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我的表演是自然的，每个表演都是流淌出来的。

作者｜屈露露

编辑| 陈令孤

2021年，是范伟高产的一年，电影《不速来客》《第一炉香》《铁道英雄》接连上映。12月30日，凭借电影《一秒钟》里的范电影一角，他获得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

自16岁被贵人陈连仲领进门，范伟把整个生命都倾注于表演上。上个世纪90年代，他主要表演小品，和搭档赵本山一起叱咤春晚舞台十数载，红透大街小巷。正在巅峰期却突然开始低调，潜入静水中，沉入电影梦。

而敏感的人会获得艺术给予的礼物，范伟凭借《看车人的七月》获得蒙特利尔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几年后又凭借《不成问题的问题》夺下金马影帝。他的履历里，合作的导演既有陈凯歌、张艺谋、许鞍华、冯小刚这样的行业大腕儿，也有初出茅庐的新人，他把自己全然交付，不轻视任何一个角色。而正是凭借这些角色，他一点一点淡去观众对他“小品演员”的刻板印象。

《不成问题的问题》

对表演，他讲究一个“淡”字，这不是寡淡、平淡，而是浓郁之淡，是一种“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表演追求。对角色的精准呈现，和表演分寸感的把握，让他在作品中演绎出一段又一段起承转合的人生故事，把活生生的角色带到观众面前。

2021年，在电影《铁道英雄》中，他饰演火车站调度员老王，一个善于将自己隐藏进人群里，看似憨厚实则精明的人。范伟想要演出以老王为代表的那个年代里默默奉献的英雄们，他们生命中的诗意。

正式拍摄之前，他看了老王大量的历史资料，还专门千里迢迢赶到山东枣庄，在那里住了三天。在老城的一座博物馆里，他看到了老王——一个普普通通的英雄。回去后，他把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统统都融进《铁道英雄》里的老王身上。

电影播出后，很多观众说，范伟演得太好了，是神来之笔。但实际上，这是范伟第一次演一个英雄，一开始他也充满了压力。

以下是范伟的讲述—

第一次演英雄

2020年9月，我接到了《铁道英雄》的剧本。我看到故事的第一感受是，既有写意的浪漫，也有工笔的锋利，两条线明暗交织。以老洪为代表的明线比较写意，没有太多细节与故事，是一种精神传递。而老王就像是工笔刻画出来的一样，他的性格、情感、与日本人打交道的方式、怎么获取情报等等都很细腻。而我恰恰喜欢这种细腻。

考虑了很久，我接下了《铁道英雄》。我小时候就是看《铁道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热血老电影成长起来的。对这样的故事，我有感情。还有一个私心是我确实没有演过英雄，每个人都有英雄情结，我想有可能的话，也尝试一次。

但说实话，我有压力。第一次去杨枫导演的办公室，墙上贴了很多张英雄人物造型的图片。再加上当时张涵予和魏晨都定下来了，一看就是浓眉大眼的周正长相，我心里头就想，我的形象适合吗？我在他们中间会不会显得违和？我还听杨枫导演说，他专门走访了烈士家属，做了好几次访问。我怕老王的后代们质疑，说我父亲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形象。我很怕这个。

后来杨枫的一番话坚定了我的信心，他说，“形象你不用担心，因为老王就是一个不像英雄的英雄，不是单指某一个人。《铁道英雄》里的老王和老洪，是诸多先烈的缩影。”他说完这个我就比较踏实了。

拍摄另一个戏期间，我顺道去了一次枣庄，在那里待了三天。脚落在那座古城上，整座城弥漫的就是《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小调的氛围，包括当地人说话的语调、方式……在纪念铁道游击队的博物馆里，我看到了老王和老洪的照片。他们和人们构想的英雄不一样，我们原来想的英雄是站在神坛上、很神性的英雄，但照片里的老王就是普普通通的人。

过去我对自己的形象不自信，我说我像英雄吗？但看老王也好，老洪也好，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如果没有侵略者，他们就是一个个老百姓，家里头有老婆、孩子，到点上班，到点下班，生活在其乐融融的幸福之家。后来大家庭来了贼了，大家要同仇敌忾，把贼赶紧赶走。

影片里，老王是枣庄临城火车站里的一个老调度员。他为什么住在车站？因为他是老光棍。其实那个时代的老光棍特别多，常年在车站里头给外国人干活，常年住在车站。他和火车站的谷本站长关系很好，因为老王是火车站的老人，德国人管火车站的时候，他和大家打成一片，日本人来了又配合日本人。他学了一知半解的日语，可以给他们做翻译，张罗很多事，有求必应。没什么事了，就找日本人喝两口、送花生。谷本又是一个商人，没有藤原那种军人的警惕性。

从枣庄回来的时候，我知道老王爱喝酒。我把老王爱喝酒的人物特征，变成了他与敌人周旋的方式。老王内心非常痛恨日本人，每天又要和日本人打交道，强作笑脸。用老王的话讲就是，“我用酒遮着脸，我就能跟你们低下头、哈下腰笑得出来。”

老王和石头的父子线很感人。过去我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老光棍愿意跟他的忘年交小孩开玩笑，没事就让孩子叫爹什么的。老王自己没有孩子，他喜欢小石头。老王有一把小刀，刚开始石头喜欢这把小刀，他想要，但老王没有把刀给石头，说“没到时候”，因为他不舍得。最后他要死的时候，他说到时候了，把这个刀给他了，它也是一种传承。后来，小石头用这个刀真把敌人脸给划伤了。

创作老王的时候，我愿意把比较神性一点的东西，往人性上拉一拉，把过于落地人性的东西，往神性上走一走。我希望让老王这个人身上，有革命的浪漫主义，既写实，又是诗意的。

敏感者的礼物

我是一个敏感的人，天生爱观察事儿，爱观察细节。敏感的特质，在生活中是一个缺点，有时候难免受一些伤害。但在工作上这确实是一个好事，也是一个优点。因为视觉艺术，它的细节胜过千言万语，它决定了角色是不是生动，是不是传神。

老王用手雷炸完了敌人回到车站的那场戏，是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他看着藤原的望远镜，站在那儿冲着他喝了一口酒，然后就走了。这个细节让老王这个现实主义风格的人物，充满了革命的诗意。这场戏拍得特别仓促，当时光眼瞅着都快没了，因为我们也一直在犹豫，该用什么方式比较好。原先想过让老王冲着望远镜后的藤原喝酒挑衅，但还是放弃了。我们就用了一个特别“淡”的表演，结果很好。虽然光没有那么理想，但分寸感很好。

这种淡也不是寡淡，而是浓郁之淡。我记得第一次拍电影的时候，当时在现场我感觉可好了，但在电影院看就没那么好。因为我是舞台出来的演员，无论是声音的调门、高度，还是音量、表演幅度，总是比电影演员高出了一点，表演的分寸感稍微过了。

从电影院回来，我琢磨着为啥现场感觉不到，在大银幕上就能感觉到？后来我明白了，电影镜头一定比生活还要生活，就是所谓的“淡”，它是一个控制与节制的艺术。《铁道英雄》里老王的内心是特别丰富有层次的，情感也是浓烈的，但是他表现出来的方式是淡的。

我拍《不成问题的问题》时也是比较“淡”的处理方式。丁务源，一个看起来诚恳的人，却暗地里办了那么可怕的事。他让人看不出他的好坏，用他貌似诚恳的状态欺骗了那么多人，把一个有抱负的、想要改变社会的人，赶出了农场，让他灰溜溜地走开，这人是多么可怕。

当时梅峰导演找我演《不成问题的问题》，因为我本身喜欢老舍先生的这部小说，又觉得在当时那个年龄，演这样一个角色的机会太难得了，什么条件都没谈就来了。拍完剪出来后他们觉得还挺好的，又送展，送到电影节。我没想到最终结果会这么好。

《不成问题的问题》在金马获奖的事情，对我鼓励特别大，我在颁奖礼上说了一番话，真的是发自内心。我没想到大家会这么有耐心地发现，我在这么“淡”的一部电影里的微妙之处。现在的人挺浮躁的，谁愿意去细细品味这样的一个东西呀。你要是不懂东方文化，没有这个耐心的话，是不行的。这之后，我更坚定要多拍一些这样的电影，别太浮躁，有这样的好角色，要义无反顾去接。

许鞍华导演正好是那届金马奖评委，对我有一番评价：我演的丁务源没演他的好，也没演他的坏，演了他的可怕。我想这也是后来她邀请我演《第一炉香》里司徒协的原因。她相信我不会把司徒协符号化，不会把司徒演邪了、演猥琐了、演游离了，不会。她希望我演另外一种东西，就是他身上憨态可掬的无耻，因为司徒协的邪不是个人的邪，是那个社会的邪。

许鞍华与范伟沟通拍摄细节

司徒协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有挑战的事。我之前没看过小说《第一炉香》，我是特别不希望拿到剧本之后再回头看小说的人，因为会干扰我的创作。我想那就干脆直面剧本吧，剧本怎么表现这个人物，我就去怎么表现好了。

我特别不太想把这个人演脏了，我跟许鞍华导演探讨这个事，我说别的不管，这司徒协肯定是爱上葛薇龙了，这是司徒协的逻辑。我先走近司徒协，我爱上葛薇龙了。

撼动刻板印象

《第一炉香》演完之后，有的人说演得很好，有的人说看到范伟一出来，就想到《卖拐》。那没办法，那是他们的刻板印象。我想外界对我的误解，就是对范伟的刻板印象，过去十多年的春晚舞台经历，让大家觉得范伟只能演喜剧。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一直演小品，即便影视剧也是喜剧。直到2004年遇到电影《看车人的七月》，它对我来说是头一个正剧，而且还是文艺电影。实话实说，那时候我是无知者无畏的，没有任何负担，我觉得我没问题。别人说他只能演喜剧，我说我演喜剧的时候，我没想着在演喜剧，是这个人物的喜剧性格或者说喜剧故事使大家笑了，我是认认真真地演这个人物。我没认为我就是一个只能够逗大家乐的喜剧演员，我不那么认为。

当时安战军导演，他不太信任我。我一开始不知道这事儿。我喜欢这个剧本，就跟他通了一个电话，想一起交流交流。我原以为他会特别高兴的，但他没那么热情，我这有感觉了，我说会不会导演不相信我？后来我提前进组跟他聊了这个角色，还进行了“掌握”，其实就是一种试拍，试镜那么几天，我演了几场戏，导演一看还挺好的。

《看车人的七月》

《看车人的七月》里的杜红军是一个特悲凉的人物，演了之后，没让大家笑场，我觉得还挺像这么回事的，后来我跟安导成了特别好的朋友，我们一起到加拿大参加蒙特利尔电影节，一起去领奖。

电影上映后反响也不错，让我克服了大家对我的刻板印象，这就慢慢坚定了我演电影的信心。后来网络一发达，我发现大家对我的刻板印象很深，那10年的春晚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不断想拍一个又一个的角色来消除大家的这种刻板印象。越走好像越顺，也越来越喜欢这件事。

我愿意选择那种不管戏多戏少，不管角色大小，但相对完整的人物。在他的喜剧性里寻找他的悲剧性，在他的悲剧性里选择他的荒诞、荒谬，或者一种幽默。像我拍摄《耳朵大有福》，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很多写东北故事的作家愿意直奔他的痛处，但《耳朵大有福》不是。他是一个很“痛”的小人物，却说自己耳大有福，等于是绕了一个弯儿去表现他的痛。我特别喜欢这种调调，这种感觉。

《耳朵大有福》

一部一部电影，一个一个角色，转眼间范伟也演到今天。今年我还拍了一部《不速之客》，我很愿意和这些有才华的青年导演合作。他们身上真的带着那个劲，而这股冲动的劲会带动演员，往一个特别的气质上发展。只要角色适合我，我特别想和他们合作。

回看我之前，16岁的时候，我说我能站在台上给大家表演相声，能让大家乐，做一个好的相声演员就非常非常知足了。现在（的状态），比我16岁的理想非常高了，当我自己有时候还不知足、不满足，我就会想起16岁。

我觉得做演员最重要的，是演好每一场戏，说好每一句台词。现在，我已经不那么较劲儿了，因为也到年龄了，好像较劲儿的话，反而会适得其反。表演这个东西，一定是在一个特别松弛的情况下，出来的东西才会显得游刃有余。我希望我的表演是自然的，每个表演都是流淌出来的。这就与我刚开始进入这个门的时候，照镜子在那儿看哪个地方过了、哪个地方不到位的状况不一样了。

我希望范伟能一直演戏，演到自己演不动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