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歌手陈粒图/视觉中国

一群活在现实却又想免俗的人，在雾霾中，一次次谈论着诗和远方。

文✎徐雯

编辑✎王波

整个剧场沉默了5秒，氛围变得严肃起来。灯光再亮起，不倒翁乐队主唱李季躺在了舞台中央——他在扮演一个被雾霾打败的人。

“古时候，口罩是一个小小的道具，我在这边，强盗在那边；小时候，口罩是我小小的恐惧，我在这边，护士的针头在那边；后来，口罩是2003年我们集体的记忆，我在这边，非典在那边；而现在，口罩是路上的人的武器，我在这边，我还是在这边，我却看不到谁在那边。”

在第三届诗家歌活动的现场，他朗诵了这首《霾愁》。

“这首诗把我击中了。”观众王立告诉《博客天下》。这个一心想来放松一下的互联网从业者，在那一瞬间吸了一口凉气，因为“能联想到自己的生存状态”。

这是2015年12月16日。北京处于一次雾霾过去而下次雾霾正在来临的短暂晴朗之间。诗人大仙策划的诗家歌活动正在北京西区剧场里举行。诗人、舞蹈家、民谣和摇滚音乐人在这里谈论他们理解的雾霾、诗与“远方”。

▵诗家歌活动策划、诗人大仙

现场

2012年12月1日，第一届诗家歌活动在北京愚公移山酒吧进行，大仙找了13位诗人撑场。但有些诗人“在台下怎么说话在台上就怎么念诗”，读诗的韵律和习惯无法为大众认可。有人在大仙朋友圈下回：“下次别让他们来了。”“他们站在舞台上就和现场不搭。”大仙说，“我和翟永明、春树讲，诗歌要随音乐走起来，他们都不服从。”

在第三届活动现场的梁女士第一届时便是观众，如今已不记得当时参与表演的诗人，但她依然对那个冬天印象深刻。“买票那天正好是北京雾霾，我还犹豫了一下，如果当天天气太差，可能就不去看了。”很多生活在北京的人也和梁女士一样，在那个冬天第一次见识了北京的“雾霾”。

梁女士在一家外贸机构从事财务工作，出生于1970年代。读大学时，她狂热地喜欢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就冲着他啊，但他也没唱歌。”

“张楚、何勇他们都有经纪人，出一个声儿得5万，我哪儿付得起？”大仙就找他们来给诗人伴奏。这一次，大仙找了音乐人马条、陈劲、邵夷贝、郝为乐队等来唱歌或读诗，“借助大量的音乐，让诗的成色表现出来。”

被刘欢称为“民谣诗人”的音乐人马条能理解大仙的意图和做法。他告诉《博客天下》“诗歌有点曲高和寡，载体不太好弄，一个人花钱看表演，可以，花钱去听诗，好像非常难。”马条在台上唱了两首歌，其中一首改编自诗人芒克的《阳光中的向日葵》。

▵被刘欢称为“民谣诗人”的歌手马条

在广州参加其他活动的西川缺席了这次诗家歌活动。三天后，戏称一年要参加五百场诗歌活动的西川出现在了单向街书店，参加“亲历诗歌——唐晓渡和当代诗歌三十年”活动。唐晓渡感激到场的四十多位观众：“这个雾霾天出来的，都是生死之交。”

对于诗歌活动中加入很多音乐元素，西川有自己的反思：“一是组织者对诗歌本身不够自信，二是现场要求的是刺激，而很多人觉得诗歌不刺激。实际上来参加诗歌活动的人，内心准备的不是来嗨一把，而是来加入到对世界的一种认识、一种思维中的。”但他又知道，当下的读者还没有做好准备，“你把它当个娱乐、休闲手段，也行”。

第一次参加诗家歌活动的85后诗人戴潍娜向《博客天下》描述了她的感受：“在找小众和大众之间的结合点，歌手在带着诗人走向大众。”

▵诗人戴潍娜图/视觉中国

王立就是当晚两百多“大众”中的一员。晚上7点，他从海淀来到西区剧场。在中关村鳞次栉比的互联网大楼里，王立拥有一张一平方米的办公桌，他不读诗，但对文艺依然抱有敬畏之心。有一天中午刷微博看到了活动信息后，他决定来看看。对这个正在脱发的40岁男人来说，看什么其实都不重要。“反正票也不贵，我就想看场演出放松一下。”

参与演出的郝为乐队鼓手胡涛对这样的现场也怀有期待。吃过午饭，他就和乐队来到剧场调音。

“你知道昨天豆角都涨到6块8一斤了吗？”在接待嘉宾的餐厅喝啤酒时，39岁的西安青年没有谈论文艺，而是讲起了自己琐碎的日常。

2000年，胡涛在广州恒大歌舞团做乐手。在广州恒大对巴塞罗那的世界俱乐部杯半决赛前夜，他戏谑道：“恒大要是扶持音乐像扶持足球一样，我早出名了！”

2003年，胡涛进京，开始做音乐老师。从周一到周五，他每天西装革履去不同的学校上课，谨记“不能打孩子骂孩子挖苦孩子，和家长说话必须有教养、不能说脏话、不能很自我”。在已经过去的2015年，他几乎每天都奔波在不同的学校和音乐机构之间，但还从来没有体会过艺术工作者的快感。“只有在台上的15分钟，我就是我，我可以不用想超市的鸡蛋几块钱一斤。”胡涛说。

当天，郝为乐队的主唱、诗人郝为姗姗来迟。他去给公司看新的院子。“全民皆商的时代，没办法不成为商人。”2015年4月，他与人合伙成立了一个文化公司，开始了天天妥协的商人生活。“太打扰了。”郝为感觉身上穿了沉重的盔甲，只有当晚他才能拥有15分钟去尽情谈论诗歌，尽情回到艺术家的身份里。

▵歌手邵夷贝图/杨硕

“介于务实和虚荣之间，介于失败和成功之间。”民谣歌手邵夷贝朗诵着她的歌词《我就是我》。她说，很多现代人都在生活在不同身份的矛盾与纠结之中。

“无暇顾及。”接近不惑之年的胡涛告诉《博客天下》。他平时根本不会读诗，忙得很现实——买房、养车、养孩子。“就是这样，俗不可耐。”他说自己尽量在免俗，但“还是俗人一个”。

胡涛还记得第一次参加诗家歌演出时的场景。在表演间隙，他潜伏在观众中听诗人们读诗。“有距离感，但有气场。”“社会上的人说话比较虚，诗人的言辞却很真实、很接地气，很自我。这是真正人的声音。”他形容。

只是一走出剧场，浮在他脑海中的就是“摇号、租房”，不得不考虑所有俗人都会考虑的问题。“我自己感觉很分裂，只有这种活动的时候我很纯粹，我是艺术家，不谈家我也是艺术工作者，可在俗世上，我只是食物链的一条。”胡涛喝着酒说。

矛盾

几乎所有人都提到了生活在北京的矛盾感。

2011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戴潍娜回国，做过国有企业职员、记者、主持人，也建过五人的核心团队做了一年的碳交易新能源公司，后来又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但她最终选择留在北京。

“中国正处在转型期，任何一个转型期都是一个大时代。诗歌一定不是这个时代的合拍者，但诗歌一定是时代气息的审视者，我必须让自己的生命同更加重大的、更加广阔的事物去建立血肉联系。”她说。

▵2017年9月12日，第五届中国诗歌节在湖北省宜昌市开幕图/视觉中国

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传播专业的民谣歌手邵夷贝同样关切现实。每年，她都会写一首时事盘点的歌曲。

“大颗粒尘埃肺，化学工厂胃，打包汽车尾气去野炊。”她在诗家歌的舞台上这样叙述现代人的处境。2012年，她开始练习马拉松，从短距离一路训练到能跑全马。但2013年年底，她放弃了这项目前被称为“中产阶级新时髦”的运动。

“因为雾霾。”每天晚上睡觉，她都会保持窗帘打开的状态，“早上那一眼很重要”。采访当天，北京又是重度雾霾，邵夷贝几乎强迫症地打扫了一遍屋子，又打开空气净化器，点燃香薰灯。“外面这样了，家里就要尽量干净。”

“北京就是，你得跟它在这块土地上扛。你要扛过它了，它就软了。”诗家歌活动的第二天下午，马条在东五环外一个咖啡馆里这样说。当天他的车限行，没法进城，他已经非常坦然地接受这样的生活。

1994年，向往自由的23岁克拉玛依青年马条，带着5000块，坐了一天的汽车到乌鲁木齐，又坐了72个小时的硬座火车到北京，开始“举目无亲的北漂生涯”。一度血气方刚的他现在对北京的怨气已经被磨掉了大半。一个路口堵一个小时，他觉得很正常，当飞机延误超过三小时时，他学会了自我安慰“还能挣几百块钱延误险”。

▵2018年3月28日，北京沙尘天气覆盖京城，今晨发布沙尘蓝色预警图/视觉中国

“太消耗了。和堵车做战斗，和雾霾做战斗，和互联网这个行业做战斗，和90后、00后的趣味做战斗。可是为了什么呢？”王立说。这个互联网从业者周末穿了一身休闲装，文质彬彬。

“你说我到底在焦虑什么呢？”他问。出去抽了一根烟回来后，他说：“我接受你采访是因为我确实想找人聊聊，你说我是不是应该要转型了？可是互联网不是最时髦的事物吗？”

10年前的王立曾经迷恋过成功学。30岁的他曾经希望以此汲取营养、丰富内心，可到了40岁，发现“现实很骨感”。他想找到精神慰藉，却发现身边的人都开始找心理医生。“现在不得个抑郁症，出门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这个男人每天早上得花两小时挤在沙丁鱼罐头一样的地铁里去上班，越来越疲于应付自己的生活了。

“你把诗歌当作功用性的东西吗，类似于成功学？”

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可能以后不会去诗歌活动了，诗歌还是太遥远了。”

▵2016年3月20日，北京，为你读诗世界诗歌日音乐会图/视觉中国

同在现场观看演出的林先生几乎每个节目的间隙都在叹气，几乎每隔两分钟都会转换一种坐姿。当表演进入到30分钟时，他匆匆离去。

两小时后，司机陈师傅的出租车电台中播报着新闻：12月19日至22日，京津冀地区将有中至重度雾霾，请广大市民做好防护工作；目前四惠东到高碑店路段严重拥堵，请往通州方向的车辆选择绕行。

“北京就是血管堵，像人的高血压病。”他说。

误解

作为活动的策划者，大仙虽然加了很多诗人的微信群，却已经不太和诗人交往了。西川和他相识很早，参加诗家歌的活动，也是“想见见老朋友们”。

在西川看来，中国人对外国诗歌的理解还停留在雪莱、拜伦、普希金身上，对中国诗歌则被徐志摩、林徽因绑架了。

▵诗人西川图/视觉中国

“《你是人间四月天》，认为这是诗歌。林徽因、冰心们又把泰戈尔绑架了，泰戈尔是一个很大的人，进入中国后变成了小资化的，塑造了一群小资的读者。”西川说，“这群读者以为这就是诗歌，你但凡给它点别的，他就不吃了，厌食。”

“标签符合这个时代。”邵夷贝说。6年的时间里，她被贴上了“北大才女”“文艺女青年”等标签。“网红。”邵夷贝这样戏谑她曾经的网络角色。

2009年，学了3个月吉他的邵夷贝给朋友自弹自唱了一首讲述文艺女青年被逼婚的民谣歌曲，朋友录下来将之命名为《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传到网上后迅速蹿红。很多网民以“吉他水平差”、“伪装小清新”等“罪名”来攻击她，时至今日依然不绝于耳。

邵夷贝花很长时间去做唱片，但微博上点赞最高的评论永远是带脏字和带人身攻击的。“网络暴力永远都是那些毫无建设性的东西。”她说。

一开始，邵夷贝很排斥标签，觉得它们太片面，但逐渐地，她意识到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将人群简单分类的。“像一个超市货架上的东西，你是水货你就是在水货区，你是零食就是在零食区。”

▵2010年5月23日，北京，邵夷贝演唱会图/视觉中国

做过语言学研究的戴潍娜称之为语言的污染，与之相似的还有“文艺”、“知识分子”、“诗人”等词汇。“说你是诗人，有时候听起来，会想是不是在骂人啊？”

她感觉到这个社会对诗人的信任、依赖、尊重已经降到了最低的程度。

自嘲为“网络民工”的王立则说：“现在除了在尊重马云和马化腾，社会又在尊重谁呢？”

尊严

对于诗家歌的活动，王立除了记住了《霾愁》，还记住了《现代病启示录》。

邵夷贝在台上读：“在钢筋水泥密布的丛林，有一种族群艰难地生存，屁股常年都不动，大脑一刻也不能停，清晨按掉十遍闹钟才醒，呼吸手机辐射来维持生命，颈椎疼痛，面无表情，却迷恋成功。”

几个小时之后，坐在单向街书店里的西川解释了现代人不读诗的原因：“大家现在都忙着挣钱，都是第一代挣钱人，到了第三代，人就没这么匆忙了。第一代挣钱人都是最俗气的，哪个国家都一样。但审美和钱是不成比例的，要到第二代第三代，后代开始上大学、读博士了，才有文化。这在今天谈不上，所以你遇到的都是俗不可耐的事儿。”

“就是一颗棋子，让你右转你必须右转，哪怕左转其实更快。为了合理地把钱装到兜里，我得装得为人师表、学识渊博，这不挺分裂的吗？你反驳你就丢工作，那你6块8的豆角怎么办？”胡涛说。

2013年有了孩子后，马条也想多挣点钱了。“任热血被熬成了欲望，任自己去原谅。”当时40岁的马条在《奔四》里面写道。他并不避讳现在对名利多了几分企图心，因为“得给孩子多留点钱”。但他也给自己留了底线。在完成第四张专辑后，马条准备做一张唱片《诗歌》，将自己认为优秀的现代诗谱成曲子。“如果文学是一个金字塔，诗人一定是在塔尖的。”马条和诗人芒克关系较好，两人经常在芒克家喝酒。

▵2016年7月24日晚，青岛，民谣歌手马条在青岛演唱会表演中图/视觉中国

采访的第二天，“民谣诗人”马条将赶赴东方卫视《中国之星》的录制现场。这个节目的巨星推荐人中有他熟识的刘欢和一起喝过酒的崔健。

“这一代人被严重工具化了，情感能力退化，简单地成了成功学的工具。他们简单地相信一个逻辑，我成功了，我就能拥有一切。”戴潍娜说。

家住通州的王立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停顿了30秒，说：“我没觉得自己被谁利用了，但有时候早上挤地铁会觉得自己就是个机器，不出错就行，过得没有尊严，但也怪不了别人。你选择在这座城市生活了。能逃到哪儿呢？中国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你还能去哪儿呢？我又没办法逃到诗歌里去生活。”

去参加大学同学聚会，他发现男同学们都已经头发稀疏了。他觉得自己正在迎来中年危机。

同样已届中年的梁女士，这次来参加诗家歌活动，是为了听音乐人马条唱歌。2014年12月，马条登上《中国好歌曲》的舞台，并开始为大众所熟知。

他指着雾霾天的窗外亮起的城市灯火说：“你看着这窗外车水马龙，物质丰富了，可大家还是写字楼里的农民。”

▵雾霾下的北京图/视觉中国

“你可能会遇到一个不尊重智力生活和品位的时代，可能会觉得在这个时代没有尊严。但对于写作者，如何把这种没有尊严感也转化为一种创造力，这个才是诗人需要面对的问题。”西川这样告诉《博客天下》。

文章首发于2016年《博客天下》总第2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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