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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初:「控制狂」终于被驯服

2020年1月6日 文/ 韩逸 编辑/ 金石

「拍一部烂片就像是上了一艘有个大洞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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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曾经的「控制狂」如何被生活驯服?因为,「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你越想让它在你的控制中,它就偏偏不。它就好好地给你点颜色瞧瞧啊。」

文|韩逸

编辑|金石

张静初再一次回到公众视线里,是因为综艺节目《演技派》,这让一部分观众再次记起了她——一个「很有能力,会讲戏、也很会演戏」的女演员。

1980年出生的张静初今年39岁了。2006年,26岁的她从《孔雀》起步,多次成为各大电影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人选。2011年,她已经是第1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但就在风头正劲的时候,她忽然放下所有片约,跑到纽约,重新学表演。

一年后,她回国,之后「消失」了6年——2012年到2018年之间,张静初接到的片约质量大不如前,豆瓣评分平均五分左右,不乏3分出头的烂片,「不叫好也不叫座」。

张静初用「闻谤不辩」来要求自己。她把这种资源的跌落归因于运气,没有片约,那就正好去学习,体验生活。

她在家里的院子种满了丝瓜、茄子、青椒、小番茄,一个大缸子,装满正在发酵的有机肥。除了搞园艺,还养狗,抄经,过得像是「老年人的生活」。

她把接戏的标准变换成「是否有趣、好玩,拓宽生活的边界」。2019年,除了参加《演技派》,她还参演了一部新导演的处女作《冰峰暴》,投资一亿,上映一周,票房一千多万。

因为可以去学登山,她特别高兴地接下了这部戏。在准备拍摄的过程中,她住在教练家里,观察运动极客的生活方式,忽然懂得了攀登的快乐。

「你知道有那么多人为都不能控制的成分存在,并不是说训练到多好,就一定能登顶。」这种失控感和她一直以来作为演员的经验有了重叠。「你越想让它在你的控制中,它就偏偏不。」

她开始接受不可控甚至失控,开始学习放松。在登山的时候,她每一步爬上去,考虑的都只能是下一步,而快乐也来自于当下登上去的每一步。她意识到,登山者享受的正是登山的过程,「山顶不是目的,攀登的目的本身就是攀登。」

张静初在攀登雪山 图源@微博张静初

以下是张静初的自述——

1

我入演员这一行,和我小时候学画画有关。

我5岁就读了一年级,因为比同学小两岁,上课听不懂,做作业都比别人慢。功课太多的时候,经常完不成,早上就会被老师罚站,书包扔出去。所以,我小时候也不爱学习。那时候我最害怕外婆家门口急刹车的声音。每当寒暑假结束,我爸爸把我搞走的时候,都像一个绑架案。我最少要哭一个多小时,哇,撕心裂肺。

我妈妈是学校的数学老师,我考不好,她就会很没面子。她没时间跟我讲道理,经常上手就用竹篾打。我小时候会抱怨这种体罚。后来长大一点,才渐渐理解父母,理解他们心里的那种来自自己的不甘和苦闷。

我妈妈1953年出生,她和我爸爸都错失了受教育的机会。

我爸很少喝酒,但一喝醉就喜欢用毛笔在水泥地上写字。写书法,写诗。他会把我叫到面前问,你知道我是谁的孩子吗?我说,你不是奶奶的孩子吗?他说不是,我是欧阳修的后代。第二天他醒来,我告诉他,他觉得丢人,嘱咐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我妈妈那时候要上学,白天没时间看书。晚上我们头对脚睡着,睡到半夜,我觉得脚好凉,醒过来发现脚边是空的。我妈妈已经坐起来,打着一个小小的电筒,在那儿看书了。

所以,我后来想想,他们有时间把我喂饱就不错了。那时候妈妈去上课,我就会被寄在别的老师家里。晚上特别冷,特别晚,我睡觉之前,想象她从那个很黑的柴火间把自行车拿出来,在黑夜中蹬着车,我就一直在哭,觉得父母真的好难。

但这种教育也让我变得不太敢去尝试,我也特别惧怕竞争,本来就不应该从小就排名啊,比好坏什么的,比谁强谁弱,但是我会害怕失败,我输不起。

因为成绩不够好,父母对我的期待很低。不管怎么样,总得学点什么吧,这才去学的画画。可是恰恰从学完画画之后,我整个人生都改变了。画画无意中训练了我的视觉审美体系。我知道了梵高、莫奈、毕加索,也知道了美院和北京。我终于有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希望走出去,渴望独立和自由。

私下去看展的张静初 图源@微博张静初

2

1996年8月20日,我考上了一个大专化妆班,背着背包来到北京。当时发现,北京为什么这么美?所有的秋天那个色彩丰富得不得了,有黄的,有橘的,有红的,有咖啡的,还有一些绿的什么,五彩斑斓,从来没见过。

我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学习。我想考中戏。我翘了化妆班的课,去大学蹭摄影系的课。在阶梯教室里,我看《雾中风景》,看《巴黎最后的探戈》,看《何处是我朋友家》,就好多电影我都没看过。

像忽然间开了一扇窗,我忽然间听懂了一个笑话,看懂了一部话剧,在学习里,我能够体会到很嗨的感觉。

真正决定做演员,是拍完《孔雀》之后。在那之前,我也演过一些电视剧,但是我对自己的戏都不满意,觉得好像没有进入状态就过了。

但《孔雀》里姐姐的角色非常能刺到我。文艺片是写人嘛,所以它会把人挖到非常非常深的地方,你就会发现,有深层次的东西跟你连接上了,就是那种被生活不断地打压和磨砺,无论如何想往上冲,可是还依然折翼了的感觉。

试戏的时候,我们连轴转了三个月。早上学方言,中午去打乒乓球,下午学手风琴。出一段戏,跟哥哥演,跟弟弟演,跟妈妈演,跟爸爸演,选不同的角色试。

有一天,我的腰忽然起不来了。因为我太紧张、太较劲了。背着特别重的手风琴,我老摸不到贝斯键。越按不准我就越急,腰的发力不对,全身都较劲,加班练了几天,有天早晨起来就动不了了。我就崩溃了。

那三天我什么都干不了。我想要完了,人家都在进步,我只能躺在这儿。我就把手风琴放在身上,没事儿就摸摸。三天之后一起来,每一曲都巨准。

那以后我就学会了,无论如何要清空自己,要放松,不要把自己放在恐惧里。在那之后,我就真的放松了,我意识到,很多事情我控制不了。

之前,我对待每个角色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根本不知道我能不能演,根本不知道能不能演好,很多时候我都要拼命沉入到那个角色里,生怕自己不够深,生怕我自己不小心跳出来。我觉得很累,特别特别累。

你一直觉得自己有义务,要给观众呈现角色此时此刻的想法和生命状态。有一场捡西红柿的戏,剧本里写着角色「泪如雨下」。我跟导演说,不知道泪如雨下怎么演。导演回,有眼泪就有,没眼泪就算。

可是蹲在那儿的时候,直觉告诉我,不能有大动静,我想到自己的青春稀碎,感觉就上来了。后来所有人看那场戏都看呆了,我撕心裂肺的,所有的青筋都暴露,像是无声的呐喊。我知道了,演员没有义务去解释,你就实实在在地活在这一刻。

那个戏演完之后我发现,哎,我好像离我喜欢或者欣赏的演员近了一点,我觉得我有可能成为他们,这个时候我才决定,我可以继续做演员。

《孔雀》中的张静初 图源豆瓣电影

3

拍完《孔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的表演都比较走保险牌吧,总想去做一个好学生,老在寻找正确答案,拍的戏也不少,2009年一个暑期档,我有三部电影上,接受采访的时候自己都说串了角色——其实,并不是每一部电影都是我真的特别想拍的。

那时候,我其实还有一些表演问题需要解决。一场电影,重场戏是那些剧情冲突强烈,本身就很能体现角色内心的戏,过场戏则是为了交代剧情而排在重场戏之间的零碎场子,只是铺垫用。

我的重场戏已经演得挺好的了,可是过场戏有时会偏空。比如说在《天水围的夜与雾》里,我的激情戏那些都演得挺好的,但是有一些跟孩子在公共汽车上坐着的那些戏,我就觉得还是演得偏空。《红河》开始拍的时候也是,我没什么事,就坐在三轮车后面荡荡荡。我发现演得特别空,后来导演也发现演得特别空,第一天的戏必须重拍。

我自己走过来会发现,很多过场戏才是对人物状态要求最高的戏。因为那个是要让你很自然地带出人物特定的动作、思想、他特定的一天。能不能把过场戏演好,代表你有没有把这个人物吃透。它要求你在前期的时候把人物准备得够充足,不管这时候上来什么戏,你都能够非常自由地在这个人物里生活,活在那个时刻。那个是你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但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正在失去自由。我整个人就像是在守业。守业是非常消耗人的。我要拍很多照片,做很多宣传,一直要重复说过的话,明明没什么想说的,我还要说。我会觉得有一种被迫。大家会觉得你的作品挺好,你现在挺红,都希望你能保持,不要掉下去。这就是一种无形的期待和压力。

后来拍《唐山大地震》,那是我第一次没法从角色里走出来。我们在汶川,拍着拍着,群众演员会指着地下说,我们一家人都埋在底下,我们家就剩我了。当时我那眼泪就不行了,他那个失去太真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都处在一种抑郁状态中,任何事都高兴不起来,做什么都觉得动力不够。我就想,去纽约学习吧。

这不是一个一时冲动的决定,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做,我想再上上学。但这也意味着我要停下来,要推掉很多戏。很多跟我合作过的导演,比如尔冬升导演就会跟我说,你不能一直推啊,你还是要保证你的市场占有率。我能理解他的角度,只是我比较逆反,我特别不喜欢别人对我有期待,我就是特别希望去打破那种期待。

《唐山大地震》中的张静初 图源豆瓣电影

4

我从决定走到真的离开,前前后后只用了一个星期。在朋友推荐的学校,我写了E-mail,报了名,在网上找了酒店式公寓,我就去了。

那是纽约的冬天。赶上了雪灾,中央公园的雪漫到肩膀那么高。我经常看到人头在里面走。我到那的时候,网上不了,厨余处理器也坏了,洗衣机也出了问题。没有网,我连求助一下北京的朋友都不可能。

这就跟我当时来北京的感觉是一样的,我特别欣赏当年那个背上包就来了北京的那个我,我就觉得那个是最可爱的我。但出名之后,我生活上被照顾得特别好。出行永远有人打理好,有人送,有人接,有人帮你拿行李,有人帮你打开,我收完之后,别人还会帮我检查有没有落东西。很多东西都不用你想,好像我变成了一个生活能力越来越差的人。

好在我从小是被打压长大的,我不太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围着我转的,我会比较清晰地知道,你得到的那些照顾只是别人工作的一部分,为了保证演员有一个好的情绪和状态。但它还是会不自觉地让你变成一个比较依赖别人的人。

当你依赖别人的时候,其实你就牺牲了你的自由。我觉得对演员来说,独立很重要,演员不要变成被架到那个位置,你就没有办法接触生活了。

但在纽约,我遇到了很多不方便。要自己处理账单和税务。车出了问题,要去交罚单,参加考试。垃圾桶每个星期二要放出去,不然邻居就会抱怨。信用卡要及时还,不然就会因为欠款被停掉。

有一天,气温是零下一二十度,我在路上走了40分钟。好不容易招到一个出租车,手刚放上去,正要拉门,车就走了,差点把我绊一个跟头。我就把Google地图写下来,到哪个路口怎么走。走了一个月之后发现,我为什么不坐地铁呢?学会坐地铁以后,日子才好过。

这种生活让我明白,那些被宠坏的孩子,看上去好像很幸福,所有事都有人帮他扛,但他是永远没有自由的。真正面对生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崩溃和焦虑,但我享受这种感觉。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慢慢地把生活重新整理和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

我曾经是个控制狂,但纽约的生活真实地改变了我,不仅是对待生活的态度,还包括对待职业的态度。

有一次,我跟一个同学去存钱,他存的都是零钱,五块、十块的一沓。合起来估计就两百块左右。我说你存这些钱干嘛,他说我还学生贷款啊,他借了20万。我说,这要还到哪辈子?但他就是在一点一点地积攒,他每天要上乐队的课,上表演课,还要到餐厅去打工。

出国之前,对于演员这个职业,我多多少少有一点骄傲和傲慢的心理,但看到他那么渴望能得到一个机会,我现在有事情在做,大家还记得我,还能够相信我,给我机会来演出,还有问题要问我,我觉得这就很好啊。

张静初在酒店修剪买来的植物 图源@微博张静初

5

这几年,我的确拍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作品。

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你越想让它在你的控制中,它就偏偏不。它就好好地给你点颜色瞧瞧啊。拍有一部戏的时候,转场我去看监视器,导演抱着游戏机在打游戏。我觉得很后悔,我为什么要来?我心疼那个剧本。战友不尽全力,对我来说是一种荒废。

拍一部烂片就像是上了一艘有个大洞的船。你上去就知道那个船要沉嘛,你拼命把水往外舀,就是希望它能够尽量不要沉。但整部戏垮了,你在里面再好也没有用,演员能做的努力就是这么多。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把角色打动我的地方传达出来,一个离我很远的人,把它演出来了,就对我有启发,也许也能启发观众,我就已经完成了。

我很开心拍了《冰峰暴》,尽管最后那个票房代表的结果看上去并不好。当初,导演拿着分镜来找我的时候,两千多个分镜全部都画完了。只要给他机会拍这场戏,他一定会把它完成。起码他比你着急吧,起码这是导演特别真诚的电影梦。

这也是我为什么接这个片子的原因。拍这部作品的过程,也让我明白了享受过程的快乐。

在拍摄之前,我和我的登山教练一家人相处了两个礼拜。他太太是极限滑雪运动员,他们过得是特别狂野的生活。他太太没事就进山滑雪两三天,过两三天自己一个人再出来。他会放任孩子们去做极限运动,出现过4个儿子一个月内陆陆续续进了急诊室的情况,不是摔断了胳膊,就是折了腿。他因此被警察传唤,怀疑他虐待孩子。

如果不是真正接触到他们,我并不会理解这种生活方式,但和他们一家相处的过程中,我理解了。

就像登山,最后攀登的人可能死在路上,还有一些人到不了山顶,也很可能他这一生都没有办法上去,但他得到的就是那个过程,所以山顶不是目的,攀登的目的本身就是攀登。

《冰峰暴》中的张静初 图源豆瓣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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