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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推打假提案:降制售假入刑门槛,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

2018年3月2日 文/ 唐煜 编辑/ 祝同

连任委员朱征夫,将在新一届任期内,继续与假货治理“死磕”。

3月2日,朱征夫在参加中国青年网主办的“两会大家谈”视频访谈节目时透露,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他将提交《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的提案》。

朱征夫表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升级的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假货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毒瘤,威胁着诚信体系建设。

因此,加大假货源头治理,全社会要形成合力,对假货跨国境多平台流窜等问题加大解决力度。

提案:假货跨国境跨平台流窜需加大源头治理力度

朱征夫介绍,今年两会上,他将提交《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提案,呼吁无论是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线下渠道、线上渠道,全社会要形成合力,尤其是跨平台跨国境、多渠道、线上线下并发的售假新形态,对制售假犯罪的严厉打击,加大制售假的源头治理。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再次就打假问题,提出建议。

“治理假货如同治理酒驾,不对制假行为作最严厉的遏制,治理假货也就无从谈起”,朱征夫说,要提高制售假犯罪的法定刑,并加大对制售假人员的经济惩罚,发挥立法对制售假犯罪产生威慑和预防作用。

同时,也要完善制售假违法犯罪的行刑衔接制度,未构成刑事案件的售假人员纳入行政管理范畴,再犯则再犯进入司法阶段则加重处罚,形成售假重罚的闭环,不放过任何一个售假主体。

朱征夫表示,必须推行对从生产端扩大到销售端、仓储端、运输端等范畴的行业禁止的处罚。在立法、执法、司法三方联动,加大制假售假行为的刑罚力度,才能从源头上治理假货。

连续两年提打假提案呼吁制假直接入刑

作为连任的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今年提交的这一“打假”提案,也是对去年《关于对制假售假行为加大打击力度的提案》的延续。

为深入了解假货产业带现状,今年2月,朱征夫隐藏身份,在某皮具城进行了一场暗访调研,亲眼目睹了黑人朋友顺利完成了一笔假包“国际贸易”。

“简直惊心动魄”,他万万没想到,假皮具就这样在公众眼皮子底下野蛮生长。

朱征夫敏锐意识到,线下假货的问题必然蔓延到线上,“这是整个社会怎么构建诚信体系的问题,要对假货人人喊打”。

毕竟,无论是低价或者消费者的虚荣心,都是因为市场本身存在某些问题,才有了假货存活的土壤。

“假货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的毒瘤”,朱征夫认为,其根源在于诚信缺失,这一源头在于线下的经济问题,会危害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因此,他今年再次提交“打假”主题提案,提议要加大对假货源头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

学者:假货已成社会毒瘤打假也是供给侧改革

除了让朱征夫“惊心动魄”的假货皮具城,近期舆论关注的河南假冒避孕套、贵州灌装假茅台、莆田假鞋鬼市等,都充分证明了假货产业带打而不绝,难以根治。

“制假是个人一夜暴富,对当地经济的破坏很大。”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阿拉木斯指出,消费比例的增长,就一定会对供给侧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打假也是供给侧改革。

因此,不重拳打击假货,市场信心就建立不起来,导致大量消费者通过购买假货或者海外消费满足自己,“对于消费者本身、就业以及整个经济都是不利的”,阿拉木斯说。

然而夹杂在政策、法律、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人性中间,假货治理的难度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正如《2017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报告》所述,虽然2017年,在执法机关、品牌权利人、消费者等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下,网络假货治理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但实践也证明,制售假行为不会因为一时的重视而禁绝,制假售假者一定会变换各种方式,对抗法律和监管。

在“两会大家谈”视频访谈的现场,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孙军工也表示:“对于假货问题我们应该全方位的考量它对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治理带来的全方位的冲击和影响,只有这样认识假货问题,我们再深一步的去讨论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基础的一些元素,这样趋利避害,我们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