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感到羞耻的应该是侵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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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强奸的几周后，李怀瑜写下了《生命暗章》的序章。5年后，她真正开始动笔，用两年写完，又花几个月按照编辑的意见修改了最终的版本。很长时间，她沉浸在黑暗的情绪中。写下《生命暗章》，不仅是对社会缺乏成熟机制帮助强奸受害者的控诉，也是她疗愈自己的方式。

文｜齐拉

编辑｜槐杨

公开地谈论性侵，不需要感到羞耻

面前出现一条潺潺流动的河流，谭薇安离开铺设平整的小径，驻足河边，看着河水在阳光下流过鹅卵石，一群早生的蜉蝣在水面上舞动。身处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市郊的步道，她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心情大好。才下午1点，还有一整个下午。她在《孤独星球》上发现了这条被命名为「幽谷森林公园」的长达18公里的徒步路线。之前几周忙碌的工作中，每当想到这次旅行——独自一人站在山顶眺望整座城市，她就觉得充满了渴望。

作为贝尔法斯特的居民，15岁的少年钱宁也喜欢这片适合徒步的森林。这里几乎罕有人迹，树丛围绕，可以轻易地找到全然封闭、私密的角落，他要做的只是悄然无声地待在树林间，等待猎物的到来。

谭薇安和钱宁在幽谷森林公园相遇了，钱宁与她搭讪，假装向她问路，她语气冷淡地回复了，希望可以「尽快摆脱这个小鬼」。她向着山顶前行，树冠层投进带着绿影的阳光，牛群在前方的田野上吃草，还能听见山下溪流的水声。谭薇安发现钱宁还在跟踪她。

一番纠缠后，钱宁使用暴力强奸了她。

以上是小说《生命暗章》中的情节，整件事情也曾真实地发生在作者李怀瑜的身上。那年她29岁，在伦敦做电影制片人，利用周末时光前往北爱尔兰参加社会活动，顺便徒步。她是个喜欢旅行的亚裔女孩，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总是喜欢大笑。

在被强奸的几周后，李怀瑜写下了《生命暗章》的序章。5年后，她真正开始动笔，用两年写完，又花几个月按照编辑的意见修改了最终的版本。《生命暗章》获得了2017年的「非布克奖」，也赋予了李怀瑜新的身份——作家。

在书里，侵犯发生后，谭薇安立刻打电话给朋友，朋友帮她报了警，男孩随即被逮捕。法庭上，谭薇安做了冷静的陈述，男孩获得了法庭的审判。警方的调查报告显示，她身上有多达39处伤口。擦伤和瘀青在几周后痊愈了，但心理创伤持续很久，她不想走出公寓，无法工作，只能靠救济金生活。她被诊断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抑郁、恐慌缠绕着她，随时有可能把她拽入黑暗。她一次次前往性暴力庇护中心和医院，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自己的经历，然后一无所获。

现实中，除了没有走上法庭，其余种种也都发生在李怀瑜身上。很长时间，她沉浸在黑暗的情绪中。写下《生命暗章》，不仅是对社会缺乏成熟的机制帮助强奸受害者的控诉，也是她疗愈自己的方式。

逐渐地，有人与她分享自己被性侵的经历，这让李怀瑜意识到，性侵受害者是孤独的，如果不公开谈论，怎么才能找到彼此、得到彼此的支持？在一次TED演讲上，她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公开地谈论强奸和性暴力呢？或许是因为害怕被评判，或者害怕得不到他人的信任，我认为这与羞耻感有关，一种社会投射在我们身上的羞耻感。」

《生命暗章》是一次大声的宣告：我被强奸了，我不感到羞耻，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应该感到羞耻的是侵犯者。

​ 在TED上演讲的李怀瑜

写作的疗愈

李怀瑜说，写下被性侵的故事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李怀瑜去了伦敦。她铭记着华裔母亲的教诲，写作不是一个赚钱的好职业，所以她选择了电影工作，只将写作作为空闲时间里的爱好。性侵发生后，她失去了工作，但写作的习惯保留了下来。她持续地记下自己的梦、碎片的想法和感受。她知道，自己的写作无法避开那场改变了她人生的性侵，更何况，写下来会影响很多与自己有相同经历的人。

《生命暗章》采取双线叙事，主角「谭薇安」有着和李怀瑜类似的背景，15岁的强奸犯被塑造成「钱宁」，两个人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

写作谭薇安部分时，尽管再次回忆那些创伤会引发痛苦，李怀瑜还是发现，这比当初经历那一切容易多了。她选择用第三人称写作，像一个旁观者，站远一些，在表达女主角在特定时刻所经历的脆弱和孤独时，她会以作家的思维思考，让写作更富有创造性。

她承认，她哭过几次，「但同时自己也会获得一些力量，我会告诉自己，『看，我经历了这些，现在都结束了。』」

写作钱宁的部分起源于好奇心。李怀瑜说，性侵发生后，她对加害者感到好奇，为什么一个如此年轻的孩子会强奸陌生人？他是否知道他的行为会对别人造成怎样的影响？她曾经试图向警察询问施暴者的背景，被警察以保护隐私为理由拒绝了。最后，她明白了，「我在写小说，我完全可以虚构一个人物。」

她对于性侵者的了解不多，只知道他15岁，来自漂旅人社区（起源于爱尔兰的流浪民族，类似于吉普赛人。他们没有土地和固定住所，常住在城市边缘的拖车或帐篷里），他父母离婚了，他是文盲，他的家庭里有人有犯罪记录。

她对流浪者社区做了一些调研，参加了一些流浪者社区的集会，跟与流浪者有过接触的社工谈话，试图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对他们的歧视。例如，在都柏林的一些学校里，操场正中央会有一道粗线，漂旅人在一边玩，定居人在另一边。她去拜访了法医、心理学家、社工、缓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从那里了解其他青少年性侵犯罪的原因。加上已知的事实，李怀瑜为加害者钱宁也塑造了完整的童年、家庭、社会关系和心理活动。

在小说《生命暗章》中，钱宁有酗酒暴力的父亲、出走的母亲、偷窃的哥哥。13岁的时候，哥哥和朋友们就教钱宁如何把妹，要表现出年纪较大的成熟样子，讲笑话来施展魅力，并时刻记住一件事情：所有女孩都暗自希望被男孩亲吻。一年后，他在傍晚搭讪了一个瘦巴巴的棕色女孩，把她拉到树林里强奸了她。

李怀瑜用「empathy」（同理心）来形容她最终对加害者的感受。这不容易达到，强奸发生后，她想，先专注重建自己的人生。5年后，她才真正开始试图理解加害者的人生，「作为人，拥有更多的同理心，是一件令人受益的事情。」

她希望读者能明白，书中的钱宁在孩童时期遭受过很严重的家庭暴力，他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厌女和暴力行为。他在贫穷和边缘的社区长大，遭受过一系列歧视，他觉得没人在乎他，所以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感受呢？他获取社会资源的途径太少了，他学会了不计后果地索取，无论自己的行为会对别人造成何种后果。

在写作强奸案发生的过程时，李怀瑜切换视角的速度变快了，叙述节奏变得紧张。在谭薇安的视角，读者感受到迟疑、恶心、恐惧，而在钱宁的视角，读者可以清楚地察觉到他的低俗、粗暴和视一切的发生理所应当。

李怀瑜同样虚构了性侵发生后性侵者的愚昧无知：回到家里，钱宁的朋友给了他一个哥们儿间的拥抱，「在公园搞上有钱的华人女孩，这真是了不起，我敢说她其实爱死这件事了。」他试图逃跑，被良知尚存的父亲抓去自首。在庭审时，他一直歪曲事实，强调谭薇安喜欢他，勾引他，「她是装模作样的婊子，上流人士也会想要粗暴性行为。」他不觉得自己犯罪了。

通过同时写下受害者和加害者的故事，李怀瑜试图反思这桩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性侵为何得以发生。在给《人物》记者的回信中，李怀瑜说，如果少了钱宁的视角，「写作这本书可能会失去一些乐趣。」她认为构造出钱宁的视角是必要的，「通过把钱宁塑造得生动、富有同理心，我得以像一个作家那样去感受和思考，而不只是作为受害者。我同样觉得我们的社会需要明白，加害者不是生来就是『怪物』，成长经历和个性导致了他们的性暴力。如果我们永远不试图去理解加害者的行为，未来我们就无法预防这类犯罪。」

她发现，写作自己真实经历过的事情，作家本人可以对过去增加一些掌控力，这是她在那场性侵事件中不曾有过的；写作是门艺术，作家谋篇布局，虚构人物，使用技巧，这些让她感到积极和有创造力——与被性侵的感受正好相反。

​《生命暗章》

固执帮助了我的康复

性侵发生后，李怀瑜先报了警，然后去了贝尔法斯特市的医院做检查，服用避孕药。回到伦敦后，她向性暴力庇护中心寻求帮助。

在英国，性暴力庇护中心提供免费的热线服务，性侵犯受害者可以在那里寻求心理咨询和简单的健康咨询。官方网站上，他们宣称致力于为受害者提供一个令她们感到安全的空间，让她们可以放心地谈论自己的焦虑、恐慌、自责和失眠问题。受害者可以选择匿名，也不会被强制要求报警。

但李怀瑜认为在这些机构自己获得了「糟糕的服务」。反映在书里，谭薇安在急诊室里被告知，周末没有性病照护门诊，她要等到周一才能检查。一名男医生草草地检查了她的瘀伤，给她开了随处可以买到的布洛芬。回到伦敦，性暴力庇护中心过了几天才回复她的电话，理由是人手不足。他们提供了免费的心理咨询，但咨询师看上去总是很疲惫，反复问她性侵的过程，这让她感到煎熬。

李怀瑜觉得，性侵受害者所接受的公共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到受害者能否康复。「政府似乎总是认为这些服务不重要，所以很多相关机构都资金不足。」

接下来的很长时间她都在等待庭审，但庭审终于没有发生，嫌疑犯在最后时刻认罪了，「我希望我可以告诉你，我好好地庆祝了一下，但事实是我精疲力尽了。」

不需要出庭作证让李怀瑜松了一口气，但同时她也觉得自己被剥夺了讲出故事的权利。「也许那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写这本小说的原因，我可以给受害者一个完全的公正。」她说。

在书里，李怀瑜虚拟了一场庭审，发生在性侵的几个月后。那是整本书的高潮，谭薇安出庭作证，与钱宁对峙，她几度崩溃，最终凭借冷静和令人心碎的陈述使得陪审团相信了她。

借由这一段虚拟的庭审，李怀瑜希望告诉公众，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会对性侵受害者造成极大的伤害：如同钱宁那样，被告的主要辩词会极大地削弱受害者故事的可信度，对受害者造成侮辱，且对受害者的治愈毫无帮助。另外，对着伤害自己的人作证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种恐惧也会影响生活的重建。

她认为理想的庭审中，受害者不需要直接面对被告，随时都有心理咨询师提供支持，交叉询问也应该使用新的形式。她不支持在性侵案中使用陪审团，因为人们会对受害者的外貌、行为和说话方式有判断，而这种判断与强奸是否发生毫无关系。

这个案子上了北爱尔兰的新闻。李怀瑜给自己亲密的朋友写了一封邮件，她想要朋友知道，她的生命里发生了很重要的事情。她也开始阅读其他强奸受害者的回忆录，她发现，不仅极少有人探讨加害者的想法，亚裔女性也几乎不会成为故事的主角。

脆弱、服从、过于女性化，这是西方社会对于亚裔女性的刻板印象，也是当时北爱尔兰媒体报道中对她的描述，从有自我意识开始，李怀瑜知道，她需要与这种刻板印象作斗争，「为了在西方社会成功，我不得不切断一些与自己文化的联系，」李怀瑜说，「但我不会让这个强奸犯把我的生活和我探索世界的能力带走。」她说自己很固执，「我猜这种固执帮助了我的康复」。

旅途的风景

小时候，在位于美国新泽西的家里，李怀瑜爱上了旅行。华裔父母经营着一家洗衣店，经济并不宽裕，他们很少外出度假。每到周日下午，她会趴在厨房的地板上，阅读报纸的旅游版——妈妈为了省钱，从不开冷气。

她会在脑海中勾勒出未去过的远方的样子，不论是加勒比海的特价邮轮还是挪威山区的火车旅游。她喜欢在地图上研究美国的各个州、湖泊和城镇如何连接，想象哪里都比枯燥的美国郊区有趣。她幻想长大后以自己的方式旅行，那就是阅读和写作。

上大学期间，暑期她接下撰写旅行指南的工作，背着背包穿越欧洲。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她遇见了三个德国人，用自己磕绊的德语和他们聊天，背后的风景跟明信片上一模一样。她喜欢这种方式，背上背包沿着山谷小径行走，不知道前面等待着的是什么。也许经过某个转角，就会看到全新的风景。

北爱尔兰的那个下午中止了这一切。

在《生命暗章》中，经历了性侵、失业的4年，谭薇安接下在迪拜影展服务的短期工作，之后，她重新开始独自旅行，去了阿拉伯半岛北岸的一处徒步地。

徒步比她想象得漫长，太阳落山后，她在空无一人的黑暗中陷入了恐慌。她没打开手电筒，而是借着月光和远方清真寺的祷告声前行，她告诉自己，「如果可以通过这个步道，就可以通过一切。」她爬了不少陡坡，抵达山顶，在蓝色的城市灯火中看着滨海路闪烁的水岸，继续前行，穿过一片墓地，下山回到了市中心。一切是那么正常，观光客挽着手臂散步，当地人生机勃勃地聊着天，没有人知道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

李怀瑜写道，「除非她告诉别人，告诉任何人，否则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她在黑暗中摸索着穿越那座山谷的旅程。」

为了让更多的人分享「黑暗中的旅程」，李怀瑜创办了「Clear Lines」艺术节，人们可以通过谈论艺术来解决性侵和性骚扰的问题。她还加入了一个由强奸受害者组成的团体。她开始了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研究，研究对象是那些与媒体打交道的受害者，通过让媒体参与进来，改变公众对强奸事件的叙述方式。

「事实上，大部分的受害者并不是被陌生人袭击，而是被他们认识的人袭击，如同事、朋友、亲戚甚至伴侣。我们中有很多人都有这种黑暗的经历。分享这种经历的过程，是否被他人相信以及恢复的过程，对每个受害者来说都是不一样的。我打算用我能想到的每一个角度，来挖掘这些事件背后的共同真相。」

她非常佩服今年公开自己真实姓名的香奈儿·米勒。香奈儿·米勒是斯坦福大学一起酒后性侵案的受害者，一直以Emily Doe的名字出现，直到今年，米勒出了一本名为《Know My Name》的书，公开了自己的名字。「我想跟她说谢谢，你告诉了人们性侵受害者无需感到羞耻，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在公共场合骄傲地抬起头，我们是幸存者，我们有权说出自己的故事。」

她即将完成自己的第二本书，依然与女性遭受的性侵犯有关，但是关于那些决定在公共场合保持沉默的人。她怀孕了，第29周的时候，她去了巴塞罗那，相比伦敦阴晴不定的天气，那儿很温暖。登上蒙特惠奇山俯瞰整座城市，高迪的圣家堂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远处是蔚蓝的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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