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在流行的说法，《不虚此行》是一部关于「i人」（内向者）的电影；它的导演刘伽茵，也是一个典型的i人。她以电影为职业，但更喜欢在家里看片。她也很少发朋友圈，生活里当然会发生有意思的事，但的确少有公开分享。她在北京电影学院教创作，十几年没有拍自己的作品，也是有一些故事的，但那些故事属于自己，她更愿意让它们「私有」。

不过，这一次，她用《不虚此行》讲述了一个关于倾听与表达的故事。

刘伽茵今年42岁，其实她的电影才华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展现。2005年，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读研究生时，她用一台DV机拍摄了长片处女作《牛皮》，以极富实验性的镜头展示了她与父母的家庭生活。电影获得包括柏林国际电影节在内多个国际电影节的奖项和关注。在那之后，刘伽茵毕业、留校任教，做着「关于创作」的工作，但那不是创作本身。

她在行业内没有音讯。她的老师曹保平每隔几年就过来提醒她，还是要拍自己的作品。但那时候的刘伽茵，怀揣着被确认过的天赋，还没有下定表达的决心。

直到2015年，一个叫闻善的形象出现在她脑海，一个失意的编剧，以写悼词为生。闻善是那么的普通，但刘伽茵决定把他写下来，让他成为一个故事的主角。这是她「平视生活」的方式。8年后，《不虚此行》诞生了。在今年的上海电影节，这部电影获得了最佳导演和最佳男演员的奖项。但在上映后，它没能冲破文艺电影的票房圈层。刘伽茵导演从一开始就知道，这部电影有它特殊的地方，但她也相信，这部电影有它的观众。

编剧柏邦妮在看完《不虚此行》之后，在豆瓣写了影评，她形容主角闻善，「一个似乎在回避人的人，却这么在乎人。」这句话，似乎也是在形容刘伽茵。

8月29日，我们在北京见到了她。她个子小小的，留短发，带着黑色的圆框眼镜，看得出来，她不喜欢做一个显眼的人。那一次见面，她严谨地选择词句，辨析内涵，以确保意义的精准，但我们似乎没有找到沟通的路径。

我们又约了第二次见面。这一次，她专门在紧密的宣传期腾挪出一整个下午的时间。见面是在她的家里，她放松了许多。事实上，用一种流畅的叙事来包裹自己的故事，对她来说并不难。但她不想做这种流于表面的交流，「因为我真的想回答你的问题，我得负责，我需要这么一个（思考的）过程。」她愿意花足够的时间去完成一场认真的沟通。

这种显著的认真贯穿在她的创作与生活中。在她这里，没有什么能够轻飘飘地过去。在她看来，生活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选择和决定所构成。现在，她已经认真地做好了自己的决定，有一个故事，她想要表达给所有人听。

一个内向者，一个内心极其丰富的内向者，如何找到向外表达的决心？这是刘伽茵导演的故事。

文｜王媛

编辑｜姚璐

图｜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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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不虚此行》故事的最初，我就是想写一个写悼词的人。我的点在于，他在做一份独自一人就能完成的工作。

我对「独自工作」的那些职业，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上高中还是大学的时候，我看到一部纪录片，拍的是一个动物学家在亚马逊的雨林里，画鸟。那个地方的植物都非常高大，他要用一些工具把自己吊上去，固定在那个位置，然后坐在树冠那儿，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地画。这可能是我十几年前看的了，但我到现在还能非常清晰地记得他长什么样子，记得他的嗓音，那一头卷发，穿着浅蓝色的洗旧了的牛仔裤。我觉得我对他的兴趣，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理解这个工作，我理解他选择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

我理解那个事情是他所喜欢的事情，然后他做了「决定」要去做，我理解他的这个决定。我觉得每个人活到一定年纪之后，我们的生活都是由自己的决定塑造的，只不过可能你年轻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决定，或者没有意识到决定对你的人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写《不虚此行》的剧本，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你下决心，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去表达的人。大家很难想象你拍电影获了那么多的奖，但是那么长时间你却不去拍。

我觉得这可能真的跟我性格有关系，在性格里面，我不是一个喜欢表达的人，这个特质和导演编剧的工作之间是非常冲突的，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不行。

那天为了做节目，我测了MBTI（16型人格测试），我的内向指数是71%，他们说你真是不容易（笑）。我真的就是不爱出门，我更喜欢自己在家看电影，我的电脑里就有我工作需要的一切。然后我也喜欢跑步，骑车，也都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

但也不是说我这个人就很怪很闷，我朋友也很多，我也喜欢去三里屯和朋友吃饭。你说我不创作是因为想不出来故事吗？那肯定也不是，在很多年里面我不是没有写故事。但是我不想分享。我有了这个故事，我把它记下来就足够了，没有觉得它就必须变成一个作品。就像我也很少发朋友圈。今年上影节我发了一条，再上一条就已经是……（翻手机）三年前了。我甚至是百度了「怎么发朋友圈」才把今年那条发出来的（笑），我都已经忘了该点哪儿了。

我的父母，之前还常常跟我提起怎么没有创作的事情，后来都不问了。就像别人的生活里父母是催孩子结婚，到后面都不催了一样，在我这儿就是把结婚这件事儿替换为创作。你说难道我没有压力吗？但其实我也没有决定说以后就不再创作了，它只是在漫长的时间里面自然发生了，最后大家把它总结为，刘伽茵很久没有创作了。

但是这一次，我很坚定地去讲闻善的故事。可能确实是一种召唤。我也知道我很害怕回到创作的轨道上。就有点像你知道前面是悬崖，往前走就会掉下去，但是你不知道哪一步会掉下去，你就只能一边恐惧着，一边往前走，去靠近。我甚至会庆幸能把这个剧本写出来，让它彻头彻尾地被分享。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失败过很多次的人，是用这样的方式生活的。闻善是一个被否定、被忽略的人，但是他非常认真地生活，非常认真地去倾听。

我很想让大家看见闻善。他是一个能给他遇到的人带来安慰的人。他在收集慰藉，收集那种点点滴滴的善意，这些东西其实都漂浮在这座城市里面，闻善把这些都收集起来，然后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在大家看见他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身上被看不到的，被自己和这个世界所忽略的那个部分也会被看到。

因为不管怎么说，我觉得生活中，不仅是别人会忽略我们，我们自己也会忽略自己，为了能生存下去，为了能继续去工作，你必须得忽略自己的一部分，不然你可能会痛苦。我们身边的人，有几个人能拍着胸脯说「我过得好」？我觉得《不虚此行》的故事，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个过得不好的人，短暂地认识了一些也过得不好的人」。在生活里面，所有人都可以站在这样一个人前面，但是在这部电影里面，所有人都站在闻善后面。

这一次，这个大家看不见的人必须是主角。

《不虚此行》中胡歌饰演的闻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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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个剧本的过程，就像一场折返跑。我不知道多少次，「回到」我生活的某一天，某一个场景，去感受一个很具体的情境，调动你的生命经验去回忆它的情绪，光线，气味或者颜色；然后再「回来」面对这个文档，一趟又一趟。因为我觉得闻善的处境，并不是一个特别的处境，它在生活当中是普遍的。对我来说，创作与生活是平视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不美化它，也不丑化它；不夸大它，也不贬低它，也不利用它。我拒绝去「表现」普通。

比如说电影里，闻善租的那个房子，就是北京非常普遍的那种6层的，没有电梯的房子，一般60多平米。我都不知道是不是要管它叫「老小区」，因为太多了，就牡丹园、小西天那一片，大量的这种房子。我觉得这是北京很有代表性的一种建筑，一种居住环境。租房就是在北京这个城市当中很典型的，很重要的一个行为。

在勘景的时候，大家也会有疑问，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找一个这样的房子，还是我们要找一个稍微大一点，稍微新一点的。因为也有客观上的拍摄原因，剧组的人、设备都要进去。其实你看很多表现城市生活的电影里面那些家，它即使是反映平民生活的，也是精心设计过的，一种特殊的四合院，或者一个loft。

但是这部电影的命题就是围绕着普通人，所以我从剧本到拍摄，我选取的就是在北京最常见的那种小区。有点老旧，但其实它破吗？还有无数个家庭就在这里生活，我的朋友也在租这样的房子住。我跟摄影说，这就只能克服困难，就得在这样的房子里拍。

我们最后找到的这个房间，就是上一个租户刚刚搬走，它还有强烈的生活的痕迹。它曾经被精心装修过，但是现在它旧了。租房子就是只要70%的条件符合了你就租了，对不对，不可能是那么合适的。而且这种房子里面会有别人留下来的东西，房东不想搬走又不想扔掉的那些，作为租客你就只能凑合，只能跟它们相处。所以电影里的阳台上就有房东和历任租客留下来的家具，上面蒙着一个单子。还有大量别人留下来的家具，比如说房东女儿留下来的床，闻善就继续去用。

包括房间里面的光线，也是我们还原了它真实的光线。闻善显然不是一个需要哪里都很亮的人，很多写东西的人都是这样，我们白天没开灯，然后傍晚屋子里的光线就慢慢变暗了，但是你又真的懒得起来去开。可能你中间去上过一次厕所，结果路过开关的时候你就没想起来，一屁股坐下之后，真的是很难再站起来开灯。于是你就继续坐着，直到夕阳余晖都下去了，你实在不得已了才起来去开。写东西的人对屋子逐渐变暗的这个过程，实在是太熟悉了。

从《牛皮》到《不虚此行》，我觉得关注普通的生活，可能算是我的一个创作母题。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差别心的人，普通的生活和那种传奇性的故事，在我这儿是平等的。因为恶是有冲击力的，但其实善也有。如果你在电影里去美化，或者过度修饰普通的生活，我觉得这就跟这部电影是违背的，因为它意味着你仍然认为真正普通的生活是不能成为主角的。

在剧本写完之后，我把它发给曹保平老师，曹老师向我推荐了胡歌。我一开始是不太能把闻善和胡歌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因为我们电影有一个巨大的普通的概念摆在这里，我确实担心胡歌是不是能够真的去呈现一个普通人。

但是和他开始在微信上聊创作之后，我就把这些事都忘了。我们聊闻善聊了很久，在故事开始之前的7年时间，5年时间，闻善在做什么，他可能有一段时间老坐着吃垃圾食品就胖了，但后来，因为他写悼词之后生活平静了一些之后，形体又回去了，所以他衣服穿在身上就感觉大了。我和胡歌两个人真的像在聊一个我们都认识的一个人一样去聊闻善。

在这样的交流之后，我觉得我作为创作者，我会更相信闻善是存在的，更相信他经历过的这个过程。而且从我对胡歌的理解，胡歌自己也有闻善身上的一部分性格在。他自己也说过，他的底色和闻善有重叠，所以对他来说，出演闻善更像是成为闻善。「成为」两个字其实说明了很多。所以在对闻善的呈现上，才会那么统一。当我开机那一天，真的坐在监视器前面看到他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是闻善回家了。

电影里闻善在北京租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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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里面的北京，就是我对这座城市的感觉，它就是由来自各个地方的人组成的城市。我在北京出生和长大，一定程度上这是我唯一了解的城市。这部电影肯定不是典型意义上关于北京的电影，但对于我来说，这个故事是只能发生在北京。

从小到大，我对这座城市其实有一种疏离感。我家原来在崇文区，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区了，变成了东城区的一部分。大家都说北京大，其实在上大学之前，我生活的区域是非常小的，就在东二环东三环那一片，我反而对这个城市的大小没有感觉。

因为崇文区是「小」的，小时候我从我家到我的初中都不需要过马路，到高中才需要过那种大的马路，然后我在去学校的路上就会路过小时候的幼儿园。你和这些建筑之间是有关系的，你就会觉得这些地方是近的，是小的。

是在去到海淀区上大学之后，我才逐渐发现北京有多大。我1999年的冬天去海淀考专业课考试，北京的冬天那种灰蒙蒙的天，就一下会让你觉得它是远的，硬的。而且海淀的建筑时代感很强，你会在环路边上见到一堆80年代的楼，然后旁边就是90年代那种楼，他们旁边会出现风格完全不一样的建筑，没有人在乎这些建筑在一起（是否和谐）。海淀的建筑、道路、旁边的设施，和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虽然电影学院和我家只相隔20多公里，但我甚至有了一种离开了家乡，去了另一个城市的感觉。

我在电影学院从上学到教书，已经待了24年，但是我跟学校附近的环境，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关系。我对学校是很熟悉的，但对周边的环境，在日常生活上始终没有完全适应和习惯。人和城市的关系，其实也是人和人的关系。我很喜欢去固定的，熟悉的地方，比如我会去同一个地方剪头发。所谓固定的地方，其实是固定的人的意思。我平时去买烟的店就在小区出门口右转，它不光是一家店，它还包括你买烟的时候打交道的那个老板，和老板的老婆，他们有一个小孩，还养了一只猫。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住得离学校非常远。我觉得它挺好的，绿化好，树多，公园多，也比较不乱。我很喜欢运动，平时我可能每天，或者隔一天就会跑一次步，在我家小区旁边的这条路，从南边一直跑到北边，然后在旁边的一个公园里看看那些踢球的人。周末或者有比赛的时候，球场上都会特别热闹，我就特别喜欢那种氛围。

所以我的通勤时间也很长，有的时候能有一个半小时。打车或者坐地铁的时候，我就会在路上工作。可能别人听起来有一点「卷」，但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日常生活，我是非常平静地在路上打开电脑，然后就可以做一些事了。包括《不虚此行》的剧本，有一些就是在地铁上写的，你需要把腿翘一下，要不然电脑会滑下去，除此之外我不太受那个环境的干扰。

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喜欢骑车去学校，每天上下班骑几十公里。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非常自由。因为北京的路很正，你不需要停下来看地图，不需要确切地知道这条路会通向哪里，你就知道现在往南走，然后可能应该再往东去一条街就行了。都说北京人分东南西北，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没有注意过这件事，直到我上大学，我爸告诉我，「电影学院在蓟门桥北边」，就这一句话，我就分清了，之后我在所有的地方就都知道了。到了别的城市，我也会试图去分辨，其实那边可能都不需要分，但我就是喜欢看。

我对其他城市的了解，也是基于来自那些地方的朋友，是他们组成了其他城市的细节。电影里面的长沙口音，就来自于我的一个朋友，他前几年还给我寄过他外婆自己做的剁椒。还有台词里面提到的随州，也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随州人，所以我知道随州是有编钟的。一个人身上就是会带有家乡的水土，这是你能感受到的，这也是日积月累的。因为认识了这两三个朋友，你就会对这座城市有了一种亲近感。

工作中的刘伽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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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的时候，电视台播了一套纪念电影百年的专题片。那是我对电影兴趣的开始。可能你们现在想象不出来，因为现在什么资源都有，但是1994、1995年那个时候，什么电影资源都没有，大家也不会去讨论什么院线片。突然很偶然地打开电视，看到它把百年电影史梳理了一遍，提到了电影是怎么缘起的，后来产生了哪些流派，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多不一样的电影，他们还可以讨论这些话题。

那个里面有很多经典电影的片段，比如《一条安达鲁狗》，当时先锋派搞的那些；然后到新现实主义；再到安东尼奥尼《放大》什么的，里面全都有。我当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影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些电影的主题、这些导演所关注的事情。我当时就印象很深，我不知道电影是可以这样的。那个时候我可能更多感兴趣的不是电影里面的故事，而是电影这个方式本身，或者说它作为一种语言。你就是被那个电影语言给吸进去了。

现在回忆起来，那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我喜欢这个东西。它很显著，你是不可能忽略它的。但其实我看不到任何一部电影，那个时候都没有碟片，VCD是后面才有的东西。所以初高中的时候，我就只能去书店，买电影相关的书来看。普通书店里面可能也不会卖，因为没有需求，不会有人买，所以我去了一家电影出版社，到那里去直接买。所以我很多电影史的知识，都是初高中自己看的。不是为了考试或者任何什么，仅仅就是兴趣。我也没有跟同学交流过，没有人能交流，这个就是你自己的事情。

今年6月份，在上影节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场《阿拉伯的劳伦斯》，我就赶紧用我别的电影票去跟他们换，在那里电影票就像一个流通货币一样。在大光明电影院，我就和1300多个观众一起看了这部电影。那天的观影气氛特别好。我当时在电影院里面边看边哭。就是你十几岁的时候先在书上看到它，然后高中的时候，又有了它的VCD，因为这部电影特别长，有4张碟片，你就得蹲在电视前面换碟片，分4次看完。有了电脑之后，你又下载下来看。这么多年之后，你终于是能在电影院里看到它了。我现在想起来都非常激动。

在90年代，电影是不挣钱的，也没有人理解说为什么你要去考电影学院。那时候我家里的经济条件非常不好，电影学院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奇怪的，很奢侈的选择。但我的父母非常支持我考电影学院，他们也是战胜了比较大的困难，我上大学的学费都是借的。

所以如果别人用其他的词描述我上大学时候的状态，一些夸奖，我可能不见得那么心安理得；但是如果你说我是学习最刻苦的，我可以很坦然地点头。我就是那种在教室里面会有相对固定的位置——一般都坐在教室左边靠前一点的地方——埋头学习的。它不是针对一两个专业课，是对所有课，全方位的刻苦。因为对我来讲上电影学院很难得，你真的喜欢，又好不容易考上了，你认真刻苦就是理所应当的。

在我的性格来说的话，它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应当应分的。在大学期间我没有娱乐，我可能所有的好奇心都放在了电影里面，所以我对之外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好奇心。那时候流行去五道口，离学校也比较近，我上学期间一次都没有去过。那时候我也开始去外面做一些工作，我不会在路上停留。这个东西在你的血液里面，我的大脑里就只有这一个设定模块，就叫认真刻苦无差别对待。这个档位里面就不包括放松、休息、跟同学出去玩。

现在让我来看那段时间，我完全不会觉得有遗憾，我喜欢我的大学时光。它确实会让我在同龄人当中有一点格格不入，但我那时候从来没有在乎我同学怎么看我，因为我根本没有精力，其实就是我的眼睛里面也没有其他人。我觉得那种认真和非常专注的投入是特别好的。可能真的就是性格，这就是我这样的人18岁的时候应该过的生活，我就义无反顾地过了这样的生活，我觉得非常好，完美。

一直到现在，我都非常喜欢去电影学院的二楼学生食堂吃饭，食堂挺好的，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包子很便宜，一开始是5毛，后来涨到6毛。现在我去二楼食堂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能回忆起十八九岁的自己，我觉得我是跟她一起去的。从食堂走出来，对面就是操场，校园跟我上本科的时候也不一样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依然是一个你非常熟悉的环境。

刘伽茵和胡歌在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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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研究生的时候，我拍了《牛皮》。大学期间我写东西挣了一些钱，买了一台当时非常好的机器，那个时候DV时代开始了，我就拿那个机器开始拍片。当时我有两个比较主要的想法，一个是我想实践自己对于电影的一些想法，更多的是电影语言上。比如在《牛皮》里我经常使用一种局部镜头，还有一些长镜头里面的场面调度。它会有一种很严格的方法，作为你取舍的依据。因为我十几岁的时候一开始喜欢上电影，喜欢的就是这个部分，电影作为一种语言或者说方法。

第二就是，我想保存我当时的家庭生活。我是在我的生活里面选取了20多个段落，然后去写剧本，但也很难讲它跟生活是不是1：1的。写完剧本之后，大概今天有时间，就拍一些，明天再拍一些，就边生活边抽空，三三两两地拍出来。这也是我喜欢的一种方法。

电影拍出来之后，我应该是拿到了我去的所有电影节的奖。这种认可本身是非常难的，因为我和我的这种方式其实是容易被否定的。我本来就不规则，《牛皮》又是一个实验电影，也非常的不规则。但我也没有把这个片子获奖和我就要怎么样（进入行业）联系到一起，我当时没有把拍片子当作一种职业选择，我就是把它当作我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它就是伴随我的生活而来的。拍完之后我就继续生活，继续过日子，该干嘛干嘛。毕业后我就留在电影学院文学系任教，我还是比较喜欢在学校工作。

《牛皮》

上课这个工作，它一定程度上跟我的天性是违背的。你想我又不喜欢人多，我又不喜欢表达，但是每个礼拜我都得走进教室，推开教室的门，就会有一屋子的人坐在那里。一次一次地推开那扇门，对我来说并不容易。但是你认真地上课，它又产生了很多有意义的瞬间，让你去相信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真的对我来说重要，所以才能让我一次次地这样去做，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反复地确认了这个意义。

我的年龄是越来越大的，但是学生，本科生，永远是18岁到22岁。做老师时间长了，我会越来越明白，这件事情的重点是他们，是这些学生和他们的故事。我不想听完他们的故事之后，以我35岁、40岁的经验去告诉他们，你这个故事应该怎么样。我不能忘了这是他的故事，这是他20岁的表达。这种教学方法是很疲惫，因为你也是要做折返跑，回到你自己20岁的时候，去理解那个时候他们会遇到的问题。

但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他们在这个年纪还没有一个真正和成年人平等交流的经验，我不能鲁莽地用自己的人生经验放在他们身上，他们会被那个东西PUA的。我厌恶那种高高在上的位置和权力。我希望他们能讲出属于他们的那个故事。我们每个人自己身上属于自己的那个故事，我觉得是非常宝贵，不容侵犯的。

我对学生是很宽容和拥抱的，我经常跟他们说，如果你真的有事，你可以不来上课，虽然我自己上学的时候没有学习以外的事情，但我非常理解学生在这一天可能有他更感兴趣的事，我身体力行地去支持他们去做。但同时我对他们也是很苛刻的，特别是我自己带班的那几年，就是留大量的作业，会要求完成度。因为我希望他们能够在大学的期间尽可能地多做练习和磨练。因为你知道编剧这份工作，它就包含了你在不想写的时候也得写，包含了你对自己的一种要求甚至是勉强，包含了你要去战胜很多困难，它包含了不愉快。我希望他们能更早地意识到这件事，因为在学校里面去感受这个东西，它仍然是安全的。

我是在挺大年龄，30多岁之后，才意识到，原来我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就像闻善为人处世的方式并不规则，我也是一个不规则的人，所以我需要在很多东西里面搏斗，我在一些事情上是早熟的，但是在另外一些事情上，又是很晚熟，我意识不到那个所谓约定俗成的系统的规则到底是怎么样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认真是一件少见的，奇怪的，给大家带来麻烦的事。但是我在我活过的时间里活得非常认真。

认真会改变很多事情，这个不是别人教我的道理，它是我从自己的生活的体会中来的。认真会赋予这些事情不一样的意义。我相信它，然后我一次次地去履行这件事，一次次地反复去验证。所以我也是一个在乎结果的人，那种期待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是因为你的那种投入。我是一个需要把事情做成的人。

《不虚此行》当中有一个角色叫小尹，是闻善做编剧时没有写出来的人物。我觉得小尹之于闻善就像闻善之于我。你会和你写过的角色共处一室，展开对话，你也会对你写过的或者没写完的，但又投入了很多情感的角色，有一种愧疚。小尹就像是一个具象化的，闻善的未竟之事，包括他那些失败的经历、懊悔的时刻。

闻善的压抑不一定来自于客观的生活，而是来自你对自己的生活的思考。我眼中的闻善，能在这种压抑当中，依然很坚韧地继续下去，不放弃这种思考，成为自己，要用自己认同的方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定程度上这是我羡慕他的地方。这种抗争是无时无处无刻不在生活里的。我们都是追求生活的答案的人。

完成闻善的剧本，对于我来说，也是我成为自己的一步。在创作的每一个具体的流程里，都包含了一些原则性问题，然后拍摄也是一个很具体的复杂的全流程的工作。这个剧本最终的呈现，是能够对得起我的认真的严肃的创作的，它能代表我自己。完成这个剧本，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人生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那个我要去表达的阶段。

闻善和小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