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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会不能停！》成为了2024年元旦档的口碑黑马，豆瓣评分8.2，彻底“对齐了观众的颗粒度”。相比于“打工人”，编剧、导演董润年更愿意使用“上班”这个词，他觉得，中国人最主流的生活方式就是上班，这是值得被写出来的。

作者|阳光

编辑 | 丁宇

“叫你一声名字你敢答应吗？”当金角大王出现在《年会不能停！》中，那真是紧张、刺激又爆笑。

电影里，钳工胡建林为了干好大厂HR的工作，挨个点同事的名，他还不知道，对此时正面临裁员风险的员工来说，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

这种戏剧化的场景，竟然不是编的，而是源于编剧、导演董润年听到的一个“很震撼”的故事（事实）。曾经在大厂做过HR总监的高中同学跟他讲，大厂HR日常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head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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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d什么？”董润年当时的反应和电影里的胡建林一模一样，对此一脸迷茫。Headcount，官方翻译是“人数统计”，通俗地讲就是数人头。

他很不解，问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同学告诉他，当一个企业人数达到几千上万的时候，每天都有人辞职，每天都有人入职，你根本不知道公司有多少人，也就无法对公司的整体做规划。比如，有的部门经常加班，会向公司申请加班费，但真的加班了吗？HR就会去偷偷数人头。

董润年觉得这事挺荒诞，就把“数人头”的情节写进了电影《年会不能停！》的剧本里，成了其中经典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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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角大王点名

《年会不能停！》讲述的是标准件厂钳工胡建林（大鹏 饰），阴差阳错下被调到集团总部成为一名HR，经历从工厂人到大厂人的价值观冲击，最后守护住自己理想主义的故事。其中充满了因错位产生的喜剧元素和真实又荒诞的情节，直击打工人的现状，使这部电影成为了2024年元旦档的口碑黑马，豆瓣评分8.2，彻底“对齐了观众的颗粒度”。

相比于“打工人”，董润年更愿意使用“上班”这个词，他觉得，中国人最主流的生活方式就是上班，这是值得被写出来的。他早在导演的第一部电影《被光抓走的人》拍摄之前，就想做一个“关于上班的喜剧”了。

在他过往的编剧作品中，喜剧元素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天津人，他从小听相声、看小品，接受喜剧的熏陶，并渐渐地发现“喜剧的根本就是在揭示这个世界的荒诞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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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董润年

在2023年的末尾，博客作者对话编剧、导演董润年，听他讲述了这部不太一样的、带着实验性质的喜剧电影，究竟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以下是他的讲述——

那个最好的表达

2017年，拍我的第一部电影《被光抓走的人》之前，我就想做一个关于职场、关于年会的喜剧。

我一直喜欢用“上班”这个词，我觉得“上班”是中国人很主流的一项生活，上班的人也是我们社会上很主流的一拨人。很少有中国人真的完全不接触职场，不跟职场产生任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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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爷爷奶奶、父母他们在工厂、国企、事业单位上班，到了现在变成私企、大厂，本质都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做影视行业、做自由职业的，也得面对甲方，也得跟平台去沟通。我们每个人一天得有一半时间，都是上班或做着和上班有关的事。

早年还有导演拍过一些跟上班、跟单位有关系的电影，但近些年这样的题材逐渐少了。尤其是喜剧类的，大家似乎很少直面工作上的这些事、这些压力。当时我就想，这么主流的故事，为什么很少有电影去讲这个？

2017年互联网上，年轻人对工作压力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多，《吐槽大会》等脱口秀节目中，关于上班的吐槽越来越多。我觉得“上班”很有可写，也会有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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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年会不能停！》前，我们做了很多采访、调研，和很多打工人、上班族聊天。在采风中我发现，大家其实不怕苦不怕累，他们抱怨加班、抱怨领导，抱怨这个，抱怨那个的背后，真正受不了的是两样东西：一个是不公正、不公平，为什么我努力干完了工作，没有得到承认，我的成果被那个最会汇报的人抢走了？

还有一个是自我价值的怀疑和困惑，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打击。因为恰恰是这个时代，我们很难看到自己的工作到底是怎么转化的，很多人干了半天，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大家现在说躺平、摸鱼，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看不到工作的意义，有这些时间不如干一些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在理性上，我知道它有，但它没有直观的反馈，这是打工人心里最痛苦的地方。

就像电影里的胡建林，他原来是个工人，在工厂里制造一颗螺丝钉，只要质量好、数量多，就能达成自我实现，但从标准件厂到集团大厂，经历了价值观的冲击，有了失衡感。我不是说哪个好，哪个坏，这只是时代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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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建林（右）和马杰克

《年会不能停！》经历了一个艰难生长的周期。自2017年开始到2022年落定，电影剧本创作历经5年，中间发生诸多变化，故事演化了很多版本，我们推翻了很多稿，甚至有一些稿，已经是一部完整的电影了。

它有不变的东西，比如年会始终都在，贯穿整个故事。我上学的时候，每年到元旦这天，每个班都会搞元旦联欢会，它是一个让大家沟通感情的机会，很温馨和轻松，包括20世纪90年代初的春节联欢晚会也是这样，它们在我身上留下了很温暖的时代感受。

如果把它转换到一个企业里会怎样？其实年会是一个企业在时代变化中的标志，从年会中管中窥豹，我们可以看到，原来这个厂子是什么样的风格，到现在它又变成了什么样。它变成现在这样，是因为时代变成了这样，所以“年会”在电影里是有象征意义和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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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有一直在变化的内容，故事主线的人物故事一直在调整，剧本有多个迭代版本。比如最早剧本只设置了一个主人公，讲一个要被裁员的年轻人，为了保住工作，不得不参加年会。

2019年到2020年中间的一两个版本里，庄正直（王迅 饰）的故事曾是电影的主线。它讲这个人为了给厂子伸冤，跑到集团结果被坏人赶出去，身上的东西都丢了，没办法生存，他只能潜伏回集团里，偷偷假装上班，偷吃偷喝伺机找董事长说明情况，最后混进年会，在年会上表演。

那版故事是我受一个新闻影响：北京某个互联网大楼卫生检查时，才发现有个流浪汗已经在写字楼里偷偷住了一个月。原来这个人找了个僻静的工具间，白天把门反锁，晚上出来活动，茶水间有吃有喝，他还找到地方洗澡，一直没被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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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完这条新闻很震撼，一方面我们在城市、大企业里生活、工作，系统看似严密一环扣一环，但其中却也有缝隙。当一个人足够聪明和运气好，他完全可以在这个缝隙里生存又不被发现。从另一个角度说，当企业大到一定程度之后，你完全可以假装是它的员工，根本就没人知道。

只不过这条线我始终觉得不满足，它表达的到底是什么？跟这个时代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写到后来，我发觉它和我原本想表达的东西不太一样了。

我内心深处最想表达的是，一群被这种体系磨平棱角和希望的人，如果能坚持住自我，坚持住希望，总有可能重新获得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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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年会不能停！》写了一个蛮有希望的结尾，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吐槽都是在呐喊和求助，真正绝望的人什么话都不会说。当我们面临一个不喜欢的环境，或者身处困境时，大家骂它、喷它、吐槽它，他一定还在内心深处还存在某种希望，希望生活变得更好，希望眼前这个局面能够得到改变。

就像《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它没有许诺任何人，最后会飞黄腾达，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未来到底是不是梦？但是我能发现自己的意义，能让我的生活有希望。我希望观众从电影院出来，他能把身上的压力卸掉一部分，不管有什么困难，我可以笑着、鼓足勇气再去面对未来，保持自己的信心和对未来的希望，每个人能从电影里得到一种力量。

荒诞之中的现实主义

《年会不能停！》中有三个主角，胡建林、马杰克（白客 饰）和潘妮（庄达菲 饰），分别代表了职场里的三种人。

胡建林不懂现在的职场生态，他是过时了的人，但他带有一种热情，一种天真的希望；马杰克是已经熟悉并遵守游戏规则的人，他磨平了棱角，但内心其实还有一点点小火苗；潘妮最年轻，她处在刚进入社会完全不管不顾游戏规则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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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经验是，喜剧中一个人是没法形成冲突的，得有人接住他的包袱。我是天津人，从小就听相声长大，相声里捧哏其实很重要，你只有一个人逗，没有人捧，有时候这包袱它响不了，捧哏真正控制节奏，让观众知道什么时候该笑。

胡建林一定需要搭档。最开始的时候我老是想不明白这几个人的人物关系怎么弄，直到有一天我想到了群口相声《扒马褂》，他们仨的分工其实就是有一个不断惹事的人，一个不断平事的人，还有一个一直在吐槽的人，3个人在喜剧上的作用非常明显，受到这个启发，我们设定了胡建林、马杰克和潘妮的喜剧作用。

我觉得他们三个人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三个时空，代表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状态。刚开始我们每个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带着美好的愿望和希望保持自己的棱角。到中间逐渐成为了马杰克，最后能不能变成胡建林，就看马杰克心中的小火苗到底灭没灭，他有没有保持住自己理想主义的这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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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他们这个小团体，他们竟然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我觉得在职场上也好，或者在生活里也好，其实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有一个小的团体能一起（挺好的）。这些人可能下了班就完全没有关联了，但是在工作中能有这种默契，能有这种互相吐槽的人聚在一起干一个事，其实还挺重要的，对上班的人来讲，也是一个心理上的安慰吧。

确定胡建林和马杰克的演员怎么搭时，我们同时想到了大鹏和白客，而且发现俩人竟然没有合作过。我就用他俩的名字互相来“诱惑”对方，他们都很感兴趣，也很喜欢剧本，给到剧本第二天，就马上反馈了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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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和白客定下来后，我们还在找女主角，想找一个新面孔。刚好当时姚晨的《摇滚狂花》在播，我就看了这个戏，小庄在里面演的特别好，很符合我们电影里要的这个叛逆劲儿。当时她刚好在长沙录一个民谣节目，我们见面聊了一下。我发现她是很本真的一个人，和这个角色挺契合的，都非常直。

拍戏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所有的演员其实来自不同的喜剧流派，表演风格各异，很难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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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口秀演员漫才组合-肉食动物和童漠男（右）

我认为《年会不能停！》是一个结构喜剧，它不是靠段子和喜剧化表演来完成的喜剧。电影所有的笑点在创作时，追求的是以角色身份的错位、角色喜剧目的的错位、信息差的错位来实现的，让观众在这些聪明人办傻事、聪明反被聪明误的错位中被戳到笑点。

所以我跟几个主演说，咱别当我们在做一个喜剧，我们就是在做一个现实主义的电影。这个人物他到底是怎样的，他的行为逻辑到底是什么逻辑，他的喜剧目标到底是什么目标，都是从现实主义出发的，我们所有的表演都在一个现实主义框架里，每个人演真实生活中的自己，演真实生活里的这些人，这样把所有演员都尽量统一在了一起。

大鹏和白客，两个人都在职场上过班。大鹏一直在搜狐，2018年才从搜狐离职；白客在电视台待过，后来在万合天宜，他每天上班打卡。他们和胡建林、马杰克这两个角色双向契合。他们都能够理解和共鸣这两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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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大鹏认识很多年，有的人觉得大鹏是一个很E的人，其实接触下来你会发现他特别I。他很社恐，但他强迫自己在工作的时候达到一种彻底放开的态度，他很努力，会给自己各种挑战和压力。你完全能够相信他演绎的胡建林，相信他是经历了20年的工厂工作，经历了一系列生活的打击，依然执拗的坚持梦想的这样一个人。

白客是一个优秀的演员，他找到了马杰克这个角色坚定的内心基础。电影里，马杰克这个角色是普通人的一个代表，他和我们达成共识，决定不按照喜剧方式刻意去搞笑，而是很现实的一种演法，他在肢体语言、表情上都很克制。

他还增加了很多细腻的眼神，在电影里我们剪辑了很多他的眼神反应。为什么大家能为马杰克笑那么多次，是因为他每一个眼神里代表的东西，不管是鄙夷、疑问、甚至你都能看出他眼神里已经有骂街的东西了，它都是在代表观众的，他是观众的“嘴替”，是观众情绪的直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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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杰克是最能代表普通人，我们其实还拍了他的家人，他手上一直戴着一个戒指，在很多镜头里都很明显。他身上存在一种很多人共同面临的代表性困境，但最后还是把他的家人部分给剪掉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这种困境太具象化了，反而压力的力量会减小，他的普世性反而就被削弱了。

实验的本身更重要

《年会不能停！》虽然不是一部那么工业化的视觉大片，但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挺工业化的尝试。和我的第一部电影《被光抓走的人》相比，《年会不能停！》制作过程更复杂。

前者更多的是向内扒，把自己内心暴露给大家看，是和自己沟通的一个过程，只要自己想明白了很多戏，我就知道该怎么写。《年会不能停！》是一个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电影，从创作初期的采风策划，到后期强烈的视听语言的形式确定，电影内在情绪的提炼，需要沟通各种东西，跟各个部门来对齐颗粒度，需要沟通和决定的事情成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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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在追求一个新东西，包括视听语言和影片节奏。我们过去看的喜剧电影，它一般不会有特别大的镜头量，它会给观众足够的反映时间，一些喜剧化的表演也会拉长一点镜头，给演员充分的表演空间。我们这次刻意追求一个更高速的、信息量更多的创作方式。我觉得现在的观众已经是被短视频影响起来的受众了，看剧都是1.5倍速，你没法改变这个现实，那我为什么不能用比你更快的速度、信息来适应观众，让观众在视听上得到满足。

在写剧本的时候，我们就是想象着这个节奏去写，有大量的蒙太奇段落，有大量的快速短暂的镜头信息，可能银幕上观众只能看到零点几秒、一秒钟，但它是一场戏。对我来说，这个拍摄压力非常大，全片将近2300个镜头，作为一个喜剧电影来说已经非常多了，再加上当时还处在疫情期间，限制很多，每天拍得都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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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人应萝佳也是编剧之一，她很清楚我想要的形式感是什么样的。我们和摄影指导、美术指导，跟各个部门去沟通，还参考了《大空投》，节奏很快。电影里面包含了大量的PPT，信息很直接。比如需要说明庄正直是什么角色、什么身份，我不再编织剧情来讲述他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了，而是直接给你他的档案、他的信息。我觉得现代的观众能够接受信息直给，很多电影和美剧都在用这种方式，其实很符合现代观众的一种观影习惯。

其实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会有担心和压力。前期在剧作阶段，我们已经确立了《年会不能停！》的主基调，后期主要在剪辑过程中，我们挑出来表演最符合主题情绪的镜头，从大量素材里找到每个人最好的那个反应，然后重新组合起来。

所以我们剪辑用了很长时间，《年会不能停！》2023年1月份拍完，直到9月份才定剪，电影原片3个多小时，要想怎么剪到2个小时之内，还能保证叙事清楚、人物准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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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辑老师很大胆，用情绪带动整个故事，有的时候节奏快比画面的信息准确与否更重要，可能从传统剪辑上来讲不会这么做。

有的戏根本不是这场戏的镜头。有一场戏是胡建林站起来说“优化不应该是个好词吗”，所有人惊讶转过头看他。直到调色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镜头根本不是这场戏的。

当时我面临一个选择，要不要这样做？后来我们已经做了观众测试，请各个部门、营销合作和投资方、演员都看过片了，但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个镜头是有差别的，我觉得没关系，就跟着情绪走，跟着整个人物的状态走。就把这个留给观众去发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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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们在片头用了很大的字，很鲜艳的色彩，其实也是一个蛮当代的美学追求。有些包装里我们会用PPT这种形式，就是想尝试一些新东西，因为没有人规定说电影必须得怎么样。也许有的地方是成功的，有些地方是不好的，可能干扰了观众，这些在实验的过程中都有可能发生，但我觉得这个实验本身很重要。

有人问我，为什么我的电影里总有现实的荒诞性。其实这就是一个人对世界的理解，我从小就听相声、看小品长大，最早的创作也写情景喜剧，慢慢地就会发现喜剧的根本就是在揭示这个世界的荒诞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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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是个好东西，我们每个人做事都在遵循某种逻辑，但在现实里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它是违反逻辑的、违反常识的。这些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可能是一个很痛苦的事，但你换一个角度，当你挖掘其中的荒谬性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喜剧。

我觉得看待生活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眼光，去看待生活中发生的那些让人糟心的事，其实挺可笑的。如果能笑出来，整个人生能轻松一点，这是我在创作里想带给观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