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西方听得懂的音乐语言来“讲中国故事”，创作了一系列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作品，通过在世界上传播，让人们认识到中国音乐的新面貌。

作者｜赵雅静

编辑| 陈鹏

和时间对抗

叶小钢今年66岁，时间的紧迫感时常来到他的面前。

在每日的安排中，他形容“A中有B，B中有C，C中有D”。要生活，要创作，要教学，要写书，还要负责学校的管理，每一项都不能落下。他的肩上担着许多担子：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音乐学院创院院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等，各方面的事情都要顾及。

诸多的事务中，有时创作时间被压缩，叶小钢也曾倒过苦水：“一般情况下，作曲家是需要有一整块时间来创作的，假如中途被打断，思维就乱了，再接上非常吃力。”但紧迫感加上充沛的创作激情，让叶小钢养成了“见缝插针”的创作方式。青年作曲家郑阳曾目睹叶小钢刚开完一个头绪纷繁的会议，在接踵而来的下一个工作前，利用一点点间隙时间作曲，有5分钟写5分钟，有10分钟就写10分钟。“哪怕是利用零碎的时间创作，他的思维也是连贯的。”

2022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博客天下》采访叶小钢，他刚参加完中央音乐学院的会议，匆匆前来，落座之后，仍旧在电话中对接唱片出版事宜。但当对话开启，他便立刻变得从容、专注。

《博客天下》封面人物叶小钢

这种“随意切换的专注”，叶小钢的同事深有体会。“身兼数职的叶老师公务非常繁忙，但他总能找出时间进行音乐创作，这源于他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跟随叶小钢多年的北京现代音乐节办公室主任尹锋曾告诉媒体，“叶老师时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早晨依旧精神焕发地投入到新一天的工作。”

“五一”期间，叶小钢因新冠肺炎疫情没有出门，在家浏览各种游记，从徐霞客到陈丹青再到纪伯伦，那些书中的“别处”被他称为“与世界相遇的广阔空间”。

事实上，这位生于1955年的音乐家已经走遍了世界，并把以中国文化为基石创作的音乐作品带向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作为“文革”后首批参加高考的一代，叶小钢在中央音乐学院成长，随后前往美国深造，亲身经历了外者对中国的偏见，并力求为中国音乐正名。

去年，叶小钢录制发行了5张唱片，今年计划再录制4张。他的作品极为丰富，数以百计，横跨中西之间，录制唱片不是一件易事，涉及乐团、指挥、演奏家、唱片公司、发行方等各个群体的合作。但在叶小钢看来，这是当下的要紧事，是“对中国音乐的国际化表达的认同”，这也是他花费心力出版唱片的原因。“至少人家一翻，知道中国有个作曲家叶小钢，他出了10张唱片，那还是不一样，是没有唱片的人不能比的。”

但还不够。在叶小钢的叙述里，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瓦格纳的名字时常回响，即便已经有诸多成就和头衔，他依旧想要伸手触摸人类精神文明的高度。“你要说文化上，我还没有成为瓦格纳，他的哲学意识形态能全部集中到一个大作品，我还欠那么几步。我对自己要求是很高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书？瓦格纳就是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他什么都是。”

推动他连轴转的动力，是个人理想，叶小钢十分清楚自己的心愿尚未达成。在他看来，古典主义的高峰虽然已然逝去，世人皆知的大作曲家久未出现，但他担忧的不是时代，而是一份对自己的交待。“确实没有米开朗基罗了，没有柏拉图了，孔子也没有了……但是有生之年我能不能满足自己的期待值，这个很重要。”

叶小钢在排练中

紧迫之余，他也调侃自己的年纪，“交响乐我已经写到第八个了，第九不敢写。一般写第九个，写完就离家。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都这样。所以我想先写第十，哈哈。不过，例外也显而易见，肖斯塔科维奇写了15部。”

除了公务、创作、整理旧作之外，对知识营养的汲取不能中断。叶小钢每周都要买书，有时只是为其中的一句话。每天坚持阅读一两个小时，是他自青少年时代就养成的习惯，一直保留至今。在音乐上，他每天听一个小时唱片，涉猎包括古典、现代、民族、通俗、流行、摇滚等领域，开车时是肯定要听的，除了感受旋律之外，更重要的是体悟作品的气质和思想。

一切的辛劳都是为了保持对音乐的敏感和创作上的新鲜知觉。很早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一个道理，“做艺术家是很辛苦的，如果你有追求的话。因为你永远不满足，永远要挑战自己，不能重复过去。”

“能不能有大成就，关键看人生最后10年。”叶小钢不敢懈怠。

少年“阿辽沙”

1955年，叶小钢出生于上海市陕西南路582弄。受父亲叶纯之的影响，4岁便开始练习钢琴。

叶纯之是“新中国早期音乐拓荒者之一”，上世纪40年代，他在香港邵氏、凤凰等多家电影公司任作曲，创作了《翠翠》《嫦娥》等近百部电影音乐，红极一时。而除了作曲家的身份之外，为了心中的革命理想，他同时在香港为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工作。

就在叶小钢出生的前一年，叶纯之在组织的要求下，携家人返沪。刚回上海时，叶纯之没办法作曲，被安排到工厂里劳动，靠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大家人。而妻子则为了生计夜夜织绣到黎明。叶小钢至今仍能回忆起夜深人静后母亲“抑抑”的缝纫机声。在他的印象中，母亲“刺绣的质量属一级，在当年上海绣品厂中属优品。但她花费多日辛劳织绣的多款清扬婉兮的床罩、台布、枕套或绣花鞋面，只能挣卑微的一元多钱……”

在随笔集《素手烹茶》里，叶小钢为母亲那端然典丽的绣品感到惋惜——它们全部换成柴米油盐或哥哥姐姐插队落户时所用盘缠，“竹质绣花绷架在家中消失，母亲的绣花技艺与子女再也无缘”。童年的回忆充斥着些许艰辛，为了给家中买到新鲜的蔬菜，年幼的叶小钢，也常常需要凌晨便前往小菜场排队，有时还用竹篮和青砖达到“一人排三队”的效果。

叶小钢的父亲叶纯之

但父母对音乐的审美依然熏陶着他。叶小钢形容儿时听到父亲创作的《中提琴协奏曲》，“忧悒的中提琴破空而来，似清朴之人立于苍茫天地之间。”在他的心灵中，对音乐的好奇心开始生长。

而母亲则常在一楼带唱机的大收音机里放唱片，并把音量开得震天响，一楼因此形成了一个大的共鸣箱。叶小钢随母亲到二楼听，肖邦的《E大调练习曲“离别”》、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一遍遍地塑造着叶小钢对音乐的感知。

在上世纪60年代中，很多唱片流失了，母亲为了儿子更好地学习音乐，曾请求香港的老朋友再寄一些到上海，最终也未能成功。但这些事件留在了叶小钢的脑海中，让他感受到父母的支持，为他天然形成了一道保护屏障。

在家庭的影响下，叶小钢的音乐成长之路，似乎不是一个在痛苦中磨练成才的故事，更像是一个人天生就找到了自己一辈子要做的事。他记得自己幼时被母亲带着去看苏联电影《天职》，影片讲述了天才少年阿辽沙在苏联国家功勋音乐家多布雷宁和音乐学院的培养下成长的故事。叶小钢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我学电影里的阿辽沙，想当音乐家。”

青年时期的叶小钢

“自幼练琴”在他的表述中，也并未出现太多痛苦。“我从来不用催，恨不得总坐在那儿。”那时是一周6天工作制，他每天练习两小时，星期天的练习时长则达到8小时。邻居们觉得吵闹，会拿竹竿捅天花板，用石头砸他家玻璃。有一次，他的母亲问邻居：你看钢琴伴奏《红灯记》吗？邻居说，我看什么？我天天听你们家人弹。

虽寄予希望，但父母的要求并不太严格。母亲不太逼迫他，连“恐吓”他的话语都与音乐有关——那时家里有一套日本作曲家团伊玖磨的歌剧《夕鹤》的78转唱片，在童年时期的叶小钢听来，“阿里阿多、瓦达西哇”的歌剧式唱法，“像鬼叫一样”。母亲便对叶小钢说：“你不好好弹琴呢，我就放‘鬼叫’唱片啦。”

父亲觉得亏欠于子女，只求他开心就行。返沪之后，叶纯之奔波于生计，直到“文革”后才又重拾作曲，在人生最后10年，为《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等多部经典电影创作音乐。在叶小钢的印象中，父亲的音乐是“善良的”，音乐形态极为温厚。即使在晚年患癌时，叶纯之写就的最后一部作品仍然悦耳，“没有任何宣泄，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

受父亲影响，叶小钢形容自己也是“比较善的一个人”，年逾花甲仍觉得自己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他愿意将这份“善”念保持一生，并赋予到音乐中，传递向世界。

“黄金一代”

和同代人一样，叶小钢的青春期与“上山下乡”这个词紧密相连，那是一段苦难的岁月，但叶小钢始终以平常心来看待。

1971年，他中学毕业，先被下放至上海崇明岛的农场劳动，学会了插秧、割水稻。次年，他又前往上海郊区一个偏远的造纸厂当工人。领导知道他会弹琴，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一定想成名成家，去艰苦地方锻炼吧。”于是，他被发配到工种最苦的车间，在钳工的岗位上一干就是6年，“用榔头和木桩敲白铁皮，敲不准砸在手上是常有的事”。

他庆幸于家中还留有一台钢琴——本来为了贴补家用要卖掉，但放到寄卖行里3个月没人买，被人家退了回去。做工人时，叶小钢练琴的时间被迫压缩。他每天上午6点起来上班，要到晚上六七点钟才能回到家，“每天一睁眼，大概有十几个小时都不是自己的”。即便如此，他总能找到生活的空隙。在工作日，他回家后匆忙吃两口饭就赶紧练琴。而每个礼拜两次脱产的机会，也可以让他早点结束劳动，去弹钢琴。

后来，他在书中调侃那份艰苦：“我在工厂技工学校半工半读两年。后面小房是医务室，当年为练琴老想去开病假，均以失败告终。实在是没病。”

做工人的那数年时间，叶小钢最大的愿望是“脱离这个环境”。那时他爱贝多芬，天天听“贝五”或“贝九”，要不然就是《皇帝协奏曲》《热情奏鸣曲》，一边听，一边“激动得死去活来，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这么着那么着”。

“他与命运抗争的英雄主义思想对十七八岁的我影响很深。”叶小钢说。

而让他彻底决定学习作曲，是在听了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牧歌》之后。每次在黎明时分立于黄浦江边，叶小钢看着太阳升起，“在滔滔江水中融为金黄一片”，心中全是瓦格纳的音乐。“宏大的铜管交织为作曲家精神世界抹上一层金碧辉煌的神秘色彩，让人昂首仰望，可望不可及。”那一年，他20岁。

叶小钢

1977年，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工人、农民、知青皆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叶小钢瞄准了音乐界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因为从小苦练钢琴，他本想报考钢琴系，但钢琴系在上海没有招生名额。母亲劝他，“学钢琴是弹奏别人的作品，学作曲是别人演奏你的作品。”于是他花了两三天写了人生中第一个曲子《风景画》，从上百位作曲考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上海地区幸运入选的6人之一。

他记得很清楚，自己政治经济学考了98分，中国党史考了99.5分，“错了一个小括号”。练琴的那股韧劲儿在考学时发挥了作用，为了备考，叶小钢每天学习到疲惫。“因为人太多了，竞争太厉害了，而且年龄比较大，唯恐自己落下。”

因报考学生数量和质量皆超出预料，中央音乐学院的几位老师联合给邓小平写信，信上说“素质好、有音乐才能、有培养前途的青少年成批涌现”，“能否不受目前名额限制”。两天之后，邓小平批示：“予以支持。”于是1978级的作曲系学生，从发表在《人民日报》招生公告上的10人，扩招到了30余人，叶小钢是其中之一。

中央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寄到厂里，工友们兴高采烈地半夜大声敲门报喜：“小钢考到北京去啦！”临行前的几个月，工人兄弟们照顾他，用上海话和他说：“好好准备！活我们干，考勤给你记，不要上班了！”

入学后，叶小钢和谭盾、瞿小松、郭文景被称为“四大才子”，班上还有陈怡、周龙、陈其钢、刘索拉等优秀的音乐人才，他们横空出世，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并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接连登上世界舞台，成为“黄金一代”。

叶小钢（右）和谭盾

郭文景说，“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把历年的高考状元全部弄到一个班上去了。”刘索拉对那一届同学的记忆是“竞争性特别强，特别蔫的比赛都使劲拱”。大二时期，作曲班举行了一次作品汇报会，郭文景、瞿小松、叶小钢拿出了带有现代音乐风格的作品，轰动全校。刘索拉回忆：“叶小钢弹钢琴踩踏板时就跟摇滚乐一样，当时我觉得特震撼。”改革开放前，作曲系接受的是典型的苏联式教育，“但他们呈现出了与教学系统并不相同的声音”。

2012年，刘索拉和叶小钢合作完成《喜马拉雅之光》。在媒体对谈中，刘索拉又回忆起那一届“黄金时代”的同学：“决定做音乐了就别无选择，你不能被社会左右。之所以我们班同学到今天还能抱团，就是已经决定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坚持艺术是生活的方式，没有什么可想的。”

大学时期，也是叶小钢的创作生命力在纯粹的环境中蓬勃生长的时期。回看自己彼时的照片，他说：“眼神特别清澈，表情特别单纯。尽管那时很清贫，但精神上相当愉悦，似有一条金色坦途通向遥远的水晶宫，那里有最美的人生在召唤。那时天空特别蓝，洁白的云朵在天空飞驰，心中荡漾着要写的音乐，这当然是人生最灿烂的时光。”

走出国门

1981年，26岁的叶小钢在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举行了人生中第一个个人作品音乐会，崭露头角。次年，他创作的《中国之诗》获美国“齐尔品”作曲比赛第一名，这次获奖在叶小钢未来的创作生涯中颇具隐喻色彩——那是一个外国人为了推广中国音乐而设置的奖项。

齐尔品是美籍俄裔音乐家，他曾解释比赛的意图：“希望这项比赛最终产生一首能够让我带往各地去演奏的钢琴曲，以便我有机会在其他国家介绍中国音乐，对于中国音乐我已有所了解并由衷地欣赏。”叶小钢的获奖，也开启了他传播中国音乐之路。

此时他不到30岁，接连取得重要成就，是对他的天赋和多年勤练的回报。1984年，父亲在一封信中叮嘱他：“人生最难的是两件事：处于逆境而不灰心丧气、丧失自信；稍见顺利而不腾云驾雾、飘飘欲仙。前一点我能做到，后一点你要经常提醒自己。”

同一年，叶小钢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次派出的中国青年作曲家代表，出席亚太地区艺术节及作曲家大会，并在当地首演了新作《西江月》。那是叶小钢第一次踏出国门，“生瓜蛋子一样，觉得出趟国高兴死了。官方指定你去，代表中国音乐界作曲家，那是什么荣誉啊？那时候觉得都抖起来了，不知天高地厚。”他告诉《博客天下》。

1982年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齐尔品夫人李献敏向叶小钢颁发大提琴曲《中国之诗》“齐尔品奖”证书

那次演出除了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青年作曲家的实力之外，还引起了香港音乐界的注意。1986年，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在香港举办，内地作曲家代表团共13人赴港。叶小钢回忆:“我们班的一大拨儿同学都参加了，陈怡、周龙、谭盾、郭文景、瞿小松和我，还有上海的何训田。那一次也是大陆、香港、台湾三地中国作曲家的第一次大聚会，是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一次中国作曲家的盛会。”

他在音乐节上演奏了作品《西江月》和第二交响曲《地平线》。在一篇发表于《音乐美国》的音乐评论中，作者对中央音乐学院派出的作曲家团体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次第一届现代中国作曲家音乐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者是被精心挑选出来的，目的在于给西方留下深刻印象。”那次盛会，也成为中国现代作曲家登上世界舞台的重要开端。

《西江月》可以看作叶小钢走向世界的起点，他的创作逐渐跨出国界，贯通东西，格局不断扩大，他在向一名成熟的音乐家进发。1986年，他受中国文化部委托，与日本艺术家合作完成了舞剧《浩浩荡荡，一衣带水》的音乐，该剧在北京和东京同时演出。

1987年，毕业留校任教4年后，叶小钢获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奖学金，赴美留学。初到美国时，叶小钢形容自己“连话都不敢说”。他语言基础薄弱，写论文只能先用中文写好，再请同学帮忙翻译，自己一字一句地研究。身上带的一万美元很快用尽，为了生存，他像每一个留学生一样打各种工。“当钳工一个月工资才36元人民币，打工一晚上可以挣到100多美元。”除此之外，他也为其他国家的作品配乐，磨练技术的同时也挣一份生活。

他积极乐观且极具韧性的品格反哺于音乐创作，让作品散发出昂扬气度。在接受《博客天下》专访时，叶小钢认为这个时代需要向上的力量：“我的音乐不是颓废的，不是消亡的，是很正面的，能够让人鼓起一种生活的信心。即便是碰到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希望我们不要沉沦。”

叶小钢

唯一一部稍显伤感的作品，是叶小钢在留学期间为管弦乐队创作的《冬》。在美国的第一个圣诞夜，路过的几个年轻人帮他拉出了陷在雪堆里的汽车，他在异乡感受到突如其来的温暖。

“这首乐曲作于水牛城，一个一年差不多半年是冬天的纽约州北部的一个鬼地方，云层老是压得很低，仿佛你一生中倒霉的日子都会在这里发生。我喜欢黯淡的音色组合，这也许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冬》的音乐背景如此写着。

叶小钢的创作从不脱离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生活经验，“我的音乐还是比较个人化，应该很有情调和情怀。”

1991年，叶小钢前往日本北海道参加亚洲音乐节，开始了在国际上演出交流的经历。那时，他对自己的艺术道路尚未完全清晰，只是在世界上多看、多听，探索各种各样的路。“对西方学院那一套体系的了解是慢慢加深的。到了西方就必须把西方的音乐历史好好捋一遍。”

留学生涯结束时，叶小钢已经39岁了，觉得“不能再等了”。1994年，他回到阔别7年的祖国，希望为中国的音乐事业发展做一点事情。

“我在美国重启炉灶是非常艰辛的道路，再往前走走，也就是在学校里做个老师，当然生活会过得很好，但想要在艺术上更上一层楼，可能性不太大。”他说，“我回国后，在创作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写了很多的作品，一直到现在笔耕不辍……”

讲好中国故事

身在异乡，对比观察中，叶小钢第一次感受到个体的局限，进而意识到中国音乐亟待进步的局面。这份落后首先体现在技术上，“首先我们演奏就没人家好，现在中国乐队演奏也不错了，当年我们中国乐队水平很差的。好乐队你都没听过，正经声儿都没听过。”叶小钢揶揄说，“一个学微积分的人如何看得起还在学加减乘除的人呢？”

在美求学期间，叶小钢充分吸收了西方创作的精髓，以弥补自身的短板。他感受到了美国音乐技术上的优势，形容其“配器非常灿烂，当代作品的剧场效果很好”，而德国古典音乐则重在精神，“巴赫音乐中无与伦比的结构会激发每一个人对控制和张力的兴趣，能使人对人类的内在力量、智力光彩赋予更多的憧憬。”

相比之下，中国音乐的结构是起承转合，“中国艺术审美有留白，看国画就知道。比如‘独钓寒江雪’，蓑笠翁在江上钓鱼，画面上人物很小，周围却是箫瑟苍翠的高山，有大片留白，这种艺术感西方人不太懂。”

每种音乐都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独特美感，重点是如何借鉴融合，叶小钢寻觅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式：“我的音乐创作往往是在中国传统音乐基础上，融入德国古典音乐和美国当代音乐创作技巧的一种创新独特的音乐形式，这在西方任何音乐曲式里都找不到。我对中国几十个民族的音乐传统都很熟悉，这些构成了我作品美学层面上中国文化的支撑。”

叶小钢在羊卓雍错湖

自此，叶小钢终于获得信心，开始真正思考自己走向世界的可能。留学期间，他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前留影，心里闪过一个念头：什么时候我能来这里开场个人音乐会？

这份愿景在他心中一埋就是20年。叶小钢向来沉得住气：“打铁需要自身硬，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我40多岁觉得自己还不够硬，50多岁才敢和世界去叫板。”

2013年，叶小钢58岁，他青年时期的愿望终于实现。这一年，“中国故事”专场音乐会系列巡演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埃弗里·费希尔音乐厅拉开序幕，共演出叶小钢创作的《喜马拉雅之光》《最后的乐园》和《大地之歌》三首作品 。

这场演出在中国音乐历史上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媒体用细节阐释着它的荣光——按照常规，林肯中心从预订到演出一般需要至少两年的时间，但这场演出仅耗时7个月；它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主流交响乐团“底特律交响乐团”首次为中国作曲家演奏的专场音乐会。

叶小钢在纽约花园大街90号古根海姆基金会大门雕塑前留影

此后，叶小钢带着他的“中国故事”在德国萨尔布吕肯和慕尼黑，英国伦敦、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以及法国南特、波兰比得哥什、哥斯达黎加圣何塞等城市向世界各地的听众呈现。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而叶小钢已用行动践行着这一理念，他的想法简单，就是想通过在世界上传播自己的音乐作品，让人认识到中国音乐的新面貌。

“人家以为我们中国艺术要不就是舞狮子，要不就是杂技，中国音乐要么就是古筝，要么就是古琴、琵琶，没什么当代文化艺术。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现在的音乐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他对《博客天下》说。

他的方式是用西方听得懂的音乐语言来“讲中国故事”。尽管做的是现代派音乐，但叶小钢也在诸多作品中融入了竹笛、古筝等民族乐器以及诗词、京剧、川剧等传统文化元素，创作了一系列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作品。

为推广中国音乐，叶小钢还搭建了不少中外交流的桥梁。2002年开始，叶小钢与国内音乐界的许多朋友一起，创建北京现代音乐节。“外国有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要有，不光要有，我们还要引领外国，比外国人做得好。”他说。

2011年北京现代音乐节

这些年，叶小钢还做过青岛海洋国际音乐季、大湾区艺术节、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乐节等，“我这一代人觉得有机会能把中国文化提高，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同事张艺说：“有时我们到设计师的家里熬夜一起设计海报，选曲目。很艰辛，但都挺过来了。”

要让中国音乐走向世界，是一个“很复杂、很需要花时间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叶小钢看来，不要着急，当世界首先知道音乐人，就会了解他背后的国家，“作曲家是一个社会的人啊，没有这个社会哪来的作曲家。”

阅读与行走

1908年，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以《中国之笛》中7首中国唐诗的德文版为歌词，创作了交响乐《大地之歌》，将来自遥远东方的艺术灵感融入交响曲的建构肌理中。《大地之歌》被音乐界普遍认为是马勒创作的巅峰。纵观乐史，取材中国的西方“古典音乐”作品，就艺术质量和人文高度而论似无出其右者。

2004年，叶小钢在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余隆的提议下，以《大地之歌》为名，采用相同的诗歌原文作为歌词，创作全新的交响乐作品，在致敬马勒的同时，重新谱写了中国古代诗歌文化。

叶小钢在七八岁时，就已经听过马勒的《第四交响曲》《大地之歌》《少年魔角》和其他声乐套曲。在他看来，两版《大地之歌》有着根本性的差别。马勒对中国诗歌虽有钟情和灵感，但其理解的语境与原诗并不完全契合。创作这部作品时，“马勒对世界有些失望，于是他带着无可名状的幻灭感、带着悲伤的情感，表达了一种看清世界后的怅然、感慨”。

而叶小钢的创作则完全取材于唐诗原文，他自幼在父亲的影响下熟读中国经典，对中国诗歌中的进取精神理解深刻，“比如李白的作品多数不是颓废失望的。因此我的音乐也是积极的”。

创作完成后，余隆在聆听时生发出感想：“通过比较这两部作品，人们可以看到双联画面，看到欧洲人如何看待爱情、快乐和死亡，以及中国人对这些人类最基本情感观念上的感受。既展现差异，又提示我们同为地球公民，应该尝试去理解对方，通过文化和音乐这类有趣的方式，互相增进理解”。

叶小钢

2005年，叶小钢版《大地之歌》完成世界首演。马勒的外孙女玛丽娜·马勒认为这种东西方的遇见非常重要，“我毫不怀疑，我的外祖父也会喜欢这部新作，他会欣赏这个创意。”

若以《大地之歌》为圆心向外更广泛地研究叶小钢的作品，会发现中国文化是他长期的灵感之源。追溯根本，是童年时代就建立起来的阅读体系。除了音乐上的影响，他的人文素养也在父亲的熏陶下生根。叶纯之告诉儿子“书”的写法：“古时‘書’字这么写。你看，像不像一堆书叠在一块儿！”

儿时的记忆中，家里的书摆满了好几面墙，有很多是外文书，孩童时期的叶小钢看不懂，就拣些看得懂的来读，从《屈原九歌今绎》到德莱塞、屠格涅夫、莫泊桑等名家作品。在工厂的第一年，叶小钢无法忍受精神上的空白，用第一个月的全部工资买下一套鲁迅作品全集，反反复复地阅读，看到经典的句子就抄下来，好的段落用笔画下来。

2016年6月，鲁迅文化基金会和浙江交响乐团共同委约叶小钢创作第四交响乐《鲁迅》，其中包含《闰土》《祥林嫂》《阿Q》《故事新编》等9个部分，皆是叶小钢阅读生涯中对鲁迅作品有深刻理解的篇章。为创作这部大型交响乐，叶小钢多次探访鲁迅的足迹，走过了绍兴鲁迅故居、上海虹口的木刻讲习所和北京的鲁迅纪念馆等地。

那是知识系统以外的个体实践。叶小钢记得有一次余隆说：“有工作经历但没有人生经历， 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不够的。”他认同这个观点，认为作曲家应该泡在生活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好作品应该是用脚写出来的。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在恢宏的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只能被时代淘汰。”

叶小钢(右)排练中

他在《喜马拉雅之光》定稿之前，7次前往藏区调研、采风；在创作《和平祭》时，他深入到南京和江苏其他城市，收集史实资料，采访大屠杀幸存者，“他们将衣服掀起，让我看身上的伤疤”；创作《创世秘符》时，他埋首《山海经》《淮南子》《天问》等远古经卷，又苦于实证不足，便前往秘鲁马丘比丘，历艰辛跋涉，飞机转机再转机，汽车再汽车，火车再火车，颠至高耸入云的山下，仰望着嶙峋入云的马丘比丘，试图探寻神话的奥妙。

这份用脚走出来的经验，让叶小钢的音乐显得真诚。“音乐是最不能作假的，你的音乐要好听，打动人心，只有把自己真的扔进去，把你的真实情感扔进去。”他告诉《博客天下》。即便是政府委派的创作，他也力图将其盖上叶小钢的印记，而不仅仅是完成一个口号式的空泛的作品。

2019年，他受邀以“浙江乡村振兴”为主题创作音乐《美丽乡村》。他用自己从小就习得的当地民歌，融合成为自己的音乐语言，如陈逸飞写实主义的画笔一般，一点点雕刻出这部具体的、实打实的《美丽乡村》。

青年叶小钢

同学刘索拉评价他：“叶小钢是在体制里工作的人，得穿得体面地去开会。但那不是叶小钢，你得听他的音乐，音乐是真实的自我。形容音乐家，穿什么衣服、过什么生活，都不是重点，你得听他的音乐。他的音乐本质特别好。”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全球约30亿观众聆听了由叶小钢创作、郎朗演奏的钢琴协奏曲《星光》。作品展现了人类对星空的幻想和对生活的热爱，也展现了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及对未来的乐观与雄心。在叶小钢看来，这是典型的“主旋律”，按张艺谋导演的要求，要表现中国的“温暖、大气、包容、美丽，以及凛然不可侵犯之庄严”等诸多要义。他花了一个下午写了个三分钟的主题，对制作人说：“你放心，肯定能成。”

叶小钢(左)和郎朗

后来《星光》在世界各地演出。有一次在西雅图，观众鼓掌的时间比演奏的时间还长。叶小钢心想，“中国观众听惯了好莱坞主旋律，也让他们听听中国的主旋律吧！”这份底气建立在个人成就感和民族自信上，也符合叶小钢的逻辑：“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国外认同中国的文化理念。因为认同你的文化理念之后，他才会接受你的意识形态。”

审美教育引领者

1994年，叶小钢结束在美留学生涯，回到母校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当年离开时，他已开始教主课，加起来在教学岗位上已走过30余年时光，“车轮大战般地教了一批批学生”。

他在自己公众号的文章中写道：“音乐学院的老师都知道，不管哪个专业，教主课的老师，其实比当爹妈还累。”据媒体报道，叶小钢有一次一堂课讲了20本谱子，把学生都镇住了。“一般来说，研究一本谱子就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叶老师平时下了多少工夫，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师从叶小钢的学生邹航曾说：“叶老师是以启发性为主的教学，他给学生改的谱子上全是圈、线、箭头，他会给你指引一种方向，而不会做具体的修改，这样作品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存在，学生适应了他的这种方法，就不会觉得拘束。”

很多学生的天赋和人生，在叶小钢的脑海中留下印象。他曾用文字记录过一个才华横溢的学生，17岁已达到大五年级的高度，却忽然放弃了作曲。时隔多年，学生再次来到叶小钢的面前说：“老师，我没法不作曲，否则人生不知干嘛……”其实叶小钢心中从未放弃过这个学生，觉得他“嗜读并有才”，于是回答他：“明白了？好吧。作曲是一辈子的事，不晚。”

他也时常感慨，“命运把卑微个体玩弄于股掌，分配不同的人生。”学生进入职场后，命运会和纯粹求学时发生偏离，叶小钢偶尔惋惜，但宽慰自己“老师不应苛刻”。2009年，他担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最朴素的愿望是“让学生能够顺利毕业”，在此之外，他自言“尽力就好”，但该花时间去争取的事情，只要是为学院好，他都努力去做。

叶小钢

在一次和刘索拉的对谈中，叶小钢发自内心地感慨：“我是真喜欢学生，碰到好学生特别高兴。”若真考虑对青年作曲家的期望，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熟悉本民族的音乐语言”，不然很难写出了不起的作品。“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一打开龙头，很多是西方配器法、对位法、观念、形态、电子音乐等，这不是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尤其是旋律系统，我们中国的音乐是有自身的特殊语境的。”

为推动中国音乐的发展，除了身体力行地参加教学工作，叶小钢还致力于为青年作曲家搭建平台。留美归国后，他组建了中央音乐学院新音乐团——国内第一个专门演奏现代音乐的乐团，从技术上与国际接轨。

2021年4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举行音乐学院院长任命仪式，叶小钢成为其首任院长。在这个开创性的工作中，叶小钢期望培育一种“新型艺术人才”——对人类的未来具有无休止的好奇心，对自己有无比的责任心，对世界有责任感和领导力。

作为政协委员和教育工作者，叶小钢能感觉到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多，但学校建设离世界一流还有一定距离。他在培育青年作曲家之外，也同时将目光聚焦于音乐的基础教育。叶小钢认为在开展美育和文化扶贫方面，音乐界可以做更多的事。他也在认真思考和了解贫困地区的美育教育，尤其是音乐教育的现状，并为推动音乐普及、提高国民的美育教育而呼吁。

“我经常去各地区考察、调研我们的艺术教育，学习艺术对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太注重理性思维的培养，忽视了对孩子想象力的培养。”他说。

叶小钢参加西部送校歌活动

几年前，叶小钢去山区调研，见到当地的学龄儿童要走数个小时的山路才能下山，每天都往返于艰难的上学路途当中。出于作曲家的职业反应，叶小钢立刻想到为这所学校谱校歌。这件事也激发他开始认真了解和思考贫困地区的美育教育，并在2018年全国两会上提出关于文化精准扶贫的议案。他建议，加强中西部地区的音乐、美术等审美教育，让更多孩子张开想象的翅膀。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叶小钢直言速成教育不利于艺术专业学习，文艺创作不能急功近利。他认为，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学习中慢慢启发学生们的心智后，天赋也会随之而来。“文艺创作不能一味求快、求多、急功近利，而是要在质量上精益求精，创作更多能够让后人记住、让自己骄傲的作品。”

在叶小钢看来，音乐教育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的教育。他以贝多芬的《致爱丽丝》举例，“那么好听的一个音乐，把它植到他的心里去，让他觉得什么事不开心的时候，能有听到这样的音乐，他心里能够感到欣慰，要把这个东西教会他，他这辈子都会爱音乐。”

音乐，曾经照亮了叶小钢的人生，如今他也用音乐照亮更多人的人生，照亮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就像他说的：“我最大的身份还是作曲家，推动世界对当代中国音乐文化的解读是我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