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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近乎「隐形」的华人钢琴家。她成名很晚，30岁去美国，待了6年后去法国，40岁之前几乎没有办过音乐会，2011年，她已经62岁了，因为乐评人张克新的一篇文章，才走进国人视线。法国的《世界报》评价朱晓玫，她总是悄悄走上舞台，穿黑色的衣服和裤子，端坐在钢琴前，她身上有一种沉静的力量，演奏清澈而深刻，总是能带给我们「灵魂的共振」。

文｜罗芊

编辑｜糖槭

不动声色朱晓玫在巴黎有一处小小的居所，房子是租来的，50平不到，家里东西很少，就是书、钢琴、桌子椅子、一张床，坐在钢琴旁往窗外看，是一排法国梧桐，树的后边，塞纳河缓缓流过。她今年70岁了，没结婚，没有孩子，一个人在这间小房子里住了近30年。每天7点起来，吃早饭，练4小时琴，没有电话，没有约会。因为不喜欢热闹，大部分时间她都待在家里，电话有时接得到有时接不到，常有人找不到她，电话打到她朋友那里去，问她的近况。这是一位近乎「隐形」的华人钢琴家。她成名很晚，30岁去美国，待了6年后去法国，40岁之前几乎没有办过音乐会，2011年，她已经62岁了，因为乐评人张克新的一篇文章，才走进国人视线。在此之前，「朱晓玫是谁？在中国，即使是最狂热的音乐爱好者都罕有人知晓」。在那些默默练琴的岁月里，她凭借600多场音乐会获得了欧洲的礼遇和尊重。她在法国数一数二的音乐学校巴黎国立高等音乐学院拥有教职，随意走进一家巴黎街头的CD店，她的唱片总是在最显眼的位置，当她打电话给剧院总机时，接线员常常会说：「你好，晓玫，我认得你的声音。」法国的《世界报》评价朱晓玫，她总是悄悄走上舞台，穿黑色的衣服和裤子，端坐在钢琴前，她身上有一种沉静的力量，演奏清澈而深刻，总是能带给我们「灵魂的共振」。《费加罗报》也说，她是如此出色的钢琴演奏家，却又那样谦逊和充满深度——这两种品质在当今世界太稀缺了，当大家都崇尚营销和展现自己，她显得如此与众不同。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盛原这样形容她的人生——这是大家喜欢看到的故事，她的低调做人、她的苦难经历和她的非凡成就，确实很励志，就好像多年的媳妇经过不懈努力熬成了婆，也好像灰姑娘终于熬成了公主。可故事后半段，在这个名字被人知晓后，生活变得吵闹，很多吹捧夹杂其中，走到什么地方都要签名要照相，她觉得「苦不堪言」，也正应了盛原说的那句：你本以为是灰姑娘熬成了公主的故事，可公主本人还在想，「唉！其实当灰姑娘也挺好的，可以多一些空闲时间弹巴赫。」刘苏娴是一位年轻的华人钢琴演奏者，在巴黎待了10多年，她这样形容这座城市，「巴黎只有100多点平方公里，不到上海的60分之一那么大，20个区每个区都有音乐院校，有些区还有两三所，非常饱和，能在这里出来，真的太牛了。」这里的观众也是「全世界公认的难搞」——法国人清高、优越感很强，你太炫技了，他们觉得你就是在炫技；你演奏过于简单的作品，他们觉得你技术不行；你真的需要足够出色，在台上还得有气质，那个气质就是法国人都喜欢的那种气质，像一幅印象派的画，不动声色的，但是下面的人都「疯」了。朱晓玫是不动声色的。她从来不穿晚礼服，只穿面料很舒适的服饰，纯色的、没有任何修饰的那种，还特别地谦虚，整个人往那里坐，气场是更强的。刘苏娴听她现场的演奏，「那种气质，更像个学者」。旅法钢琴家鲍释贤也说，「她弹琴没有任何show off 的东西，没有大的动作，完全没有自我英雄主义。」在巴黎，音乐会来的是什么人往往证明了演奏者的地位，一场受到「圈内」认可的音乐会，比较好的位置，将会坐着一片白头发的人，他们是听了一辈子音乐会的老巴黎，代表最挑剔的音乐审美。而朱晓玫的音乐会现场，总是能看到那片白头发。鲍释贤还记得一件小事，那是2008年前后，他19岁，刚到法国不久，在波里尼一场弹巴赫的音乐会上遇到了朱晓玫。那时59岁的朱晓玫在欧洲已经很有名气了，中场休息时间很紧，鲍释贤走上前去自我介绍然后说，「朱老师，希望以后有机会能跟您上课学习一下」，朱晓玫双手合在一起，身体向前倾了倾，说「不敢当，不敢当，我也是来这儿学习的。」

纪录片《一位中国钢琴家与巴赫》剧照 图源豆瓣

像水一样朱晓玫很少弹李斯特或者拉赫玛尼诺夫这种华丽的乐曲，她弹得更多的是舒伯特、巴赫、海顿、贝多芬等德奥系严肃艰涩的大曲，其中巴赫是弹得最多的，仅《哥德堡变奏曲》她就演奏过250多场。这可以称得上是巴赫最难、最长的一首曲子，曾被人誉为「一匹人人均想驾驭的战马」，它隐藏着大量技术「暗礁」，原本是巴赫为有两个键盘的羽管键琴创作的，到了钢琴上却要在一个键盘上演奏，两只手需要不断穿梭，「虽然只有两只手，但是要弹出五个人在说话的感觉」，而且它充满哲理性，不像浪漫派音乐那么易懂，观众很难一直跟着往下走。巴赫生于巴洛克艺术的鼎盛期，他的音乐声部很多，结构感又强，乐评人田艺苗形容，巴赫的音乐有数学的「绝对美」，让我们懂得了规则和秩序，他的作品，一个音都不能改，像逻辑缜密的欧洲大型建筑，如果弹得不好，一点也不美，咔嚓咔嚓，听来简直像切菜。在中国，钢琴比赛鲜少有人会弹巴赫，因为不是特别讨巧，弹得好大家也未必能听懂。在欧洲，朱晓玫的演奏会门票提前半年便会售空。Michel Mollard是一位法国的企业家和乐评人，因为听音乐会成了朱晓玫的乐迷，认为她是「巴赫最好的演奏者」。迄今为止，Michel听过朱晓玫500多场演奏会，他能感觉到朱晓玫演奏巴赫时的「那种能量」，就像中国的书法，沿着一条线，沿着一个方向，「我看见了这条线，感受到了这种能量」。他一直很疑惑，一位中国女性怎么能将巴赫演奏得那样好，尤其是《哥德堡变奏曲》，朱晓玫的版本，不像古尔德那样有机械的火花，「像水一样，纯粹又自然」。巴赫是需要时间的艺术，40岁之前，朱晓玫几乎没什么办音乐会的机会，「这是坏处，也是好处」，这样她才有时间去钻研巴赫，现在听人弹《哥德堡变奏曲》，她一下就能听出到没到火候，「就像吃东西，一口就知道它是不是煮烂了」。田艺苗的理解是，「钢琴家的性格往往决定了她的路线。」钢琴家种类非常多，有些人擅长赢得和乐队合作的机会，有些人擅长上台，有些人擅长录音，有些人擅长教学，「朱晓玫这个人非常的单纯，就是专注地练琴，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弹好巴赫。」

纪录片《一位中国钢琴家与巴赫》剧照 图源豆瓣

故事他们都知道九月，朱晓玫受音乐在线教育平台「云音符」的邀约回国，在几所高校办了分享会。几乎没有对外宣传，观众还是挤满了音乐厅。她有一双非常干净的眼睛，像水洗过一样，说话轻声细语却很有力量，许多苦难的经历，她都是浅浅地带过，问得细了，她会说，「啊，故事他们都知道，可别再问下去了。」

朱晓玫有一本自传，名叫《河流与她的秘密》，「河流」一词源于朱晓玫对巴赫的理解，巴赫在德语中有「溪流」之意，水周而复始地流逝，无所而不往。田艺苗初听她弹的巴赫，「青翠欲滴，原来有生命的声音是这样的」，知道她的人生经历后，更觉得「慈悲高洁，还能听见珍贵的真挚、执着与坦荡」。朱晓玫生于1949年，由于政治原因，刚出生没多久，家里便失去了几乎所有的财产。父亲原本是医生，母亲原本是个富家小姐，父母结婚时，婚房买在上海复兴公园对面，是一栋复式公寓，因为外公做进出口贸易生意，母亲会弹钢琴，知道卢浮宫里最好的画，就好像亲眼见过它们一样。1950年夏天，朱晓玫随父母投奔亲戚移居北京，他们住在挤了11户人家的小四合院里，地板是黑的，尿布挂在窗户上，夜里能听见老鼠在啃天花板，尽管拮据，母亲还是送她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念书，她自愿一天练琴10小时，那时的她喜欢李斯特，贝多芬，至于巴赫，太艰涩了，总是被她留到最后。句子很长，像一串珠子，有时候一个音弹错了，就没办法接下去。14岁时，她本要迎来自己人生的第一场独奏会，演奏曲目都准备好了，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莫扎特的A大调钢琴协奏曲第23号和肖邦的练习曲作品第25号第3首，音乐会前几天，她和3位同学偷偷去屋顶玩，她说了一句玩笑话「如果我跳下去怎么办？」被同学举报「朱晓玫想自杀」，音乐会变成了自我批评会。朱晓玫的20岁到30岁——一位钢琴家最好的时候，几乎都是在上山下乡中度过的。张家口冬天的气温时常零下20度，房间像一个石头砌的冰箱，弹琴成了她取暖的方式，她央求母亲偷偷将钢琴寄过来，用音乐老师潘一鸣教她的方法，弹巴赫的复调音乐取暖，一只手摁住一个声部的同时，另一只手得去弹其他声部，一撑一压，手指自然就暖和起来了。

青年时期的朱晓玫 图源网络

1980年，朱晓玫已经超过30岁了，在老师的鼓励下，她决定前往美国学习音乐。她在自传中写下：生活给了我什么？我三十多岁了，文化大革命夺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我想弥补失去的时间，看看还能走多远，我知道参加国际比赛已经太晚了，但那又怎样？钢琴对我来说比任何事情都重要，我已经准备好进入未知的世界。然而，美国六年是一趟现在回忆起来十分幻灭的旅程。先是生存问题，她在一户富人家做家庭清洁工，擦地、洗衣、熨衣、洗碗，由于聚会众多，每次清洗完盘子都临近午夜，还得清理游泳池。居无定所是常事，最多的时候，她一年搬了35次家，朋友们取笑她，「如果要把晓玫的名字记在通讯录里，得给她的地址留三张空白页。」最难过的是一年春天，雪融化了，水渗进地下室，所有的东西都浮在水面上。她想，要不然不弹了吧，看看自己现在的样子，「巴赫和贝多芬的乐谱闻起来都一股酱油味。」努力了3年，她终于获得了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的文凭，可是也得不到演出的机会。她感到自己与这里开放外向的文化氛围不合，时常陷入沮丧，后来在朋友的鼓励下，她去了法国，「那个对艺术家最挑剔也最尊重的地方」，一切才稍微顺遂起来。在法国，她租住在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她在这里结识许多朋友，Michel Mollard说起到他们的相识，是因为一次「借琴」，刚到巴黎时，朱晓玫买不起钢琴，总是去朋友家借琴练习，一次她找不到琴练，试着给Michel拨去电话，不到半小时，Michel便送来了自己家里的门钥匙，他放下了公司的高管会议匆匆赶来，「因为钢琴家比什么都重要」。1989年，朱晓玫40岁了，终于在塞纳河边的教堂举办了人生第一场正式的音乐会，弹的是《哥德堡变奏曲》，许多邻居买票来听，她这才知道，因为租的房子隔音不好，邻居们会悄悄躲在家里听她练琴。此后，她的《哥德堡变奏曲》一次又一次被邀请演出，科隆剧院、香榭丽舍剧院都办过独奏会，她的唱片总是被评为震惊（Shock）、五音叉（diapason5）、超强（ffff），《费加罗报》曾这么写道：请一定要去听朱晓玫演奏的《哥德堡变奏曲》，她的演奏就像作品本身那样纯净无邪。

受访者供图

Music brings people together和大众设想中的「苦行僧」形象相反，朱晓玫从来不觉得自己是苦的，她觉得自己品尝到了最高境界的快乐，「我最幸运的是，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喜欢音乐了」。直到今天，她每天都在练习，希望用一只手弹出5只手的声音。比起痛苦，朱晓玫更愿意谈的是生活中那些照亮过她的部分。尽管生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她还是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母亲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人，不太会逼迫孩子弹琴，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家务，是擦拭钢琴。在朱晓玫3岁时，母亲便把钢琴从上海运到北京，那是一架英国钢琴，象牙色的琴键泛着光，手指摁下去，琴键的低音区，声音听起来像一条龙，而高音区，像一只鸟。家里有5个孩子，生活艰辛，母亲一点一点卖掉了自己的首饰，却始终没有卖掉钢琴，因为「晓玫弹它」。朱晓玫还记得，自己听到的第一首钢琴曲是母亲弹的舒曼的《梦幻曲》，那是一个暴雨夜，母女俩点着小灯笼，感觉整个世界好像开阔了起来。她还谈到自己的启蒙老师潘一鸣。因为自己的手比正常人还要小一点儿，潘一鸣老师第一堂课便发现了这一点，鼓励她，「某些情况下小手会创造奇迹」。这是一位很有想象力的老师，他的课堂有许多比喻，令人放松，他会让大家感受琴键的触感，大拇指放松，所有手指才能放松，想象自己是一只猫，用猫爪子抚摸琴键，怕它疼的这种感觉，想象你在揉面，琴键是柔软的，而不是硬梆梆「啪」地触键。他还带学生到山上去，一起看书，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福楼拜，甚至，他会教你，音乐是有颜色的，有时是橙色，有时是蓝色，每一个音符都是天鹅绒盒子里的一颗珍珠，弹琴时要有一个画面，一个故事，或者一种感觉。如果想要弹得又清亮又快，先慢而响亮地弹奏，然后又快又轻柔地弹奏，最后就能又快又大声地弹奏了。

细细想来，命运出现转机时好像总是有巴赫。在光秃荒芜的中国农场，巴赫的乐曲不仅温暖了朱晓玫的手指，还温暖了她的心灵，后来的媒体采访中，她甚至开玩笑，应该在药店里卖巴赫的CD，比什么「百忧解」（Prozac）都好用。巴赫给人的是平和，它不是大悲大喜的，而是很清淡的，让人非常舒服、平稳的东西。在美国时，朱晓玫需要借用别人的钢琴练习，才能申请到学校，每次练琴，都要看主人脸色，直到有一天，她弹奏了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主人安静下来，什么都没说了，于是她每天都花6小时来练习这首曲子。每次弹奏，朱晓玫都觉得这支曲子来自寂静，就像一个人从梦中醒来。过去这些年，她演奏了超过600场个人独奏会，她告诉《人物》，其中有两场做到了「忘我」，都是弹的《哥德堡变奏曲》。说到这两场在教堂举行的音乐会，朱晓玫目视前方，好像回到了那时，「剧场不存在了，观众也不存在了，什么时候曲子完了也不知道，自己都不存在了，音乐直接冲向观众，那种忽然安静的，空气都凝固了的那种感觉，能量真是不得了。」她在美国时虽然困苦，但遇到了非常好的老师乔多斯教授（Gabriel Chodos），这位教授师从二十世纪最重要的钢琴家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是美国很有名的钢琴家，却会在音乐会结束时问朱晓玫，「你真的认为我有能力举办音乐会吗？我该继续吗？」这样的谦卑深深影响着她。她也几乎每天都会挣扎，我是该继续弹呢，还是就干脆别弹了，再也别弹了——不是因为生活辛苦，而是因为觉得自己弹得不好。每次录完音后，朱晓玫都不敢听自己的CD，怕发现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有一次，朋友在汽车上放了她的录音，问她，觉得这个弹得怎么样啊？她说，还可以啊，朋友哈哈大笑，告诉她，这是你自己弹的。她经历过动荡的年代，有着很深的愧疚感，认为自己是时代的幸存者，「我们这一代人，死的死，残的残，放弃的放弃，我的音乐，要献给那些再没有机会的人。」2014年，她受邀回国办了几场音乐会。济南那一场，当年音乐学院的同学们没有告诉她，从世界各地赶来，默默坐在第一排，都低着头，怕打扰她，演出结束后，灯光亮起，大家全都站起来，那一刹那，她感觉到了同辈的支持。这场音乐会，就像她在自传里写的那句：Music brings people together, in ways that politics or religion cannot。

朱晓玫在四川音乐学院演出 图源豆瓣

莫扎特的曲子短暂回国后，朱晓玫又回到了巴黎的家，这里距离卢浮宫只有十分钟，离巴黎圣母院、毕加索故居、伏尔泰故居都很近。巴黎的天气一年四季都不热，天空很蓝，她时常漫步在塞纳河岸，看咖啡馆服务员飞快地招呼客人。尽管腿脚已经有些不方便了，拎包跑腿还是她自己来。物质和欲望好像都和她没什么关系，她鲜少购物，积攒了很多年的钱，最后在房子和钢琴之间，选择了一台斯坦威三角钢琴，母亲曾教育她，钢琴不是一个物件，而是「家庭的成员」。旅法钢琴家顾劼亭这么形容她，「朱晓玫老师，她身上很少有世俗的东西，好像所有关于朴字组词，朴实、朴素，质朴……都可以往她身上揽。」这些年，朱晓玫穿的衣服都是妹妹和朋友帮忙买好的，赞助商邀请她参加活动，要给她订商务舱，她说经济舱就可以了，一次她去音乐会弹琴，门卫误把她认成了女佣，说今天早上女佣已经来过了，她一点不生气，「把我当成普通人，多好这个评价。」顾劼亭还记得第一次去朱晓玫的家，那是她们相识第五年的中秋节，她去巴黎市中心的中国城买了月饼，打电话问朱晓玫，「是不是方便，我去看看你」，听到那声「好啊」，提着月饼就去了。尽管有心理准备，顾劼亭还是有些震撼，她没有想到，一位年近60的钢琴家，还住着租来的房子，什么家具都没有。「一个有本事的人在乎钱，她一定能挣到钱，朱晓玫老师很有本事，经济状况一直都不怎么好，就说明她不是很在乎钱这个事儿，对吧？她不觉得自己是贫穷的。」在巴黎，她们聊的大多数都是审美层面上的一些东西，文学、艺术、历史。顾劼亭回国后，尽管两个人好几年才能见一次面，都很怕打扰对方，有时，顾劼亭会收到来自朱晓玫的留言：顾劼亭，你最近怎么样啊，我最近挺好的，好了，那就不打扰了。「就像一封信一样，问候一下你怎么样。至于这封信什么时候能到你手里，什么时候你还能回信，她都不会计较。」朱晓玫在巴黎的生活还是那样，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弹琴，这是一天的开始，有时候她弹到都有点不懂了，才觉得安心，「因为什么时候你觉得自己弹得已经很好了，这说明你没有进步了」。 她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钢琴，人生会是什么样子？在70岁这个年纪，再一次面对这个问题时，她回答说，「可能结了婚，生了三四个孩子，买了三四套房子，也可能早离婚了，因为结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真是不堪设想。」许多朱晓玫的同学会担心，她年纪越来越大，如果她生病了，谁来照顾她，年少时音乐学院那批同学，有人做了房地产经纪人，有人成为针灸师，有人从事钢琴进出口业务，有人成为音乐家——几乎所有的人都变得富有了，除了朱晓玫，大家很想关心她，但是又怕打扰她。朱晓玫反而很淡然。前些时间，她录了几位音乐家最后的作品，贝多芬、舒伯特、海顿、莫扎特，她发现，莫扎特最后一首作品跟第一首作品一样，他对死亡没有恐惧。她也希望自己做一个对死亡没有恐惧的人。音乐家会聊的一个话题是，「葬礼上要放什么音乐」，曾有人问过她，「晓玫，你的葬礼上要放哪一首巴赫，是《哥德堡变奏曲》吗？」现在她找到答案了，她不想在自己的葬礼上放巴赫。莫扎特是永远年轻的音乐，他从来没有长大过，莫扎特最后一首和第一首是一样的，纯真，对生活的热爱，永远像个孩子。她希望自己的葬礼上放的是莫扎特的曲子。

受访者供图

部分资料来源于朱晓玫的自传《The Secret Piano》出版社：Amazon Crossing; First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edition (March 6, 2012)作者：Zhu Xiao-Mei译者： Ellen Hins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