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这些年，我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喜剧展开的，没有更多的娱乐活动，我甚至有点心无旁骛，我过得很开心，过得很坚定。直到现在，我还住在二环附近的胡同里，我没有大大的工作台，家外边也没有北京的美景。在我那大概半米宽的窗户外，是胡同里的老北京舍不得扔掉的破单车，盖房子剩下的破破烂烂的木头堆在那儿，有时候还有黄鼠狼在上面打架。但不管在哪儿，我写起段子，都是挺享受的。

文 |杨宙

编辑 |金匝

摄影 |尹夕远

许多人认识小鹿，是因为刚刚结束的《奇葩说第七季》。作为第一次参加的新奇葩，她灵敏、犀利，金句频出，上了好几次微博热搜，拿了比赛的亚军。

在这之前，她已经在北京说了7年的脱口秀，有4个线下个人脱口秀专场，对比起屏幕前的热闹，这个行业线下的观众是以百来计数，从这个角度来说，她也可以被称之为一个「籍籍无名」的职业脱口秀演员。

想了解小鹿在国内脱口秀演员序列里的位置的话，可以参照一下周奇墨给出的评价：「什么样的标准是好的，这个圈子里没有非常统一的共识，往往受观众欢迎程度占了很大的维度。但一些标准是演员看重的，如果你从冒犯性、敏感题材的处理、表演的丰富性和喜剧性三个维度看，小鹿都是顶尖的。」

听脱口秀演员们描述起来，脱口秀似乎是一场有关控制的游戏——控制自我，控制场子的气息，控制观众的笑。顶尖的脱口秀演员，要如同园丁修剪枝桠一般，将段子无数次修改、打磨，直至有一天，段子自成一体，有了自己固定的节奏、停顿、起承转合，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成为刺激人们本能笑点的稳定颗粒。

当这项有关控制的技术日趋成熟，整个世界都可以纳入到自己的表达之中，这就成了日复一日的庸常生活中，一种隐秘的自由。而在小鹿的理解里，脱口秀最重要的，是帮助她救助自己，从学业和工作的压抑中挣脱出来，从日常里的不快乐里解放出来，调侃和消解，把它们变成段子里的一部分，如同她在微博上写：「我因为喜剧工作带来的痛苦，都是被喜剧治愈的。」

以下是小鹿的自述：

我得追着光走一段

第一次觉得自己非常想做脱口秀演员，是在2014年夏天，那时我交完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提纲，坐了40多小时的绿皮火车，从重庆来到北京，上一门写段子的课。

我是学法律的，毕业后要么做律师，要么进入体制内的公检法机关，这些职业，我当时都没有什么憧憬，再有就是考上博士后去做老师，但进入国内一个好的高校也很难。

我是从二本学校考到西南政法大学的，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学习很努力的人，但成绩不是特别好，没当过学霸，因为我属于发散性思维，容易分神、跑偏，所以学什么学科都要比别人花更多时间，我其实很有挫败感，似乎要特别特别勤奋才能考到一般的成绩。那个阶段我每天看到考博的书都非常痛苦，整个人处于非常压抑的阶段。

一次偶然，我注意到了《艾伦秀》，一连看了好几期，当时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节目？它简直是一个快乐中转站，创造快乐的同时，还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后来我才知道，噢，这种幽默的方式叫脱口秀。那会儿国内的《今晚80后》也在播，我开始在网上搜，什么地方可以学写段子，搜到了北京的一家俱乐部，它开了一门脱口秀课程。在那以前，我从没觉得自己是一个幽默的人，也从没有人当面夸过我幽默，但我心想，去试一试呗，顶多浪费1500块的学费，我本来就一无所有，没什么好失去的。

在课上，学的东西是很初级的，就是告诉你最基础的方法论，怎么把一个东西写成段子，真正让我向往的，是那种脱口秀的氛围，我在那里认识了一帮已经在讲脱口秀的人，一群好笑的人，他们很放松，经常开一些玩笑，他们聊着天，会突然抛给你一个梗，那是我之前和同学在一起时从未有过的体验。在这之前，我的日常生活挺无聊的，铁板一块，但我有了一种感觉：只要大笑一次，我就像进入生命中的一个驿站，整个人被放在水里涮了一下，再回来，又有了点儿精神抖擞的样子。

我想抓住这个机会，真正变成一个幽默的人，就像一个在山洞里待得特别难受的人，转悠转悠，突然发现洞口有一丝光，我想抠一抠，看能不能把洞口抠开，看看外面，我不知道有光的地方会是什么样，但我觉得，不会比现在更难受。

那之后我基本没有什么挣扎，就是坚定地要留在北京，要讲脱口秀。我得追着光走一段，不行了，我再回来。后来，我真的在北京找了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从2015年起，我开始了一边工作、一边讲脱口秀的生活。

你到底要说什么？

那会儿北京能讲脱口秀的地方少，一周可能就一场，白天我在写字楼，晚上下班后，就从东六环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到方家胡同的热力猫俱乐部讲上个5分钟，然后再挤地铁回家。

第一次上台讲开放麦，是热力猫临时想做一个女子脱口秀专场，找了12个女孩上去讲。我刚学着写段子，从没有上过台，我就把段子打印出来，在舞台上站着念，念一个，他们笑一个，觉得很好，于是我就一直照着念，把笑声最大的几个段子摘出来，第二天就去了正式的演出，讲这些段子。

那个阶段，我就是逗观众笑，其实那些段子换谁讲都行。比如说女生丰胸这个事，有一些女生会说，为什么要丰胸啊，我只给我自己看，我也不需要丰胸。我会说，这种说法就是站着讲话不腰疼，为什么站着讲话不腰疼呢？因为她的胸小，胸大的人站着讲话腰很疼。我会强掰这种比较奇怪的逻辑，观众也会笑。

图源单立人喜剧微博

后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意思，你表达了什么？什么也没有表达。其实就是在玩文字游戏，讲一些浅显的内容。特别是2016年6月——这个转折非常明确，因为那个月，在周奇墨和石老板的段子里，我发现他们已经在认真地观察起了自我和生活，讲的都是一些特别实在的东西。比如说奇墨，那时候他已经开始讲他的家庭，和他并不算很好的儿时经历，我很欣赏他们的段子，也想要成为那样输出真诚内容的脱口秀演员。

回来后，我在电脑上建了一个文件夹，取名叫「你到底要表达什么？」我开始认真去想，生活里什么事是真实困扰我的，或者是困扰别人的，如果不是言之有物，那我就不要讲了。

我记得那时写下的第一个段子，是关于女孩子的容貌焦虑。我说，年纪大了之后，花在脸上的时间越来越多，因为你担心脸垮掉，水乳、面霜、面膜这些花钱的不说了，你连洗脸的方式都要改变。比如你年轻的时候洗脸，随便蹂躏都行，可一旦你过了25岁，洗完脸，你脸上的水都不能往下面刷走，你要让它往两边飞，一定要横着把水弄走，生怕往下刷会把脸拽下来——其实这些就是当时25岁的我对这个世界的怨念，外界所有声音都在告诉你，过了25岁会怎样怎样。

我也会讲家人的经历，我嫂子生完孩子之后没有奶水，她作为女性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我回家待了几天，就听到一些不能理解的话，比如我奶奶和她妈妈特别着急，甚至用责怪的语气跟我嫂子说：「你这么大的两个饭碗咋没饭呢？」我奶奶还会特别不考虑她尊严地去摸一摸，说这是咋回事？我被她们惊呆了，没有奶水这个事情是一个罪过吗？怎么会被这么对待？我不太能理解。后来我讲的具体的段子有一些加工的成分，但是我的基础情绪是比较真实的。

早期，我可能不太知道什么能成为喜剧的素材，很难用技巧把它们加工出来，但就是从那段时间开始，我认真观察起了自己的生活，这些困惑是我生活中自然而然发生的，我把它们搬上了舞台。

图源小鹿微博

女性命题

2020年下半年，我给了自己一个命题，就当是给自己下了一个任务吧——我想自己做一档叫《女性超车指南》的喜剧节目，把作为女性的困境、遭遇往深里挖，挖完之后再开始挖人类的议题。

因为我发现，我在前几个专场里的段子，尽管是出于无意识，但很多都是与女性相关的话题。那时候我总是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而这也似乎印证了我的负面情绪多来自于这些议题，我对它们也更加敏感。

我会讲妇科检查，检查人员会让我躺在床上，态度比较粗暴，吼道：「放松！」但永远没有一个女性突然脱光了，躺在床上、两条腿叉开90度，面对陌生人还能放松下来。我当时就觉得非常羞耻，为什么一个人最脆弱的时候，要被这样粗暴地对待？

我还讲过大姨妈的段子，为什么卫生巾广告里，液体只有蓝色，没有红色？大姨妈、痛经都是我挺想探讨的问题，我认为女性生产力下降和大姨妈有很大关系，有时我带着一帮编剧写东西，大姨妈来了，精力就是跟不上，我会痛经，很崩溃，体力不支，脑力也跟不上，它会影响我的创作，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但为什么我们说起大姨妈，如此之羞耻？为什么卫生巾从来没被正面描述过？为什么痛经每个月在我身上发生一次，却好像不是一个问题？喜剧需要的基础是负面情绪，既然痛经这些事情给我造成特别大的痛苦，它是我很强的负面情绪，那么我就会挖掘这个素材。

但这些段子明显是有冷场风险的。我以前讲的那些段子，绝不可能冷场，顶多就是笑声分高低，但是讲大姨妈这样的段子，就很有可能会冷场。我其实试过好几次，第一个梗抛出去，你会发现观众的反应有点平，他们之中女生会收敛着笑，男生基本不怎么笑，演出就会凉掉。有一次我讲卫生巾的段子，台下一个女生，突然发出「呃——」这样很嫌弃、作呕的声音，她觉得这是一个恶心的事情，我当时还调侃她，「感觉你身体里住了一个直男的灵魂」。

每次遇到冷场，我也会想，为什么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但我坚信，那些段子打磨出来会很好，来都来了，我怎么着也要把词背一遍再走，等凉过那么几次，我也无所谓了，就想着一定要继续打磨下去。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说这些事是不对的。首先是我憋屈，很多女性也很憋屈，这些东西是需要被说出来的，我觉得这些不是禁忌或是羞耻的东西，我也无所谓别人的评价。

脱口秀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不管男人，女人，他们通过段子，把各种各样的体验都讲出来，女生可以讲痛经，男生也可以讲脱发，周奇墨就可以讲他童年不快乐的事，这些事就是他在喜剧上的优势，但不代表他希望这些事发生。演员越来越多，我们有了不同的声音，才能彼此了解我们所面临的困境。

有一次演出，我讲了30分钟大姨妈，奇墨在我后面上台，他上台就开玩笑说，他觉得他这辈子不管多么努力，都会比小鹿少30分钟的内容。观众听完，全都大笑起来。

小鹿和周奇墨演出结束后和观众合影 图源小鹿微博

自己热爱的东西

脱口秀开放麦演出的小场地一般都在胡同里，为了方便练段子，2017年我也搬到了胡同，有时候一晚上有四、五场，我就骑上电动车去，这样快些，能多上几场，出段子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些。

你去这个场，他去那个场，大家就会在胡同里遇到。冬天的时候，太冷了，我们就把大棉被罩在前面，戴一个头盔，路上遇见了，头都动不了，就是「嘿」一声，互相打个招呼，然后各自错开。这个画面现在说起来浪漫，但再回到那个寒冬，包裹成那个样子，穿5件衣服在寒风里穿行，你依然还是很痛苦，就是肉体痛苦，精神还是愉悦吧，大家都特别愿意这样做。

演出结束后，小鹿骑电动车离开图源《向上吧！青春》

可能真正喜欢舞台的演员，都会迷恋掌声雷动，迷恋让别人哈哈大笑的感觉。我觉得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一开始上台，观众给的反应都挺好的。以前我们公司有个演员叫悟饭，他说，单口喜剧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我也这么觉得，哪里有一个工作，既可以说自己想说的，又可以让那么多人喜欢你，顺便你还能靠它养活自己？

我爸妈到现在都不太知道脱口秀是什么，我奶奶看见海报上我拿了个话筒，就说你不要总想着你唱歌的事儿，还是把你的本职工作搞好。最支持我讲脱口秀的，是我妈。她说，你要去闯一闯。她有这种冒险精神，只是她这一辈子，都是围着别人转，没有机会去冒险。

《奇葩说第七季》里有一集，辩题是「妈妈疯狂应援男明星，完全不着家，我该不该阻拦她」。我负责写结辩，写了四五版，哭了好几次。我觉得我妈这一生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爱好，没为自己做过什么事情，她这辈子，都在为我们这个家庭服务。

在我小学三年级之前，我妈开着一个小商店，挣钱比我爸多，后来我爸工作调动，我妈就一直跟着他，把小商店放下后，又去食堂给人做饭，去幼儿园打扫卫生，做了很多贴补家用的工作，一直是以我爸为中心生活。现在我每次给我妈打电话，问她你在干什么，她都是在沙发上昏昏沉沉地看电视，只有看电视。我就觉得很难过，我想如果我妈去追星，我肯定会支持的，只要她开心，她可以到处跑，去看看风景。

参加《奇葩说》之后，有一次我妈打电话告诉我，她梦见我被淘汰了，在她梦里，我和她两个人抱头哇哇大哭，梦里的她就跟我说，你为什么不好好做你的正经工作呢？那样的话，工作又体面又稳定，会越来越赚钱。你现在做这个，整天骑个小电动车，这里跑，那里跑，忙得都没时间吃饭，还没什么像样的收入，最后可能什么也没有。她在梦里越哭越伤心，把自己哭醒了。我在电话里听完她的梦之后，哈哈大笑，笑着笑着我也哭了。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她原来那么担心我。但有一天，她看了《奇葩说第七季》，自己在那儿乐呵，微信上，她很少发连续三个以上的「哈」，但那天她给我发了好几个「哈」，还有龇牙的表情。我妈妈一直说自己口才不好，没什么文化，所以她看到我口才好就很开心。

我的那次结辩修改了好多次，前面比较好笑，后面往走心里说，我边写边哭，在酒店里写得嚎啕大哭。我希望我妈能有点自己热爱的东西，因为我有自己热爱的东西。

脱口秀算得上是我现在最热爱的事情了吧。我做脱口秀也做了7年，如果这件事情我不确定，可能早放弃了，一定是我心中特别确定，不管有钱没钱，不管累不累，不管前途在哪里——它不论结果，过程本身就让我快乐。到北京这些年，我的生活都是围绕着喜剧展开的，没有更多的娱乐活动，我甚至有点心无旁骛，我过得很开心，过得很坚定。

我男朋友也给了我很大的安全感。他是澳大利亚人，比我小5岁，在北大读硕士。他觉得他周围的人都很雷同，几乎都是上不错的学校，毕业后找挺好的工作，最后过上非常平稳的生活。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从小小的农村走出来，能在北京找一份好工作已经很厉害了，你居然还能去做一个喜剧演员，去走一条我身边都极少有人敢走的路。他觉得我做喜剧是一件很酷的事，觉得我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小鹿在节目里谈起男朋友汤姆

喜剧里的治愈

我是91年的，今年30岁了，大家会问我有没有年龄焦虑，我觉得没有，我更大的焦虑其实来源于创作，如果哪一天我什么想法也没有，或者我写不好我的想法了，它可能会是我的一个巨大焦虑。

钱也是一个问题。我之前想做的喜剧节目《女性超车指南》，公司给到我一期的预算只有三千块。你就发现，公司没钱，自己也没什么名气，拿一个策划案出去，没有人理你，真的没有人理你，甚至还会遭受一些羞辱：「你们小打小闹的，要做什么呢？」没有人愿意给你机会。所以后来《奇葩说》找到我，我就去了，我需要让更多人认识我，让别人对我多一些信心。

现在，我的创作速度挺快的。之前你看2014年到2016年那会儿，我没有一次专场，后来2017年底，办的第一个专场，都是多年攒出来的段子。但现在，我每年都要出一个个人专场，那么我每个月都要创作，我已经有一种职业感了。作为一个职业演员，每年开一个专场，这个不是靠灵感可以做到的，而是靠行动，我要完成这个东西，冲着这个目标去行动。

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有时候演出完，我在现场就会打开电脑改稿。演出我都会录下来，回去之后自己听，观众哪些地方笑了，哪些地方没笑，边听边改。有些时候录音里一凉到底，连笑声都没有，多尴尬，但它就是一个工作，我必须要听。

改段子，我会精确到逗号，每一个字，每一个停顿，我都会改，该停顿的地方，我一定会用逗号隔开，我会把我要表演的东西都写进去，比如「看手表」。有时候一个字调整后，观众的反应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定会记住效果最好的那一次。我是怎么说的，我的语气和文字是什么样的，每个脱口秀演员的风格都不一样，我的风格就是，非常非常强调精确。

有些演员会问我，我写不出段子，怎么办？我说那就别干了呗。我觉得这应该是自己去解决的问题，因为创作本来就是孤独的。写不出来的时候，也得写，先把字敲下来，明天再拿出来看看嘛。你总要多练习，多修改，才知道哪些笑点是非常坚实的笑点，哪些是可以去掉的，哪些是可以修改的。

前两天我发了条微博，说无论是人际关系，还是未来发展，或者烦恼和焦虑，所有这些，喜剧都能治愈，我能从喜剧里边获得挺多救助。直到现在，我还住在二环附近的胡同里，我没有大大的工作台，家外边也没有北京的美景。在我那大概半米宽的窗户外，是胡同里的老北京舍不得扔掉的破单车，盖房子剩下的破破烂烂的木头堆在那儿，有时候还有黄鼠狼在上面打架。但不管在哪儿，我写起段子，都是挺享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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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璎宁、周奇墨、「十五号」曹舒昊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