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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i做e,成年人的最高礼遇

2023年6月7日 文/ 林秋铭 编辑/ 槐杨

「你是i人还是e人?」最近的你,也许常常被问及这个问题。

今年四月,一位名为「累渠」的博主发起了一项活动,分别邀请「i人」和「e人」到ktv唱歌,并录制了全过程。最后呈现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共鸣和热议,网友们分别认领「i」和「e」的身份标签,「这就是我啊。」人群被两个字母一分为二,热搜上出现相关的词条,「为i做e」「假i真e」「半i半e」……

「i/e」(「内倾/外倾」)是人格类型测试MBTI的评估维度之一。前者指的是个体更关注内部世界的抽象概念和想法,而后者更关注外部世界的人和事。它们不能简单地被解释为「社恐」和「社牛」,随着具体社会情境的变化,两种类型的人格都可能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也就是如今常说的,「为i做e」。

今天,我们再一次认识这个风靡各大社交平台的心理测试——MBTI。

MBTI全称为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是由美国作家伊莎贝尔·布里格斯·迈尔斯和她的母亲凯瑟琳·库克·布里格斯共同制定的一种人格类型理论模型。测试由4个维度组成,分别是「外倾/内倾」、「实感/直觉」、「思维/情感」、「判断/知觉」,两两组合后,最后划分为16型人格。

去年五月,也正是MBTI测试火热的时期,我们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王芳聊了聊。王芳专注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研究,也关注我们身处的流动社会所带来的人际环境的改变对于个体心理行为的塑造。她发现,公众对MBTI测试的热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涌现。从血型到星座,再到MBTI,这些分类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为了快速应对外部世界,人类的大脑习惯于对人群做快速分类,从而更有效率地决定如何安放自我、他人和关系。

过于简单的分类可能会抹平人与人之间细微的差异,「一个真实的人是没有办法用简单的标签来认知的,在简化的过程中会有一些东西被无形地剥离掉了。结果是,我们矮化甚至扭曲了关系的本质。情感的寄托、社会的支持、心里某一个特别重要的联结……这些精神层面上的意味会慢慢下降,转而变成,关系成了工具,人成了手段。」王芳说。

由于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我们进入了一个渴望关照自我的时期,通过MBTI完成对「我」的描述、剖析。在王芳看来,标签也并非一无是处,它让人找到同类,收容和接纳自己。「e人」让人更自得地享受社交,「i人」的身份则可以换取社交困难的赦免,让彼此长舒一口气;在其他体系中被评价为「异类」的人,也可以借着标签迅速找到与自己相似的同伴。从不同维度发散出来的讨论中,诚实地面对和分享自我不再是一件羞耻、需要鼓起勇气才能做到的事。

今天,我们重发此文,再次谈论以MBTI为代表的心理测试对我们的影响,谈论我们应该如何与标签共处,如何理解自我与他人,以及,如何有勇气地走入一段关系。并非当下常说的,「i人」需要「e人」,其实,我们彼此需要。

文|林秋铭

编辑|槐杨

《人物》: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到MBTI测试在人群中广泛传播的?

王芳: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作为专业课的一部分,我们会学习MBTI并且使用它。那个时候对它的批评没有那么主流,我们觉得还挺好玩,感觉好像也挺准的。之后我工作,自己讲授《人格心理学》课程,也会讲到这个测验,大概在五六年前,我备课的时候,想把一些相关的东西更新一下,跑到网上去看,发现这个测验好像已经很火了。

当时关于它的培训一次就要五万元以上,豆瓣上16种类型的人还有各自的小组。我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点,不同类型的人给自己这个类型撰写的百科特别不一样,16个型里面有几个型号称人数比较少,比如说INTJ(建筑师型人格,被认为是人数最少且战略能力最强的人格类型之一,仅占人口的 2%),但这个类型在网上的声量反而是最大的,讨论是最热烈的。但是有几个型,比如说我自己所属的ESFJ(执政官型人格,约占人口的12%),百科很短很短,组里也没有几个人讨论。

我开始意识到,这里头隐含着一些社会心态。有一些类型没有什么声音,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的现实生活中已经是大多数,对他们来讲,没有被看见的需要。你告诉我是这样的人,OK,我就是这样的人。被认为是比较小众的类型在网络上的声量反而会更大,因为在大众的场域中,他们更难被看到和认可。但是在网络里,他们可以找到相似的人一起发声。

MBTI的人格分类 图源MBTI网站截图

《人物》:相比于其他已经流行起来的性格量表(例如星座、九型人格测试),MBTI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受到热捧?

王芳:这两年蛮明显的一个转折点是,这个测验有粉丝了,如果在网上批评MBTI,可能会遭到攻击。星座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当粉丝心态出现的时候,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它开始跟自我认同、自我价值强烈地搅和、勾连在一起。人们捍卫MBTI测试的时候,其实是在捍卫那种自我的独特性和价值感。

我的一个朋友要换工作,她说,你有没有那种跟职业相关的测验,我就给她做了MBTI。测完以后,她说太准了,这个是谁编的?他在哪儿?我要嫁给他。她的测验结果是INTJ,她告诉我,她从小到大,一直被认为是比较奇怪的人,她的父母会觉得你为什么跟别的小孩不一样。她在这个测验过程中得到了一种解释,原来我不是奇怪的人,原来我是这个样子的,我只是跟你们不一样。

她突然生发了这样的领悟,并且迅速加入了这个型的豆瓣小组,还加了个QQ群。她跟我说,这个QQ群每周都在搞辩论。这让我觉得好有意思,他们在实践着那个类型定义给他们的东西。而往往是越小众的类型,他们越希望得到特别的支持,形成一个互相抱团取暖性质的群体。我那时候第一次感受到,这个测验看上去不只是一个测验,它背后其实承载着很多社会心理功能。它已经超越了从科学或不科学这个角度去讨论的边界了,变成了另外一个象限的东西。

《人物》:随着它愈发流行,公众也开始质疑MBTI过于简化和刻板,将之定义为「伪科学」。在心理学界,它的权威性究竟是怎样的?

王芳:从科学性上来说,像星座、血型等在心理学界是不被认可的,它们号称可以对人格进行一定的描述,但是并没有经受那些心理测量学质量检验。但是MBTI有所不同,它确实是基于一个心理学理论编制出来的,而且经过了一定的测量学质量检验,虽然表现一般。它有它的问题,但是至少从心理学科学角度来看,它不能跟其他那些划等号,虽然它用着用着,在大众心里可能变得和星座、血型什么的差不多了。它怎么被使用和解读是另外一回事,但从根源上还是要先正个名,MBTI是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测验。

《人物》:有人提出,MBTI的结论中总是充满着积极的声音,它展示的是测试者的「理想人格」,而非真实的人格,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芳:如果去看正版的MBTI使用手册,会发现它给出的测验结果并不全是好话,它也会同时告诉你,你的局限性是什么。因为这个测验在一开始最多使用的领域是职业咨询、职业指导,帮助人们了解自己有什么样偏好的风格,适合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以及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但是当它传入国内,在二次、三次、无数次的传播之后,人们发现了它额外的商机,现在社交网络中衍生的东西已经超出这个测验本身很多。我没有研究过现在这个只有积极结果的测试是怎么发展而来的,它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产物。在传播的过程中,出于商业目的和迎合受众的原因,它可能会更多去讲你的独特性和优势所在,而相对忽略劣势的一面,或者把劣势也解读为优势,这可以让受测者获得价值感,并让他们区别于其他人。

有一个社会心理学名词,叫「自我服务偏差」,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好的,是对的,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自己保有对于自我的良好感觉,出于这种动机,我们就会做一些带有自我欺骗意味的事情,比如不愿意很客观地看到自己本真的样子。但是,人格成长的来源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相对客观地认识自己。并不是只接纳自身优势的那一面,另外一方面就不管了,而面对我们人格中可能有所缺失的部分,也不见得就是要去修正,但至少可以做到去看见和接纳。

《人物》:有些人做MBTI测试时,发现自己过段时间会从这个人格转换成了那个人格。人格是在流动和变化的吗?

王芳:一个人的人格具有生物遗传基础,所以有相对稳定性,但是也不是不可以改变,即便我们已经成人,人格相对稳定,也可能因为我们遇到的人、经历的事,或者通过学习甚至心理咨询,而发生或多或少的改变。

而具体到MBTI的结果上,如果今天做是这个型,过一段时间再做,变成了那个型。一种可能是,这个人确实发生了人格上的变化,但是如果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测了两次,并且这段时间没有发生什么足以让他发生那么大改变的事情,那么大概率说明了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测验「重测信度」不高,所谓重测信度指的是你多次用同一个工具去测量一个东西,结果应该是保持稳定或者相接近的。

而MBTI一个经常受诟病的问题就是信度不高。主要原因是这个测验会基于结果强行将人分到不同的类型里去,比如在这个维度上你超过了50分就是这一型,低于50分就是那一型,两次测验如果有几道题的选择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51分变成49分,分型就变了,而事实上51分和49分差异很小,但在这个测验的计分方式下就会被分到完全不同的两类里,导致重测信度很低。这也是这种类型学人格测验的问题,它导致人与人之间那些连续的、细微的差异全部被抹掉了,非此即彼,每个人被分进了不同的抽屉里,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更多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本质上的。

图源《浪漫的体质》 图源《浪漫的体质》

《人物》:现在的社交环境中,大家会以MBTI测试结果作为标签,以此开启社交,例如很多人在与陌生人聊天时会问,「你的MBTI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倾向于将人快速分类?

王芳:不管是星座、血型,还是MBTI,它们有一个作用是一样的,那就是把人分类,这其实和我们大脑进化而来的认知加工方式是相契合的。

从进化角度来说,人类大脑是个「认知吝啬鬼」,换言之,能省则省。这是为了把宝贵的大脑认知资源留给那些关键性的能救命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依靠直觉来做反应,这是进化的适应性产物。分类就是一个可以节省认知资源的加工方式,它可以帮我们做简化,把纷繁复杂的世界变得有规则、有秩序、简单。

MBTI是一个人格上的归类,可以起到让人们迅速对一个陌生人有所了解并形成第一印象的作用,进而也节省了寒暄、试探和相互摸索的时间、精力与认知资源。但是,问题可能就在这里,人可要比其他东西复杂太多了,即便是属于MBTI同一个类型里的人,也可能彼此很不同,将一个人简单归类并基于此就对ta做出判断,很可能会犯错误,并不能真正清晰地认识这个人,如果要以这个结果来作为是否交往的依据,也可能对他人不太公平。

《人物》:MBTI的快速分类和标签化对自我的理解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王芳:从自我认识的角度来讲,MBTI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因为它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证证据,虽然远不完美。事实上任何一种工具都可以作为认识自我的途径,星座也不是不可以。只要人们有意识地想要去认识和了解自己,都是值得鼓励的。但是,工具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要相信和依赖它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分类很容易导致自我设限和自我标签化。人类有一个特征是自我确认,一旦我认为我是这样的,就会不停地寻找证据证明我是这样的,并且用这些证据解释我所遇到的一切事情,然而那些不支持的证据呢,就完全被忽略了或者曲解了,我们就会懒于去做改变。

心理学界近年来提出一个所谓的「中间人格优势」。从实用的角度来讲,人格特征就像一个工具箱一样,如果你有这一面,也有那一面,在不同的情境下,你可以像调用工具箱里的各种工具一样去灵活应对你所处的环境,就可以获得更佳的适应。从发展和成长的角度来讲,每个人都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存在,你肯定还是会有一些需要调整和认识的地方,它们不应该被完全淹没或是屏蔽。

分类还有一个结果,是把人类分群。分群以后,出现了内群体认同和内群体偏好,比如有人会觉得,我INTJ就是要比你ESFJ强,因为我们是专家型人格。出现了这种群体间的比对之后,相应群体的人可能会越来越有优越感,甚至出现各个类型之间的所谓「鄙视链」。这就和MBTI的理论基础提出者心理学家荣格的思想背道而驰了,荣格认为,人格应该平衡发展,例如内向-外向、感觉-直觉,如果你明显是其中一端的人,也只不过说明这一端在你的行为表现中占据上风,而另一端则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你应该去了解和发展另一面,这样才能达到人格的平衡。换言之,在荣格看来,吸纳「不是你」的那一切,才能做到真正完整的你。但是我们现在好像完全不是这样的,变成了一旦认定我是这边的,就还要再往极端发展,而完全摒弃另一端。

在心理学界,大概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MBTI代表的人格类型测验已经逐渐被人格特质测验所取代了,例如「大五人格」。与人格类型不同,人格特质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一些特质,只不过程度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连续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人格是一道光谱而不是一个个抽屉。在现在的心理学研究领域,类似MBTI这样的人格类型测验已经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人物》:我们之前谈论星座,现在谈论MBTI,都是出于一种了解自我的动力。但另一方面,又不想了解得那么的深入和全面,为什么存在这样的悖论?

王芳:这可能说明,我们对于这些工具的使用其实相当功利,这种自我了解是指向当下某些需要的。比如用来筛选交往对象、筛选员工,甚至还有一些人会用这个来指导自己的生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人们想要自主选择,但是当这个社会变化很快,信息过载、选项太多的时候,反而会变得害怕选择或懒于选择。这时如果有一个所谓的指导性的东西,减轻主动选择的压力,我们也可能会愿意让渡掌控权,借由这种简单的、确定的方式来获得安全感。

于是此时此刻得到的心理测验的结果,即便只是当下我们的一个片段,我们也可能倾向于把这个片段当作是全部的自己。当这个目的达到以后,人们得到了满足,就丧失了继续深入下去的动力。因为全面、深入地了解自己有时候是很痛苦的,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和精力,这与效率至上的需要是相悖的,所以认识就到这里为止了。

《人物》:我们要沿着怎样的一条道路才能真正地走向自我?

王芳:心理测试可以是一个开头,但当我们做这些心理测验时,还是要自问一下我们到底想从中获得什么。如果希望获得的是完善的自我认识,这些工具可以起到初步和浅显的作用,但是要小心,不要让它限制自己,也不要因此对他人形成不必要的偏见。「自我」其实是个动词,不是一个名词。它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而不是固定在你做心理测验时的那个模样。

要理解自我,心理咨询是途径之一,另外也有一些自助性的方式,例如阅读和学习心理学的书籍、课程。除此之外,其实最了解自己的人就是自己,但是我们总是依赖于别人或者是一些测验工具。很多人做一些事情的过程是比较麻木的,做就做了,疏于去体验自己的体验。我们可以有意识地去反省,比如说我做这件事情做得怎么样,得到什么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什么样的感受和体验,如果下一次再做可以有什么不同。这个体验和反思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系统性了解自己同时非常日常的途径。

另外,别人也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别人的眼里看到我们自己的样子。我们需要这种深入的交流,给彼此确切的反馈,来认识自己。

《人物》:这就进入了关系的范畴,除了认识自己,MBTI现在更多运用在对关系的处理上,例如出现了MBTI16型配对表,展示某个型和某个型的适配程度。这些配对方式对我们去理解关系有怎样的影响?

王芳:我们身处流动易变的社会,关系网络常常发生断裂,需要被舍弃或者重建,我们也在大量地和陌生人打交道。此时,和传统的熟人社会不同,人际关系的自由市场出现了,关系的流动性和开放程度变得越来越高,我们有更多的自由度去选择交往对象甚至伴侣。自由是自由,但新的挑战也出现了,我们不得不想,第一,我怎么才能被别人看到,第二,我怎么从茫茫人海中挑出我想要的人。

这时候我们会特别注重效率,希望自己和对方都是直给的,我迅速判断这个人值不值得交往,如果不值得,就不要浪费时间,马上换人。在这个过程中,会依赖于一些清晰的可量化的标签,帮助我们简化推拉、试探的交往过程,可能最后就催生出了MBTI配对表这样的东西。

但是,心理学认为人际关系同时有相似原则和互补原则,人格相似或者不相似都可能成为伴侣,除此之外,比这些更重要的是深层次的价值观和信念的匹配,坐下来聊一聊俄乌战争、聊一下对于女权主义的看法可能更为重要。这些深层观念上的东西可能跟一个人的人格,比如内向、外向没有太大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一个真实的人是没有办法用简单的标签来认知的,在简化的过程中会有一些东西被无形地剥离掉了。结果是,我们矮化甚至扭曲了关系的本质。情感的寄托、社会的支持、心里某一个特别重要的联结……这些精神层面上的意味会慢慢下降,转而变成,关系成了工具,人成了手段。

当然,从适应的角度来说,简化他人和工具化的关系是人们对于当下特定环境的适应性选择,换句话说,它是个策略。环境需要人们这么做,所以人们就这么做了,如果不这么干,个体可能会有损失,这是从适应的角度去理解的。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说,代价就是,我们忽略了自己和他人身上丰富人性的那一面,交往和相处会变得特别表面和肤浅,也会因此错过很多。人与人的相处,需要连续地观察和交往,真正地去看到一个人的整体,而不是抽取出来的某一个片面的东西。正确和快速这两件事一定是相互权衡的,你越想快,你犯的错误就会越多,而且导致人人面目模糊。

图源《未生》

《人物》:当我们越来越依靠标签去锚定自己和他人的位置,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王芳:我最近在做跟「异化」相关的研究,其中包括异化自我和异化他人,它导致的结果就是,不把别人当人,也不把自己当人。例如我们现在常说,我们是「打工人」,是「社畜」,是「科研狗」,是「没有感情的赚钱机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就是把自己当作一个纯粹的客体或物体,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我们这样做,或许是在应对所处的逼仄的环境。当工作就是要你「996」的时候,你无法挣脱,那此时如果还把自己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可能会受不了,那就主动把自身人性的那部分剥离掉,告诉自己说「我就是个没有感情的挣钱机器,工作就是为了养家糊口」,可能更能适应和忍受无力改变的环境。但是它导致的后果会是,剥削被合理化,进而长久地存在下去。

再说得大一点,当我们把别人不当人,一些本不应该在文明社会出现的伤害就会出现,心理学上叫「非人化」,比如把新冠病毒感染者称作「小阳人」、「羊」之类的,这就是非人化的体现。在战争年代,屠杀者也是像这样用侮辱性的称呼来贬低外群体的人,不把他们当作人类,接着就可以用残忍的方式去伤害他们。这是需要特别提醒人们警惕的一点。

《人物》:你提到,在当下的流动社会,我们会倾向于选择一种简化的、快速的关系,在你切身的观察中,年轻人对关系的认知产生了哪些变化?

王芳:我们每个人都有与他人建立关系的需要,这是天性本能,人是社会性动物,被爱、被接纳是我们生存的重要基础。但是好像现在大家越来越难建立亲密关系,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我们对关系的预期和理解在内涵层面上就发生了变化,进而影响到了我们对关系的实践。

我在跟一些年轻的学生们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们会特别希望,当他们碰到一段关系的时候,它就得是好的,如果它不好,我就要马上换一个。同时,他们希望获得一段好的关系成本越低越好,付出的努力越少越好,那些需要去经营和试错的东西不在他们的预期之内,就逐渐被舍弃了。

我之前上网课的时候和学生说,我们在关系中交流的时候,你需要告诉对方你的感受,这点很重要,必须要告诉对方,Ta才知道要如何去调整你们之间的交流方式。一个学生马上在屏幕上打了一句话:老师,我觉得突然讲感受会很尴尬。

这让我有点惊讶。走心的交流这件事情会让他们觉得很尴尬,换言之,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这种表层的交流。还有一些人甚至放弃了现实的关系,转而去和「纸片人」谈恋爱,因为那是绝对安全和不会受伤害的,换言之,大家好像在害怕真实,不能接受对方的真实,同时也害怕对方看到自己的真实。

《人物》:现在CRUSH成了一种很突出的情感现象,迅速的「上头」之后,往往紧接着就是「下头」,看到对方不符合自己想象的某一点,马上就算了。

王芳:我也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人们为什么会因为一些不着边际的证据,甚至小小的一点点线索,就一会儿「上头」,一会儿再「下头」。也就是说,只基于一些碎片或者只以一次性的印象或者片段性的交往来定义一个人。

心理学家普遍认为,人是可变的。但是容易「下头」和看到一点线索就决定要放弃的人,他们似乎不相信人是可变的,也不相信关系可以变化。这个也许跟我们现在看到的甜宠剧或者媒体提供的范本有关。情爱小说里头,男女主角常常都是没有过亲密关系经验的,谈着从一而终的恋爱。这些作品塑造了错误的期待。

如果一个人有很多恋爱经验,在大多数的评价中,会认为Ta不纯洁,不是好人,我们对于这种试错的包容性是非常低的。我们会先给自己预设,一定要找到一个足够完美的人。接着,但凡Ta有一点小缺点,我们就幻灭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不见得有机会看到整体,尤其是在网络时代,我们看到的大都是只言片语,比如在朋友圈发的一句话,或者微博的一张图片。时代交流的方式不同,我们的知觉输入的信息也随之变化,评判一个人经常是缺失语境的。

而我们又希望所有东西都是可解释的,当看到一个人做出了某个行为,即便非常片面,都倾向于归结到这个人的内心特质上去,这很可能是错误的,心理学上把它叫「基本归因错误」。它导致我们忽略这个行为做出时的情境原因,而把一切都归于个人,过度放大了人格单独的作用,而事实上所有行为都是人格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

图源《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人物》:我们怎样才能拥有一段有活力的关系?

王芳:或许在这个普遍倦怠的当下,当我们自身的能量已经被工作和生活耗尽的时候,不太愿意再付出所剩无几的情绪去关照别人,更别说努力去了解一个人。其实,恰恰在人疲惫的时候,疏解情绪、补充情绪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去跟他人产生深层次的情感交流。不论是亲密关系,还是高质量的友谊,对人类来讲,毫无疑问都是重要的情感补给。类似的情感联结可以提供最底层的安全感,不管我们多颠沛流离,那个地方一直可以避风,提供舒适的感受,尤其在当下比较动荡、疏离的环境中,这种感受是很宝贵的。

当然,要想从这样的关系里受益的前提是,你先需要建立和培养一个这样的关系。然而现在似乎大家只想摘桃,不愿种树,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培育和经营一段关系。这其实是很矛盾的,我们明明需要这些真诚的关系,却又总是把它异化,老想用它来干点别的,实现自己某个目标或者用来追求点其他的东西,反而损害了它。而且不只是关系,对于一切需要付出努力但结果不确定的东西,我们似乎都不太有那种好奇心和探索的动力了。

我在年轻的孩子们身上看到,他们太害怕犯错了。在我们被养育的过程中,父母总会希望我们做出他们期待我们做出的行为,倾向于把不那样做的后果说得很恐怖。而人一旦恐惧,第一反应是防御,去避免可怕的结果出现,而不是去追求那些美好的积极的结果。似乎整个社会都是,倾向于惩罚错误而不是奖励成功,这导致我们在自我调节时采取「预防定向」,总是在担忧如何避免失败,对不可预知的结果的容忍度越来越低,这样整个社会的活力也会降低。

但是不确定在另一方面代表着可能性,去了解不同的人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它会唤醒我们身上对于人的基本的好奇。我还是希望,人们可以给足时间和耐心,有勇气地、热烈地去追求一些更好的结果。我们需要用更深入的、更加不那么吝啬的方式,付出时间、精力来实践和体验生活,去看到、接触、交往和爱那些完整的、具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