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避免的，飓风也会摧毁一部分生活。作为辩手，她理性、冷峻，是令对方辩友害怕的对手，但辩手之外，她是个感性而浪漫的人，爱着美好的餐具和本子，要用好看的笔写出好看的字。她以前的时间表是早上起来读一些难读的书，晚上读一些轻松的闲书，饭后练一练字，但这种生活不得不为网红这份「兼职」让路，深夜下班还要接受《人物》采访，她一边聊天，一边在笔记本上天马行空地写字，那是令她放松的方式。

「我非常渴望早一点结束这个局面。」她说。

文｜张月

编辑｜柏栎

詹青云的人生是一场蝴蝶效应。

如果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时没有填那张辩论队的报名表，如果面试时教练没有多问她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认识那些在智识上与她针锋相对的人，她可能不会去哈佛，不会参加《奇葩说》，不会成为律师也不会成为网红，她想象不出另一个平行世界的自己过着怎样的生活，但应该都不是现在的詹青云。

「一个微小的差别完全能改变后来所有的走向。」她说。

辩论改变了她的世界观、朋友圈，以及此后人生的诸多选择，是令她抵达当下的那个「微小的差别」。她名字前最常被添加的标签是「哈佛女博士」和「奇葩说辩手」，在《奇葩说》里，她因与陈铭的「神仙打架」一战成名，以浩繁的阅读量和强大的思辨能力引人注目。

她的履历是典型的精英轨迹，人生看上去一帆风顺，最大的悲伤和挫折要回溯到初中时草草结束的一段恋情，学业、名气、接踵而来的机遇……蝴蝶振翅之后的一切全都超出她的预期，「我的人生一直非常非常幸运，不只是顺利，就是全都超越我自己的预期。」她说。

当然，不可避免的，飓风也会摧毁一部分生活。作为辩手，她理性、冷峻，是令对方辩友害怕的对手，但辩手之外，她是个感性而浪漫的人，爱着美好的餐具和本子，要用好看的笔写出好看的字。她以前的时间表是早上起来读一些难读的书，晚上读一些轻松的闲书，饭后练一练字，但这种生活不得不为网红这份「兼职」让路，深夜下班还要接受《人物》采访，她一边聊天，一边在笔记本上天马行空地写字，那是令她放松的方式。

「我非常渴望早一点结束这个局面。」她说。

除了名气带来的微小困扰，总体来说，詹青云处在人生最好的阶段，没有无法回头的遗憾，也没有被生活的千头万绪捆绑。人生的图景刚刚展开，她最大的困惑是尚未找到茨威格所说的「人生使命」，她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为什么而奋斗。也许是因为这种迷茫，她一直呆在象牙塔里读书，在很多年里回避找工作这件事。去年她成为一名律师，但那是她一生的使命吗？她也不确定。

「我一直觉得我没有长大，我也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想起来我觉得能做一辈子的事情，或者我觉得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我年纪再大一些，可能我就找到了，或者我就承认了找不到。但现在处在一个你还想要做成很多事情、可是又明白人生能做成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这个阶段。」

最终，她关于理想的唯一图景还是和辩论有关，开一家茶馆，三两好友，坐着或闲谈或辩论，慢悠悠地讨论一些事情，也许成为一个沙龙，也许成为一个书院。在那些慢悠悠的日子里，「我希望我成为一个找到了自己这一生到底该为什么而奋斗的人。」她说。

以下是她的口述：

原来辩论可以这么打

人感到孤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情感上的孤独，就是没人在乎你的感受，一种是智识上的孤独，就是没有人在乎你的想法。我觉得辩论至少可以解决第二种孤独。在辩论的过程当中，你的对手虽然是跟你作对的，但是为了更好地跟你作对，他也不得不听你的想法（笑）。

最早接触辩论是在初中，历史老师让大家讨论杨贵妃是不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因素，我一开始没怎么讲，但后来越听越生气，大部分人比较偏「是」那个立场，觉得杨贵妃是红颜祸水，我就站起来说杨贵妃就是一个小女人，要不是那个皇帝那么色，她能怎么样呢，就很生气地骂了那些男生，然后就收到了很热烈的反响，可能我说话比较有煽动性（笑）

真正参加辩论队要到港中文念大二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进辩论队的面试嘛，让大家打一个模拟的比赛，学长学姐就坐在底下听，邱晨当时是辩论队的教练，她也坐在底下，她长得特别像小孩，我就以为她是旁听的路人。打模拟比赛的时候，我们队有一个人把所有的发言时间都说完了，我就没说上话，我心想说完了，肯定没希望，但是邱晨在结束之后又单独问我问题，我还说这小孩为什么问我问题（笑），我就进队以后，别人告诉我说是因为教练单独问问题，觉得你很不错，我才知道邱晨是教练。

詹青云与邱晨 图/微博@詹青云国际后援会

一开始打辩论全是挫败（笑）。 当时我普通话说得不好，还带一点贵州口音，就被人笑话。我还记得第一场比赛，我打四辩，题目已经不记得了，当时我举了一个例子，就说女博士这个概念怎么怎么样，后来那个评委就说，四辩表现还不错，但是中间突然讲了一个姓吕的博士的故事，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当时把我气坏了（笑）。

其实我不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人，一开始参加辩论队是因为到处比赛，就可以到处旅游。那一年的状态就是一个比赛如果持续十天，我们常常第二天就已经被淘汰了，剩下的八天都在旅游（笑）。

大三去美国交换了一年，回来发现我这些朋友还在打辩论，我就去找他们玩，又打了一个比赛，当时遇到了非常厉害的对手，是台湾政治大学的刘彦理。从他身上我觉得受到了很多启发，突然觉得辩论是可以讨论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的。

那一次是讨论辛亥革命，题目是「武昌起义在武昌这座城市爆发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对阵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和武汉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的立场是偶然，武汉大学是必然。

整个前半场双方就是正常地打辩论赛，拼历史知识，武大说武汉思想很新、有新军队、经济发达等等，爆发革命是必然，然后对方说思想新、有军队、经济发达的地方还有很多啊，为什么偏偏是武昌呢？就是偶然嘛。刘彦理最后站起来，他说，其实我们都不是历史学者，我们都只是普通的大学生，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一定有必然的成分跟偶然因素，所以没有必要这样去讨论。我们讨论这道题目最重要的意义是，把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当做必然或偶然，对于我们将来的人生选择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你把所有的改变都看作是历史的必然的话，就没有人会为改变而奋斗，历史虽然给人机会，这个机会也是非常容易错过的，如果当时不是有那样一批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可能这个民族就要再等很多很多年。哇，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地感动，原来辩论可以这么打，从此以后就有一些态度上的转变。

后来我自己很认真打辩论的那几年，我们成绩都还挺不错的，有那么一两年总是在拿冠军，有一段时间整个人会比较觉得不满足于平平淡淡的打辩论，就是会想要走一些新奇的路，然后都没有成功（笑）。

因为辩论，我后来很多非常重要的选择也全都改变了。我刚刚去香港的时候是学经济嘛，是走一条比现在更俗的路，这是一个非常香港的选择。但是我后来在辩论队有趣的事情做得多了以后，就没有办法忍受无聊的事情，所以我就转去学政治。然后我在辩论队朋友的推荐下，去考法学院的考试，如果我不是因为有辩论队的逻辑训练，我也不觉得我能那么快就能考到那个考试。

包括《奇葩说》，如果没有《奇葩说》的话，我会失去我现在生活的一半，就是我在网络上的身份，和我以那个身份做的所有的事情。比如我在微博上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还有一个知识小站，就是大家讨论一些法律问题，给不太有法律知识的人一点帮助，这个是参加这个节目给我的很好的东西，其实我本人并没有做什么，但是这个名气能够帮助我聚集别人来做事情。

参加《奇葩说》是邱晨邀请庞颖和我去，她就说你们俩来玩儿吧（笑），然后我说不去不去，她说锤死你啊（笑）。因为我当时刚好毕业，有好几个月无事可做，我预想我应该会很快就被淘汰，当时还想着去非洲旅游什么的，也没有想到会走到那么后面。

一开始和那些编导聊辩题，我就很后悔去参加这个节目。最开始一期，我选了那个「一夜爆富是不是一件好事」的辩题。当时想讲的跟我后来在舞台上讲的那个正能量的鸡汤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其实是想讲人生一夜爆富之后你又会进入下一个阶级，你发现你还是穷人，我是真的感受我身边的那些亲戚朋友在赚得第一桶金以后，迅速又发现自己还是穷人。编导一听就说这个论点不行，政治上既不正确，又难以被大家接受，他说我描述的那些故事跟普通人过的生活太过遥远了（笑）。

我那段时间刚刚考完司法考试嘛，是一个非常累的考试，为了放松，就去迪士尼玩儿，住在里面特别贵，但是编导从早到晚叫我去改稿，我写了一篇稿子他们都不满意（笑），我觉得他们对我很失望，还找了肖骁和邱晨培训我，后来我整个人非常不好，没有自信，不知道自己在台上该讲什么。

后来到了薇薇姐（马薇薇）的战队就好一点，她是一个撒手不管你的人（笑），她真的是给你一两个金句或者给你一些启发，所以我打到后面就打出来一些自信。

我们队后来挺难的，出了那个化妆间事件嘛，首尔姐（傅首尔）离开了，那个时候我处于观众都在说我偷换概念，薇薇姐处于被骂说没有状态，飞飞（臧鸿飞）也莫名其妙被骂得不行，红梅也是舆论一边倒地不喜欢她，我们队当时真的就是特别地绝望。

首尔姐退出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有点放弃了，那时候其实就剩下最后的决赛没有录了，我已经在东京工作了，是比赛前半夜才到了北京。我就跟赵英男打电话，我说你们是不是在镜头前面稍微给自己打了打气啊，他说没有（笑），是一直都是沉默着皱着眉头，耷着脸，吃着饭（笑），但就是在这个消沉过后莫名地有了一种洒脱的感觉，就是不在乎了，我们突然之间觉得最后想讲什么讲什么，就讲自己想讲的东西，我们也不指望还能往前走了。其实还是很感激薇薇姐，无论她很高调还是最后很丧的时候，就给我们一种自由吧，就是放手去打的那个状态。

参加这个节目带来的改变啊？就是我还蛮震惊这个节目那么火（笑），我跟我日本同事去中国的餐馆，中餐馆吃饭，那服务员认识我。我同事惊呆了，他们就回去告诉了全律所的人，说我是一个明星（笑）。

另外我觉得我们又要重新用一种态度去面对辩论，我们说出来的很多话是可能真的影响到别人的，这个节目是有很多很多人在看的，可能有很多人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娱乐节目，但是也有一些人把它当做严肃的讨论。

有个观众跟我说，听了你说「我偏要勉强」这句话之后，就什么都很勉强（笑），但发现不行（笑），他说你这不是毒鸡汤么？我就说天啊，这句话是一句负气的话，它本来就不是一个给大家的人生建议，它是一个武侠小说里的话，那个时候作为一个结束语显得很帅的那种感觉，是一种情绪的表达，然后我就非常的恐慌，有人真地把它当做座右铭，做事的时候follow这个原则。

我打辩论太多了，辩论是我很舒服的一个场合，所以我把它当做一个很自我释放的地方，但我现在觉得不行（笑），你关起门来自我释放是可以的，你在一个公共的平台上还是要负责任。

《奇葩说》赛场上的詹青云 图/网络

到了哈佛这个地方，我人生可以不要问结果了

我小学时念书成绩很不好。这个问题你如果采访我妈，她有特别多的话讲。我可能按她的说法就是比较怪吧，但是我觉得应该就是傻而已（笑）。

我在上学之前，在我们很小的那个环境里是一个小神童一样的存在（笑），就是因为我特别叨叨嘛，《三国》《水浒》全都能讲嘛，记性特别好，四五岁可以讲所有这些四大名著的故事。但是一上学，因为成绩不好，在老师那里我就变成了全班最笨的小孩，我本人接受不了这个落差，就是这个世界欺骗了我（笑）。

我妈妈是一个老师嘛，她懂小孩子的心理，一直都是用鼓励式的教学。她用算命的方法告诉我，我要先要倒霉三年，到四年级就会成为全年级最聪明的小孩（笑）。

我觉得这些鼓励式教育有的时候真是可以自我实现的，我到四年级可能是开窍了还是怎么样，成绩就真的变好了。到后来我一直很信这件事，在申请哈佛之前，我还在幻想我有一天申到了哈佛，衣锦还乡，全家都非常高兴的那个状态，后来就真的申到了（笑）。

当时接到这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正在录一个节目，好多小孩我们都住在一块儿，就天天晚上玩，大家就混熟了。我那个挚友是一个小红娘，她就专门帮人介绍对象。她就想把我介绍给那个节目组的一个男生，就设了一个局，把那个男生叫到了我们房间，就让我们俩在那聊天，她自己跑到对门观察我们。

我和这个男生，就没什么话聊，我就一边看着我邮件，突然看到了哈佛的通知书。这些美国人他们就是那种特别喜欢逗嘛，那个通知书写的是：

We're not excited but we're thrilled to inform you，就是「我们不激动，我们是万分激动地告诉你」，然后我看第一句说「we're not excited」，我心就凉了，就觉得他肯定说对不起什么的,结果又接着看到说「你被录取了」。我就真的很激动，当时我身边就只有那个男生，我就问他，我说可不可以拥抱一下，然后我们两个就拥抱了，那个小红娘朋友在对面看着我们俩就开始抱起来了，她说，这也太快了吧(笑)。

我有一个好朋友已经比我早一年开始念哈佛法学院了，我就问她需要读点什么书，做什么准备。结果她就说，你现在就应该抓紧时间玩，因为到了法学院以后就再也没有时间玩了，然后我就玩了四个月。

我本科的时候去美国交换过一年。当时学习特别轻松，每一科都拿了满分，就是因为美国人不太学习，中国人的数学实在是比他们好太多了。在我的世界观里面，我觉得美国同学都是很傻的，读书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就非常轻松地去了。

但去了哈佛才发现，完全不是我想的那样。我那些同学上课发言，就跟美国总统演讲一样，特别起范儿，又有逻辑，文辞也很优美。所有人读那么多书，还能那么清楚地讲出来，我真的是被吓到了，整个人很受打击，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受过那样的打击了，就有一种回到小的时候学习很差的那种感觉，放眼望去，所有人都比我学习好（笑）。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那种真的很优秀的学生，本科念的是剑桥，在剑桥都是最优秀的那种学生，就是天之骄子。但是他去了MIT念博士，发现大家都和他一样聪明，或者比他更聪明，他就抑郁了，后来接触到很多这样的案例，包括一个同学自杀，我就觉得，大家都是要迈过去一个槛吧，都是要经历一个认清自己原来没有那么厉害的过程。

我小的时候不停地在转学，在一个地方变成学习最好，又转学，到一个另外的城市发现比我厉害的人还有很多。我去香港念书，身边好多状元，都学习特别好，我觉得我在贵州已经很厉害了，可是跟他们一比，又觉得永远是天外有天，所以我还是能够接受这个事实。

在哈佛的时候，人生里真的只有学习，没有别的东西。一开始都不知道自己一天该睡几个小时，或者该不该睡觉，我当时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我们俩每天一块学习，我就特别想跟她说，这个叫坐枯禅。

小的时候，你努力一点，就能在班上排名提高一点。但是到那个时候，只有期末考试嘛，其实也没有什么平时成绩，所有人都显得很厉害，没有办法从任何奖励当中获得力量，就只有自己不停地鼓励自己，那个真的是很难。

有一天我们快要考试了，我们就走到哈佛法学院那个红色的砖房子，朋友就说你想一想，过了今天，我们就有十天不用看见这个红房子了，得多开心啊（笑）。我后来想起来觉得啼笑皆非，那个时候太累了，上课压力太大了，我们对那个红房子就是充满了仇恨，我就觉得小时候那么向往，后来付出那么多努力，想要来这个地方读书，跟人介绍我是哈佛的，但其实我们对它充满了恨。

解压就靠读小说吧，读一些轻松的书，看《甄嬛传》，后来越看越觉得凉薄，只有看郭靖的时候觉得还是一团火。

中间经常会后悔（笑），我之前在香港谈恋爱嘛，到了美国就分手了，因为没有时间谈（笑）。我觉得哎呀，我为什么要在一个最好的年纪，挺好的生活，都不要了，跑来读这么一个学位，让自己受这样的罪。跟别人介绍说我是哈佛博士，头衔很光鲜，但别人永远不会知道你为这个东西付出了多少代价，我真的是为这个东西付出了我的全部啊。

说不上值得不值得，因为说值不值得是后不后悔要这么选嘛，但是我当时拿到了那个通知书我是不可能选择不来的，这个诱惑太大了，它的代价是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的。我自己也接受就是说到了哈佛这个地方，我人生可以不要问结果了，就是别人比我优秀，那是正常的。我能够跟上他们，就挺了不起了，所以最后还好，就是中不溜秋（笑）。

当时写微博《哈佛法学院二三事》，写了一句，过了那样的一年之后，没有人再能左右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是我觉得我付出了那么多，是为了活成我想要的样子，而不是任何别的人想要的样子，还有就是，我觉得为那些光鲜的头衔付出很大的代价以后，最终还是要去过想过的生活。

詹青云哈佛毕业照 图/网络

「无论干什么都是高开低走了」

什么是想过的生活？我理想的生活状态就是很诗意的、勤劳的状态，每一天都感觉到自己在进步的那种状态，然后再给自己一个轻松的时间，那时候整个人是最满足的。我没有办法忍受我的时间被虚度，哪怕我抓紧这一个小时来画画、写字都可以，但是整个人要处在一种很积极的在生活的状态。

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这个生活的状态必须是很美好的，就是我要有美好的餐具，我要有美好的房子，我要用美好的本子和笔写字，所有的这些细节都是很舒服的。

图/微博@阿詹Ganglha—Khandro

我可能小的时候就是读那些古代小说太多了，天性会比较浪漫。我妈和我很像的，她是一个追求生活很精致的人嘛，我们不是最富裕的人，但是我们要过得比较美好。我爸爸是一个纯理科生，但他性格里有很文科的一面，他不会每天逼着我去背唐诗、三字经什么的。但是他有时候兴之所致，看到窗外花开了，会说我想起一首诗，然后就把它写给我看，因为他写字很好看，所以我照他的字练。

他们对我的期待啊，我妈以前有一些很好笑的，她一开始希望我能考上一个国防学校，这样就不用交学费，后来不知道看哪个电视，又说希望我成为一个大使，这样可以在各国旅游，她可以跟着我免费地蹭吃蹭喝，后来觉得当大使太难了，希望我嫁给一个大使（笑）。我爸可能就单纯地希望我开心，小时候考试，我爸说你能不能考66，只要能考66，大家就开心，而且这数字很好。他们没有任何的那种想要觉得我变得很优秀给他们争气什么的。

从哈佛毕业的时候，大家说我们现在就是人生的巅峰啊，接下来无论干什么都是高开低走了（笑）。我觉得真的就是长大到这个时候了，开始觉得并不是像小时候想象的那样，一切都是有可能的。现在觉得能够做成的事情太少了，能读完的书太少了，能学完的东西也太少了。

小一点的时候对自己的期望会更高，就是觉得未来还很长，可以实现的东西还有很多，但是现在好像能感觉到，可能一辈子能做到的事情也是非常有限的。

我以前有过一些尝试嘛，支教什么的，包括我们在美国的时候做那种义务的去帮别人辩护的这种法律援助，都发现收效甚微，改变不大。

现在我已经没有那么想要改变别人了，我现在更能接受每个人的不一样，但是我还想坚持辩论这件事情，比如说去表达自己的看法，去交流，我不是总说想要去开一个茶馆嘛，我觉得那个茶馆有一天它可能发展成一个沙龙，一个研讨班，一个论坛，甚至是一个小的书院，在这种缓慢的讨论当中，能够实现一些传递自己想法的改变。

我觉得自己现在就处在一个又珍贵又迷茫的阶段吧，在大学的时候有过很多更偏激的想法，现在会承认那时候蛮幼稚的。我觉得我现在的智识比那个时候有很多的进步，但还保留着像一个年轻人的属性，还能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迷茫在于，小时候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会更坚定，是非对错分的很清晰，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坚定，觉得还在寻找自己三观的一个阶段。年轻的时候觉得人生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什么都来得及，现在就是又觉得要抓紧时间，又觉得很难入手。

十年二十年之后，我希望我成为一个找到了自己这一生到底该为什么而奋斗的人。我可以认真做好三件事五件事，但人生这个决定就是很难啊，怎么找到一件事，你就觉得，好，我以后就做这件事做一辈子。我希望能做成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这个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到底该怎么做，我还没有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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