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前的「人生之问」，在今天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意涵。提出这个问题的黄晓菊，也已经从青年迈入入暮年。

如果说1980年，20多岁的她认为人生是一条窄路，那么，如今68岁的她，已经用自己的生命证实，人生是一条长路。

文｜罗兰

编辑｜姚璐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一代青年的精神初恋

黄晓菊坐在对面，身形微胖，短发，眉毛纹成90年代的流行式样，笑起来眼角的鱼尾纹荡开。她今年68岁，人有些老了，手里的咖啡却是新上市的口味，爱站在时代前沿的习惯没变。

如果说公开回顾意味着某种特权，那么，黄晓菊无疑拥有这资格。从一名普通工人，到掀起全国性的思想热潮，此后，她的人生之路随时代起伏变迁。她与最杰出的心灵对过话，在最高学术机构管理过图书资料，去刚开放不久的深圳，进入日资企业工作，回北京又干了多年个体户。退了休，她到朋友的影视公司担任策划。公司的年轻人都说，黄晓菊懂得多，思维敏捷，不像这个年龄的人。

年轻人不知道，40多年前，正是这样的特质将黄晓菊推到了时代的中心。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署名「潘晓」的一封信。信中，「潘晓」称自己是个23岁的青年，「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因为从家庭到社会，她「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

「潘晓」讲述自己的经历：在一家小厂当工人，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导致多年不能入团；好友举报自己私下的言论；同情、安慰家庭受到冲击的男友，对方却在政策转变后立即出国，和自己分了手。「我愤怒，我烦躁，我心里堵塞得像要爆炸一样。人生呵，你真正露出了丑恶、狰狞的面目。」她寄托于读书和写作，却愈加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

「潘晓」说，为了寻求人生意义的答案，自己向很多人求教，却没有一个答案令人满意。「有许多人劝我何必冥思苦想，说，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人生、意义这些字眼，不时在我的脑海里翻腾。」

许多人读到了那一期《中国青年》，被「潘晓」这段话击中——

「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肩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1980年5月的《中国青年》杂志，著名的「潘晓来信」图源孔夫子旧书网

一系列社会运动刚过去不久的1980年，气候乍暖还寒。公共言论在狭窄的区间里小心试探边界，像柳枝拂过冰面，感到封冻还未解除便迅速缩回。而潘晓的信，如同一块大石，一下砸出了巨浪。

此前，社会惯于将人生意义与集体、与个体为宏大事业的奉献绑定，人们也习惯用堂皇而空洞的言辞掩盖真实的内心。第一次，有年轻人诚挚地公开袒露对自我意义的追寻，和追寻途中的苦闷、愤激、虚无。

很快，编辑部开始收到读者讨论潘晓来信的信件。那个夏天，被激发的公众思考和情绪像气温一样热烈。共有6万多封信寄往《中国青年》编辑部，参与这场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所有人都在问：潘晓是谁？

「潘晓」的背后就有黄晓菊， 而一切始于《中国青年》发起的主题讨论。

1980年年初，《中国青年》的编辑马丽珍接到编委会的任务：组织开展一场讨论，她将主题确定为人生观。在公共媒介十分稀缺的当时，杂志发起讨论、读者通过以书信为主的渠道参与，是大众表达观点的重要方式。

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马丽珍和另一位编辑马笑冬奔走于北京的机关、学校、工厂调研。与青年们交谈时，她们察觉到普遍弥漫的创痛感和迷茫感。时代站在分叉路口，卷挟其中的人也难以看清未来的方向。

黄晓菊是被工人俱乐部推荐给马笑冬的。她25岁，是北京一家羊毛衫厂的普通工人，业余在工人俱乐部上文学班。黄晓菊外向健谈，马笑冬和她聊了几次，觉得她的经历和表达能力都称得上典型，便邀请她参加正式座谈会。

几十名年轻人聚集在《中国青年》的会议室，诉说各自的处境和郁结。黄晓菊的发言引发了许多人的回响：「在小工厂织补毛衣，干了六七年了，感到苦闷，没出路。我们的前途在哪儿，该怎么想？」编辑们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可贵的范本，她们让黄晓菊将它写下来。

与此同时，马丽珍接触到北京经济学院的一名学生潘祎。刚经历了自杀的潘祎，对社会和人生充满灰暗的理解。他也应邀写下了自己的感受。

两篇文章交到编辑部，黄晓菊的足有8000多字，包括「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识」、「心灵的惆怅」4个部分。马笑冬惊诧于「黄晓菊能有这样好的感悟力」。她执笔做了修改，从经历到主要观点基本都取自黄晓菊的文章，很多地方直接保留了原文。马笑冬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中各取一个字，组成了「潘晓」这个名字。

「潘晓」的反响远远超乎编辑部的预期，不足一个月就收到了两万多封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成为最火热的社会话题。无数读者为公共话语场重现失落已久的诚挚打动：「真实，有时虽然是丑恶的，但它要比那些粉饰和虚伪的东西有力一百倍」；「谢谢敢写的人和允许发表的人。」

40多年后，面对《人物》，黄晓菊回忆起那段日子。那也是她生命中的夏天，热烈，明亮。「我是出于自己的痛苦和愤怒写下的文章，没想到打动了那么多人。」

时代的孤儿

那些痛苦和愤怒是从哪里来的，黄晓菊觉得始于时代造就的孤独童年。

1955年，黄晓菊出生在北京。她的母亲是北京人，生长在大院里。碰上国家号召干部子弟支援边疆，不到20岁的母亲就报了名，去了内蒙古。在遥远的边地，黄晓菊的母亲认识了一位高大英俊的连长。他们结了婚，生育了5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就是黄晓菊。

内蒙古物资匮乏，黄晓菊长到1岁半，患上了软骨病和生理性黄疸。父母商量后，把她送到北京外祖父母家。从此，她一直在外祖父母身边，再也没有和父母一起长久生活过。

那时，黄晓菊的几个舅舅和姨妈都住在家里，最小的姨妈只比黄晓菊大8岁。外祖母本已疲于料理一大家人的日常生活，突然被塞进来的外孙女更加添了她的负担。

逼仄的生活挤压了温情。黄晓菊一直忘不了，外祖母做了好吃的，会悄悄藏起来留给小姨妈。有时她发现了，忍不住自己去吃，外祖母过来一下就把她的筷子掰断。

寒暑假回到内蒙古自己家，黄晓菊也得不到渴盼的亲情。父亲脾气暴躁，母亲的性格「愚钝耿直」，加上常年分离，他们对待大女儿淡漠而严厉。家务干得不够麻利，父亲会斥骂她；过年时，母亲用棉布给黄晓菊做新衣服，更好的绸缎留给了二女儿。

初中毕业，黄晓菊想继续上高中。老师告诉她，她母亲去了学校，说家里生活困难，还有4个孩子要抚养，不让她上高中，让她尽快工作。

黄晓菊的求学生涯结束了，但工作并不容易找。她当时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扶着墙才能勉强行走。母亲来北京带她去医院，医生诊断，再不治疗，关节会变形，造成残疾。母亲当着黄晓菊的面对医生说，我这姑娘有志气，要到您说的那个地步，她自己有办法。

亲情的缺失养成了黄晓菊敏感而独立、强势的个性。直到现在，她都无法原谅母亲切断自己的学业，对自己的病置之不理。那之后几年，母亲在内蒙古病逝，她拒绝回去奔丧。「我没有原谅，没有想通，」她不愿表演悲伤和哀悼。「什么事非要弄明白道理」，否则她过不了自己这关。这样的特质，后来贯穿了黄晓菊的大半生。

18岁左右，黄晓菊和妹妹在内蒙古的家。

黄晓菊的外祖母没有工作，外祖父去世后，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母亲给外祖母的生活费微薄，外祖母明确告诉黄晓菊：家里没有给你吃药的钱。关节症状日益严重，她连止疼片都买不起。听人说有了工作就能享受公费医疗，黄晓菊给街道写了一封求助信，请以前的老师和同学签上名。在街道的帮助下，在家待业一年多的她终于有了一份工作，进入一间羊毛衫厂当工人。

这间黄晓菊在其中度过了最好年华的工厂是一家街道小厂，工人大部分是残疾人。因为腿脚不灵便，黄晓菊分配到一个坐着干活的岗位，负责织补毛衣上的漏洞。

生活和治疗有了保障，离家也不远。后来参加《中国青年》的座谈会，黄晓菊被一些驻扎边疆的士兵、回不了城的知青质疑过，认为她的处境不算苦。那时在北京拥有一份工作，足以令很多同龄人钦羡。然而日复一日地，车间里十几个人，围着一张巨大的桌子。上面堆着山一样的毛衣，永远补不完。枯燥的劳作磨损了年轻的意气，带来另一种无望感。

黄晓菊克服单调的方法是：「手上干着活，心里想着约翰·克里斯朵夫。」她喜欢读文学，看了当时风行地下的《简·爱》、《战争与和平》这些经典，「激动得不行」。她觉得，故事不会是凭空编出来的，「一定有那样的世界，有那样的人」。她想跟那样的人生活在一起，「成为他们，多好。」

1976年，「文革」结束，僵固的社会板块出现松动的迹象。大学校园里，学生们组织起诗社、文学社，新的语言开始挣脱革命宣传语的捆绑。女工黄晓菊经常参观他们的诗画展，碰到同好，站着就聊上了。「大家都挺迷茫的，甚至可以说整个国家接下来都不知道怎么走。」

《中国青年》编辑部找来时，她的不甘、迷茫、孤独已经淤积了很长时间。后来黄晓菊想过，会上那么多人发言，自己不是境遇最苦的，也不是文化水平最高的，为什么是自己戳中了大家。她觉得是因为，自己的追问最迫切而执着。「我自己有期待，想象过未来是什么样的。如果一直在这个厂里，就不会有我的期待了，永远也达不到了。一直修毛衣，人生的路必将是越来越窄。」

讨论的影响力还在继续发酵。6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和编辑们座谈。第8期《中国青年》以《胡乔木关心人生意义的讨论》为题，发表了他的讲话，其中讲到：

「感到苦闷的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讲出来，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空间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青年们伸出了手，难道能够把这手打回去吗？」「如果人们的处境比较暗淡，我们通常就没有权利叫他们非按照快乐的调子唱歌不可。」

8月20日，对黄晓菊的专题报道在《新闻联播》后播放。「潘晓」具化成了实在的人，更多人听到了她的声音。

潘祎（左）和黄晓菊图源网络

到哪里都是麻烦

那一年天气转凉时，来自上方的声音认为讨论激发了年轻人自私自我的观点，造成了不良影响。《中国青年》写了检讨，一场大讨论戛然而止。

2000年，《中国青年》重新梳理「潘晓」之问始末，时任编辑部主任的彭明榜阅读了存留下的全部资料。20年的时间间隔加上党史博士的专业素养，令彭明榜能够以纵深久远的眼光来评价这场讨论的历史意义：「让人们真正开始去思考人的价值的问题，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事件。」思想解放往往不会一往无前，而是伴随着徘徊、犹疑和反复。「潘晓」讨论是其中一个未能完满的例子。

一锅沸腾的水被强制冷却，点燃火堆的种子却无法回到先前的位置。在羊毛衫厂，黄晓菊本就被视为异类。她敢想敢说，爱开玩笑。电影《佐罗》风靡时，大家都喜欢英俊的扮演者阿兰·德龙，黄晓菊在车间和同事们逗趣，说如果今天下午3点，去这边能见到阿兰·德龙，去另一边能见到领袖，你们去哪边？这样的话在当时仍显得出格。

「黄晓菊对我的触动是潜移默化的。」羊毛衫厂的老同事唐权回忆。刚进厂那会儿，唐权曾和黄晓菊围着一张大桌干过两周活，对这个爱聊文学的女青年印象深刻。大讨论时，和黄晓菊同龄的唐权「也开始思考人生了」。他仔细读了「潘晓」的信，钦佩黄晓菊「在逆境里有那么深的思想」。

图源豆瓣

这颗不安分的种子埋进唐权心里，逐渐生出清晰的枝叶。到了80年代中期，已经当上科长的唐权省视自己的经历：从幼儿园到中学都上父母所在的铁路系统办的学校，成年后政府分配工作，每月拿固定工资。能预见的是，他还将如此生活几十年，直到去世，追悼会也得由单位工会组织。他不想这样生活一辈子。

因「潘晓」出名后，常有读者来工厂找黄晓菊，对她倾诉自己的苦闷，北大学生也约她一起爬山。工厂更觉得她是个不安定因素，要求「始作俑者」的《中国青年》将她调离。几方拉锯下，黄晓菊离开羊毛衫厂，调动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下属的印刷厂工作。

无论是在旁人还是在黄晓菊自己眼中，这都算得上一个小小的跨越。旁人看到她进入了听上去更体面的单位，她则憧憬着「可以去跟人聊精神的话题」。那是她的精神苦痛最初被人看到的地方。

她工作的地方在《中国青年》大院外一侧，与门卫室相对。五六个同事里有一个接近退休，其他都是十八九岁的小年轻。后来黄晓菊知道，他们基本都是机关工作人员的家属，被安置在这里，作为找到更好出路前的过渡。黄晓菊和他们一起，负责打包出版社寄给采购者的书。

「开始不知道是那样设计的，以为能和他们融为一体。」隔了一道大门，黄晓菊向往的精神园地显得那样遥不可及。

打包书籍的工作并不比织补毛衣省力。除了能接触到书籍给黄晓菊少许满足感外，只有当里面的人偶尔过来翻翻书，她才能从他们的交谈里捕捉到自己感兴趣的只鳞片爪。

「当时觉得他们应该特别好，对年轻人应该特别热情。愿意听年轻人的心声，把年轻人的事当事。」回忆当时，黄晓菊说自己「有一股特别傻的理想主义」。事实上，机关里的人们忙于应付工作，没有人来找身边的青年，找她聊一聊。「根本没人真正关心年轻人有什么痛苦。」

有年轻同事和黄晓菊慢慢熟络起来。对方喜欢她的不拘一格，悄悄告诉她，家长叮嘱过自己，让她和黄晓菊保持距离。「你是一个思想会出轨的人，会影响到他们的孩子，或者又要给单位找麻烦。」

她的确影响着或远或近的人。黄晓菊离开羊毛衫厂几年后，唐权交了辞职报告，试图摆脱一眼看到尽头的命运。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创业，风光过，也经历过波折，总归「自己给自己创造了另一种生活」。「后来有时晚上总结自己的人生，意识到是受了黄晓菊文章的影响。」

人有权弄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

和唐权一样，这一次，「麻烦」选择了主动离开。黄晓菊告别印刷厂，考入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担任资料员。

起初，她对这份工作很满意。资料员负责管理阅览室，把各类杂志整理好，放到书架上的固定位置，以及帮研究人员复印需要的资料。工作量不大，又是在最高等级的科研机构。「就想在那个氛围里，全都是知识分子。」

那时走进阅览室的民族所研究人员们，大概想不到这个资料员渴盼着和他们交谈。

「我觉得不管搞民族学、哲学，任何研究都得和基础的人的道理有关。万一我能跟他们谁聊会天呢，谈谈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经历了思想风波和现实起落，这个问题仍然缠绕着黄晓菊：「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权利弄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她尤其想知道，除了上大学、凭借学历得到好工作这样的主流阶梯，像自己这样的人，是不是也能活得超越生存的本能，怎样的路能够通向那个向往的世界。

周旭芳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专业，当时刚分配到民族研究所工作不久。她爱阅读，出入单位总是背着一袋书。黄晓菊喜欢爱读书的人，就主动找她攀谈。周旭芳很快发现，黄晓菊性情率直，「不会有虚言，说的都是真心话」。工作之外，两个人成了时常来往的朋友。

特别令周旭芳欣赏的，是黄晓菊「说话非常深刻，能抓住要害」。周旭芳有时工作上碰到不如意，对黄晓菊诉苦，黄晓菊说：「不要被愚蠢绑架」，劝她不要自我消耗。

机关的官僚气息不久就被黄晓菊察觉到。她每天守在阅览室，常有研究人员来。听他们的交谈，大多在聊写什么论文更容易发表，怎样能尽快评上职称。翻学术杂志，很多文章是「在某种思想指导下，从这本书抄到那本书」。黄晓菊觉得「特别僵死，就翻书本」。

为阅览室订阅新一年的杂志时，黄晓菊改变了过去只订学术期刊的做法，加上了《世界博览》、《世界电影》这样的通识类杂志。她希望研究人员们能「有点人味」：「有了人味以后，对职业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她没想到，后来这成了自己的「罪状」之一。

「黄晓菊是很敏锐的。她怀抱着强烈的求知欲，想骗她很难。」对机构内的风气，周旭芳在后来的漫长职业生涯中有了更深刻的体认。最终她放弃了去争取更高的职称，主动边缘化。回想当时，她很钦佩黄晓菊近乎本能的洞察力。

订杂志这样微渺的努力没有什么效果。黄晓菊只能私下跟周旭芳说，觉得这里的人不研究真问题。「为了评个职称抄点东西，没有人真的关心人，关心社会……自己能想出一个道理，这一生才是真的有价值。」

她再度失望了。心中至高的思想殿堂里遍布无物之阵，难以找到她看重的独立精神。

许多被她影响的人逐渐找到方向。「潘晓来信」刚刚发表时，有一名31岁的木工周晓东给《中国青年》写信，回应「潘晓」的问题，表示「要以血肉来拥抱世界」。这封信发表后，他收到的读者来信就有1000多封，他也因「潘晓」讨论而出名。后来，周晓东变换了事业轨道。他不再干木工，回到家乡诸暨，带着乡邻们做起了养殖业，养长毛兔，「想探索一下农村有没有脱贫致富的道路可以走」。

周围的人大多不理解，已经带了四五个徒弟，收入相当可观的周晓东，为什么放弃积累，回乡从头搞养殖。周晓东自己却很坚定：「不甘心做个小手工艺。」他想做实业，带大家致富，回馈社会。「事实上我不是在养长毛兔，而是在寻找一条新的道路。」

而依然彷徨的黄晓菊转向研究所外寻索同道。民族研究所在中央民族大学内，离北大不远。干完工作，她经常骑车去北大听讲座。80年代中期，文化氛围空前浓郁，年轻人热衷谈论诗歌和哲学。朋友们也经常关上房门，一起看搜罗来的西方电影的录像带。「大家都兴兴头头的，虽然看不清前路，但深一脚浅一脚地都在往前走。」

一次，黄晓菊邀请周旭芳去参加朋友聚会，看电影。原定的影片因故没能播放，临时换了一部题材更大胆的片子。看到两性裸露的画面出现，未婚的周旭芳吓得「啊」地叫了出来，捂住脸就往外跑。她骑上车狂奔，想逃离那可怕的场景。黄晓菊和朋友们担心她有危险，立即骑车追上去。从白石桥到魏公村，白杨树的林荫下，十几个青年蹬得飞快的车轮，像要把旧时代远远甩在身后。

终于追上了周旭芳，黄晓菊安抚住她，陪她回到自己宿舍。等她平静下来，黄晓菊很严肃地看着她，说：周旭芳，我要跟你认真谈一谈。接下来她的一句话，让周旭芳愣住了。

「性是一种语言。」40年后，周旭芳还清晰地记得当时黄晓菊平静地吐出的这句话。在禁欲时代长大，那时她甚至还没有「性」的意识，更没有听过这样的观点。

那天，黄晓菊跟周旭芳说了很多。周旭芳几乎没有说话，一直听着她说。一些话周旭芳当时难以完全理解或接受，但后来「余音袅袅」，持续震荡。「她的意识、理念是在大多数人前面的。她能把遮羞布给扔了，直面问题。」周旭芳感到，面对黄晓菊，自己也不应当伪饰，用社交礼貌代替诚实的交流。这奠定了她们几十年交往的底色。

研究所里像周旭芳一样欣赏、认同黄晓菊的人不多。对这个不驯服的员工，领导尤其不满。有时为了迎接上级检查，领导带着大家把家具搬来搬去，黄晓菊当面质疑：有必要吗？为什么要做这么多表面工作？之后有同事举报她偶尔偷偷离开岗位出去听讲座，更加剧了领导对她的恶感。

她靠一股倔强的劲头和自我判断支撑着：「当时年轻有力量，就觉得自己没错。」

年轻时的黄晓菊

寄托有时意味着断送

黄晓菊遇到过令自己心折的人。

年轻人们呼啸往来的那时，一说去谁家，一大群人骑上自行车就走，很快就都相熟起来。一次，朋友介绍黄晓菊认识了一个有些特别的人，坐在轮椅上的史铁生。

此时的史铁生已经发表了一些作品，但还没有写出成名作《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还不是后来那个人尽皆知的著名作家。然而相处一段时间后，黄晓菊被他的自信、坚定、幽默打动了。她觉得史铁生比自己认识的所有男性都强大：「被束缚在那样一副身躯里，还能保持平和、镇定，还有健全的生命力和自我承载。」「对于自己想干什么，他在每一个时刻内心都很笃定。」而这正是风风火火的她缺少的。

感情在自己未曾察觉的地方生长。一个夏日午后，黄晓菊在史铁生家闲聊。史铁生顺口说，要是能吃到一根糖葫芦就好了。那时糖葫芦通常只在冬天有卖，夏天极少见。分别后，黄晓菊骑自行车回家。从史铁生居住的地坛附近到她家，路程超过10公里。快到家时，她看到路边竟然有卖糖葫芦的。她想起史铁生的话，立即买了两根，掉头往回骑。

天气热，等黄晓菊再次到史铁生家门口时，糖浆已经有些化了，原本颗颗分明的山楂在黏稠的糖衣里融成一团。捧着两根糖葫芦，黄晓菊在门外停住了。或许是担心这举动太唐突，或许是被自己的热情惊吓，她迟迟不敢伸手敲门。直到史铁生的妹妹出来打水，才把局促的她带进去。

有时，黄晓菊会推着史铁生出去走走。轮椅碾过林荫下的落叶，她想，别人一定觉得这个女孩很奇怪，怎么和一个残疾人在一起。「但我特别骄傲，（心想）我和你们都不一样，我是世界上最与众不同，最高尚的。」

史铁生察觉出这个年轻女孩热切的倾慕，或许还包括些许的盲目与自我感动。一次闲谈，他对黄晓菊说，爱情这个词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大，它是具体的，比如两个人能不能好好商量是买茄子还是黄瓜。敏感的黄晓菊听出了其中委婉的拒绝意味。渐渐地，这对友人的往来终止了。

几年后，史铁生在自己最著名的作品《我与地坛》里写道：「怎样活的问题，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关于怎样活，他们不止一次讨论过。史铁生最终以丰沛、豁达、纯净的一生，呈现出近乎完美的答案，而黄晓菊将在漫长的未来里持续思考。

青年史铁生图源微博@史铁生研究会

她恋爱了。1984年，黄晓菊发现自己怀孕了。因为想要生下孩子，她和男朋友结了婚。「我想给自己生一个有血缘的亲人，」她希望藉此填补自己血缘亲情的缺失。

丈夫桑是学化工的大学毕业生，被「潘晓」吸引来的众多朋友中的一个。他不多话，刚开始黄晓菊并没有特别注意到他。每次聚会，酒喝完了，大家的兴头却还没有散尽的时候，桑总是默默起身，掏出身上最后的钱再去买一瓶。两人熟悉后，黄晓菊得知，桑的父母是外交官，一直派驻国外，他是被保姆照顾长大的。缺少温情的桑，总想留住聚会和陪伴。

「同病相怜，」黄晓菊解释自己和桑走到一起的原因。桑个性温吞，会在一些细致处付出体贴。小时候他的姐姐哭着不愿去幼儿园，他在路边摘一朵野花送给姐姐安慰她；黄晓菊偶尔在聚会上喝醉，桑背她回家，她吐了他一背，桑也不介意。北方的寒夜，两个人都渴望在新建的亲密关系里得到温暖。

匆促进入婚姻，加上孩子的出生，黄晓菊很快被琐细繁重的日常包围。桑的软弱显露出来。他觉得在化工厂两班倒太辛苦，不再去上班，也不愿多承担家务。他的快乐，仍然在自由地去跳舞、和朋友聚会里。

一次，黄晓菊发现孩子的澡盆小了，让桑去买个大些的澡盆。桑出去后整晚没有回来。第二天早上他才回到家，澡盆没买，钱却花光了。一问，他去找朋友喝了一夜的酒。黄晓菊气得大喊大叫，桑则一直不说话。「他不解释，我就越说越急。」这样的龃龉时常发生，愤怒的女人和沉默的男人对峙，都感到自己陷入了泥沼。

现在回顾，黄晓菊觉得，性格强势的自己在婚姻中包揽了太多：「我没有把两个人放在平等的状态里，去过一个共同的生活。」

争吵无休无止。桑觉得自己被欺骗了：你不是潘晓吗，不是追求精神吗，怎么也为家务事天天唠叨，和那些俗气的女人没有两样。到后来，除了厌倦，桑还感到一种更深的悲哀：「把你变成我妻子，让我最彻底地失去了你。」

今年春天，我们在黄晓菊公司的小影厅看《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屏幕上，匮乏的松子把情感寄托在一个又一个人身上：父亲、朋友、恋人，想得到接纳与肯定，结果屡次破灭。黄晓菊突然说：「我一直记得雨果的一句话『寄托有时意味着断送』。」这像是对她自己婚姻的总结。她和桑寄托于对方的情感和精神理想，最终都归于幻灭。

孩子3岁，黄晓菊的婚姻走到尽头。几乎同时，她与领导的矛盾激化，被研究所停聘。她不愿低头顺服，选择放弃这份稳定体面的工作。周旭芳理解好友的决定，即使在研究所干下去能分到房子，退休待遇也更好，她也认为黄晓菊拒绝虚与委蛇是正确的：「如果那些外在的东西要用极大的代价去换取，回过头来会觉得虚度一生，因为你是一个假人。」而黄晓菊在她眼中是个知行合一的「真人」。

工作没有了，还得抚养孩子。那段时间，黄晓菊经常半夜突然醒来，忧心以后的生计。最终，她决定去南方，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

一起谈论文学、看电影的朋友们也都四下散去。商品经济浪潮袭来，那个闪闪发光的年代像那些夜晚的酒局一样，走到了杯盏狼藉的尽头。

图源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到南方去

衣服永远晒不干，是南方给黄晓菊的第一印象。

她应聘到海南一家报社，名义上是记者，实际负责给企业写广告文。报社给了一本电话簿，黄晓菊挨个打给上面的公司。对方有意向，再上门商谈。

这份工作和黄晓菊原先期待的文化气息相去甚远。大部分时候，她和各类业务员一起坐在某家公司的等候区，等待被叫进老板的办公室，赔着笑脸说明来意，承受对方的敷衍或拒绝。

有一家公司，黄晓菊连跑了4趟，对方老板始终不给明确答复。每次交谈中间，都有其他人来找这位老板。老板便将黄晓菊撇在一边，和别人聊上许久。最后一次，黄晓菊终于忍不住问，我都来了4次了，这广告能做吗？老板轻描淡写地说，你就是来8次也没用。

黄晓菊难以接受这种近乎折辱的戏弄。即便写的是广告，文字在她眼中也有尊严感。况且海口的气候太潮湿，对她的关节不利。身心双重负担下，不到一年，黄晓菊放弃了这份工作。回北京短暂停留后，她又去了深圳。

她身边的同龄人里，去过南方的不多。虽然深圳、下海是当时的热词，黄晓菊认识的大多数北京人还是不愿放弃首都的光环，宁可按部就班熬年头，换取体制的保障。

到了深圳，黄晓菊发现这里的竞争远比海南激烈。没有学历、不会电脑的自己，根本找不到向往的白领工作。身上剩下的钱已经不够买一张返程票时，她终于抓住了一个当保姆的机会。

聘用黄晓菊的是一家日资企业，她负责每天给总经理夫妇和几位高管做两餐饭，打扫卫生，其他时间陪伴老板的太太。面试时，总经理觉得黄晓菊看上去不太柔顺，怕她做不好保姆，最后，总经理太太索荣花做主留下了她。

第一天上工，黄晓菊犯了难。她不会做饭，应聘时撒了谎。索荣花看在眼里，过去轻声对她说，我来教你。她一项项给黄晓菊示范，怎样使用烤面包机，鸡蛋怎样煎到每个人要求的熟度。带她上街买菜，告诉她鱼虾要买鲜活的，即使刚死去，也不能买。

两个女人一点点熟悉起来。白天其他人都去上班，两层楼的别墅里只有她们彼此陪伴。黄晓菊好奇地问索荣花，你知道我不会做家务，当初为什么留下我？索荣花说，你有孩子，孩子不能挨饿。

索荣花是韩国人，基本不会说汉语，但连比划带猜地，她们的话题渐渐从家务延伸到彼此的生活。黄晓菊得知，索荣花出身贫寒，原本在韩国一家工厂做工。总经理被派驻到这家工厂，喜欢上了这个年轻的女工。他给索荣花家盖了房子，资助她弟弟上学。索荣花便做了他的伴侣，后来又陪他来到中国。总经理大她20多岁，没有和她正式结婚。

或许是过往经历的缘故，不到30岁的索荣花有一份难得的勤劳与平和。虽然有黄晓菊操持，不少家务她也亲自动手。最细致的是擦地板。总经理是日本人，对清洁要求极高。黄晓菊一直忘不了索荣花擦地时的专注。她跪下来，弓下腰，一丝不苟地注视着手下那一小片地板，用毛巾逐寸擦干净尘渍。黄晓菊跟在她身后，她并不提要求，只对黄晓菊说，我们是这样擦地的。

织补毛衣时神思总是飞走的黄晓菊，从索荣花身上「看到脚踏实地做一件事的样子。你再有思想也好，擦地得跪下来擦」。黄晓菊坦承自己做不到，跪着难受，旁边没人看着，她就赶紧起来。「索荣花的那份笃定，比我成天惶惶强。」

索荣花对伴侣尊重而体贴。有时黄晓菊和她在房里聊天，到了总经理快回来的时候，索荣花总是走到门口迎接伴侣。夕阳下，她专注地盯着伴侣回来的路，黄晓菊看着她端正站立的背影。她曾认为索荣花是迫于生活和总经理在一起，直到多次看到索荣花的守候，看到她为了把鸡蛋煎出伴侣爱吃的火候反复练习，她才意识到她的情意。「我说你真的爱他。」

这段关系让黄晓菊看到了情感的复杂性，又或者，她被索荣花身上自己所缺少的平静深深打动。多年后，黄晓菊知道了女性主义，知道索荣花和伴侣的关系放在当下可能引起的道德争议，但在她看来，那仍然是她「心里最美好的一个爱情故事」。尤其当她知道后来索荣花一直陪伴、照顾伴侣，到对方去世。「我再回想她的爱，那份爱就更有力。她相信爱，那就是爱，不用你第三方去看有没有女权，可不可笑，你管人家有没有女权」，「在这份爱里，你自己是幸福的，是全然的，就可以了。我觉得索荣花是一个好榜样。」

在异乡和异国，她们成了好朋友。语言不通，两个人却奇异地彼此了解。和雇主相处舒心，收入也高，南方向黄晓菊露出了善意的面目。

但好景不长。日本总经理在内部竞争中落败，被公司解聘，几个和他及索荣花亲近的工作人员也辞了职。新任总经理挽留黄晓菊继续工作，承诺给她加薪。黄晓菊感到，接受新经理的邀约是背叛索荣花，但孩子要抚养，她需要钱。她留了下来，怀着对索荣花的愧意。索荣花随伴侣回了日本，她们此后没有再联系过。

「她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暌违多年，索荣花留给黄晓菊的印记仍然深刻。和她的总是不甘心、不安定相反，索荣花像一潭深水一样全然接受了命运，并且因为毫无保留的接纳与付出，而在其中得到了某种幸福。「她那种状态一定得附着在甭管是对是错的一个信念上才能有，我也想要那样。」

离开前，索荣花专门去黄晓菊的房间找她。黄晓菊刚洗了头，索荣花看到她滴水的发梢，说，你坐下。她站到黄晓菊身后，拿吹风机给她吹头发。以前，她们经常给对方吹头发。房间里只有风从机器里吹出的单调的声响，索荣花一直没有说话。黄晓菊哭了。

1991年1月27日，在深圳「林锦盒日本公司」。右二是黄晓菊的贵人索荣花。

38号又去看电影了

在深圳工作，黄晓菊最牵挂的是儿子。

儿子刚出生时，夫妻俩给他取名字。黄晓菊想叫他「野行」，寓意行走在田野里，天宽地阔。桑不太喜欢田野，黄晓菊想了想说，那就改成「也行」，可以理解成「你行我也行」，不落人后，也有都行、随遇而安的意思。孩子就得名「桑也行」。

去了南方，黄晓菊把儿子寄养在自己的姨妈和舅舅家。身边没有至亲，年幼的桑也行过得小心翼翼。一次通电话，当时住在舅姥爷家的桑也行对她说，妈妈，舅姥爷要过生日了，你赶紧给舅姥爷买蛋糕。黄晓菊觉得心酸，儿子还那么小，已经懂得讨好别人了。

孩子长大一些，黄晓菊听他的姑姑说，每次大家庭聚会，看到别的孩子都有父母带着，桑也行就躲到阳台上。黄晓菊感到，应该回到孩子身边。索荣花离开后，她在那家日资企业里也不太愉快。几年南方生涯，黄晓菊没有成为那时众多致富传奇中的一个，但她记住了那片不问来处的土地。

1994年，北京复兴门的「百盛」商场开业，回到家乡的黄晓菊在里面租下店面，启动了自己的服装生意。这是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百货，有意无意间，她似乎总是踩在时代的浪尖上。

早晨5点起来，骑自行车去10公里外的木樨园服装批发市场进货。挑自己觉得漂亮的新款式，每件拿上一两件，先试行情。装满两个大包绑到自行车后座上，再骑回店里。有时熟客打电话来问某个款式，哪怕只要一件，黄晓菊也赶紧骑车去补货。

生意规模扩大了，黄晓菊开始去广州进货。拿回样板后，在附近农村找会织毛衣的女性，付给加工费，让她们照着样子织。有时她自己设计，十几岁时没钱买衣服，她自己买布做过裙子，对缝纫不陌生。

周旭芳去过黄晓菊的服装店，见到她自己设计的毛衣：一半黑色一半白色，中间用链子穿起来，款式很别致。「她的鉴赏力很高。」和她具备的其他才能一样，「没有任何人教她，都靠自己悟出来。」

1983年，黄晓菊穿着自己设计的第一条连衣裙。

拣选美丽的衣服、逐渐扩张生意给黄晓菊带来成就感，收入也足以支撑生活。但不时地，她会感到烦躁。周围充斥着讨价还价的声响，每天和人交谈的内容不外乎进价、折扣和尺寸面料。「潘晓」的精神寻索，在服装店里没有存身的空间。

无法忍受的时候，黄晓菊关上店铺，骑车去星巴克。当时星巴克刚进入中国，去那里消费20多元一杯的咖啡，代表着高级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享受。不开门会损失生意，「但需要那一会儿」。她解释那种对逃离平庸日常的向往：「坐到咖啡馆里我就有一种心态。」

有段时间，黄晓菊在西单女人街开店，摊位是38号。碰上中国电影博物馆展播经典电影，她就锁上门去看。后来，周围的摊主们一看她不在，都知道：38号又去看电影了。艺术演出她也喜欢，从她那里，周旭芳知道了杨丽萍和金星。

生意最红火的阶段，黄晓菊开了5家店铺。她想创立自己的品牌，高薪聘请了服装设计师。但超前的设计理念和服装店面向大众的定位之间难以衔接，最终没有成功。她放弃了把生意作为人生事业的念头：「没想终生干，把孩子养大就赶快结束」，「我不能就扎在这里头了」。

「还是有那种不甘心」，她说。尽管社会气候早已变迁，商品经济发展下，现实主义价值观占据了主流，黄晓菊仍然没有放弃心里的念想。身边的人因为物欲过盛感到空虚时，她跟他们说，精神向往「是你种的一盆花，一辈子都没开花没结果，可你别把花盆砸了。在你生命中的某一个时刻，那花可能会起决定性的作用」。

日渐长大的桑也行最被母亲期待拥有自己的「花」。周旭芳被外派到福特基金会，黄晓菊带桑也行去她的工作地参观。她希望儿子上大学，去她一直向往的，能求知的美好地方。

「或者像韩寒那样，有自己的专长。」总之，在母亲的期许里，桑也行应该读很多书，做创造性的工作，像她一直渴望的那样。

90年代初，黄晓菊和父亲在北京南礼士路她开的服装店里。

能爱到一起，不能活到一起

母亲和很多人不一样，桑也行从小就知道。小时候，他经常见到母亲的朋友来家里，和她谈思想，谈艺术，艺术家甘少诚还接他到自己家住过。他11岁那年，甘少诚去世，桑也行随母亲参加追悼会，在宾客簿上看到了众多名流的签字。

但母子间并不亲密。对黄晓菊，桑也行有着一个个体对另一个的欣赏，却少有孩子对母亲的依恋。「她不是一个传统式的母亲，会嘘寒问暖的那种。她很刚硬。」在38岁的桑也行看来，自己的前半生，一直缺少来自母亲的温情与肯定。

黄晓菊对待孩子的严厉和强硬，从桑也行童年时就定下了基调。在深圳工作时，有一年过年放假回到北京，黄晓菊去幼儿园接孩子。老师跟她说，你这孩子有毛病，总在地上捡小石头，塞到自己的鞋里。黄晓菊问孩子，为什么捡石头，孩子回答：觉得小石头特别可怜。

她一下就明白了，孩子是自己感到孤独，才想给小石头一个窝。但假期太短，没有工夫修复孩子的感情，老师还在一边等着她表明态度，黄晓菊只能严厉地制止孩子：「你再有这个行为，我一辈子不回来，让你永远见不着。」

「当时觉得解决问题了，实际上是把他的心理创伤压下去了，愤怒永远在那儿。」孩子成年后，黄晓菊意识到自己当年的不当。

黄晓菊和年幼的儿子。

回北京做生意后，黄晓菊开始自己照顾孩子。当时有些论调认为，单亲家庭的孩子心理容易出问题。好强的黄晓菊不相信，也隐隐担心家里缺少男性，「特别害怕把儿子养成一个女性化的男孩」，便对孩子格外严厉。「对他板着脸，觉得就不能跟你弄得腻腻歪歪。」

桑也行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训斥自己。母亲回家时作业还没做完，老师说他在学校表现不够好，都可能成为她爆发的理由。最伤害他的，是母亲会因为一点小过失彻底否定自己整个人。黄晓菊也承认，自己一发脾气就「特别激烈」。

桑也行长大一些后，单方面的训斥开始变成双方的争执，「说不上10句话就能吵起来」。上中学时，桑也行去参加同学的生日会。兴奋的他买了一罐一次性染发剂，把头发染成蓝色。正要出门时被黄晓菊拦了下来，不准他染发。两人相持许久，黄晓菊很坚决：「今天要是顶着这个头发，你就别想出院子门。」桑也行最终屈从了，洗掉了发色。

从那时起，桑也行不时离家出走。和母亲吵了架，就去同学那里住。第一次出走时母亲到处找他，后来知道他不会乱跑，也就不找了。他在外面住几天，带着冷却下来的情绪回家，再进入下一个母子对立的循环。

和桑也行要好的同学到家里做过客，聊天时被黄晓菊超出一般家长的思想深度和观念吸引，对桑也行称赞，黄阿姨真是太棒了。桑也行无奈：我妈看着思想挺开放、挺超前的，其实不是那样。他不理解，母亲明明有很强的感受和思考能力，为什么不能平和、温柔一些地对待自己？

「那时我是理直气壮的。我觉得哪个母亲没问题，难道人要十全十美才可以生孩子吗？」黄晓菊回忆自己当年的心理。她觉得儿子的生活环境已经比自己小时候强得多：「能把你养大，让你上学，你就不应该有问题。」

后来黄晓菊知道，自己这些想法是偏颇的。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只是隐隐感到儿子不愿意学习，「他心里头已经不稳定，不舒服了。」

桑也行没有如母亲所愿考上大学。他学了西餐厨师，在酒店工作过，之后自己开过餐厅。结婚后妻子赴国外留学，他去陪读了两年，打工承担两个人的开销。回国后，夫妻俩在怀柔开了一间民宿。庭院里种了许多花木，挂着秋千架，桑也行养了多年的金毛犬森森喜欢趴在那里晒太阳。

黄晓菊在儿子的民宿院子里。

森森是桑也行寄托了许多柔情的伙伴。「有时我妈又伤我了，我会想着我爷爷，我的狗，我父亲，或者我一哥们，都可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精神支撑，我就完了。」其实父亲也没有给过他太多实质上的关心，「但在受伤害的时候，我必须得找这么个寄托」。

他们对彼此的期待似乎总是错位。在黄晓菊的店铺打暑期工的大学生小敏听她说过，觉得自己的儿子没上大学，不够出息。周旭芳记得，黄晓菊曾想让儿子出国留学，认为他「没有见过真正优秀的人，不知道读书对一个人有多重要」。

前年，桑也行和妻子出去旅行，把森森放在黄晓菊家托她照顾。到了预定返程的时间，夫妻俩被防疫政策阻挡在外地。黄晓菊担心防疫管理，森森跟自己在市中心会有危险。电话里，她为此对儿子发了脾气。桑也行托朋友接走森森，母子俩的关系一度陷入僵局。

到今天，他们小心地维持着家里的和平。民宿客厅宽大的桌旁，桑也行说，他对自己与母亲的关系已经不抱多高的期待。「别吵架，相安无事就行。」他们多次长谈过，母亲也道过歉，但「没有多少行动上的改变」。「我快40岁，她快70岁了，要她有大的改变肯定特别难受。」能够不时一起吃顿饭，出去走走，桑也行觉得就够了。

黄晓菊却不愿停留在这里。她觉得，母子关系对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生问题」。她想努力修正、转圜。

从婚姻到亲子，包括后来有过但最终没有结果的亲密关系，近年来，黄晓菊时常反思自己的受挫。史铁生当年提醒她，要能承担关系在具体日常中的抵牾、损耗与平庸，似乎恰好预言了她的缺憾，「能和别人爱到一起，不能活到一起」。

然而黄晓菊印象最深的，仍是和儿子「活在一起」时的片段。她记得，桑也行小时候，一次她忙完生意，疲惫地回到家，发现儿子给自己做了一碗炒饭。黄瓜切成圆圆的一片片沿碗边摆了一圈，格外好看。为了这碗饭，她想在寻常人早已僵固的暮年，尝试变得柔软些。

哪里能让我不惶惶

这些年，当年那场讨论里相识的几个老友偶尔还会聚一聚，上一次做东的是周晓东。他后来成为了一家电容器制造厂的厂长，厂子曾入选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我这一生很自豪，过得很充实。」在周晓东看来，黄晓菊一直没怎么变，仍然「真实、聪明」。

去年，黄晓菊开始在网上学习心理学课程，还参加了佛学小组。每周一两次，她到影视公司的播放厅看电影。她喜欢「探讨人性」的片子，觉得「高级、有思想」。

信息丰富的时代，她像一朵海葵，伸展每一只触角吸取精神资源，想弄清楚想了大半生的意义问题，以及自己为什么走了这样的路。「只有感觉不管用，得知道是个什么道理。」接近70岁了，她还想把「道理」探究得再明白些。

这让她像年轻时一样受到某些排斥。在佛学小组，其他人热衷于念经、磕头，黄晓菊总爱提问。组里组织买鱼放生，她疑惑，上游放了生下游又捕捞，有什么实际意义吗？为什么说多念六字真言就能开悟？问得多了，组里有人觉得她「造业」，不够虔敬。

「我没有挑衅任何人。我真是想不明白，太难受了。」她难以接受未经思辨、被硬塞过来的观点。

生活中，她也不肯随大流。去年疫情期间，不封控时老朋友们也叮嘱她尽量不要外出，以防被感染。但只要能出门，黄晓菊总是保持正常节奏，出去买菜、喝咖啡、看电影。「本来我们就很无奈，被疫情伤害了，自己再伤害自己，吓唬自己，多不值。」「只要有一点自由，我绝不被限制住。」

周旭芳称许好友保持了几十年的独立和锐气：「我老跟黄晓菊说，你觉得我们高学历的人很厉害是吧？我告诉你，我在大学同班同学里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像跟你这样交流的对象。」她觉得，很多人大学毕业后心智就不再成长，而黄晓菊「始终保持着求知欲」。

只有黄晓菊自己知道，最近两年，她不再满足于求知。进入影视公司8年，看了上千部电影，创造的渴望越来越热切。她想从头参与一部电影的创作，最好是自己喜欢的题材。

她去过泰国采风，也跟公司安排的年轻编剧讲过自己的经历，最后都没有形成完整的故事大纲。偶尔想自己动笔，思想和感受像一颗颗散落的珠子，找不到线把它们串起来，很快又放弃了。

创作梦悬在那里，不远不近。有时黄晓菊反思，觉得自己不够沉潜：「镇不住自己这颗心。给自己安排得生活特别丰富，不摆烂，好像就有意义，实际上是静不下来。」有时又觉得，「这段生活虽然没有挣到钱，也没有证明自己，但觉得挺满足的。」

或许，电影也好，文学也好，都只是桥梁。她真正想探究的，始终是生活本身。

5月的一个早晨，我们在京郊八大处的一处古刹见面。这是佛学小组的活动。参观过佛寺，黄晓菊按照老师的要求，绕着一座塔转圈。她说，参加这样的聚会，是为了试试能不能在其中得到某种安放，否则就惶惶不可终日。「哪里能让我不惶惶我就去哪里，哪怕能让我不惶惶一天都行。」

我问她，究竟是什么令她惶惶。

「精神和情感没有归属感。」她说。「这一生到底要往哪里去，人生的终极道理究竟是什么，」不明白这个，她「死都不认」。

1980年，黄晓菊在写给《中国青年》的信里说：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

她一直没有松出那口气，不论在哪里，做什么。几年前儿子的民宿开业，她和周旭芳一起去祝贺。她们到附近山里散步，见到一条名叫「宽溪」的溪流。黄晓菊想起自己那句触动过很多人的话，她像朗诵一样，带着笑对着溪水大声说：「人生的路啊，是不是越走越窄。」

40年后，问题仍然没有远去。除了面对，别无他法。

40年前，黄晓菊在工厂织补毛衣，脑子里总想着约翰·克里斯朵夫。以后她才会明白，人生的前路已经写在了这部小说的结尾——

克里斯朵夫扛着一个娇弱而沉重的孩子，在逆流中走了整整一夜，终于渡过了河。「天又黎明，看不见的太阳在金色的天空升起。快要倒下来的克里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于是他对孩子说：『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

「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图源电影《无问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