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部iPhone的全球之旅被打乱

最近，一张截图在半导体圈的微信群里流传，有关日本对韩国半导体厂商的禁运令，主要针对三种韩国无法自行生产的材料。结论是：“以上情况对我国半导体产业链非常值得借鉴……”

在美国针对华为发布禁令后，围绕二战时期强制劳工事件遗留的争议，近期，日本和韩国在半导体上也掐起了架。日本限制向韩国出口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及高纯度氟化氢三种半导体材料，它们在半导体、手机屏幕和面板制造过程中至关重要，这让韩国巨头三星、SK海力士和LG Display都受到波及。

图/视觉中国

日本限制令甫一推出，三星太子李在镕连夜赶赴日本访问一周，周旋腾挪，寻找备胎。目前三星已把进口材料的范围扩大到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在韩国，这很快发酵成一场全民抵制日货运动，有日本啤酒被卖到7000元一杯，有地方还打出取消赴日旅行送10斤大米的活动。

接连两个禁令让全球半导体圈感到措手不及。过去40年间，半导体产业已经在全球形成分工合作大体系。

一本名为《一只iPhone的全球之旅》的畅销书曾形象描述了一部iPhone手机在全球上演的传奇人生，侧面也展现了这个全球分工合作大体系：

它在美国设计，在日本制造关键零部件，由韩国制造最核心的芯片和显示屏，由中国台湾厂商供应另外一些零部件，最后在中国深圳的富士康工厂里组装，然后空运到美国，一部分被苹果商店门口排队的华人买走，带回中国，最终被深圳的手机作坊回收翻新再出售，最后被当作电子垃圾拆解回收……

在iPhone的生产和流通中，全球各地的原材料提供商共同组成了一个蛛网般供应链，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包办一切。

历史上，这个庞大的共同体曾遭受过几次意外。2011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硬盘配件生产国泰国碰上50年一遇的水灾，苹果的PC业务受到影响，日立、东芝的硬盘业务遭受重创，索尼还因此推迟发布多款数码相机。2018年底，荷兰光刻机霸主ASML供应商Prodrive工厂失火，直接影响2019年初半导体制造的核心设备之一光刻机的出货。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当时就有预测，这有可能让2019年华为5G芯片麒麟990，在发售时间上落后于高通与三星。由此可见，这个体系已经精密到牵一发而动全身。

而最近接连发生的贸易争端，像铡刀一般，把这个高度依存的共同体切成了几瓣。不仅是对产业上下游合作的冲击，也加重了半导体行业的不安全感。

危机感像幽灵般悬在半导体人的心中。在近日厦门举办的2019年集微半导体峰会，专门开辟了一个圆桌论坛，讨论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情况下，中国半导体产业如何突围。作为论坛主持人，元禾华创投委会主席陈大同谈到，他和一位三星公司的员工交谈，对方说今天发生在韩国身上的事，明天也有可能发生在中国。“确实要居安思危，这些事情变化太快，完全不是我们自己能掌控的，所以我们要合力，靠自己解决不了。”陈大同说。

中芯聚源资本创始合伙人兼总裁孙玉望解释了加征关税、投资限制和技术禁令对行业的不同影响。加了关税，芯片需求少，电子产品出口也减少了，对产业链的业绩压力比较大。投资限制意味着，受限国家不能再用这种方式去获得先进的技术；而“如果整个半导体都遇到前面美国对华为这种禁令，短期内我们会非常痛苦。”

“国际半导体公司都很恐慌”

当全球化体系被打破后，碎片扎伤的是半导体产业上的每一环。

华登国际中国董事总经理黄庆说，华为被列入禁运名单后，他在硅谷参加一个研讨会，很多美国半导体公司都表示很恐慌，因为他们从成立开始就是国际性公司，开会时从来都是面向全球。最直接的打击反映在财务数字上。此前，华为被列入实体名单时，高通等6家供应商股价全线走低，最高时一天市值总共蒸发约83亿美元。

2018年，华为在美国公司采购零部件、软件和技术服务的花费高达110亿美元。在可能失去这名大金主的情况下，美国芯片大厂博通把财年收入预期下调了20亿美元；美国存储器大厂美光总裁则在公司第三财季投资者电话上直言：华为是美光的第一大客户，禁令让美光在该季度损失高达2亿美元的收入。据报道，美光大约13%的年收入来自对华为的销售。

近期的华为2019年上半年业绩发布会上，华为高管们透露，华为消费者业务上简单可替代的器件已经恢复，但像安卓系统、GMS等关键的器件并没有恢复，华为智能手机海外业务现在已经恢复到禁令之前80%的水平，但下半年在海外还面临挑战。

而这样的伤害，也让产业链甚至大公司有了不得不走向封闭的趋势。

在日韩供应链大战中，面对日本对芯片材料的出口管制，三星将推迟向股东返还资金的计划，还着手自建高纯度氟化氢工厂，避免再被日本卡脖子。

这些也对原本就较为薄弱的中国半导体行业提出新挑战。无论是论坛现场还是会后交流，当问起目前国内半导体行业的短板，得到的答案普遍是：“缺的东西太多了”、“和国际先进水平差得太多了”。

孙玉望曾看到一组数据：目前芯片制造环节，设备国产化率是在9%，材料不到20%，芯片自给率在25%。“我们最缺失的是装备、材料、高端芯片和工艺。”

从上游的集成电路产业看，美国掌控了产业链价值最高的芯片设计和装备，设计时需要的EDA（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是被美国Cadence、Synopsys和Mentor三大公司垄断；欧洲在光刻机、汽车电子和IP方面全球第一；日本生产全球60%以上的耗材；韩国存储器方面居于领导地位，三星是最大的存储器厂商。

图/视觉中国

好的芯片更是用出来的，需要系统厂商和芯片公司共同锤炼。一位资深行业人士透露，以前很多国产芯片常面临产品“做出来没人用”的难题，找客户非常地辛苦，甚至可以说被排斥。想要被某些大企业采用，不仅性能不能低，价格还要比海外竞争对手便宜20%-30%，而像中兴和华为这样的大公司要求极高，“几乎就是求着他们用”。

两位半导体行业人士说对AI财经社说，得益于几起大的并购，目前中国的芯片封装测试技术相对来说差距较小，如果加大投入，中国大陆企业有望赶超中国台湾和韩国。

据中国基金报消息，近期，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募资金额高达2000亿元左右，主要聚焦集成电路产业链布局投资，重点投向芯片制造以及设备材料、芯片设计、封装测试等产业链各环节。

“我们过去多少年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就是改革开放。真正最大的风险是，有一天出现了技术冷战。另外，每个公司都要革自己的命，不能老做低端，不能老抄别人的东西，要创新。”陈大同说。

熬出光明

高度的不确定性摆在眼前，人人自危。

紫光展锐市场高级副总裁周晨对AI财经社说，意识到美国供应商存在风险，不仅是华为，今年以来，包括展锐在内，几乎中国所有的半导体企业都在做相应的评估，开始有意识地在上下游培养和寻找备胎。“对中国企业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要考虑自身供应链的安全。”

大厂的风险意识，也给过去一直在高度垄断中艰难生长的国产半导体产业提供了机会。

一家半导体公司人士对AI财经社说，以往产品想要进入华为的难度非常大，中兴可能是由一个人负责，华为来的则是一个专家采购队伍，如果其中有一人否定，这单生意就没戏了。去年以来，华为开始积极邀请包括他们在内的半导体企业进行交流，不管价格，只要达到产品性能就会考虑使用，甚至有的小公司产品质量和指标差一些也愿意给机会，还会派人入驻帮助一起定制产品。据他所知，华为还要求供应商公司的CEO和CTO必须是中国人，不能是海归，避免卷入麻烦。

除了大厂的态度，政府的行为也直接影响着产业链的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自2014年《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推出后，各地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财政扶持、土地优惠政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总共有3000多家IC设计公司。

周晨认为，半导体行业其实是需要集中资源的领域，不在于数量多少在于精。这种情况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和全球半导体行业发展规律是不一致的，对于产业来说不一定是件好事。

这与孙玉望的观点不谋而合。孙玉望认为，现在地方政府对半导体的投资太散了，应该聚焦，不要一窝蜂上，不要重复投资，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对一些卡脖子的东西要高强度持续投入。

华登国际中国董事总经理黄庆提议，政府的支持应该给到点子上。“尽量不要补贴，我觉得补贴政策是一个很坏的政策，补贴会把这个行业搞成非盈利行业，那我们都惨了，政府应该做政府该做的事情，给到点子上，这么多钱砸下来会把行业毁掉了。”

虽然国外大量报道中国政府在给半导体行业补贴，但赛迪顾问副总裁李珂观察到，随着体系的完善和审计的严格，其实政府的出资越来越少，民间的资本进入则是越来越多，参加一场半导体行业的峰会，可能一半的人都来自证券和投资机构。但民间资本是要追求商业回报，这也给半导体行业提出了挑战。

好的信号是，科创板的开放为资本提供了退出通道。在首批25家上市企业中，包括中微半导体、澜起科技、睿创微纳、乐鑫科技等芯片行业企业。相对于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科创板采取多套标准，给了不少受制于盈利不能在主板上市的企业机会。

其中，中微半导体已经跻身国际IC设备制造第一梯队，其刻蚀机打入了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厂台积电。虽然不是这25家企业中盈利和利润最好的公司，中微半导体却是目前市盈率最大的公司，说明投资界的看好。

图/视觉中国

这两年，半导体行业大热。媒体都投入很大的热情。不过，过度关注有时候也令创业者感到困扰。一位创业公司的CEO说，最近公司刚做出点成绩，政府就一心想把他们打造成当地的明星企业，隔段时间就会派人来公司视察，有时候甚至拦都拦不住，他不得不聘请专人来接待。他担心，被地方政府捧得过高，引来媒体的关注，稍微哪里做得不好，就会遭遇舆论“棒杀”。

圆桌讨论的最后，当几位嘉宾正在台上大话对中国半导体的信心时，坐在前排的瑞芯微电子创始人励民突然喊出一声：“要靠干出来，不能吹牛！”打断了讨论。作为论坛主持人的陈大同笑了起来，伸出话筒，请他上来一起讲几句，励民在台下摇摇头拒绝了。

作为中国半导体行业兴衰20年的见证者，元禾华创投委会主席陈大同对AI财经社说，这其实是大家的一种长期心理。“都熬了这么多年，里面的苦难和风险都心知肚明，但前途一定是光明的，如果不是，每个人怎么可能做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