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直在试图平衡这个城市的车辆与空气、道路之间的关系。最近的新政，是出台了外地车限行令。据统计，北京每周要办理超过70万个外埠车进京通行证。许多人，是通过购买一辆外地牌照的私家车，建立起在这个城市的理想生活。这条新政让他们产生了被剥夺感——以往小心翼翼建立的生活可能要被打破，还面临着骤然而至的现实问题：如何在这个城市继续自己的理想生活？

文✎温丽虹

编辑✎李凡

图▢视觉中国

每周三的凌晨一点，蒋兴都会被手机上的闹铃叫醒。迅速起床，拿起手机，点开北京交警APP。上传驾驶证，行驶本，车的正面侧面照片。

她要办理的是——非北京牌照外埠机动车进入北京临时通行证，俗称“进京证”。

凌晨一点是交警系统APP开放办证的时间，稍晚一点，系统可能被蜂拥而至的办证人挤垮，“服务器不在线”字样会伴着令人沮丧的蓝光，闪现在屏幕上。

蒋兴家住北京南部大兴，在东三环上班，靠一辆上外地车牌的私家车，和7天办一次的“进京证”，每天绕半个北京城通勤。

▵北京，外地车主连夜排队办证

她是北京至少70万开外地车的车主之一。

在火星试验室的采访中，他们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80后、90后的年轻本地人。他们没能在北京实行小客车限购政策前置办一辆车，参与多年摇号都未中签；

第二类是新北京人。他们离开家乡，努力进入这座城市，却无法在城市中自由行走。

第三类是在燕郊和北京之间奔波、还没能真正在北京驻足的人。

按北京的城市规划，至2020年底，北京全市机动车保有量要控制在630万辆以内。而这70万辆外地车，在“计划外”使用着城市的道路资源，空间资源，消耗着城市的空气资源。它们必须被管起来。

▵北京，长安街贡院西街路口，限时禁行的交通提示牌

2018年6月16日，北京发布新规：自2019年11月起，每台外地车每年只能办理12次进京证，每次七天，这意味着，一辆外地车每年最多能在北京市区行驶84天。

对约70万开外地车的北京车主来说，这条新规既让他们承受一种心理上的被剥夺感——以往在各个政策裂缝中小心翼翼建立的生活可能要被打破，还面临着一个骤然而至的现实问题：如何在这个城市继续自己的理想生活？

冷酷的城市

不祥的预感是逐渐累积的。

起先，引起姜明注意的，是限制北京外地车尾气排放量的报道。他28岁，是北京本地人，2018年5月底刚买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车，油电混合动力，省油又不用操心充电，姜明很满意。美中不足的是车牌：内蒙古的。在首都开外地车的北京人——这是对姜明车主身份的准确描述。

“对于一些排放量超标的（外地车），要建立数据库。这么一条新闻，其实你就看到，它把外地车的排放量和环境污染，逻辑上连在一起。”姜明用食指在桌子上比划着，向火星试验室分析。

▵北京，早高峰时间，车流由东向西缓缓行驶通过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没过两天，他就留意到，媒体报道：北京市通州区外地车超过三成。紧接着，6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评论文章，题为《北京非京牌车要管起来》。看到这里，姜明说，“完了，最近一定要出政策了。”

他的预感是准确的。当天下午3点，手机上就接到几则新闻弹窗：北京正式公布外地车办理进京证新规。

网络上争论、调侃，车主们各成阵营，泾渭分明。

“尽力配合政府政策。”一名自称持有京牌的网友留言，“住着学区房，开着京牌车，看着政府按政策治理，尽全力不给政府添麻烦，这就是我能做的。”

“你也不想想你为什么能开着京牌车。”有外地车车主回复，语带不屑。

“父辈摇一个，自己摇一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京牌车主回复道，附带一则笑脸，“这是命，得认。”

这是一场无法对话的争论，显露着超大都市里人们相互隔离的冷漠底色。政策和资源让人心更加分离。

车，是刚需

在北京，没有一辆车是不行的，这大概是成年人的共同看法。

▵北京国际车展

蒋兴在2012年就意识到这一点。她大学毕业后，到北京三元桥一家杂志社上班，两年前与男友结婚，夫妇俩搬进北京大兴区北部购置的新房居住。

2010年购置大兴的房产时，小两口在两套方案间犹豫：全款买房，或者贷款买房的同时购置一辆车。不希望由于房贷背上过大压力，他们最终选择了第一个方案。“当时觉得反正我也不喜欢开车，结果现在后悔了。”蒋兴对火星试验室回忆。

往返于大兴与三元桥，蒋兴的通勤之路是这样的：首先在家楼下等公交，花20分钟左右，抵达离家两公里外的枣园地铁站；从这里上地铁四号线，经过23个地铁站，期间转地铁10号线，全程花1小时40分钟；从位于南五环外的家中跋涉到北三环的公司，路程近35公里，相当于绕北京二环走了一圈。

更难的是杂志社每周的出刊日。蒋兴大多要加班到凌晨两三点，地铁早已停运，她只能打车回家。车驶出单位后不久便上环路，沿京开高速到大兴。夜深人静，司机和乘客一样疲惫。有两三次，蒋兴通过后视镜看到司机都闭上眼睛打盹儿了，车在空无一人的高速上匀速行驶着。

不管从方便还是安全考虑，蒋兴都觉得，迫切需要一辆车。

▵2010年，北京市花乡旧机动车交易市场，一名男子举着一副车牌排队办理手续

姜明也和蒋兴一样，当真正的家庭生活来临时，遇到了必须有车才能解决的生活难题。

2017年的一个冬夜，姜明的妻子发烧了，她刚怀孕三个月，姜明不敢耽误，马上带妻子去医院。

当夫妇俩抵达朝阳医院发热门诊时，看到一百平米的大厅内人满为患，连消防栓上都坐了人。值班的两名医生与两名护士，每人戴好几层口罩。

姜明领到一张560多号的排队纸条，在他们之前，还有300多人等待接诊。呆在候诊室内，夫妻俩害怕交叉感染。去候诊室外，又怕北京寒冬深夜街头的低温加重病情。姜明在百米开外找到一家24小时便利店，让妻子在那里暂避风寒，自己一会儿回医院看号，一会儿跑便利店照顾妻子。

“家里真的需要一辆车”。姜明目对火星试验室回忆2017年那个深冬夜晚，仿佛又陷入来回奔走的疲惫感。看病结束已是凌晨三点，夫妻俩达成共识，买一辆车。“如果有辆车，起码可以在车里躲避一下。”何况，生了小宝宝后，车就更变得不可或缺。

姜明从2011年就计划购车。也是从这一年，北京开始实行摇号政策。所有车主必须先通过摇号获得车牌后，才有购车资格。

姜明与父母分别在2011年与2012年加入摇号大军。至今，两代人次第上阵，未中一个指标、未上一个京牌。

▵2011年1月26日，在北京市国信公证处指派工作人员的监督下，北京市首轮购车摇号在北京市交通委发布会大厅举行

2017年5月，姜明听说北京法院会不定期拍卖带北京牌的二手车，以车辆评估价起拍，评估价的150%为最高上限。竞争非常激烈，一辆临近强制报废期的路虎车，出价70多万也不乏竞价者。

价格相当的情况下，决定中标与否的关键是竞价者的摇号次数。姜明发现，在拍卖场上，自己同样没有竞争力——这里有太多从第一期便参加摇号至今未中的“元老”。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北京年轻人，姜明感叹自己做错了两件事：一是晚生了几年，没能在摇号政策出台前买车。二是运气不好。摇号政策使北京车牌成了稀缺资源。人们蜂拥而至，无论是否真的需要用车。他身边有同事家里摇中了三个购车指标。

政策也使出租北京车牌成为一门生意。这次针对外地车牌的限行新规发布后，就有同事问姜明，要不要租用自己闲置的京牌，出价1万5/年——1年前，这个价格是每年1万。

但姜明不打算租车牌。“毕竟那是违法的，万一发生什么纠纷，即便我们签了协议，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他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买一台车，去外地上牌，“大不了多办几次进京证”。

城市大，人太多，上班远，看病难……生活在一个超大都市里，拥有一辆车，似乎能让生活轻松点——它就像一个小小的移动庇护所，给人带来被庇护的安全感。

和进京证相处的日子

从2014年开始，陆娜常常会在半夜12点起床，从小区出发，驶向白庙检查站。车开过潮白河，驶入高速路边的一所白房子院内。白色建筑门前摆好了铁栏杆，陆娜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在夜色里排出三列弯弯曲曲的长队，等待一批批被放进办证大厅。

▵北京市，白庙检查站上百名外地车主排队办理进京证

这里是外地车办理进京证的一个网点。在京漂中，陆娜算比较早开上外地牌照车的。2014年，她在河北燕郊买房，从事销售行业。“为了见客户方便，就买了个车，但是只能上外地牌。”

拿一个外地车牌，办一张“进京证”，成为这些在摇号机前屡战屡败的年轻人拥有一辆车最快速的办法。陆娜在河北燕郊，姜明去内蒙古，蒋兴回老家大连，他们借此得到了自己在北京需要的第一辆车。

在北京开一台外地车，并不是一件方便的事儿：不能在工作日早晚高峰期进入五环内，二环里有些路段全天禁行；车主必须获得进京证才能在有限的时间进入北京，并且，每张进京证的有效期只有7天。2016年前，陆娜常常半夜出门去检查站办证。“不然不管天气多冷多热，都要排队好几个小时。”

2016年，“北京交警”APP投入使用，进京证可以在线办理。许多人回顾购车的决策过程时，都提及此事，这成为他们下决心在北京开一辆外地车的催化剂。

这一年也成为办理外地牌购车的高潮。之前的2015年，北京市日均办理“进京证”5万张。2016年“进京证”电子化后，日均办证迅速增长到10万张以上，2017年以来，平均每周办理72.5万张。据介绍，如果算上北京未加限制的六环外车辆，在京的非京牌车，实际总数达到100多万辆。

河北是最热门的车牌落户地。想要一张石家庄的冀A牌照，单是办当地的暂住证，中介要价在5000元以上，人和车都得去现场办证，照样“一号难求”。如果换到偏远一点的内蒙，人和车不用去，3500到4000就能办下来一张。

APP办证省去了路途上的来回奔波，但网络也会“拥堵”。“尤其是国庆、五一这种旅游高峰期，点手机APP，它总显示服务器不在线。”陆娜说。

▵"北京交警"APP办理进京证

每个开外地车、在北京工作的人，都能说出一堆麻烦事。

根据北京现行的外地车限行规定，工作日早7时至9时、晚17时至20时是早晚高峰期，外地车禁止在五环路主路、辅路及其以内道路行驶。

一次，蒋兴和朋友约了晚上聚会，她早起赶在限行时间前把车开到单位上班，又请假，赶在下午限行前把车开到聚餐的地方，再打车回单位，晚上再打车过去赴约，才能保证聚餐完开车回家；最委屈的一次，送来京出差的哥哥去机场，因堵车，没能在限行时间前开出五环，被拍照、扣分、罚款。

而在限行时间，不管是豪车还是小车，都要按规定蛰伏在路旁或者小区的停车位上。

2018年6月的一个傍晚，火星试验室记者来外北京五环内的清华东路上，灯光闪烁，车头衔着车尾，且停且走，像一条沉重的河流。主路两旁，停着的差不多都是挂着外地牌照的私家车。

受访的外地车主都提到，他们小心翼翼地遵守着北京的限行规定，“不给首都交通添堵”。但数量庞大的外地车，也确实占据了一部分日益逼仄的城市空间，即便它们很多时候只是趴在路边。按在册数统计，北京城镇地区居住停车位缺口总数高达129万个。

新的限行规定将此作为“外地牌车”的三大罪状之一——停车难矛盾增加。另外两点是：挑战摇号政策，破坏社会公平；影响大气污染治理硬措施。进入2018年，北京机动车排放已成为城市PM2.5的最大“贡献”者，官方通过办理“进京证“的数量估算，这70万辆外地车的计划外贡献，为治理增加了额外的难度。

▵北京路边新划出橘黄色停车线，处罚200元，记3分

但胖虎告诉火星试验室，他的一位同事也开外地车，但“从来不办‘进京证’，早晚高峰也随便开。后来他告诉我，靠一款帮助车主规避交通违章摄像头的软件来躲开监控”。

“用户只要被拍过，他们会往软件上传这个摄像头的位置信息。上传的人多了之后，地图上就会生成一个摄像头。”

胖虎自认为本来遵纪守法，每天六点下班后，打几局游戏，或看一部电影，直到八点过了晚高峰再回家。他听了同事的经验后，试着下载了那款软件，找到了一条可以在早晚高峰从单位回家“没有摄像头”的路线——通过“无数次考察”，胖虎发现这条路线真实有效。

这些小伎俩让姜明愤愤不平：“新政真正打击的是我们这些遵守限行规定的人。那些私自交易、租赁，甚至通过结婚过户等方法拿到京牌的人，那些违法行驶违规上路的人，都不会受到限制。他们的行为本来是违法的，但反而能继续。”

“那就只能离开了”

好在政策要到2019年末才正式施行。还有一年多时间，是他们的一点希望。

蒋兴和丈夫设置了期限：如果今年还是不能摇上号，就把夫妻俩其中一人的摇号资格改为电动车购车指标。

▵2015年6月26日，北京,第3期共摇出小客车指标24712个，其中个人新能源车指标，个人普通车指标17815个，单位普通车指标1200个

如果这样还是拿不到北京车牌呢？在2018年6月的北京小客车普通指标摇号中，有超过280万人参与，中签比1：2030.6，创历史新低。还有超过28万人在排队等待配置新能源车指标，2018年原定的指标已经用完了。媒体根据现行规则推算，新申请者至少5年后才有可能获得指标。

“那就只能离开了。”面对火星试验室的提问，陆娜在一阵沉默后突然斩钉截铁地说。

她的果断可能来自积累已久的被轻视和不快感。因为开的是一辆外地车，她已尽量缩小自己的生活范围。她结束了河北到北京的通勤生活，在燕郊当一名瑜伽教练，平时很少进北京城。未婚夫也在中关村的公司附近租了房子，免去用车之苦，两人周末才见面。但这个新规让她觉得自己与北京的联系被彻底割断了：“我是觉得这两年北京往外赶人的步伐是越发快了。……这个事最终成立了，并且执行了，那它不就是赶（人）嘛。”

离开似乎也没有那么舍不得。回想起在北京的这几年，刚刚30岁的她没有多少美好回忆。“真的太痛苦了。”陆娜讲起跨城通勤的日子，最痛苦的是排队过检查站：尤其在北京举办各种会议期间，进京的外地车，一辆辆被拦住，车上所有乘客的身份证、车厢、后备箱，都要检查。

太慢了。因为公厕在检查站靠近北京一侧，她有一次尿急忍了两个多小时。“那次以后就病了，尿路感染。”那之后，每个跨城通勤的清晨，她都要在出门前逼自己“再上一趟厕所、再上一趟厕所”。

▵北京白鹿收费站，一辆没进京证的外地车被交警拦下

陆娜只在北京度过一个春节，“到处灰突突的，走哪儿都看不到什么人”。她想起有一年在西安过年，一整条马路上张灯结彩，沿街挂满红灯笼，特别有仪式感。北京呢，“就是荒凉啊，开车行驶在北京的马路上，就像开在空旷的飞机跑道上。”

但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姜明无法离开。

他有很多种期待：新规正式施行前，关于进京证的申请次数能有所调整——每年84天的上路时间，可以分成单天办理，而非一张证就要覆盖7天。

更大的期待是，新规施行前，摇号政策能有所改革，改为以家庭为单位。“那些家里已经有一辆车，还在继续摇号的人不要再参加。”姜明设想，如此一来，和自己一样没京牌车的北京家庭，中签率将有所提高。

他最后的希望是新能源车。半年前，姜明转为申请新能源购车指标。由于新能源购车指标现在转为“排队制”，按申请顺序，先到先得。他推算，“至少到2020年，总能有辆车吧。”

（应受访者要求，姜明，陆娜，蒋兴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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