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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演员失去庇护之后

2022年4月29日 文/ 吕蓓卡 编辑/ 槐杨

2011年,28岁的宋洋被徐浩峰选中,连续在他的三部电影中担任主角,积累起了最初的名气。因为这三部电影,也因为他有棱角的、沉默的外表,宋洋一直被打上「文艺」的标签。而从徐浩峰的「武侠世界」出师后,他一直在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在《暴裂无声》里饰演了一个失语的农民,《误杀2》中饰演一个医生,去年年底,他又尝试了舞台剧《倾城之恋》,饰演浪荡子范柳原。

宋洋是一个不喜欢social的人,不太愿意到各种酒局,在很热闹的环境下,他愿意安静地待着。即使拍戏的时候把自己喝到断片儿,他的潜意识也会让他看起来和正常的时候没有差别。

采访宋洋并不容易,他会在几分钟后补充或更正之前的说法,因为那「容易引起歧义」。他承认在拍摄的过程中,会有些「吃不好睡不好」,但很快,他又绕回来,强调「越来越好」。

在谈起和徐浩峰合作的那几年,他会讲起角色之外的东西,陷入回忆。在他眼里,那段时期每天处在一种「纯粹的创作氛围」里,「很开心」,剧组的每个人都有「梦想」。徐浩峰搭建的武侠江湖让他足够相信,很「沉浸」、很「稳」。他偶尔会借助角色发泄自己的内心,在《箭士柳白猿》杀青的一瞬间,所有人都在欢呼,而他「绷不住」大哭,因为「那段过程太享受了」。他以为自己会一直在这个稳定而深沉的武侠世界当中,获得庇佑。

当徐浩峰告诉他「可以出师了」,宋洋经历了一个寻求「自立」的过程。他说,这个过程是顺利的,每一个角色都获得了成功,他一直觉得自己「幸运」,没有被市场定型。他很少承认中间的波折,但言语中还是会有一些缝隙,他说,「其实那些焦虑感,难过,悲伤,是不容易被记住的,随着时间都会忘记的。」

不仅是对宋洋,「如何自我建立」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这个过程中有撕扯,也有成长,它是漫长的道路,但宋洋说,他起码已经有了方向。

以下是宋洋的自述:

文|吕蓓卡

编辑|槐杨

图|受访者提供(特殊标注除外)

灯塔

徐浩峰导演对我来说就像灯塔一样。

在遇到他之前我27岁,差不多刚刚开始在一些影视剧里面演主角。其实我们毕业后很艰难,那个时候主流是大叔,就是《亮剑》的李幼斌老师、孙红雷老师这样的,少数的偶像派,也是凤毛麟角。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没什么机会,一毕业也没什么规划,有戏拍就不错了。我们前行的道路似乎是没有方向的,就拿脚往前踩,这步能走就走一步,再慢慢踩,这是个墙,那就绕开。

这个时候徐浩峰导演的出现就像光柱,一下把灯打得很远。他首先发掘了我内心武侠的情结,或者说硬汉情结。在这之前一直得不到机会,之前都是让我演富家公子,我说我想演土匪头子,他们不让,说我形象不合适,说我多「文」啊。

但是徐浩峰看出了我在动作上的驾驭,我自己都没发现。然后他拉着我一直往前走,走了一条别人走不了的路。那个时候突然明朗了,就像点拨开了一样,突然看到很多可能性。

我刚见他的时候,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典型的电影学院客座教授的形象,说话温文尔雅,一句话里有无数的营养,话说得很慢,金句非常多。他的语气总是很坚定。

跟他合作的几年里,我演戏的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可能以前演一个人物,更加注重人物的心路历程的变化、喜怒哀乐。比如拍《倭寇的踪迹》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物在全片当中没有一个完整的弧线,也没有喜怒哀乐,我就去问导演要一场哭戏,不然人物从头到尾太平了,演出来的人物很单向性。浩峰导演非常温文尔雅地绕开了这个话题。

后来,我的理解也变化了。你可以从头到尾都在一个调性里面,但是这个调性里你有无数变化,这个才是更高级更复杂的。这种复杂性并不是说要把人物的生平搞得多么复杂,而是心理得非常非常的复杂。

到演《师父》的时候,我就能体会到这种感觉了。浩峰导演每次说戏,不跟我讲耿良辰,而是跟我讲天津,讲天津那个时候在世界中是什么样的,天津的社会阶层是什么样的,其中脚行、武行是什么样的阶层,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和军队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一下我就知道这个人物了。我知道他的出身和处境,也就知道应该怎么去体会他的境遇了。

那些年跟着徐浩峰导演一步一步地历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表演的方式,到现在我也会更加注意一个人物的落地性、生活化和逻辑性,导演要通过这个人物想表达些什么,我演这个人物有没有机会给观众表达点什么。

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创作氛围。我记得拍《箭士柳白猿》的时候,我坐在水果店里头,听到一个拍剧照的老师跟旁边一个跟机员说,我回头写个本子,你再跟我说一下那个打光什么的,我回头也想自己拍个小东西。

大家全在聊这种东西。你觉得大家都有梦想。或者说哪怕一开始来的不是同样的人,但是在工作的环境中,大家或多或少会被代入。很明显的对比是,旁边有一个组,从头到尾,都是哇哇哇哇嚷嚷着说词儿,我们都觉得,怎么这样的?

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真的很纯粹。因为那段过程太享受了,每天在现场就是衣服换完,往场景里一坐,也没有人来理我,没有人从我身边快速走过或大声说话,就完全融入了角色里。现在就比较少遇到那样的情形了。杀青那天,导演说杀青了,大家在欢呼,我就绷不住,哭了。

宋洋在《箭士柳白猿》里饰演主角

断片

其实我是一个自我保护欲很强的人。

拍摄《箭士柳白猿》时,有一场戏是在酒馆里,我醉酒被人打倒。那场戏我印象非常深,剧本已经给予了那场戏一个痛苦的基调,并且有哭戏。我问导演,这一场我能不能释放一点?导演说可以,因为你刚赦免了两个该死的人,你站在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这个时候你是可以的。我说我想达到一种失控的状态,能不能醉酒呢,真来?导演说好啊。

我在酒店里先拿白酒和啤酒兑着喝了一下,觉得上头了,但到了现场,一月份的北京太冷了,血液循环一慢,又觉得清醒。快拍到我了,我让制片又拿了一斤牛二,喝了下去。其实再等一会儿就好了,但我着急,又要了四瓶啤酒,再掺一下。

开拍,我就记得拍我揉画,一揉,眼泪「哗」流出来了,再一睁眼就是第二天早上,特别恐怖——我断片儿了,直接断掉了。

再到现场我特别惶恐,我问,演了吗?他们说,演了,怎么样?特别好。摄影说,你就趴在桌上一直哭,一直哭,哭到我们也不敢停,导演也不喊停,一直转到没胶片了。他还说,导演在我背后抽了四根烟,然后我爬起来,特别正常地跟大家聊天什么,就回去了。他们没有觉得我断片儿。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想追求的失控的效果是失败了,也知道了我潜意识里好像是个自我包裹很严的人,对自己保护欲很强,所以断片之后,看起来还是一样的。但凡他们看出我有一丝的醉意,哪怕我闹了,或者是哈哈大笑,但是他们看我很正常,我的交流也是有逻辑的。原来我是一个有条条框框、很有规矩、不失控的人。

后来浩峰导演也提到过那场戏,那是去金马的时候,在新闻厅,我还记得下着小雨,我跟他在街上走,他突然说,那场戏他剪掉了很多,那场戏我哭得撕心裂肺的,看得他都流泪了。但是,他说,那一场是宋洋的哭,不是柳白猿的哭。他说我哭得太脆弱了,柳白猿也是脆弱的,但不会脆弱成那样。

我当时哭,就是觉得柳白猿太可怜了。他是一个悲情浪漫主义的人,我喜欢这样的人物。可能也是文艺创作者的矫情,一种自怜,沉浸在那种自怜里,他让我得到了释放。

那几年,在徐浩峰导演的武侠世界里,我挺享受的,就感觉好沉着啊这个世界,好稳。他给的世界我都很相信,很实。

尹夕远 摄

出师

《师父》路演的时候,有一天,徐浩峰导演突然找到我说,宋洋,你得像小耿一样出师了。当时我还挺茫然。怎么了,这不是越合作越好吗?

我也没多问,那是少有的他主动来找我解释。他可能看出来我心里有疑虑,就跟我说,一个电影导演找到了自己的风格是非常重要的,找到自己的类型一定要保持住,不能变,但是一个演员一直在一种类型里是非常危险的。给我举了某个大导演跟他的御用男演员的例子,还是黑白片时代,他们叱咤全球,后来导演去世了,男演员一度陨落,找不到方向,因为他一生都在这种类型里面。

当时我很接受这个说法,我觉得道理非常的明确,并且有史实考证,这是对的。

但是危机感也出现了。我能有那样的好运吗?我能不能像他所期望的那样马上进入别的领域当中?市场会不会已经把我定义成了武侠演员和打戏演员呢?

我没有再去找徐浩峰导演,向他请教我的疑问。我觉得这些问题是被动的、随着时间去解决的问题,就算去说,得到的也是安慰的话,那没有什么意义的。

我觉得我跟徐浩峰导演就像他武侠里的师徒关系。他说小耿出师了,既然能出师,就是没有什么问题能再让我再回去找师父问他怎么办了。我们可以在一起嘘寒问暖,把酒言欢,但是我不能再拿自己的困惑给他带来困惑了。

《师父》之后到现在七八年,我有个心态的变化,刚开始挺失落的,但也没有真正的迷失。我觉得这就是浩峰导演给我的,他给我引的路特别正,也是他告诉我真的要往外扩了。

扩展的过程就是通过撕扯让自己变得更宽,就像练肌肉一样,会酸痛。我经常会在拍戏的时候睡不好觉。我很看重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就是在创作的过程中相信这个人物最终是成立的。

跟浩峰导演合作的时候,我是很有安全感的。但后面,我需要自己去寻找。对我来说,获得安全感的方式还是要从人物的内里出发,去经历这个角色的心路历程。不能空想,那样的表演对我来说会很不安。我是一个体验派演员,我相信一些更真实的东西。

比如《误杀2》有一场和肖央老师的对手戏,我们用了很多种方式,后来肖央老师发挥了一句词。他说,你看小虫他多可爱,他才八岁,他多可爱。那一下我感觉我们俩都绷不住了。那不是剧本上的词,但是那是真的东西,真的感受,所以它出现的时候,破防是瞬间的事。

现在我看到好的剧本、好的台词,如果是我的台词,我不敢多看,不敢背。因为如果我看台词都已经有点泪目了,再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就完蛋了,演的时候在心里就没有所谓的「撩拨」了,只能用技巧去演你的感受。你要保留那个能「撩拨」到你的感受。

《误杀2》上映后,最让我喜欢的评论是,有观众说以前不认识我,一直以为达马医生真是个医生,原来是个演员啊。这意味着我能做出一个又一个让大家相信的人物。是因为我的尝试最终都成功了,才推着我一次一次去做不擅长的东西,虽然挺煎熬的。如果跳出安全区失败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阴影,那以后肯定就不敢再碰了。我其实很害怕失败,但是因为有一次成功的东西摆在那儿,我就不会去想失败了。

《误杀2》宋洋扮演的达马医生

安全感

这些年,我也有好多地方想要去宣泄,想去表达我的欲与求。越来越好的是,越来越多这样的类型化甚至边缘化的人物让我得到了释放,我在现实中情绪就会稳定很多。

比如《暴裂无声》中的张保民。其实拍摄之前我一直在想,要是做不成可怎么办,会不会不伦不类?后来就告诉自己,千万不要再去往那方面想了,那是一个深渊,会把你往反方向拉。

现在回头看,张保民是我演过最满意的角色。他让我心中产生了一次感叹,觉得非常欣慰,在浩峰导演说了我要让自己多方向、多类型去打开的时候,来了一个我认为很难做到的角色。虐了自己,也拼了,我居然能做成,而且还做得挺不错的。

那时候为了找到人物的感觉,我做了很多准备。看纪录片,想方设法去接触农民群体,跟着剧组去看景,到了张保民家的那个山村,剧组给我放下,他们去下个景,我就一个人待在那里,体验生活,让自己在开拍之前能够跟人物真正的贴近,理解人物的处境。

跟人物贴近的方式是什么呢?光靠妆化那些外在的东西是没有用的,就是得去贴近他的生活,去理解他是怎么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的,然后再去贴近人物的境遇,他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把这些在自己心里过一遍,就好像自己经历过一样。这样我会觉得有安全感,这个人物是立体的。

整个拍摄过程我都没去看一眼回放,我很怕看到自己,不相信自己了,那就完蛋了。在First电影展上,我第一次看到《暴裂无声》中的自己。那时候的感受是突然就自信了,知道再有跨度这么大的角色,我是可以驾驭的。

后来《暴裂无声》拿了奖,一开始还是很激动,又忐忑不会给错了吧。我以为拿奖的那天晚上肯定不睡了,大家要喝酒,要狂欢,但是真的拿完之后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一起找了个街边的铺子,大家在里面待了一会,我和忻钰坤导演俩人就出来了。

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我们俩都很沉默,没怎么说话。当时就是里面很高兴,而最应该高兴的两个人在外头没吭声,互相看了一眼。心里有个声音告诉自己,OK,别美,要努力了,接下来大家看你们的眼光可不一样了。好像有一个更重的东西落在了我们肩上。下一步不说超越吧,但是要对自己更加严格了,你才对得起这个奖啊。

宋洋在《暴裂无声》里饰演失语的农民

被动

前一阵浩峰导演给我发了一个《箭士柳白猿》的纪录片,将近两个小时,我看了后还挺感慨的。于老(于承惠,在《箭士柳白猿》中饰演高手匡一民)已经不在了,我想,应该跟于老多学点东西。但那时候我们都不会想得那么远,就觉得那一刻非常开心,徐导还开玩笑说,宋洋、于老,我们要再合作20年,于老身体那么健壮,我们觉得没有问题,我们以后有的是时间。

其实时间过得可快了。那个纪录片里,你能看到于老每天都坐在监视器前,给我和导演讲拳理,讲各种花拳。其实方向变了,拳的角度变了,而人在那里。

我前几年去重庆拍戏,碰到了一个很早以前艺校的同学,我们还像在艺校的时候一样,彻夜长谈,喝一晚上酒。他说,都是哈哈哈地笑,但是你现在笑得不一样了,我说不都是一样,我很开心啊。他说你这样的开心跟那时候不一样。

他们老说我现在变得稳了,越来越稳了,说我跟浩峰导演合作完之后变化非常大,其实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我觉得我跟柳白猿有一个很像的地方:我们都是在被动地接受命运。我一路都是误打误撞,从一开始学声乐,到上电影学院,再到遇到了浩峰导演。我是那种会把自己完全交给导演的人。如果我觉得他好,他给的东西我会全盘接受。

你问我在浩峰导演之后,跟其他导演合作会不会有心理落差。要是有那种心理的话,我就白跟徐导这些年了。这都是特别正常的,世事无常,什么东西能一直有常态啊,都是无常的。

现在我更不会去想太多,不会去想这样做以后会不会不好转型,这就属于杂念了。演员本身是被动的,要等一个好角色,等一个好剧本,等一个好项目,也有被否决的时候,谈得特别好了,都到最后一步了,由于某些原因,最终没谈成。

我觉得演员可以主动的就是拒绝,我可以拒绝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只是为了赚钱或者什么戏有流量就去拍。在这种状况下,要保持平和和坚定,看起来是圆润的、温润的,但在心里有自己的角度、规矩和立场。

《箭士柳白猿》上映的时候,我和徐导在知乎上写了一篇文章,徐导写的那篇,有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箭士柳白猿》是想给世界一个肯定,即便你经历很大的痛苦,但还是要有方向,即使在时代里茫然没有了方向,也要有一个定位,付出多大代价也不动摇。」

这句话在我心里也特别准确。其实就是不管经历了什么,我认了,我早就有那个方向和目标了。

图源宋洋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