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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梁振华:抓住那些关于「理想」的微小浪花

2021年6月27日 文/ 汤禹成 编辑/ 金石

2020年9月的一天,编剧梁振华接到芒果TV一位制作人的电话,询问其是否愿意担任《理想照耀中国》的总编剧。这是一道命题作文——当时,剧集主题已大致定下,让当代青年演员演绎百年党史中的青年,用这些青年的闪光故事激励当代青年。形式也已经板上钉钉,一共40集,每集独立讲述一个人物关于理想的故事,一集不超过30分钟。工期很赶,2021年初就要开拍,到了5月,必须准时开播。

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摆在眼前,考虑了不到3天,梁振华决定接受这个挑战,因为,他在一份拍摄人物名单里看到了一点不同。名单中有46个人,但却回避掉了革命事件中特别有名的历史人物,回避掉了大多数伟人,被选中的人,大多是些不平凡事件中的普通人。在梁振华看来,这种陌生感对观众来说,可能意味着这是一部有新鲜感的,不那么俗套的作品。

作为编剧,梁振华曾尝试过不同类型影视剧的创作。他是迪丽热巴主演的古装偶像剧《三生三世枕上书》总编剧,也是高以翔生前最后一部剧《怪你过分美丽》的制片人,也有过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经验,比如《澳门人家》,这部剧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澳门三湾斜街上的百年老店梁记饼店,梁鼎文一家三代人在时代浪潮中的故事。但这一次,他从《理想照耀中国》中嗅到了一丝不同的气息,主旋律的框架下,是40个不同的故事,每个故事只有25分钟的表达时间——这也意味着40次创新,可以承载他在表达上尝试不同的野心—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他希望能让文学性渗透进电视剧创作的缝隙,也希望用短剧形式打开主旋律创作的边界。

完成挑战的过程远比想象中更难。以40集短剧进行主旋律创作,没有先例,更没有参照系,尤其是如何在25分钟有限的篇幅里,将一位大众所陌生的人物,呈现得让人动容,甚至共情,让他们的理想能真切地打在每一个观众的心里,是件太难的事。

梁振华用战场形容当时编剧们在一起破题的场景—一个小房间,一块小黑板,每人给出自己负责人物的三个破题方案,讨论,激烈讨论,决定方案,一天过十几人,连着好几天。有三分之一一次性破题成功,三分之一破了四五次,剩下的,是破了十多次才完成的。创作的过程也要了命了。编剧团队分享了一个细节。拍摄一个关于故宫文物修复的故事时,每一支笔,每一个盘的样式,颜料的颜色,光影,都需要仔细考究。就连故宫的时钟,都从来没有超过4∶30,因为故宫每天在下午4∶30下班。搭景时,这部剧的分编剧,也会一直开着视频,和原型人物一起守在电脑前,确保场景是符合真实的。

有些编剧加入时,以为很轻松,一集25分钟的剧本,撑死了不超过7000字,来两周完事。但是现实是,即便是25分钟的短剧,也需要做大量的调研、资料搜集和实地考察,历史的重量压在每个人身上,丝毫不能轻慢。梁振华的要求很严格,一个方案常常被推翻十余次。有些编剧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一些没有韧劲的人,或没那么合适的人,中途就离开了。

度过了一个漫长的秋天,横店的初冬,电视剧终于开拍了。

最先拍摄的是关于故宫文物修复的《下一个100年》。坐在搭的故宫景里,演员王凯做了精致的造型,哈出的气在冬天的横店凝结,缓缓流动,梁振华突然心生一种奇妙的感觉,好像时间就流淌过去了,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2021年5月4日,《理想照耀中国》在湖南卫视开播,梁振华在这部剧中注入的一切创新和尝试,开始接受观众们的考验。剧集开播后不久,《人物》在北京和梁振华进行了如下对话,关于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讲述一个普通人的故事,以及如何在规定动作中,实践一个艺术工作者的创新与野心——

文|汤禹成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

化妆|钗钗

人物PORTRAIT=P

梁振华=L

包抄的轻骑兵

P:《理想照耀中国》选了很多平凡的人,在历史上不是很家喻户晓的人,作为总编剧,你如何看待这种选择人物的标准?

L:普通人的故事,会更让观众感同身受,或者让观众共情。第一,那些伟人、英雄的故事太深入人心了,第二,我们去听普通人的故事时,跟我的关系建立可能是最自然的。如果说,《觉醒年代》《光荣与梦想》《功勋》是正面强攻这个时代,我们是敌后小分队,或者是一个轻骑兵,我们在包抄,他们讲的是惊涛骇浪,我讲的是这个时代大潮当中的那些微小的浪花,大家全部组成在一起,才有这条奔涌的大河。

P:但对编剧来说,这种选择标准背后,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L:是陌生感,里面有三分之二的人我都没听闻过。因为我自己研究现当代文学,又比较关注时政,也喜欢那么多作品,我如果有三分之二不知道,普通观众可能不知道90%。但对观众来说,这反而会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作品。

我一直觉得,我们整个剧集市场、艺术市场,需要的是陌生而不是熟悉,需要的是创新而不是沿袭。所以我就想写大家不熟悉的人,写大家不熟悉的、陌生的故事和桥段,你写陌生的东西写出它们的熟悉感,熟悉感能产生共情,而陌生产生新奇感。有了新奇、有了共情,这个事就成了。

P:最后的40个人物是如何选出来的呢?

L:最开始,我收到的46个选题,是以词条呈现的,人物姓名、生活年代、人物简介。这是一个基础性的信息,更多的资料,需要靠编剧们去补齐。我们一大批编剧,46个词条,反反复复比对,删掉了一些,又加入了一些。

过去100年中,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不能让它缺席。原来46个里,1977年高考恢复是没有的,我们后来找了港珠澳大桥岛隧总工程师林鸣,他是1977年参加高考的;冬奥会也是没有的,我们又挑选了一个首钢的下岗工人,转型后去做了冬奥会的服务工作。

有一些,是错过了拍摄的时节。我们本来要拍摄一个关于西沙群岛的故事,但是错过了最重要的季节,所以也只能放弃这个故事。我们在拍摄之初,就定下一个大原则,故事发生在哪里,我们就尽量在哪里采景。

最后,我们也甄别、考证,拿掉了一些人物。尤其是一些在历史中找不到史料支撑、真实性存疑的。我们本来名单里有个战斗英雄,后来我们有个导演非常负责,去找军事专家聊,甚至去国外的博物馆找是否有资料佐证,最后发现其实这个人物的资料没有那么准确,这可能和真实就有偏差。我们希望选择确凿无疑、被历史证明了的案例。

因此,我们额外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最终确定了要做的40个选题。

《理想照耀中国》海报图

P:关于真实性,在方法论的层面,你作为总编剧,有制定什么标准吗?

L:大家查资料的时候,我会定几条硬原则。第一,在互联网上面寻找资料,要有三处不同的信息源头去佐证,你才能够相信这个事基本上是真实的。这是死命令。第二,尽量去学术期刊上找研究性的文章,而不是找知识普及型的文章,研究性的文章往往更准确。第三,回到现场,找到传主本人,或者他的家人,找到当地的县志、博物馆、档案馆,那些资料一定是更贴近真实的。

P:回到现场,会如何影响编剧工作?

L:回到现场,意味着对人物有更直接的感受。有个分集编剧,写北大参军学生宋玺,采访前,编剧会有个设定,这个学生的爸爸是个军人,她参军,是因为要传承她爸爸的职业与荣光。但是见面后一聊,这个女孩和我们编剧说,原因很简单,就是她觉得穿军装特别帅。这样一来,先前的设定就需要被全部推翻,回到一个90后的真实逻辑,去写她的参军。

回到现场,你会对人物的形象,有更丰富的认知。我们写河南的一个企业家,在材料里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创业者形象,但是去了现场和她真人聊,发现她是个个性非常飞扬的人,后来就没有按照别人的记叙去写她,而是按照我们在现实中的认知去创作。

还有一个编剧,为了写柔道冠军的陪练刘磊磊,到了青岛他当教练的地方,看到他的那些学生每天在那儿被重重地摔在地上,摔得满是伤痕,她一下子和刘磊磊共情了,想起刘磊磊当陪练的16年,被摔了284万次,编剧本人在现场哭得泣不成声,回来后又进一步丰富了剧本。

P:你要求的这种真实感会和影视剧创作的戏剧性冲突吗?

L:对于真实,我们的要求是所有人都是真名真姓的,观众们看剧,不会觉得在看一个虚构的故事。真实的逻辑是很重要的,我们写得再好,可能都没真人、真事足以打动观众。我们要让别人觉得,这个故事发生在这人身上,是符合他这个人的。真实性是我们创作的基础。

但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追求的也不是绝对的真实,不是要让每一个细节能在历史上找到证明,而是追求真实感,让观众觉得不假、不违和,戏剧性应该附着在这样的基础上。如果创作细节完全符合真实,那就是纪录片了。我们还是需要考虑到戏剧的张力。比如抗疫女护士那一集,她给哥哥发了一段长长的微信语音,说完之后,又回撤,语音并没有发出去,这就是我们设计的细节,但是它应该是很抓人心的。《五十五封信》的结尾,等待丈夫归家的妻子,听到了马蹄声,这也是我们的艺术想象。

《第五十五封信》剧照

一滴墨或者一滴血

P:和其他电视剧不同,《理想照耀中国》每一集的时长大概都在25分钟,对于剧本创作,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L:我特别羡慕《觉醒年代》,有四五十集去写陈独秀、李大钊,写五四新文化运动,他可以充分展开,所有人物都很丰满,所有故事都很生动,但我们没有这么大的篇幅,一集只有20多分钟,我们必须一针见血。我不能给别人一滩平淡无奇的水,必须给一滴墨或者一滴血,要有浓度,要让观众印象深刻。

找到这滴墨、这滴血的过程,就是破题,也是创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想好从哪个角度讲故事、如何讲故事。破题不是随便说几句话,破题也是一个微缩版剧本。我们用了整整三个月破题。破题过程很要命,当时,先让分编剧们用几天时间熟悉材料,每人想三个破题方案。我们会有一块小黑板,在黑板上写写画画,当场决定哪个方案,然后编剧们就回去写,从早上九点半一直弄到晚上,可能一天的会议就只能过十几个人,这样子一批批下来。后来完成剧本的过程中,随着资料不断丰富、各方意见的进入,可能主题、角度又会有所调整。

P:你印象最深的破题是哪一次?

L:第一集陈望道这个。这道题我们破了十几次。最开始,我们想写他的成长之路,写他如何在义乌成长为一个翻译家。后来我又想,这跟《共产党宣言》有什么关系呢?我又说,那就写他如何在义乌翻译这本书,写他翻译当中的趣事,可是这又有什么独特性呢?我还想过,那就写陈望道翻译完之后回到上海,被通缉,他如何把文献送到让他翻译的人手上,做成一个剧情片。后来总觉得,这个思路不够大气,没有抵达我们要到的最核心的点。我们就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总觉得差了股劲儿。它是整个片子中的第一集,需要统摄全局,它如果开宗不明义,没有奠定整个故事的风格,那往下面走就不好走。

P:后来是如何破题成功的呢?

L:我那天在学校里上一个理论课,在课上正讲着理论呢,突然有一个想法,我能不能从《共产党宣言》文本本身破题。回到办公室,我就马上重读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诗一样的语言,我读到好多地方很激动。我突然想到,《共产党宣言》之所以能够变成一个真理,变成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探讨的中国革命的起点,难道不就是因为这里面的理论对当时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吗?难道不是因为《共产党宣言》能够解决中国当时的实际问题吗?

我就在《共产党宣言》里面选了四句理论,然后用这些理论和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相对应,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腐败、内忧外患、阶级矛盾剧烈的国情下,《共产党宣言》里能够找到破解这些问题的钥匙。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重要的不是他的翻译,重要的是他翻译的这个东西能够解决中国当时的问题。找到这个破题方式,一稿发出去就过了。

P:这听上去有一些抽象,具体到编剧思路上,是如何执行的呢?

L:理论通常都是抽象的,我想用具体的故事把理论呈现出来。因此在这一集,里面的每个细节、每个桥段,都有一定的现实所指和思想意义。比如说,《共产党宣言》最重要的是解决阶级矛盾,所以我设置了娟子这个人物,她在城里死了丈夫,夫家宗族抢走了孩子,她连家门都进不去,这是典型的封建旧社会受害者。她让陈望道理解了什么是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以及,在当时,共产党宣言所代表的共产主义,只是当时无数学说的一种,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找中国的去向,各种各样的主义都在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我又写了江流,这样一个寻找中国出路的旧式文人,迷茫得要把书都烧光了。这两个人,一个代表着生存问题,一个代表着精神问题,你把这些全部叠加在一起,就会发现其实中国这么多问题,我们在寻找答案,那么谁能够给中国一个钥匙呢?《共产党宣言》。

同时,我们也用了高度象征化的表现手法,想把这一集做成一首哲理诗,太过实的手法很难承载《共产党宣言》中深刻而辽阔的思想内涵。比如,刚开始天下着雨,结尾雨停花开;起初孩子们的风筝飞不上天,最后终于飞起来了。沙龙辩论是对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社会思潮的一种浓缩,火车不同车厢的众生相,则是阶级分化的隐喻。

P:但也有观众说,第一集不是很打动人,相比后面催人泪下,这一集似乎有些平淡,你怎么看?

L:第一集是理论先行的,里面腾出了大量的空间在意象的表达上,而不是实实在在地讲一个故事,把理论形象化;而后面的,基本上都是从一个感性、形象的人物、故事出发,去提炼理想的主题。因此,第一集和后面的39集其实不太一样。第一集是有门槛的,它的思想浓度是40集中最浓的。第一集如果能打动观众,靠得不是情感,而是一种思想的共振。

P:整部剧中,你最喜欢哪一集?

L: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集。江流走进房间和陈望道四目相对的时候,我每看一次都会想要流泪。我觉得中国在那个年代,真的有这么一群人,不是在寻找自己怎么样能活得很好的答案,而是在寻找一个国家的答案。我相信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人,了解中国当时社会阶层状况的人,看完第一集一定会有感触。

第一集《真理的味道》剧照

高光前的拐点

P:40个人物中,最顺利的破题是哪一集?

L:革命烈士蒋先云的破题就挺顺利的。蒋先云的人生有很多高光时刻,是黄埔军校的第一学霸,后来在北伐战争中牺牲,那我是不是要重点写他牺牲呢?但我当时查资料了解到,他是毛泽东1921年建党后回到湖南发展的一批党员中的一位,在黄埔军校是双重党籍身份。当时共产党其实非常脆弱,蒋先云又是蒋介石的得意爱将,可以说,如果留在国民党,会有着光明的前途。中山舰事件后,国民党强迫所有黄埔军校的学生,要么退出国民党,要么退出共产党。蒋先云最终选择退了国民党。他作出这个决策的节点是很重要的。抉择的那一天具体是怎么样的,我们并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但是我们用了戏剧的逻辑,去建构了历史上面的可信度,重点讲他抉择的那一天。这个题也是最多编剧抢着写的题,多热血啊。

P:所以,对比他牺牲的那一天,做出选择的这一天的意义是什么?

L:我相信在蒋先云的生平当中,他做出抉择的那一天,一定是他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一天。后来,他在北伐战争中不幸中弹死去。如果把他的牺牲视作人生最高光的瞬间,我希望选取的,是一个巨大的高潮要到来之前的人生拐点。

P:看过《理想照耀中国》后,我们发现,很多人物的塑造,都没有选择重点呈现他牺牲的那一刻,那种传统意义上的高光时刻,这背后,你的想法是什么?

L:最开始做破题工作,我也想过要不要全部写他们的高光时刻。比如律师施洋,他是在后来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过程中牺牲的,高光时刻一定是那时,可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我又想,难道我所有人都要写牺牲吗?我那天就在思考,我不想写牺牲,他最感动我的,其实是他完成自己理想信仰和人生轨迹的转折点。

本来,他是一个资本主义买办和封建阶级的大律师,他怎么可能会去为劳工代言?

但是,当一个既得利益者,都痛感社会的不公和阶级的压迫,决定为劳工代言、打官司,完成生命的转折时,这个社会得黑暗到什么程度?他觉得,总得有人去做黑暗里面的一道光。施洋的故事在我看来是很动人的。

又比如邓稼先,他是大家都知道的两弹一星元勋,但是在《冰糖》的故事里,我想让观众看到一个不一样的邓稼先。低血糖的邓稼先在做重大决定前,往往需要吃冰糖来保持镇定,但当时物资匮乏,邓的妻子就满北京城找冰糖,好不容易找到一些糖,却被他的一双儿女偷吃……我们在25分钟里通过一组故事、两个地方、一家人情感的串联,去讲述了两弹一星科学家在理想实现前为此拼搏的故事。

《冰糖》剧照

P:在这次的创作之后,你对于一个人物所谓的高光时刻,有了哪些新的理解?

L:首先,我们知道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不知道他的生平,只了解他做过什么,那是他的高光时刻。比方说,我们知道施洋被处决,知道何敬平跟歌乐山的烈士一起被枪决,邓稼先的高光时刻是研制了两弹一星。我如果选这些高光时刻,给观众带来的满足感是不够的,新鲜感也不够,而且它的艺术震撼力,总在高光时刻我觉得未必有那么感人。我不想高举高打,想写他们朴素的一面,朴素的,可能是更动人的。

其次,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高光时刻?理想能够照耀后人的那个行为,是如何诞生的?他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我们总说,起点、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所以高光来了,我就好奇它迈向高光的拐点到底是什么,或者高光结束了,它漂亮的、意味深长的尾音到底是什么。

我全部在找边缘、找脉络、找逻辑,多问为什么、怎么会,而不是是什么。是什么,每个人都有定论,但他为什么变成这样,可能观众他是有疑问、有好奇的,或者它背后是什么。高光时刻对着阳光嘛,它在背后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到底是什么。

因此,那些众人皆知的故事,我站到背后去讲,那些奔向山峰的,我写它在山坡上发生的故事,飞翔起来的,我写它起飞之前的故事。这其实也是文学当中的手法,找一个特别小的切口,用这个小小的切口,来拉动整个事件。

《守护》剧照

让诗回来了

P:也有一些观众反应,25分钟的篇幅,对于了解一个人物,会不太过瘾,这是否也是你们在创作中最担忧的点?

L:创作中的一个担忧,就是怕把每个故事写得很平,或者很平庸,所以我们变着法地,寻找不一样的方式。特别朴素的、老老实实讲故事的方式在我们这里也有,但它不多,我们通常会选取一个比较强大的节点、用一个创新性的方式来讲。比如在讲参加《中国诗词大会》的外卖小哥雷海为的故事时,我们会让李商隐以古人的形象在生活当中出现,和雷海为对话,这是一种魔幻现实主义。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尝试。

P:还有什么避免平庸的方式?

L:有很多,比如说,编剧是需要通过各种努力去丰富人物细节的。比如有一集,我们讲的是战地摄影师小方的故事,他在前线拍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照片里满是这个年轻人对国家和人民的怜悯之心,但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失踪了。小方的母亲和妹妹一直等着他回来,即便在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也仍然守护着他的摄影作品。有一天,我收到了别人发来的一首歌,是国外一个爵士乐歌手的歌,名叫《she waits》,那首歌写的就是小方妈妈的故事,那是首充满希望又无望的歌曲,里面有很感人的歌词,她期盼着有一天我能回家,就这样春去秋来,一载又一载。我听了之后很震撼。后来,我和编剧组一起琢磨,在那一集的结尾,加上了白发苍苍的母亲苦苦等候的镜头。

《我是小方》剧照

P:在整个创作中,有什么遗憾的地方?

L:我们被物理条件束缚,每集只有25分钟。人物的立体度、深刻性,故事的宏大、精巧,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其实都不能充分展现。所以我们要拼什么呢?拼切入角度,拼我们的修辞,拼带给你的情感震撼力,拼我们艺术表达的创新,这四点我可以跟所有的作品去拼。但是如果要求25分钟塑造一个特别丰满的、全面的人,那我们确实很难达到。

P:在整个创作中,最过瘾的地方是什么?

L:因为这部剧,每一集都是不一样的故事,相当于给了我们40次创作机会,这个感觉也是很过瘾的。我们可以在其中运用很多修辞和创新手法。可能很多年后,别人想起《理想照耀中国》,不会觉得我们在主题上面有多大突破,主流主题创作你不可能突破主题,但我们在形式探索、表达方式上,有了很大创新。我们希望把中国剧集创作的形式边界稍微打开一点。

P:你说的这个边界,具体指哪些内容呢?

L:太多了。我们的结构、色彩,抒情的方式,修辞的应用,都是创新。我们有好几集完全是散文化的结构方式。最极致的是《青春之歌》,我们用了春秋冬夏四个篇章,写王会悟的一生。这也是我那天突然的想法,写王会悟守护一大的故事太多了,我再怎么写也就是拾别人余唾。所以我就想用春秋冬夏四个篇章,写王会悟为什么会变成王会悟。

第一个篇章,讲她小时候读私塾时对裹脚的看法,在这样一个篇章里,她从小对封建残俗不满的形象就出来了。第二个篇章,她慢慢长大了,第三个篇章,她认识了李达,到最后一个篇章,是讲她在一大开会时如何守护红船。那是1921年的盛夏,我们最终用夏来收尾的。前面三个分别是三个季节,代表她成长时期的三个人生的断章。

多么诗意、文学的表达啊。我很喜欢这个故事。这个散文诗一般的结构和形式,其实也在服务我们的主题表达。我们想讲好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从旧时代走来的女子,如何用自己温婉的方式跟这个时代腐朽的东西去对抗,然后在炽热的盛夏寻找到了光明。

P:也就是说,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

L:你说得太对了,形式就是内容。这种短剧,如果连艺术浓度都无法保证,那它是什么呢?是短视频吗?我们得有一些有营养的东西给大家看,你不能够消化,但它可以给你一个印象,原来电视剧也可以这样表达啊。第一集你发现有很高的门槛,但那天一播,很多人说这不是狂人吗?这不是祥林嫂吗?发现这里面藏了无数的密码象征。看到风筝、花、火车的车厢,这些全部都是诗的语言。你发现这样的作品一多了,观众的审美或许也会相应改善。

P:通常来讲,大家会觉得电视剧是更通俗的艺术表达,但在《理想照耀中国》中,你们尝试了很多文学性很强的方式,就像你刚才说的,诗的语言,作为总编剧,你希望通过这种尝试做到什么呢?

L:如果我们今天采取的不是文学性的方式,而是纯粹的类型化叙事,我觉得它的情感共鸣度远不会那么强。我依然信奉文学和诗的力量,只是我们很多影视剧远离了诗,被今天的其他趣味引导。我觉得影视剧太需要文学性的加持了。当然,文学性并不排斥叙事。这里面有些集数故事讲得可能确实不够跌宕起伏,这个也有导演、编剧能力的问题,但我们确实在追求这些。我觉得如果再来一次,有些地方我可能会做得更有诗意一点,总之我很开心,让诗回来了,让文学回来了,让美好的修辞回来了,影像和文学的接轨,一定可以表达更深切的主题。

P:你如何看待主旋律这个词?它会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L:主旋律更需要艺术表达,通常有人认为,主流创作的艺术表达要求是不高的,他甚至认为创新空间是很逼仄的,但其实我觉得,恰恰要用艺术表达的方式,来丰富主题表达,这样的话才是双赢。主旋律会给艺术表达厚重感。反过来,这些艺术表达的东西,又帮助主题以更有意味的方式走向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