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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济神州汪来:创新药出海,要闯出一条没人走过的路

2022年6月29日 文/ 贾亭 编辑/ 贾亭

百济神州汪来:创新药出海,要闯出一条没人走过的路

原创 2022-06-28 18:41 · 健识局

中国的“创新药”要得到世界的认可,到底有多难?

2009年新一轮医改启动后,国内医药行业萌发出一股要追赶世界医药创新的势头。而在国家陆续出台的政策、资金扶持下,“去海外做临床”一度成为那个年代医药产业的潮流。放在如今来看,一款创新药不开展一两个国际多中心试验,几乎不大可能获得国际认可。但在十多年前,能够去到国际上启动临床,已经非常了不起。当时国内创新药物开展国际临床的,有两款较有代表性的药物:治疗心衰的1类新药“重组人纽兰格林”,和治疗癌症的“西达本胺”。

这两款药物的临床前研究分别启动于1999年和2003年,算得上十年磨一剑,一度被寄予厚望,发明这两款药物的科学家也韧性十足、非常执著。但可惜的是,两款药的出海并不顺利。重组人纽兰格林早早在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地做好了专利布局,但一直未能做出好的临床结果,2020年初甚至被国家药监局否决上市,海外上市更遥遥无期;西达本胺在2013年在国内获批,但直到2021年才获得日本的上市许可。一个科学家的一生,能有多少个十年、二十年去等待一款新药走向国际市场?

实际上,2019年之前,中国原研的创新药物没有一款能拿到美国FDA的上市许可。对所有中国科学家来说,这是一场从未有过获胜经验的比赛。

这对于汪来更是如此。不同于很多在大型跨国药企浸淫多年的人,在2011年加入百济神州之前,汪来没有过在跨国药企的工作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野路子”出身。但正是这样一个不走寻常路的研发负责人,带领一个年轻的团队创造了中国医药界的纪录:第一个把国产创新抗癌药送到美国市场上。

2019年11月,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泽布替尼获美国FDA批准,成为国内第一款在美上市的抗癌新药,实现新药出海“零的突破”。2022年一季度,泽布替尼在美国销售额已达到4.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翻了7倍。2022年6月,泽布替尼已经在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上市,基本算是在世界市场上站稳脚跟。

新药研发是技术实力的比拼,更是策略的竞赛。百济神州的研发布局和人才梯队设计,让公司的产品和管线处于非常有利的竞争格局之中,这背后都离不开“不按套路出牌”的汪来。

顶住压力,奔赴国际赛场

2011年,汪来跟随导师王晓东,加入新创立的百济神州。从科研界出身的汪来并没有大型跨国药企的经验,当时也不知道百济神州会成为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是一家“新一代”生物科技公司,一定和其他生物医药企业不一样。

2012年,BTK抑制剂泽布替尼在立项之初,正是汪来力主推动公司确立的项目;这其中也投射了百济神州早期的研发思路。

在泽布替尼立项时,国际上第一代BTK抑制剂已经进入到临床2期。但经过内部团队的反复研究,汪来和其他科学家看到,伊布替尼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因此团队坚定地认为,开发新一代BTK抑制剂存在很大机会。

“第一个去撞线的产品,往往会给后人提供很多的经验教训。就算第一次撞线成功,但它往往不完美,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借鉴,能够推动后来者做出更优秀的药物。”汪来这样总结新一代BTK抑制剂的开发思路。

在新药研发领域,这种研发方向叫“best-in-class”,追求的是不断精进、后来居上。百济神州作为创新药企业的代表,最初并没有求首创,而是选择更容易突破和做出差异的领域。听起来不那么高大上,但在公司创业早期,这一策略非常有效。

泽布替尼是汪来主导开发的第一个创新药物,许多“分外”的工作自然也都落到他头上。

完成实验室阶段开发后,泽布替尼面临着开展人体临床试验的问题。但在2013年,当时国内新药临床申请的审批进度缓慢,为了加快开发,百济神州决定同步开展国际临床。当时的团队“缺经验”“缺人”,原本负责临床前研究的汪来只能硬着头皮上。汪来和团队选择去了澳大利亚,想办法找到当地的专家,逐一登门拜访,并和专家一起起草和设计临床试验方案。

百济神州最初为了“赶进度”而开展的海外临床,后来逐渐形成了一套差异化的路径,成了公司新药开发的“标配”。汪来认为,既然我们坚信自己能够做出全世界最好的抗癌药,就应该设定更高的目标,去造福全球的患者。围绕这一思路和开发路径,从2013年起,百济神州先后多款产品在海内外被迅速推入临床。

事实上,在海外进行临床试验非常花钱,而由于大量开展全球性临床试验所带来的高额亏损,一直都是外界不理解和诟病百济神州的靶标。

汪来坦言:“回答这些疑问已经成了我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即使顶着这些压力,我们也必须这样做。我们坚信,虽然国际化道路艰难,但这是创新药的出路,更是中国制药行业的出路。”

汪来对中国及全球医疗格局有着自己的判断:中国的确是人口大国,但国内的经济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医药行业立足于民生需求,当下不太可能有高额的回报来支撑持续的新药开发。要在这片土壤上培育出一家伟大的全球性药企,必须走向国际市场。

造就一台严丝合缝的全球研发机器

从零开始组建全球研发团队,过程远比想象的艰难。

百济神州刚创立的时期,中国尚未形成新药研发氛围,更缺乏有经验的科研人才。况且百济神州当时还是一家岌岌无名的小公司,当时在华外资药企的科学家不太可能看上这么一家初创公司。

汪来把百济神州的研发分为两个阶段,2016年之前,公司的许多管线主要还在实验室阶段;2016年后,重点工作开始集中到了临床端。而2015年以后,时逢中国启动药政制度改革,自此新药审批速度大幅提高,给国内一批创新药企带来了“逆袭”的机会。

为了先组建出中国临床团队,汪来花了很长时间在行业里招兵买马,其中不乏从外资药企挖来的人。外企在华的研发职能主要是做临床研究,但以往中国区很少能介入和参与到全球药物开发的策略制定中,往往都是执行来自全球总部的计划,远离决策层,天花板非常明显。

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百济神州,汪来开始一遍遍地“讲故事”,讲自己对行业的观点,讲中国创新药的春天,讲创造一番事业的历史性机遇,不光给同事讲,还给猎头讲。

汪来一直强调:百济神州展现给同事们的是一张白纸,没有程式、没有套路,需要无数加入公司的人共同帮助它成为一家高效的、与众不同的公司。

回忆起早期搭建团队的经历,汪来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在百济神州,你不得不撸起袖子去干本来或许不该你干的事情,因为公司需要有人做这些事,而且必须做好。这是我们始终强调的一种主人翁精神。这段经历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个提升,我们越做越多、盘子越做越大。在那个阶段,公司内可能没有其他人能比我更熟悉我们的临床。”

直到2019年初,以中国临床团队为班底的亚太区开发团队基本成型,汪来又转身开始组建美国的临床开发中心。

在百济神州的研发体系中,临床前研究主要布局在中国,而临床开发则是一个“双核”型结构,中国和美国并重,同时在全球其他地方布局临床运营和药政注册等力量。让全球临床团队与亚太区临床团队的优势能力完美结合,并且要和临床前研究团队合拍,筑就一个高效运转的全球研发引擎,为此,百济花了6年时间。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的研发团队运转起来往往更为高效,而海外团队的节奏则相对舒缓,两个齿轮的运转常常不在一个节拍上,需要更紧密地磨合。“怎样让海内外团队在同一个频道上合作,成为一个全球的one team,这对于我们能否构建起全球研发体系至关重要,但这一点也尤为挑战。”从2019年开始,汪来逐渐负责起了美国临床团队的管理,经过几年的打磨,两大齿轮才完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如今,这支横跨全球多地的临床开发团队规模已经超过2100人,成为全球肿瘤领域目前最大的一支临床开发队伍,并摆脱了对第三方CRO机构的依赖,将绝大多数临床试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过程“费了不少劲”,但这一布局意在长远,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临床试验的质量,加快开发进度,并降低成本。

“现在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有信心。”已成为百济神州全球研发负责人的汪来,在谈及未来时,希望公司能长期保有作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活力,“随着这台大型引擎的高效运转,我们在公司内部能孵化出更多有潜力的新项目。以前我们做的是best-in-class,现在条件成熟了,我们已经处在第二个创新浪潮中,向first-in-class全面发力。”

汪来介绍,百济目前已经在全球开展的100多项临床试验中,只有不到30%是只在中国展开的,其余的大部分为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这和国内大部分药企仅在中国境内开展临床试验的数据组成和投入规模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其目的则在为更多管线产品的全球申报打下基础。“未来我们自主研发的每一款产品,都应该有国际化的潜力。”

有意思的是,曾经从外资跨国药企中挖人的百济神州,如今开始被跨国药企反过来“挖人”了。汪来认为,作为团队管理者,很重要的是找到“正确的人”,而且把人用在正确的地方。“百济神州做的很多事情,在行业内没有先例可循。这个过程你要保持一种灵活的环境,从业务上给人足够的活力,不仅让好的人才能够融入,更要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空间去探索。作为管理者,我们要为员工的事业负责任,要替他去设计、给他足够的帮助,让他有更多机会抬高自己的天花板。这也是我最大的乐趣。”

好风景不只在高峰,也在低谷

百济神州拒绝成为又一家“传统”的生物医药企业。一路走来,百济神州没有遵从过去大公司的模式,而是自己趟出了一条独特的商业模式和发展道路。

创业前十年,不论是BTK抑制剂,还是PD-1,百济神州在国际上还处于跟跑阶段。但凭借后程发力,百济神州正逐渐追赶领跑者。

在“第二次创新浪潮”中,百济神州希望成为领跑者。领跑和跟跑的最大不同,在于领跑需要选择正确的前进方向,这其中需要的不单纯是技术考量,更是一场对战略与耐心的考验。

药物创新实际上是商业模式主导,当下最热门的PD-1开发故事证明了这一点。科学家们早在上世纪末就发现了PD-1和PD-L1这一组靶点,认为能够对此开发前所未有的细胞免疫药物。不过当时靶向抗癌药物刚刚兴起,商业价值还没完全挖掘,所以PD-1的价值一直未被充分发掘。

直到2012年全球药品“专利悬崖”到来,默沙东等跨国药企才从管线中翻出有潜力的PD-1,加速研发并在几年内推向市场,随后全球医药行业趋之若鹜。

要想做到举重若轻,随时能拿出PD-1这样的重磅品种,百济神州需要积累深厚的研发管线,并慢慢搭建起符合全球创新趋势的新药研发架构。

汪来花了几年时间所做的内部流程改造、动力系统重建,就是百济迈向下一轮新浪潮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培育起医药创新的生态系统,并用成熟的商业模式支持这个系统,借助产业价值链的能力,改变全球制药行业不够高效的积弊,用更快速、更可及的方式,将高质量的药物带向全球,并让科学家的价值、让创新的能量最大化——这才是掀起创新浪潮的核心和最终目的。

时下,国内医药行业说得最多的关键词是“创新药寒冬”,各方都试图从政策、资本、社会等方面解释目前的行业变化。

汪来认为,这轮行业泡沫其实早在2020年疫情之前就已经酝酿,只是随着疫情的袭来,把医药产业推向聚光灯下,让很多人忽视了风险的存在。长期以来同质化的竞争、同一市场上的厮杀,只会消磨掉迈向未知的勇气,并不会让行业变得更好。

实际上,很多时候真正的风景不只在高峰,而恰恰是在低谷。“低谷往往是把行业聚拢在一起,大家能够系统性反思和复盘,才能拧成一股绳,找准方向重新出发。”谈及当下的创新药环境,汪来依然对未来充满乐观。

“做创新药没有速成法则,一定要坚持长期主义。经过一轮洗牌,我相信生物医药行业会再次进入到快速上升的通道。从全球来看,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科学去回答和解决。另外,最最关键的是生物医药行业的技术创新终于到了全面开花的时代,随着越来越多技术的突破和爆发,一定会有更多的优秀生物医药企业出现。”

如今的百济神州正在为下一轮的发展机遇积蓄力量。汪来开玩笑地说:百济神州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遇到了无数好运气,而且我们都接住了,这是一种幸运。但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已经成功了,一切只是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的事可以去做。

“创新药是时代赋予的机会,为什么不好好闯一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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