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她又来到一个新的台阶上，视野辽阔，能看清角色的扎根处，能看清电影梦的每一个印迹。

作者｜郭贴

编辑｜孤鸽

推翻重来

章子怡最初设想的故事形态是“一墙之隔”：在两弹一星研发时期，一对新婚夫妇各自投身保密工作。他们在同一厂区工作，却互不相知，直到火箭升空时，他们才在欢呼的人群中看见对方——原来你我仅一墙之隔。

她很喜欢这个故事。但2019年5月13日，她去跟航空六院的专业人士沟通时，这个故事被推翻了。航天专家告诉她，她这是陷入了“原子弹研发”高度保密系统的叙事思维，而航天工程其实是“万人一杆枪”，各个研究室间必须经常沟通协调。

如今已退休的航天科工六院原院长高崇武，是中国第一代航天人。他向章子怡回忆了曾经一场四人牺牲的事故：其中有一个大学生，本来下班后就要去结婚了，女友在结婚前夜听到噩耗，喜事变丧事；还有一位牺牲者，父亲过来说，“我早就有思想准备，请组织放心，我不会闹。”

故事主题从保密转为牺牲，剧本得重新写，这次重写尤其困难。“（航天）这么大的领域，而且涉及很多专业知识，你要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才能反映航天精神？”高崇武的话给了章子怡很大压力。她原本对宇宙、太空着迷，故而选定了这一创作题材，但真正深入了解后，她才意识到自己给自己套了个难题。

不同航天岗位的故事写了十几个，始终定不下来。在反复推敲故事的过程中，章子怡得知《我和我的父辈》其他几组都已筹备好，越发感到煎熬。

《我和我的父辈》是“我和我的”系列继《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后的第三部作品，前两部在票房、口碑上均创下佳绩，章子怡也一直在关注。因此，当收到《我和我的父辈》导演工作邀约时，她既兴奋又有点懵，因为导演是她此前从未想过要涉足的领域。

她问：“要不这四个篇章我负责给大家演？演到2050年我都没问题。”但在出品方的一再鼓励下，最终她决心尝试一次，踏出了第一步。

得知她接下这个项目后，之前与她合作过的导演张艺谋、王家卫、陈凯歌、程耳等人都给予了鼓励。张艺谋告诉她，“有任何问题尽管找我。”

章子怡有23年的电影演员经历，合作过诸多国内外名导，在片场素来以努力、刻苦、精益求精著称，也获奖无数。但导演工作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不是努力就能过去”。她打了个比方，“（导演工作就像）你把瓶子打碎了，钻出来透口气，再钻进另一个瓶子里，周而复始”。

最终的故事灵感，来源于《大国工匠》中火药雕刻师徐立平的故事。章子怡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职业故事时，立刻就被打动了——这是航天工程中最危险，又最细致的工序之一。

火药雕刻师，是给固体燃料表面做“微整形”的人，迄今尚无法完全用机器代替。他们每天直接接触火药，以金属刀具雕刻其表面，一旦稍有用力不当，就会引发燃烧甚至爆炸。这份工作需要人在无时无刻不在的危险中，沉心静气去完成。

章子怡通过航空部门的朋友联系上了徐立平老师，2020年6月底的时候，她与徐立平及他的母亲进行了沟通，以进一步采访了解这个岗位的故事。

“牺牲”是一种思想准备。徐立平母亲的同事在工作中烧伤了手指；与徐立平同年进厂的工友在事故中身亡。他在这个岗位上待了三十余年，有人问过他如果牺牲了，家人孩子怎么办？他说先有国，后有家，危险的工作总要有人干。

尤其对于第一代航天人来说，“他们血液里就有牺牲两个字”。“第一代研制人造卫星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经验，没有任何图纸，也没有任何的老师，那个时代的人不断地试错，而试错的过程中，它就会有失败。”

最终的剧本，故事围绕着一个核心展开：身为航天工作者的父亲母亲，坦然迎接自己的牺牲，也向孩子解释牺牲这回事。片名定为《诗》，既是诗意表达，也寓意航天人是在空中写诗——在一代人的奉献后，写满了无数人梦想的“孔明灯”终将一飞冲天。

让徐立平印象深刻的是章子怡的细致，“她问的问题非常非常详细。”包括人物穿怎样的鞋、穿什么衣服、袖口是否会扎紧、平时吃饭是否从家里带饭、食用水从哪里来、眼睛是否会不舒服……有些细节问题，徐立平都得仔细回忆一下。“精益求精，”他评价说，“子怡导演在拍电影的过程中，也体现了我们精益求精的航天精神。”

唯有了解清楚一个人的日常状态，章子怡才感觉自己真正掌握了人物的心态。这种创作习惯，是她从一开始当演员就有的。1998年拍摄《我的父亲母亲》的时候，她提前去村里住了一个月体验生活；拍摄《卧虎藏龙》的时候，她提前两个月进行动作训练。对于她来说，这是演员的必修课。

除了执导，章子怡也在《诗》中饰演了火药雕刻师郁凯迎。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她向全国劳动模范罗怀聪学习，手三个小时就磨出了茧子，她每天拎着一桶道具火药回家接着练习，醒醒看到那些刀具，还拿着小刀一起刮。徐立平后来看了电影说，“动作非常专业。”

当年徐立平获得“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时，颁奖词是“每一次落刀，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章子怡告诉他，在一次次练刀后，她终于隐约听见了自己的心跳，进入了火药雕刻师的状态。

《诗》剧本前前后后一共改了几十稿。最终定稿时，章子怡把剧本拿给张艺谋看，他说“非常好”，她心里才有了底。但张艺谋也对剧本提出了一点顾虑：“你从母亲的角度做这个戏很合适，但是你知道小孩子是特别难拍的吗？”

这是章子怡要挑战的又一个难题。

孩子

即使对于成熟导演来说，孩子也是很难拍的，而《诗》需要用到33名儿童演员。但无论剧本推翻了多少遍，章子怡始终认定要以孩子视角为切入点。

前期采访航天人时，她听说了太多牺牲在岗位上的故事，忍不住代入母亲的角度去思考，“她明知道自己如果牺牲，孩子就没有爸爸妈妈了，但还是义无反顾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了无数后辈的幸福和尊严，甘愿付出一切。”她通过一个航天家庭中孩子的眼睛，去观察父母“为家国不畏生死”的燃烧。

另外一重原因是，章子怡清楚，讲述中国第一代航天人故事必定需要展示艰苦，但“如果我们直接给观众看艰苦，是没有什么新意的”，而从孩子的视角出发，观众可以看到艰苦之外的幸福感。

为了选合适的小演员，章子怡面试了近500个小朋友。执行导演蔡耳朵记得，“甚至连带女儿面试学校的时候都在物色合适的小演员。”

在选角过程中，“妹妹”的选角很快就敲定了。章子怡第一次见到任思诺就认定了由她出演妹妹，“她感觉像、样子像，说话也像，最重要的是她很容易相信一个情境。”章子怡对《博客天下》说。

为了测试她的情绪反应，章子怡向思诺讨要她心爱的玩具，但是思诺当真委屈地哭起来，她就忍不住喊停了：“我逗你的，我想看看你生气了什么样子，得观察一下你。如果你喜欢我，我们就做朋友。”

但哥哥的选角却迟迟未能敲定。章子怡想要一个像《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夏雨那样的形象，单眼皮，有年代感。但一个最符合外形条件的男孩从小学武术，“特殊的学习环境让他不太容易去释放情绪、去相信眼前的情景。”另一个孩子袁近辉，皮肤白，外形像个城里孩子，但对角色把控很不错。指导老师刘天池带着孩子进行了多次情景表演训练，但始终定不下来。

选角最后阶段，章子怡让这些孩子去内蒙古农村体验生活，让他们跟当地孩子混在一起，玩土、滚铁环、玩弹弓、玩泥巴、进行拔河比赛。章子怡每天都会看照片观察他们的肤色、气质变化，有时候自己也会加入这些游戏，帮忙去拔河，给他们买雪糕。

在玩的过程中，表演老师会带着孩子们做一些表演上的训练，根据孩子们不同的个性来调动他们在表演上的感觉。几个星期下来，孩子们黝黑精瘦，精力旺盛，像那个年代的孩子了。尤其是袁近辉变化很大，章子怡最终定下由他饰演哥哥。

“蜗牛、孩子、太空舱，哪个最难拍？”拍完《诗》，章子怡感觉一定是孩子，其他都是技术上的难度，但孩子是完全不可控的。

任思诺只有5岁，拍着戏时不时就想“找真妈妈”、想吃冰棍，记词能力也有些弱。只要台词超过两句，她必定会忘记前一句。章子怡让编剧尽量精简了妹妹的台词，但拍摄时依旧有困难。令工作人员印象深刻的是章子怡的耐心：她可以一遍遍地示范，演上十七八遍，温柔地等思诺记住，然后竖起大拇指夸奖。

而思诺这个孩子哭戏特别了得，“因为她很容易相信那个情景。”与之相反的是饰演哥哥的袁近辉，他年纪稍长一点，已经明白自己在演戏了，也因此不容易入戏，流于“演”而失于真。

《诗》中有一场母子间谈生死观的戏，哥哥终于明白了一切——为了造出“孔明灯的火”，父亲牺牲了，而母亲也可能会牺牲。章子怡知道，7岁的袁近辉很难进入这个情景，她让摄影先“逮住”自己的戏，然后慢慢调动小演员的情绪。

她告诉袁近辉“不要假哭”，所有的假哭都打断重来。几次之后，她发现戏中台词无法让他“进去”，于是即兴编词，刺激他进入情景：“爸爸在可以给你做鸡蛋炒西红柿，爸爸在可以带你去拔河，爸爸把所有好吃的都留给你，可是爸爸再也回不来了……”

直到他终于真正痛哭起来，她一把将他揽入怀中，沉浸回母亲角色中演下去，自己也绷不住了。她后来总结经验：跟孩子演戏的时候，不仅是自己演，更要想好怎么让他们入戏。

拍摄放孔明灯那场戏时，章子怡一整天故意不跟袁近辉接近、故意冷淡他，以调动起他的情绪。“你整个人状态是不太喜欢他，他就会有点紧张：我做错什么了？你怎么了?”这些年身为母亲的经验，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这或许也是她特别容易心疼孩子的原因。拍雨戏的时候，妹妹哭了很久，也淋了雨，又累又困，章子怡就让她提前下戏去休息，临时调整拍摄进度。她总觉得大人可以坚持，但孩子不行，“孩子千万要保护好。”

在做演员之前，章子怡的梦想是做幼儿园老师，她喜欢跟孩子交流，也喜欢看孩子们嬉闹，就连在监视器前看孩子们出错，拍着手叫“八爷站在这儿干吗呢！”神情都是喜悦的，像看见他们又调皮了。

她把这种能力归功于自己的母亲身份，有足够的耐心和方法去陪伴孩子。“其实孩子们都是很聪明也很敏感的，你的真诚和友善他们能感受得到，他们回馈给我的是信任和与大家的协作。”章子怡对《博客天下》说。

《诗》杀青的时候，章子怡给戏中33个小演员，每人发了一个小奖状，写着每个人的优点。她感谢这些孩子：“因为我觉得这些孩子表现得都非常好，也是因为孩子们的配合和信任，才有了《诗》的完成。”也希望参与作品的所有孩子都得到鼓励。

有一个特别浪漫的桥段在片尾，在诗的念诵声中，长大成人的哥哥，目送着妹妹作为宇航员飞向太空，实现了父母亲的梦想，情感与使命完成了传递。

剧本创作时，主创们讨论过多次：究竟让哥哥还是妹妹成为宇航员？章子怡决定让妹妹成为宇航员，一个原因是中国首位女宇航员刘洋的故事曾深深触动她。

此外还有另一个更柔软的理由，片中的妹妹胆小又爱哭，她想表达，“不要忽视胆小的孩子，你不知道他们体内有多么大的能量。”

“不要江南的雨，要内蒙的雨”

《诗》场面不大，原本可以在摄影棚内完成，但是章子怡把剧组拉去了内蒙古呼和浩特。根据前期筹备时老航天人提供的细节，她想还原出当年他们生活工作的地方。

那是20世纪60年代的内蒙古呼和浩特，荒凉的戈壁滩上迎来了一群青年拓荒者。在漫天黄沙呼啸中，他们自己动手盖起了“干打垒”土胚房，也建起了长征一号试车台，去征服浩瀚无垠的苍穹。五十余年后，《诗》剧组到来时，尚可以看见当年留下的断壁残垣。

漏雨的低矮房屋、屋内的家具、工厂、学校……一个个场景在原址复原重建，高崇武来片场探班，当时就流泪了，“我就好像穿越了时空。”

写实只是一部分，章子怡给了摄影指导余静萍许多想象中的基调，让她在现场用库克镜头和灯光滤镜进行测试，以找到一种合适的影像风格——在这个黄沙漫天、野狼出没的荒凉景致中，要有拓荒者征服苍穹的浪漫。

内蒙古大部分时间干旱，但雨季则暴雨倾盆，《诗》中情绪最激烈的戏在暴雨中，孩子撕破了所有的谜底。章子怡反复测试雨水装置，“不要江南的雨，要内蒙的雨。”

这两种雨是不同的。“江南的雨是有柔情的，有温度的，充满浪漫的色彩，细雨绵绵。”她对《博客天下》说，但是在当年的内蒙古，长年干旱中偶然一次暴雨，“让人们猝不及防，它是无情的，毁灭性的”。在电影的叙事中，这场雨承担的功能，“不单纯只是表达自然现象，它也表达着母亲的绝望”。

坐在监视器前，她是一个善于“找茬”的导演：缸子上要有字，喇叭上要有土，露出来的手腕得是黑的，妹妹吃的肉丝不能切得太粗，因为“太奢侈了”不符合当年生活条件。

海清饰演的宇航员飞上太空之时，章子怡细究着她身后包裹和绷带的颜色；杜江饰演的生父消失在风雪中，章子怡很敏感地察觉到他身后标语，“太旧了，四年前应该是新的”，然后重新粉刷。在夏天拍雪戏时，她会让杜江把眼镜弄上雾气，“一下子就符合冬天的感觉了”。

“子怡对每一件事都追求极致，她绝对没有‘差不多’的选项。”制片人田甜说。

章子怡是一个新人导演，但她对自己的要求丝毫不会因此降低。20年来跟优秀导演、专业摄制团队的合作积累，让她潜移默化地学会了很多东西，“他们对我的影响不止是表演方面。”许多细节早已渗透了进去。

且她素来有大量阅片的习惯，脑子里逐渐积累起一个电影库。当拿起导筒的时候，她把脑海里所有符合该篇章风格的影像记忆调出来，然后一块块地垒在自己的电影里。同时她还在继续大量阅片，蔡耳朵经常在凌晨两点收到章子怡的短信——她又看了一部纪录片，感觉某些置景、美术手法可以用在电影中。

她自谦作为新人导演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她又偏偏不是个满足于浅水区的人。《我和我的父辈》总监制黄建新跟章子怡开过几次会，看她反复纠结剧本和影片细节。开完会出来，他跟人说，“这丫头疯了，钻进去出不来了。”

执行导演蔡耳朵感受到章导的变化，“她对这个戏的感觉，她要的东西，是越来越清晰的，而且也非常果断。”在不断“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她的动作逐渐成熟起来。

《诗》的开篇是将近3分钟的一镜到底——跟随孩子们的嬉闹追逐，60年代荒凉戈壁上的“干打垒”全景尽收眼底。章子怡想用这个长镜头，在影片开场就将观众带入那个年代。

8个机位、33个小演员，每次总有人累了、饿了、渴了、走神了……所有人都知道这个长镜头尤其难拍，但没想到居然从开机到杀青，反复拍了三次。

第一次拍摄了30条，只有2条“勉强合格”，第二次章子怡给孩子们开动员大会，一个个去讲戏，戏终于过关了。但15天后，章子怡在杀青之前又要再拍一次。

“还有细节可以改进，我们还有时间再试一次。”她想让画面要露出喇叭，“让声音有来源”，墙上的标语也要进行修改。最终效果出来，监视器前所有人一起欢呼。

《我和我的父辈》之《诗》的特别首映礼在航天院举行，章子怡想让老航天人先看到这部电影。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负责人戚发轫院士，如今已耄耋之年，他含着泪看完，“电影真实再现了艰苦而幸福的生活，让我又回到了那个年代。”他跟章子怡说，“电影人能搞得这么好，第一得有生活，你们肯定在内蒙待了很久。第二得有热爱，爱它，爱航天。”

像水一样柔软

整整一年时间，章子怡都在打磨这个篇章。她拒绝了其他所有片约，“这件事想不好，我没办法去想其他事情。”

绝大部分的精力都要用于幕后，以至于她一度担心自己分身乏术，无法诠释好郁凯迎。过往每次拍戏，她要用三个月以上的时间进入角色，然后整个创作期都沉在角色里。但导演身份要求她必须“跳出来”。

饰演张小平的李乃文经常感叹章子怡“太分裂了”。上一秒，章子怡还作为郁凯迎捧着骨灰盒，在丧夫的痛苦中从隐忍到哽咽再到爆发，但下一秒喊cut时，她立刻变回了章导，去跟摄影老师沟通问题。

章子怡甚至开始感叹，做演员有多么轻松。以前一场戏拍完，她就问“导演你觉得怎么样？”但如今她成了那个回答“导演你觉得怎么样”的人，因此每场戏、每个细节、每个角色都得想清楚。

“导演都不睡觉，我们拍完她回去跟我们开剪接会，开剧本会，她现在又在聊音乐，然后她又要演戏。”章子怡习惯了在片场一路小跑，她先紧着拍完别人的戏，再拍自己的戏，然后有开不完的会。汪峰带着女儿来探班，她始终没能一起吃顿饭。

“以前拍完戏，说‘导演辛苦了’就吃火锅去啦！”她打趣以前演员生涯说。

面对演员的时候，她偶尔会想起之前的自己，因此越发敏感柔软起来。

陈道明在《诗》中饰演几十年后的“哥哥”，看着妹妹登上载人火箭。表演的时候，章子怡迟迟不喊CUT，陈道明开玩笑说她使坏，“为什么还不喊cut？”她解释说，“自己演情绪戏的时候，特别害怕正来情绪，导演喊停了。”

黄轩之前没演过父亲，刚进组时想着过几天拍摄有点慌，章子怡跟他说：“我也是第一次当导演，来了就冲了。”她在黄轩面前和自己的孩子沟通互动，黄轩觉得她是故意的，“她想让我看怎么跟孩子互动。”

海清在片中饰演成年后的妹妹，穿着厚重的宇航服，章子怡总是叮嘱她休息、多喝水，海清感觉她，“很轻松，没有那种很强的压力感，有商有量地就把一个戏拍完了，像水一样柔软。”

对于导演来说，杀青后又是一场硬仗。章子怡喜欢不断打磨一个作品的过程，“当然会累，但更多的还是兴奋、创作的快乐。”

进入后期阶段，她有时凌晨4点才能到家，但只要7点闹钟一响，她还是起床陪孩子吃早餐。“因为早上见不到的话这一天可能就见不到他们了，晚上我还在工作，回来他们都睡了。”她不觉得累，陪伴孩子们令她快乐，也令她在相处中得到力量。

偶尔她会跟女儿醒醒一起打闯关游戏。输了一局，醒醒抱怨“太难了”，她就逗她，“那咱们不继续了好不好？”醒醒不愿意了，两人又开始齐心协力闯关，直到挑战成功。醒醒说“太好玩了”，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

她也是个享受闯关的人。在宣传《诗》期间，她偶尔会感慨“做导演真的太难了太难了”，但你若是再聊下去，她又会说，“其实在我心里，没有什么是特别难的”。过往几十年闯过的关，让她知道自己总能捱过去，因而柔软从容。

导演经历有一份意外之喜。对于郁凯迎这个角色，她发现自己并没有因导演工作而分身乏术，反而一站在镜头前就能入戏。她后来想明白了原因：打磨剧本过程中，她陪着这个角色从无到有，角色是在她心里扎了根，再长出来的。

如今，她又来到一个新的台阶上，视野辽阔，能看清角色的扎根处，能看清电影梦的每一个印迹，“电影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它是所有人一起努力的结果。”她由衷感谢这条路上与她共同燃烧的团队。

提起《诗》的创作，有件事她总是回忆起。有一次练习火药雕刻时，她问罗师傅，“有没有想过要做别的职业？”对方说，“我一点这个心思都没有，这就是我的职业。”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她。

她说，“电影是我一生的事业。”

对话章子怡：电影是我一生的事业

博客天下：“从来没想过会做一个导演”的您，是在怎样的契机下，收到了这样一份导演工作邀请？

章子怡：从《我和我的祖国》到《我和我的家乡》，我其实一直都有关注。收到《我和我的父辈》导演邀约，我很感谢对我的信任。

博客天下：像《我和我的父辈》这样的多单元组合式电影，观众把几个故事连着一起看，难免会在彼此间做比较。您作为新人导演会有压力吗？

章子怡：压力肯定是有的，但我的压力不是来自于观众的比较，主要还是创作上的压力，从剧本阶段到后期剪辑，脑子里装不下别的，天天想的都是如何把作品做好。电影上映后，我真的有种交上答卷的心情。

博客天下：尝试涉足导演，身边的家人、朋友或者您合作过的导演们，有没有给予您什么鼓励或建议？如果有的话，有哪些话对您特别重要吗？

章子怡：张艺谋导演得知我接到这个工作，一直很鼓励我，说有任何问题尽管找他。包括王家卫导演、凯歌导演、程耳导演，他们对我的温暖善意是一种很大的鼓励。我的家人更是无条件地支持我、包容我，让我能心无旁骛地去创作。

博客天下：深入人物时，您跟徐立平师傅不仅聊技术上的事，更聊他的家庭背景、生活状态，乃至是否自己做饭、食用水哪里来、眼睛不舒服会是什么状态这些细节问题。这种前期准备习惯，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成的？可以给演员带来怎样的帮助？

章子怡：应该是从我一开始做演员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1998年拍摄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的时候，提前去村里住了一个月体验生活。拍摄《卧虎藏龙》的时候，我们提前两个月的时间训练。这是演员的必修课，更深入地了解角色的生活和状态，才能诠释好一个角色。

博客天下：看到在选角现场，有刘天池等表演老师，在测试小演员们的反应。可否具体分享一下，选角小演员是一种怎样的过程，经过了哪些考虑与安排，以选出最合适的演员？

章子怡：小演员是比较特殊的，合适其实比所谓的演技更重要。气质状态样子个性在第一位，比如我们戏中的妹妹。但是男主角的完成度要相对更高，所以选他比较难。我们是通过各种方式，很专业的方法一步一步选出适合角色的孩子们的。

博客天下：一开始对于“哥哥”“妹妹”小演员的预设是怎样的？从预告片中看，似乎“妹妹”的演员很快就决定了，但“哥哥”的演员存在好几个备选，一直犹豫不决？

章子怡：选择妹妹这个角色相对顺利一些，一开始我看到任思诺就觉得她像妹妹，感觉像、样子像，说话也像，最重要的是她很容易相信一个情境。

选择哥哥这个角色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直到开机了，两位小演员都到现场参与了几场戏的拍摄，袁近辉对角色的把控还是好一些，我需要一个完成度更高一点的演员，所以最后还是选了他。

一开始我在外貌上想要找夏雨这种形象的，比如有点年代感、单眼皮啊这种，但符合这个外貌的小演员是从小学武术的，特殊的学习成长环境让他不容易去释放情绪、去相信眼前的情境。最终定的哥哥小辉，他在外貌上比较像现在的孩子，也比较白。后来小辉和其他小演员们一起到我们的拍摄地去体验生活，也晒黑了一些，最后他表演的完成度还是比较高的。

博客天下：来到内蒙古之后，除了让孩子们在当地玩以外，有没有哪些具体的安排和训练，帮助他们融入上世纪60年代当地孩子的感觉？

章子怡：我们的小演员很多都是城市长大的，所以为了让他们适应，我先是带着他们提前到拍摄地适应，让他们去适应这样一个环境，主要就是玩。孩子们融入得很快，天天玩土、滚铁环、玩弹弓、和泥巴、拔河比赛之类的，他们都玩得很高兴。另外就是我们的表演老师会带着孩子们做一些表演上的训练，根据孩子们不同的个性来调动他们在表演上的感觉。

博客天下：您当初有没有考虑过，用儿童演员拍摄会比较困难？您是否是一个很会与孩子沟通的人？

章子怡：这个也是有考虑的，但想来想去还是通过孩子的视角去切入父辈、航天人的故事比较合适。比如父亲这个角色只有在和孩子交流的时候，才会说出“我的工作其实就是在天上写诗”，孩子的视角让整个故事能够立起来。

我对于和孩子的交流也是有一定信心的，我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有足够强大的耐心和方法陪伴孩子们。我觉得就是要足够信任和尊重他们，其实孩子们都是很聪明也很敏感的，你的真诚和友善他们能感受得到，他们回馈给我的是信任和与大家的协作。

博客天下：《诗》这部电影非常独特的一点是，它的主线围绕着一件事：父母如何向孩子解释死亡与牺牲。这在宏大主题电影中是非常罕见的切入角度。您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有关父母与孩子沟通的角度？这是否与您如今作为母亲的身份有关？

章子怡：在当时的背景下，航天工作是面临比现在更大的危险的。在前期我们与航天人沟通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当时是有很多默默无闻的航天人牺牲了，他们的父母或孩子就得面临他们的离开。我们的创作是有这个现实作为支撑的。

这其实也包含着一种中国式的生死观，中国人其实一直很避讳提及生死，但同时又有那种为了家国不畏生死的勇气，尤其对于一个母亲而言，她明知自己如果牺牲，孩子就没有爸爸妈妈了，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为了无数后辈的幸福和尊严，甘愿付出一切。

博客天下：是不是作为演员多年，这次作为导演，更能体贴演员的心理？

章子怡：相对于之前确实是的，这个故事从无到有我一直都在，所以这次其实是能更理解角色整体的变化和心态。

博客天下：据说《诗》取景地正是当年航天工作者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剧组将已成为断壁残垣的“干打垒”和小学校复原成原来的模样。当时是有意在原址取景吗？剧组在还原历史真实方面作了哪些努力？

章子怡：是的，当时我们和航天人多次沟通，他们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通过前期调研，我们尽量还原了当时真实的生活场景。

博客天下：《诗》中有一场暴雨的重头戏，您说：“不要江南的雨，要内蒙的雨。”最后具体是如何解决的？江南的雨与内蒙的雨，在电影效果呈现上有何区别？

章子怡：江南的雨是有柔情的，有温度的，充满浪漫的色彩，细雨绵绵。可是在当年，长期处于干旱地区的内蒙古，它没有那么多雨水，偶然的一次天降暴雨，让人们猝不及防，它是无情的，毁灭性的……这场雨不单纯只是表达自然现象，它也表达着母亲的绝望。

博客天下：《诗》幕后主创们几乎是“全女性班底”，这个班子是如何组起来的？合作起来感受如何？大家的工作氛围是怎样的？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吗？

章子怡：其实没有特意这样设置，算是一个“巧合”吧，但我也希望通过《诗》，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些优秀的人，让她们的才华被更多人看到。

博客天下：作为导演，后期工作时有发生什么故事吗？您剪辑片子凌晨4点回家，还会早上起来陪孩子吃早餐、去上学。您会有疲惫感吗？还是可以从中汲取养分？

章子怡：后期也是一点点“磨”出来的，当然会累，但更多的还是兴奋、创作的快乐。那段时间回到家都是凌晨了，早上我还是尽量起来陪孩子吃早餐，因为早上见不到的话这一天可能就见不到他们了，晚上我还在工作，回来他们都睡了。陪伴孩子们也让我非常快乐，我也从和他们的相处中得到力量。

博客天下：《诗》杀青的时候，您给了参演的33个孩子每人一张奖状。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如今作为导演面对演员的时候，有没有一瞬间感觉看到过去的自己？

章子怡：因为我觉得这些孩子表现得都非常好，也是因为孩子们的配合和信任，才有了《诗》的完成，所以我觉得他们值得被鼓励，也希望这次拍摄可以鼓励他们未来的成长。面对演员偶尔想到之前的自己，而且真的是很感谢之前的导演，教给我很多。

博客天下：回望一路走来，您是如何看待电影这门艺术形式的？会觉得电影是您一生的事业吗？

章子怡：电影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它是所有人一起努力的结果。电影是我一生的事业，我会再接再厉。

博客天下：您之后还会继续做导演吗？如果会的话，有什么故事是您特别想拍、特别有表达欲的？有没有什么长期萦绕在您脑中的故事？

章子怡：电影上映后很多人鼓励我拍摄一部长片，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第一次做导演的认可。未来如何，我没有预测。只希望自己不辜负当下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