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天，就在此刻，上海的明当代美术馆正在举办一场展览。巨大的厂房里，展出的是来自四川某个小镇上一群普通女性的毛线编织作品。

这些作品的主题、种类都很特别。小镇的阿姨，用毛线织自己设计的比基尼，自己心中的「坏人」，自己理想的家的样子，还有许多生动活泼的毛线帽子、旗帜。

在其中一个叫「安全感」的主题里，当被问到，如果被坏人欺负，怎么保卫自己和家人时，她们用编织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分别是：「泡菜坛子和里面的酸菜」，「蚊香熏坏人」，「（用喇叭）大声呼救」，「我是医生我有针」，「大葱熏得睁不开眼」，「贼来了用名牌东西打发」，「抄起凳子也能拍」。还有阿姨直接织了一墙的脏话，变成了脏话冲击波。

这里面是四川人的幽默，普通人的智慧，还有女性的生活经验和想象力。

这些作品的缘起，是另一个生动的故事——出生在这个小镇的艺术家胡尹萍，某次回家，偶然发现自己的母亲在织一种毛线帽，帽子的样子平常，收购价也便宜，镇上的很多阿姨也在做同样的工作。她不希望母亲的时间被如此廉价地收割，于是想了一个办法，她编造出了一个叫小芳的帽子收购商，开始用更高的价格收购母亲的帽子，后来又变成了收购全镇阿姨们的帽子。小芳给阿姨们一些特殊的订单，让她们自由创造。

这个行为进行了7年，至今还在继续。7年里，这个行为从一个「善意的谎言」，生长出更多的东西——小镇阿姨们在这些编织作品里，表达了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生命体验，还有自己的伤痛。作为真正的「小芳」，胡尹萍本人也在这个过程里，受到了滋养。

当然，她也不想特别去浪漫化这个过程。跟阿姨们打交道，同样是非常实际的，比起这些作品是不是艺术，送到哪里去展览，她们更在意的是，小芳老板，可不可以涨点工资？可不可以多发点福利？

九月中旬，我们在胡尹萍的工作室里跟她聊了跟小芳有关的故事。最后问她，想怎么介绍她自己，她说：「我就是普通四川小镇来北漂的，从事了艺术行业，我关心周围的人和事，以及个人在现实中的处境。」

以下是她的讲述：

文｜林松果

编辑｜姚璐

图｜受访者提供

「这就是我妈妈的时间」

我记得很清楚，最早发现我妈妈在织帽子，是在2015年9月。当时我在成都做一个展览，就顺便回家看她。回去以后我就发现，她在家里织帽子，就是那种老年帽，灰扑扑的，装了满满两麻袋。当时看到我是很难受的。

我问了一下，当时是有一个专门的帽子收购商，会去我们镇上低价收购帽子，而且不提供毛线，所以我妈得自己去买毛线，她买的毛线必然很劣质，刨除成本，基本不怎么赚钱。

她可能觉得没什么，打发时间嘛，但是我就觉得，我靠，这就是我妈妈的时间。我就跟她说，你别织了，她说我不织我干嘛呀。我说那要不把帽子卖给我吧，她说不行，我们不能赚自己人的钱。我只好暂时放弃了。

我发现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实际上是很独立的，你没办法真正改变她。比如我也会给她打钱，但是她也不会用，她会存起来。即便你给她买了一套房子，她住不住还两说呢，因为她习惯了小镇，习惯了她的朋友，她和周围这群人的关系是比较自在的，这是她非常真实的生活方式。她在自己很完整的一套系统里面，我是没办法去介入的。

我妈妈的学历是高中毕业，她考上了大学，但是家里姊妹多，没办法供养一个大学生，就没有去读。她在农村做过音乐老师，后来嫁给我爸爸，到了镇上生活，就进了小镇的缫丝厂。从我记事起，她就在工厂工作，工作了大概十几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工厂倒闭了，她就没有再做固定的工作了。

在小镇上，固定的工作是很难找的。要么你就开个小卖店，要么做点小买卖。但是当时我爷爷奶奶还在，所以她一直在照顾老人，没有完整的时间去工作。只能是很零散的，比如人家红白喜事的时候去帮个忙。

发现她织帽子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家工作了好几年了，基本每年就回去一次，对她平常的生活也不算太清楚。

后来回了北京，我还是老想这事儿，想到她一天到晚都在那儿织，老觉得哪儿不对。我也想过联系那个帽子收购商，给我妈的帽子加点钱，或者帮她换好点的线，劣质的线很伤手。我联络来联络去，也没联络着，我妈妈也不太愿意给我找，她也不知道我打什么鬼主意。

没过几天，我和我的大学室友吃饭，正好在琢磨，就跟室友说了一下这个事儿，我说要不你帮我收了吧，我就不去找帽子收购商了。她就应下了。我妈妈知道她，但是没见过，所以她需要一个新名字。她就给自己想了个名字，就叫小芳。我说好土啊这个名字，她说不，我觉得好，我就要叫小芳。我说行。这名字就这么来的。

当时我就跟我妈说，我在展览的时候偶然碰到了一个朋友的朋友，是一个法国公司的，他们正在收帽子。为了把自己摘巴得更清楚，我就说，我跟这人也不是那么熟，你就看看你能不能做，你觉得满意就做，不满意就别做。

这件事就这么开始了。

胡尹萍在箭厂空间展示妈妈编织的帽子

「你永远知道是她寄给你的帽子，但是你永远都不知道那帽子是什么样的」

我妈妈是相信的。为什么不相信呢？我们想了很多细节。

首先这个成交是非常真实的。我们给她买好线，寄过去，她做好了帽子就寄给小芳，小芳检查没问题，再给她手工费。

那些毛线是我买的，直接在淘宝买，我会跟店家沟通，让店家不要留我的名字和电话，只写收货人的信息，直接发过去。她织好了，寄到小芳通州的家里，小芳再给我送过来。跟我完全没关系。

当然了，你条件也不能太好，钱不能给得太多，要一点点地涨。比如她织完了帽子，小芳就会问她，阿姨，你觉得这顶帽子值多少钱。一开始她说，「我觉得这个帽子，手工费你应该给我多少多少钱」。因为这顶帽子比较花时间，样子跟以前不一样。后来慢慢她会织更复杂的，就会贪婪一点，会涨价，「小芳，这个帽子我觉得我织得特别好，要贵一点」。我们就会说，「阿姨，不行，你这个手工好像没那么长时间」。要跟她讨价还价，看起来真实一点，另外我也不想滋生贪婪。

我当时给她挑毛线，挑了大概有几百种。她在缫丝厂工作了那么多年，但你知道，她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些线。作为一个工匠，她拿到不一样的材料，还是蛮喜悦的，非常新鲜。就像我们做雕塑，你遇到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泥巴，会对那个泥巴有情感。

一开始我选的都是很贵的线，她特别喜欢织全兔毛的，那个线好贵啊，三百多一斤，进口兔绒，确实很好，织的手感也很好。一顶帽子大概二两半到三两半，稍微大一点的四两线，你想那就非常贵了。有时候她织顺了，一天就能织很多，我想不能这样，不能给她买这么贵的线，我该破产了。后来我就挑着买，短毛，长毛，绒毛，浅绒毛……我发现这有一个好处就是，她可以掺着织，配色和样式反而越来越多。

我们最开始就跟她说了，小芳公司不规定样式，她想织什么就织什么，但有个条件，就是她必须自己满意。因为我不懂针织，没法给她提供样式。我也不想把这件事变成她的一个负担，我又不要求我妈成为一个啥，她瞎织也可以。

但她确实织出了各式各样的帽子。她会根据线的粗细、长短，织不同的样式。还有时候可能就是生活中（的灵感），比如这个季节菜花熟了，她就织了一坨菜花放在上面，今天看到一个老鼠，或者去渡了个船，就把她有印象的一点点东西织在上面。

有一年她来北京，特冷嘛，她出去买菜，要戴个帽子，再拴一条围巾，就很麻烦。后来她就做了围巾帽。相当于是帽子戴在头上，尾巴很长，可以在脖子上裹两圈，就是围巾。这是根据生活的需要，她是很务实的、很朴素的。

我记得最早她把帽子寄到小芳那儿，小芳拿过来，我们两个一起打开，一起看。我也戴，小芳也戴。你永远知道是她寄给你的帽子，但是你永远都不知道那帽子是什么样的。每一顶帽子都不一样，同一个样式可能会有几顶，有的会有点问题，在这顶的基础上，她就会调一下版型，肯定会有一顶是她最满意的。

到现在，我也能从一堆帽子里一眼认出她做的帽子——她的做工一定没有其他阿姨的好，她会更在乎帽子的款型和设计，不那么在意针脚。她做的会更生动，因为她性格就是那样。其他的阿姨也有很生动的，但是她们每个人生动的位置、生动的方式都不一样。

也因为要和小芳联系，我妈才学会用智能手机，注册了微信，有了自己的账户。最开始，她寄快递收快递，写的都是我爸的名字，因为我爸有工作，镇上的人都认识他，但后来，她会写上她自己的名字。

对我妈来说，成就感还来自于，别的阿姨都织不上这些线。在我们那个小镇，能买到的毛线品种非常有限，很多人见都没见过。对她而言，能有不一样的线，想一些花样织，而周边所有阿姨都在织同一款帽子，肯定是有极大的成就感的。

2016年一整年，我们收到了我妈妈织的100多顶帽子。在这个过程里，小芳也挺沉浸的，或者说挺魔怔的，她特别喜欢这个项目，每次送快递过来，我们都一起看。

小芳本来是北京的公务员，有北京户口，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喝杯茶，看看合同，签签字，嗑嗑瓜子，牙都磕缺了。也厌倦了日复一日的生活，后来因为帽子的事，她辞职了。

妈妈2016年一整年编织出的帽子式样

「看到实物的时候，你永远是感动的，她不会让你麻木」

2017年3月，我们就决定成立了一个小芳公司，把这个事情持续下去。不只是收我妈妈的帽子，也收小镇阿姨们的帽子，并且想办法帮忙卖掉这些帽子。我们本来就假装是一个法国公司，成立一个公司，好像才变得更完整。当代公司制度也可以帮我们更好的促成和完善这个作品。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织什么。我很快发现，我母亲其实很普通，她能做的东西，阿姨们也能做，那一代人里有本事的人很多。她们有很多可能性，与其让它慢慢发酵，不如我给一个（主题），让她们所有的创造力集中发酵出来。

当时我定的第一个任务是比基尼。我第一次看海是2009年，在巴塞罗那的海边，当时我就想，希望有一天能跟我妈一起到巴塞罗那看看海。第二次看海是在迈阿密，那个海滩真的太好了，大家都是裸晒，我当时一直想，我靠，能把我妈带到迈阿密晒晒屁股就太好了。但是她一直在照顾爷爷奶奶，这事就不太可能。我当时就想，这群阿姨基本也没怎么见过海，如果让她们想着心中的海，织毛线比基尼，是挺酷的一个事儿。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织成衣，太复杂了，特别不适合表达艺术，艺术就是简单直接。比基尼多简单啊，三个点一出来，让她们直面自己的创造力。

但是说服大家做出第一套是特别难的。而且我第一个说服的其实不是阿姨，而是小芳。小芳是个有点保守的山东姑娘，一开始是不太理解的，我是先说服了小芳，小芳又在四川当地说服了一个年轻的妈妈。当时她就织了一套绿的、很保守的比基尼，裤子都是四角裤，都快到膝盖了。但我们还是鼓励她，说你看，你织得特别好，也给了她挺多钱，算是用言语和金钱鼓励她吧。慢慢别人也就开始织了。

四川气候很潮，大家都是在太阳下面织。最开始还是有点抵触，但是后来好多人都开始织，就好了，没什么顾忌了，其他人笑就笑吧。

阿姨们编织的比基尼

比基尼之后，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安全感」的项目。它的来源是2015年，我的工作室经历了一次暴力拆迁。同理到小镇阿姨，她们会怎么样呢？我让小芳问阿姨们，如果坏人来了，你们用什么样的武器保护自己和家人？最开始她们织了，我一看，都是刀枪炮弹。想想也正常，大家意识形态中的武器就是这些。但是现实肯定不是这样，它不够真实，我就再去沟通：真的坏人来了，你不可能有枪、有子弹。还是希望她们可以更真实地思考这个问题，面对这种处境。

第一个阿姨我记得很清楚，她织的是泡菜坛子，我看到它一下子都愣住了，这泡菜坛子和泡菜，小芳问完阿姨说，坏人来了泡菜坛子扔他。

还有一个阿姨，她一直没织，我们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坏人来了，她会用脏话把他骂走，这个她织不出来。我们就让她发语音说了一段脏话，觉得很好，就让她把那些脏话全部织出来，什么仙人板板啊，龟儿子啊，特别特别多。脏话她也不会写，就让我们的一个团队小伙伴给她查，我说不要给她查，用拼音就好了。她很多拼音也是错了，但也没关系，能看出那个意思就行了。这次展览我们把她的脏话做了一整面墙，是挺有意思的，我估计这些阿姨做完自己也笑，可能自己也挺乐的。

其实小芳这个项目建立以后，我很少特别细节地管这些东西。阿姨说想织渔网，我说挺好的，那就织吧。可能我就忘记这件事了，她织好了寄过来，看到实物的时候，你永远是感动的，她不会让你麻木。

就像后来，「安全感」做了两年半以后，我就想，阿姨天天琢磨坏人来了，怎么保护自己的家，那阿姨脑子里的坏人都长啥样？琢磨来，琢磨去，我就想，要不让她们把自己心目中的坏人织出来。你知道她会寄一个坏人过来，但你永远都不知道坏人到底会做成什么样。

有一个阿姨织的坏人，是她去城里打工时的老板。她每次去结账，都需要那个老板签字，老板不签字，她就拿不到钱。

还有一个阿姨织的是自己，因为她身上有很多刀口，肚子上有，腿上也有，所以她夏天不穿裙子，也不穿短裤，因为别人看到她身上的刀疤，会以为她是坏人，所以她就把自己给织出来了。当时看到的时候，真的太触动了，如此真实，又如此残酷，这种东西你就会觉得特别好。至于她身上的刀疤怎么造成的，或者她的遭遇，你大概可以想象，我就没有让工作人员继续问了，再问下去就是别人的隐私了，我的工作就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了。

其实「安全感」这个事，大家看的是阿姨的作品、阿姨的想法，但其实不只局限于阿姨，每个人都一样。我面临的不安全感，你面临的不安全感，跟阿姨面临的不安全感有很大差别吗？在这块土地上，大家面临的安全感，很多时候是有共性的。

「坏人」系列

「手好痛啊，但是如果发点奖金，马上就不痛了」

如果真的要跟小镇的阿姨们解释什么是艺术，估计是一件很难的事，她们大多也没有兴趣了解。

阿姨们是很现实的。在她们眼里，这个工作，跟原来她们在缫丝厂的工作，或者在造纸厂的工作，是一样的。一个造纸厂的阿姨，她也不会关心这些纸最后会用在哪里。

当然她们也说过，小芳公司有点怪，「怎么你们法国公司要的都是稀奇古怪的东西？」所以我们也会造成一种假象，就说，国外公司需求不同，小芳公司其实有很多点，云南有，贵州也有，四川只是其中之一。再加上小芳一段时间在过四川，和她们共同工作，工资到位，她们也就不太会质疑了。

比起好奇公司，她们更希望活能多一些。有时候她们也会跟小芳撒娇，说这个好难织啊，手好痛啊，但是如果发点奖金，马上就不痛了（笑）。

后面我们开始做这些项目（比如「比基尼」、「武器」等等），真的，没有两三个月，是没有人动第一下筷子的。她们总会说，哎呀，你们怎么又换了呀，怎么又换了呀，怎么又做新的了，又要动脑子了呀。你永远得到的都是这样的回复。

她们最喜欢织的是帽子，织帽子几乎是不动脑子的，一天可以织三五顶，可以看着电视机，手都不用看就做了。但是要做其他东西，要动脑子，就不行了。所以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配货，比如阿姨如果参加某个项目，织一些需要想象力的东西，我们就给她配50顶帽子。有了这50顶帽子，她们才可能有兴趣加入。

这些动脑子的作品，钱会多好多倍，甚至一百倍都不止。但她们是不太愿意的，因为那些东西非常费劲。她要琢磨，要想，就觉得累，不爱做。除非你钱给得够够的，她就觉得可以。

就像最近，我们在给成都一个美术馆做东西，阿姨们做得很慢很慢，但我们一说需要帽子，几天就织完了，都已经寄到美术馆了。

她们也出现过抄袭的情况。奖罚分明的机制是必要的，比如这个阿姨抄袭了另一个阿姨，被抄袭的阿姨就会很不高兴，心想她抄我的，还和我拿一样的钱。抄袭的阿姨拿到的费用，应该低于其他阿姨，这样的机制一出来，阿姨就会想，抄了别人的，钱少了，好像确实没必要。

我们把阿姨们织的帽子，送到了美国反特朗普大游行的现场，又把一批绿帽子，送到了爱尔兰的圣帕特里克节游行现场（圣帕特里克节的传统颜色为绿色）。有时候也会把现场视频给她们看，她们会说：「为什么老外都喜欢戴绿的？」她们可能不会去深究，但至少会觉得说，在我们这里被嘲笑的东西，在他们那里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我觉得就足够了。

这些年，每到逢年过节，我们都会给她们发福利。最早订的规矩，是每个节日都要发。我们发过柴米油盐，洗手液，洗衣粉，锅碗，保温杯，杯子，苹果。为了让阿姨开心，也买过韩国进口的针线箱，特别好看，但结果两天就整碎了，因为她们家里都有小孩。她们不喜欢不实惠的东西，有一次我特地买了画家朋友家里种的苹果，她们收到了，很生气，说不如我们当地的好吃，还不如发钱呢。后来我们再发，就会问她们想要什么，可是我发现她们永远都想要被子（笑），我们至少已经连续发了四五次被子了。最新一次统计，她们说，还是想要蚕丝被。

之所以经常发福利，是因为当年我母亲在工厂里上班的时候，经常发各种福利，发个暖水瓶什么的，挺好的，她也会有一种集体感。我们的阿姨里，也有一些在镇上的缫丝厂干过。我们那个工厂，九十年代人很多，我记得那时候我才几岁，就在厂子里待着，几百个阿姨，就在那里做那种抽丝剥茧的工作。后来它就倒闭了，其实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这些工厂，就被所谓更好的、更先进的东西替代了。

这次我们在上海展览，这个美术馆的前身，也是上海的一个生产造纸机械的工厂，也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也是集体时代的那种结构。我在布展的时候，就拍了张照片发给我表妹，她就说，「这不是舅妈的工厂吗？」她是马上回复的，一点没打磕巴。看一眼她就能知道，对我来说，也是一样，一进那个美术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空间，好像跟我妈妈、阿姨们的这些作品有关联，就是这种感觉。

明当代美术馆「胡小芳和乔小幻」展览

「她们的处境，她们的遭遇，她们在时代里的关系」

直到现在，我妈和阿姨们还不知道小芳的背后是我。

我一直让工作人员跟她们联系，自己是隐身的。我的工作人员回四川的时候，我妈妈也会问他：你认不认识胡尹萍？他说不认识，我妈也就没话说了。我们想过，只要我一直不出现，就算她们怀疑，我们打死不承认就可以了。

有一年我回去，发现那些阿姨都在我家织东西，都挺忙的，我回家了，阿姨们很不开心，看我有点不顺眼，觉得我要占用我妈的时间，她们说，你回来干嘛，你妈又要给你做饭，你看你妈都在教我们做东西。我回去了三天，两天都是在外面吃的饭，就最后一天，我妈看不过去了，才给我做了一顿。

但实际上，这么多年，小芳整个项目是亏钱的。因为首先我的专业知识不在这一块，第二它也需要时间去经营这个品牌，需要推广，我的精力不在这里，也没有商业才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用「乔小幻」的名字做雕塑，来反哺小芳这个项目。

但是这么多年做下来，我觉得它带给我的滋养是相互的。就像你种一棵花，天天给它浇水施肥，或者你去饲养一个宠物，看起来是你去照顾它们，但实际上它也反馈给你很多东西。

它拓宽了我的一些观看角度。我的工作，就是用一根牙签，去戳一个巨大的水母。戳了一下，这个水母就在海洋里，开始展示出它的姿态。这个姿态可能是疯狂的、怪异的、不正常的，而我是一个观察者，会去观察这个水母的变化，以及它变化以后，这片海域发生的变化，它可能是个蝴蝶效应。真正的「小芳」，其实不是这些织物，而是水母和大海。

这个项目表面上看起来，是用毛线来表达，有很丰富的颜色，但这只是它的皮，里子不是这个。我们也可以用草，或者用竹子，任何材料都不重要。只不过刚好在我母亲这个时代，在小镇，她们擅长这个。这个作品的筋骨，是跟今天的现实有关，她们的处境，她们的遭遇，她们在时代里的关系，都融合在了这个作品里面。

具体到她们每个人，这个项目带给她们多大的改变，我觉得或许是有限的。水母依然是水母，改变不了性质，最多是这只触角灵一点，那只触角缩一点。我从来不觉得人可以改变人。

对我妈来说，可能编织的这个收入，也不是那么重要，或许能补贴一点家用，跳广场舞可以买几身衣服。但如果她不用智能手机，她的社交范围就只有周围的阿姨。有了手机，她至少认识了小芳、淘宝客服，无形之间把她带到了一个更开阔的地带，她和世界的联系更多了。我可能更在乎这个，小镇太封闭了，生活范围太狭窄，她是需要被打开一点的人。

这几年她也独立一点了，以前她经常会来缠着我，现在很少了，她会去缠着我们几位工作人员。相当于她的生活有更多的支点了。生活的支点一多，人就会更稳，心态会更健康。

至于其他阿姨，我在想，就像在织坏人的时候织了自己的那位阿姨，她愿意把这种伤疤，用这种形式表露出来，是有一种豁达在里面的。当你终于把一件事摊在面上说，她可能会释然一点，会和自己形成某种和解。

我想在未来，小芳会是一个更开阔的项目。可能不止于四川的阿姨，北京的阿姨，甚至还会有非洲的阿姨，各个国家的阿姨。

我们之前做了一个主题，就是让阿姨们编织自己「理想生活的标准配置」，其实就是大家的dream life。然后我就发现，99%的阿姨，理想惊人地一致，都是有个车子，有个房子，有个孩子，基本就是这样，没有太多别的。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下面，大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价值判断，没有多大差别。

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育背景和历史结构里面，每个个体对dream life 的想象，应该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希望这个项目将来可以更开阔、更深远一点。无论什么样的人种、宗教、肤色、阶级，艺术是可以超越这一切的。

阿姨们共同编织一顶巨大的粉红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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