,然后就决心好好地陪两个孩子。

张正敏说,她曾经问过她妈妈,说我在你的生命里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她的妈妈告诉她说,其实你的出生,对我来说,就是我的重生。我也曾经问过张正敏的妈妈,我说是什么力量让你坚持下去,没有像别的越南新娘那么逃跑?她说我有了两个孩子,我一定会把他们带好的。

事实上,张正敏并不是我的学生,她只是我带课题的一个外系的学生,因为想做一个课题,是关于越南新娘的研究,她说我是学校里面最适合当她老师的人,所以她就来找我了。在课题做完以后,我就建议她写一下她的妈妈,也正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她就跟妈妈达成了一种新的认识。

她曾经数过她妈妈干过的职业:种橘子、上山砍木头、为纸厂砍竹子、卷鞭炮、织蚕架、去暗黑工厂打小工、去饭店当服务员、到工地搅拌水泥、打包废纸装车、躲在福建深山老林砍毛竹,在浙江茶场顶着烈日采茶叶。因为她没有合法的身份,所以只能够去干一些散工,没有保障,不确定。

就是这样的一个母亲,支撑自己的女儿进入到广东金融学院。其实从小水小学到广东金融学院,只有3个小时的距离。但是这3个小时,我分明看到要两代女性要付出所有,才有可能迈进一个二本大学的门。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林晓静的妈妈,林晓静我只给她上过政治课,我去到她家的时候,我就感觉,晓静的妈妈是一个很有主见、很有想法、特别独立的一个女性。她跟我是真正的同龄人,就比我大一岁,她见到我以后,就好像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等着我的到来,把自己整个的成长经历跟我说了。其实90年代的时候她去过深圳打工,先在玩具厂,然后是电子厂,她曾经的领导觉得她很能干,想培养她,但是她觉得自己没有文化,没有胆量接受这份提携,所以后来就跟晓静爸爸回到广东结婚了。

其实刚刚嫁过去的时候,她内心是特别不甘的,但是后来她发现,到了那个村庄以后,你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你就进入了生活既定的轨道,所以在林晓静和她弟弟出生以后,她也是觉得,我自己没有文化,那我要让我的两个孩子有文化,所以她就开始做珠绣、种茶叶,就是这样,把两个孩子送进了大学的门。

晓静她曾经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她的妈妈和别人不一样,因为她的妈妈是她们村里面第一个穿高跟鞋、第一个穿裙子的女人,也是第一个骑摩托车的女人,也是第一个拥有驾照、喜欢飙车的女人,甚至是第一个拥有QQ空间、玩抖音,也拥有淘宝账号的这样一个女人。

其实我看到她妈妈以后,我内心特别的震撼,我分明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她身上,曾经在深圳待过、现在在潮州生活,这样的一个现代和传统、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域在她身上的交汇。

我再讲一下罗早亮的妈妈,罗早亮是一个男生,他是我班上的学生,我是他的班主任,他在班里的时候,看起来文文弱弱,但是我跟他到他家去了以后,发现他能在两个小时之内,将一只地上跑动的鸭子变成一盘美味的菜,让我特别的惊讶。他特别能干,活力完全被激发了,我就跟他妈妈聊天,他妈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所有的孩子不能娇生惯养,一定要学会做饭。我后来才知道,罗早亮从7岁开始就自己做饭,从初中开始就跟他的姐姐轮着给家里全家人做饭。

后来我们都知道,2019年的时候,其实普通的二本院校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已经很难了。早亮也经过了半年的那种来来回回,最后进到了他们县里的一个小学教书,但是我见他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状态特别的稳定,他觉得当一个小学老师也挺好的。

以前我可能会觉得,我的学生只能进到一个乡下的小学去教书,我都会为他们不甘心,但是,我看到早亮自己内心那么的安定,我觉得,其实我马上就理解了他和他家庭之间的关系,他家庭所给予他的滋养。

但是话说回来,他妈妈付出的也特别多,我真的亲眼目睹了他妈妈一天的劳动时间要超过15个小时。其实在中国所有的官方表述里面,任何一个劳动妇女的付出,是没有计算在里面的。

我讲了三个母亲的故事,不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她们就像我的学生一样普通,但是我觉得,这几年的走访,对我来说是一种深刻的生命教育。

我的学生,我的二本学生,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支撑起这个社会最基本的力量。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事实上,我们在媒体里更多地听到的,都是中国中产阶级父母的声音。其实关于二本院校的父母对教育到底是什么样的看法?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是听不到的。

不过,在几年的走访中,也让我特别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父母,都会为他们的孩子考上大学而感到骄傲和自豪,相比我在《我的二本学生》里面所表达的,仅仅单向度地来自于我在讲台对学生的观察所带来的担忧,我觉得他们的父母,对孩子的认同和对普通大学生的认同,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安慰和力量,这是我在没有家访之前所想不到的。

最后,我想利用这个机会,郑重地读出我书中去家访所出现的12个学生的妈妈的名字,并借此表达对中国劳动者的敬意:黎章韬妈妈尹聪兰,莫源盛妈妈李翠艳,张正敏妈妈范氏碧(中文名黄梅香),罗早亮妈妈谭君芳,吴浩天妈妈刘月吟、蔡礼彬妈妈张赛卿,于魏华妈妈袁美芳,何健妈妈李开云,廖文瑜妈妈冯珍、林晓静妈妈谢英华,何境军妈妈李秋琼、温钰珍妈妈潘胡取。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