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奈儿知道，因为她实名站出来的决定，这趟疾驰的列车再也没有办法回头了。列车上，有她的家人，她的朋友，她的生活，她的一切。「但我愿意相信，这趟车的终点站一定是个更美好、更自由的地方。」她说。

文｜张梓涵

编辑｜金汤

香奈儿·米勒觉得，自己22岁之后的人生，像是坐上了一趟疾驰的列车。它呼啸着横空出现，载着她偏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越走越远。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上了这趟车。2015年1月，她在陌生的医院里醒来，侦探告诉她，衣冠不整的她昏迷在斯坦福大学一个兄弟会的后院里，并可能遭到了性侵。但她对此一无所知，只记得自己在派对上玩得很开心，之后记忆里一片空白。

因为醉酒而缺失的片段记忆，她只能从媒体的报道，从提供给法庭的证据，从警察、检察官和侦探的描述中提取、找回，以此拼凑出那天晚上的真相。她得知自己的手机衣物散落一地；得知一个19岁的斯坦福学生——布罗克·特纳——被发现伏在她身上；也得知幸运的是，两个从瑞典来的硕士留学生追到并制服了想要逃跑的布罗克，直到警察将他逮捕。

当被问道「是否要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时，香奈儿的一句「好的」，成了她5年噩梦的开始。之后，她以「埃米莉·多伊」这个化名，开始了在法庭上的艰难经历。她听着「调查庭审」和「初审」这些陌生词汇一头雾水；不能点头摇头，必须说出「是」或「不是」；可以哭，但不能「过于情绪化」；她被以「防止串通」为由禁止跟妹妹蒂芙尼讲话；她发出的每一张照片、说出的每一个词都作为证据记录在册。

「我好像是一觉醒来就被丢进了一个陌生的宇宙。」她对《人物》说，「在法庭上我需要用新的方式说话、行动。一切都被打碎又重新组合，我所熟悉的那个世界好像在一瞬间就离我而去了。」

香奈儿被迫开始扮演这个叫做埃米莉·多伊的角色，一个半裸的、不省人事的，被侵犯的、被拯救的，在法庭上泣不成声的、脆弱也坚强的角色。

为了面对并接纳这段过往，将体内的痛苦抛在身后，为了保护有和她一样遭遇的人，也感谢那些曾把她「渐渐从黑暗中托举出来的人」，2019年，通过回忆录《Know My Name》的出版，她用真名香奈儿·米勒夺回了自己的声音。

「我只有这一次活着的机会，所以并不想为了那么一点点的安全感，把一辈子的时间都浪费在躲躲藏藏上。」她告诉《人物》，「为了不让我的人生再被任何人支配，我选择了解放真实的我自己，感觉只有这样我才能真正做自己人生的主人，我的家人也终于可以从为我保守秘密的压力中喘口气。」

2020年，香奈儿突然踏上的这趟高速列车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出版社宣布她的书将要被翻译成中文，以《知晓我姓名》在中国出版的时候，「我感觉是一个巨大的里程碑」。

香奈儿知道，因为她实名站出来的决定，这趟疾驰的列车再也没有办法回头了。列车上，有她的家人，她的朋友，她的生活，她的一切。「但我愿意相信，这趟车的终点站一定是个更美好、更自由的地方。」她说。

香奈儿·米勒《Know My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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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的一个清晨7点，香奈儿·米勒终于停下了打字的手。

过去的9个小时里，在黑暗中被电脑的亮光笼罩住的她，无数次起身兜圈，又把自己摔回椅子上继续打字。她小声自言自语，有时又会因愤怒大喊大叫；起身又坐下的重复动作里，她数次泪流满面，紧皱的眉头也总是难以舒展……如此循环往复，一个通宵过去，她写了整整28页。

这是她受害者影响陈述书（Victim Impact Statement）的初稿。她无视句式语法，愤怒地将一年多以来的她经历的一切打在了文档里。用她的话说，这是28页语无伦次的文字，是她在黑暗中任由所有感官情绪肆意生长的产物。

接下来的几天，她一睁眼，牙都不刷就跑到桌前，一遍遍修改，一遍遍朗读，为6月2号的最终判决做准备。负责她案件的地方检察官告诉她，陈述书一般只需要两到三页，并且陈述的对象应该是法官。

但她没有这么做。最终，那语无伦次的28页，变成了逻辑清晰、语气平静却掷地有声的7000个单词，和她一起出现在了最终判决的法庭上。她站定，感受着地方检察官放在她背后那只手传来的力量。

「你不认识我，但你侵入过我的身体，」她一字不落地念，「而这也是我们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她越念越大声，越念越坚定，隔过法官，每一个字都直接指向坐在被告席上那个表情呆滞的20岁男孩——布罗克·特纳。三个月前，三项对布罗克·特纳的重罪指控成立，他最高将会面对14年的监禁。他低着头，侧脸面对她，全程没有对上她如炬的目光。

18个月前，2015年1月，布罗克·特纳还不是这个在法庭上沉默的罪犯。那时19岁的布罗克，一个参加过奥运会预选赛的游泳新星，同时也是名校斯坦福大学的大一新生，在斯坦福某个兄弟会旁边的垃圾桶后面，侵犯了因为醉酒而失去知觉的她。

因为学校的名气，「斯坦福性侵案」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而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出现的化名为「埃米莉·多伊」的她成了众矢之的：他是才华满满、未来一片光明的名校运动新星，而22岁的她已经大学毕业，做着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所以就连陪还在上大学的妹妹去参加兄弟会的聚会好像都是一个错误；他是报道的主人公和人们扼腕叹息的对象，而她只是那个被一笔带过的、不该出现在斯坦福校园的受害者。

她躲在这个名叫埃米莉·多伊的壳子里，一次又一次看着照片中不省人事的自己作为证据出现，一遍又一遍对自己产生怀疑，把自己的世界都掰开揉碎了呈现在法官和世人面前。

她在法庭上露面，面对的是来自所有人铺天盖地的提问：「你那天晚上吃了什么？你喝饮料了吗？你真的只喝了水吗？你确定吗？你穿的是什么？羊毛衫？什么颜色？……」为了能「表现出色」，她只好去不断拼凑这个角色的经历，并试图感受这个角色的痛苦。她想讲出自己的感受和故事，但本应完整的叙述都因为一个又一个碎片式的问题分崩离析。

而即便是这样，念台词的过程也只占据整个庭审的5%，「因为那个记忆上的缺口，95%的审理过程我都不被允许进入法庭。」香奈儿向《人物》回忆道。据她所知，当她本人站在门外的时候，她的照片却在门里被放大，裸露的身体部位被用方格分开、标号，投影在大屏幕上。屏幕前坐着布罗克、布罗克的爸爸和兄弟、记者以及其他陌生人。

2016年6月2号的那次宣判，本该是一切的结束。

她以为，陈述书可以给噩梦画上一个句号。她在书中写到，她在最终判决现场朗读的这7000词，绝不是「一本只记录着伤心难过的日记」。在陈述了一年半以来自己的心路历程之后，她还引用了布罗克的陈述，并一句一句进行了反驳。「你说过」「你不能」「你有罪」「你应该」，她没有歇斯底里，而是冷静地列出了对布罗克的指控。7000词的最后，她感谢了帮助她的所有人，并告诉世界上的所有女孩，「我与你们同在。」

但7000词的陈述和一年半的斗争，换来的是对布罗克「有期徒刑6个月」的判决（因为表现良好，布罗克·特纳最终仅仅服刑3个月）。

「我当时突然就觉得我非常弱小，还特别丢脸，」她告诉《人物》，「上一秒我还在掏心掏肺地陈述、事无巨细地剖开我的生活，下一秒法官的判决就立刻让我觉得我是个笑话。」她回到家，在空白的笔记本上写满了「我应得的绝不止这区区3个月 (I deserve more than 3 months) 」。

但世界给了她继续下去的勇气。宣判的第二天下午，BuzzFeed发表了未删减的「埃米莉·多伊受害者影响陈述书」全文。几个小时内，阅读量就超过了100万；一周之后，这个数字变成了1500万。

她的陈述书在网上掀起了惊天巨浪，这7000词被翻译成了各种语言，甚至手语；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写信给「埃米莉·多伊」，有「我听到了你的痛苦」的慰问，有「你的声音感动了我」的鼓励，有「我曾经也是埃米丽·多伊」的共鸣，就连时任副总统的拜登也来信感谢埃米莉·多伊，说她给了人们斗争的力量。

这一年，埃米莉·多伊被女性杂志Glamour评为2016年度女性。人们钦佩她的勇气，感谢她的坚持，但埃米莉·多伊背后的那个真实的名字，无人知晓。

判决后，斯坦福的学生抗议判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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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后的2019年，当香奈儿打下回忆录的最后一个字，按下回车，给编辑的手稿显示发送成功的那一秒，她才觉得，要公布真实姓名的决定有了实感。

在2019年之前，她经历的一切，不属于香奈儿·米勒，也不属于她的中文名张小夏。「斯坦福性侵案」中，只有埃米莉·多伊。

有很长一段时间，香奈儿都觉得，自己的人生和埃米莉的人生截然不同。香奈儿的人生普通却美好：有新鲜的三文鱼，有和男友长长的电话粥，有和爸爸的骑车旅行……她做卡片给同事，随便涂鸦，小口小口地啜着咖啡。

但埃米莉不同，「她的世界很小，很窄，充满束缚。」香奈儿在书中写道，「埃米莉没有朋友，她的世界里只有法庭，警察局，和偶尔在楼梯间里的通话。」

香奈儿会在脑中排练好自己如何大步流星地穿过走廊，如何挺胸抬头地打开法庭的门，但在穿过法院安检门的那一刻她就变成了埃米莉。埃米莉一次又一次躲进卫生间，蹲在角落的隔间里焦虑地卷着手里的文件，想象着法庭的样子和法官的脸，不断小声自言自语，「不能崩溃，不能崩溃。」

香奈儿恨埃米莉的伤痛和脆弱，恨她说话小声，也恨她永远停不下来的眼泪。

但渐渐的，她恍惚了，她不知道自己是香奈儿还是埃米莉。埃米莉的寸步不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她：那些美好属于过去的香奈儿，现在的她是埃米莉，一个哪里都去不了，什么都做不到的受害者。

她在新闻中读到埃米莉，记者笔下那个喝酒断了片、证词情绪化、在庭审中说两句话就会哭的女孩，「很扁平，很单一」。香奈儿意识到，如果她继续假装埃米莉在她的生命中不存在，埃米莉将永远脆弱。

「埃米莉·多伊是我用来藏身的一条小毯子。」她说，「我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拼命攥着这条毯子，把伤痛都放进这个毯子下面，防着想掀开毯子偷窥的媒体，怕别人知道香奈儿和埃米莉是一个人。」

她把因为性侵案而一团糟的生活、层出不穷的困难、充满未知的未来都通通丢给埃米莉。

而香奈儿依然会在社交软件上发食物的照片，假装生活很平凡美好，收获32个赞；香奈儿的朋友们不知道在她身上发生的事，从不会对她摆出同情的神色，她在心底默默觉得珍贵；她隐藏身份去心理咨询，咨询师让她去看「埃米莉的受害者陈述」，她只是沉默着笑笑；她跟老板请假说要去体检，然后开车驶向法院，变成埃米莉。

她受够了担惊受怕的日子，但是松开毯子的过程很漫长。将近5年，她和她的家人们每一天都在实名和不实名间反复挣扎。随着时间流逝，她开始明白，在法官面前掉眼泪的埃米莉和享受生活的香奈儿，同时存在。当埃米莉·多伊这个保护壳最终渐渐淡去，她觉得一下释然了，浑身轻松。

这是她在陌生宇宙中勇敢斗争的结果。这场斗争很艰难，但香奈儿并不孤独：她感谢永远在她身边的爸爸妈妈、妹妹蒂芙尼、男友卢卡斯，以及那两个骑着自行车路过的瑞典同学。

她深知，绝大部分性侵案因为证据的缺失，根本不会被报告给警方，而她的案子，拥有两个心地善良的证人。「我有这个条件，所以我也有这个责任。」她说。

埃米莉没有被埋葬，更没有被忘记。她终于拥抱了埃米莉，带着埃米莉的痛苦和挣扎，喊出了香奈儿·米勒的名字。

书的第一页写着这样一行字：「我叫香奈儿·米勒。我是一个受害者，但我从不只是一个受害者。」

香奈儿·米勒的画作《我曾经是，我现在是，我将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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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4日，《纽约时报》一篇名为《你一定知道埃米莉·多伊的故事，现在你需要记住她的名字》的报道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香奈儿·米勒」。20天之后，她的回忆录《Know My Name》正式出版，香奈儿彻底跟名叫埃米莉·多伊的小毯子说了再见。

读者在书中读到的不是扮演埃米莉的香奈儿，而是一个自信的，强大的，终于可以完整讲述自己、展现自己除了受害者之外其他面的香奈儿。

那些无休止地向埃米莉提问、给她带来伤害、让曾经的她颤抖的人，都成了她笔下的角色。「我终于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描述他们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决定。」她告诉《人物》。

香奈儿在书中说，这些人是谁本身并不重要。她不会过多提起他们的姓名，而是仅仅作为角色出场，服务于她想讲述的这个漏洞百出的体系。「我相信我们都是多维度的存在。」 她写道，「而在法庭上，被扁平化、被特征化、被贴错标签、被诽谤，都会使人感到感伤，所以我不会对他们做同样的事。」

香奈儿喜欢写作。「只有写作能让我用自己的方式讲出自己的故事。」她告诉《人物》，「我不在乎是不是还有别的人讲出这个故事的不同版本，我只在乎我的版本是否完整，是否存在。」

香奈儿所讲述的故事不仅限于法庭这一个场景，也不单围绕着性侵案展开。「我写下的不是终极的真相，却是我尽一己之力全力所做的述说。」她在第一段写道，「如果你想要通过我的眼睛和耳朵来了解我胸膛里是什么感觉，想要知道在庭审期间躲进卫生间是什么感受，这就是我所能提供的。」

她几乎是事无巨细地描述了她的人生：从童年半夜的一碗麦片和妈妈给她讲故事时候翻页的声音，到案发之后在法庭上回答问题时候她颤抖的双手；从那只在她写作时总蹲在她脚边的叫蘑菇的狗狗，到一位爱尔兰女士在读过受害者陈述之后寄给她的两条巧克力棒。她看到的、感受到的，都被香奈儿精心安排进了这本书。

这是香奈儿·米勒的回忆录，而被性侵案影响的5年于她的整个人生来说，虽然重要，但绝不是全部。读者透过她的文字，和她一起享受加州的阳光，一起在罗德岛学画画，一起回忆大学生活，一起成为脆弱的埃米莉，一起见证香奈儿·米勒的成长。

书出版之后，27岁的香奈儿回头看自己过去5年走过的路，做过的事，她觉得很为自己骄傲。「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一定不会像现在一样自信。」她感谢人生中这个插曲带来的成长，「只不过这段加速成长确实成本有点高」。

加速成长过后的她，接受公关培训，也接受很多采访，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在面对了不知道多少媒体、记者、录音笔以及镜头之后，香奈儿依然温柔耐心地讲述着。

「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是有机会避免的，而我能做的，就是不断讲述我的故事。」她很坚定，「我希望看到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里，再也没有和香奈儿·米勒一样的故事。」

香奈儿的妈妈也是一名作家。很多年前，她跟妈妈一起回中国，还去参加过妈妈的签售会。那时候，读者们排队跟妈妈握手、合影的画面永远地刻在了香奈儿心里。「我的书在中国出版，为我开辟了一条探索我妈妈所在宇宙的路。」她觉得很珍贵，「我离她的世界又近了一点。」

妈妈教会了小小的香奈儿如何表达自己，而长大后的香奈儿，正在用自己的文字和故事，给他人带来力量。

一切好像终于尘埃落定。但只有香奈儿知道，她的日常生活，再也没办法回到22岁那年了。

她描述这样一个细节：尽管在法庭上精神紧绷、随时要准备回答问题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很久，她依然觉得无论做什么，她的地方检察官和对方辩护律师就好像两个小人坐在她的肩膀上，朝着她的耳朵问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刻不停。「我看到一件衣服，就会想如果我穿，他们会不会问我为什么选这件衣服？法官会怎么解读？我走进一个聚会，会下意识地记下大概有多少人，出口在哪里，以及都什么人跟我说了话之类的琐碎细节。」

现在的她依然在写作，依然在画插画，依然是个好女儿、好姐姐，依然热爱生活，但案子带来的对环境极度敏感的后遗症，好像夺走了她内心里无忧无虑的那一部分。

她想念大学时候和朋友一起裸泳的自己，那时的她下水前只有一个顾虑：「水会不会太冷啊。」她想念那时的海，天空，和抬头就能看见的纯净洁白的月亮。

香奈儿·米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