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先生身上有许多反差。

他是个羞怯的人，上台发言，眼神和声音都放得很低，整个人缩着，佝着背，语句轻而简短。但他的小说风格大胆、阴郁诡谲，读者也因此分野，有人极喜欢，有人则强烈不适。

科幻作家之外，韩松的另一个身份是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副主任，一位正局级干部。每天早上四点，科幻作家醒来，开始写小说。一个多小时后，对外部韩副主任出门上班，坐最早一班地铁到单位，写作和审阅文章。

他在诗里写：「你神色慌张地潜入地铁，穿廉价夹克衫和牛仔裤，一个革质挎包是你永恒的装束。里面胡乱塞着，一叠稿纸，两支圆珠笔，三包头痛粉和一本《新华文摘》。」正因为这两种身份的交织，韩松的小说极具现实意味，无法写在新闻里的忧心忡忡，他在科幻里实现。

写作30多年后，韩松想讲的不是辉煌，而是写作者的沮丧。他认为自己写的是二流的科幻、三流的文学。这是一种常常会光顾的情绪——「包括你跟有些人聊天，你会深深地感觉到这种，不能抵达更高一个层次的绝望感，你表达不了对世界的认识。」他觉得这世上所有的作家其实都在写一本共同的书，都是要回答清楚——人是怎么回事，宇宙怎么回事，「我觉得，我回答得比很多人要差。」但他不愿停止。不是不甘心，而是对他来说，想表达的，还远远未表达完。

文｜罗婷

编辑｜金匝

图｜网络

《人物》：今年你出的文集，选了很多你高中、大学阶段的作品。你觉得和早期的状态相比，你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韩松：原来可能是一个非常纯粹的想象中的世界。40年过去之后，那种复杂的、社会的、现实的东西增加了。脑海里关于未来的想象和现实生活融到一块了。

《人物》：对于当时十几岁的你来说,科幻最迷人 的地方在哪儿？

韩松：新的世界吧。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是一个很庸常的世界。没有立交桥，没有高铁，没有手机，没有电视，没有冰箱。我们那时候玩什么呢，把香烟盒叠起来拍，比大小。那时候我对未来最大的想象是立交桥，因为从香港电影里看见了，我就想2000年的重庆会不会有立交桥。

但是科幻一下子完全就把你打开了，一下子到了世界的终点。我记得我看一本叫做《世界大战》的科幻小说，讲外星人到地球来杀人，那个场景非常非常紧张。那都是100年前的作品，现在看来还是非常真切。

《人物》：你和北岛、刘慈欣制作了《给孩子的科幻》，最希望这本书能带给孩子们什么呢？

韩松：真实。能够反映真实的宇宙和真实的人生 。我们选择的标准是，它应该 是按照科学、自然的规律来组织的一个世界，人在自然规律面前是平等的，你是逃不掉的 。这些小说也都是经典，是曾经打动过你的，放到现在看，它们仍然有非常大的魅力，能让你很吃惊。我们把所有的人看作都是孩子，不光是年龄，只说几岁以下是孩子，应该说整个人类他就是一个孩子，这样来选择文章。

《人物》：你平常一天的安排是怎样的，听说你每天三四点就爬起来写作了？

韩松：是这样的，但是即使这样，我都没多少 时间写。我在新华社管一个有320人的部 门，有时候5点钟就要出门，坐第一班地铁到单位，到了就开始工作，一直到晚上,都有稿子要看。像昨天晚上就是1点钟才睡，我们12点半把一个稿子给签完。节假日也是这样。上班的时候，即使想写也写不了， 就没有那个心境，各种电话、文件......都没法写。

所以留给自己的时间很少很少了。都是我在4点到5点之间，或者在出差途中，飞机上、高铁里边，或者上班之前那一小片刻写。

《人物》：很多小说家都有特别的写作癖好，比如海明威喜欢站着写作。你在写作时有什么习惯吗？

韩松：没有。我随时能写。有时候坐地铁，有想法就记在手机上。飞机经济舱很窄，有时候电脑就放在膝盖上。像在家里，我有时候会躺在床上。我们家很冷，到冬天暖气烧不上去，只有10度，只能坐在床上的一堆被子里写。我对环境不是很挑剔。

《人物》：你在写科幻小说的时候，第一句话通常是怎么写出的？

韩松：我很随意。任何一个世界都是非线性的，没有规则的，任何一个东西它都可以是一个开头。任何一个不起眼的、不经意的东西，都有可能会是一个奇妙的开头，有的时候也可能会非常平淡。我不要求它是《百年孤独》那样的。

《人物》：写作时你常常经历沮丧吗？为什么你一直说自己写的是二流的科幻和三流的文学？

韩松：是。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刚才来的路上，我从中国书店经过，买了两本书，你随手一看，思想境界、写作技巧、表现手段......世界上达到极致的人太多了。我是很绝望的，能写到什么程度，是天分决定的，有些东西你 会想不到，人家就能想到。其实大家都在写一本共同的书，都是要回答清楚——人是怎么回事，宇宙怎么回事，但是我觉得我回答得比很多人要差。

只要你放眼一看，就能看到科幻是这样，艺术、哲学、宗教、科学，都是这样的。人的生命太短了，你没办法去追求极致，你真是回过头到这个时候就会发现，想的跟表达的有差距，表达的并不是世界真实的样子，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是改变不了。这是天分。

《人物》：所以你觉得天分是一个无法逾越的东西吗?

韩松：对。包括你跟有些人聊天，你会深深地感觉到这种，不能抵达更高一个层次的绝望感，你表达不了对世界的认识。世界上很多科幻，能直指人心、直指宇宙的最根本，你是难以企及的。但是我就是很矛盾。你觉得你写不好了，你明明一辈子也写不到人家那个地步，但是为什么还会写。不是不甘心，而是我想表达的我还没有表达完，你还饥饿，一碗饭吃了半碗，你没吃完好像就走了，那是不对的。我要把那碗饭吃完。

《人物》：你说你见到身边不少年轻的天才，正在被一种奇怪的类似红星二锅头的冗余结构慢性杀死。是什么意思？

韩松：二锅头它能麻痹你，又能使你兴奋，它又很廉价，会上瘾，会成为一种非常程式化的一种东西。人喝了这个二锅头，也会努力，也在追求，但是他摆脱不了像二锅头这样窒息的环境，我也摆脱不了。至少在国内，我觉得没有人，包括主流文学的那些人。他们也在喝自己的二锅头。不是说二锅头不好，他就只喝这个了。

《人物》：那新华社的工作对你这一生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韩松：它是我投入最多的一个东西，我非常认真地去做它，而不是去混日子，当成一个简单的饭碗。哪怕是很烂的一个稿子，有时候我都会想把它做得十全十美。新华社有好多限制，因为它的官方身份，但是你又想去突破它，让它更好看一些。我会有一种责任感吧。作为工作，一旦接下来了，不管它是什么样一个性质，你是在这个机构里边，要按照它的规则来把事情做好，这是一种职业道德或者使命。

《人物》：所以如果有一天新华社的工作和写科幻冲突了，你会怎么办？

韩松：那肯定是优先工作。我其实可以把这两个事情做得并行不悖，而且互相补充。我也想过要辞职离开，专心写科幻，但是也下不了这个决心。现在跟以前的想法又不一 样了，会觉得我在新华社这个位置，这个事业，可以有很多人来做，但写科幻这回事，像我这样的写法和风格可能没有其他人来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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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你觉得记者这份工作对你写科幻有帮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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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其实我最怕的就是去采访的时候，人家介绍这是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韩松，也是著名科幻作家。每次听到这句话，我都恨不得打个地洞钻进去。记者确实要观察，这是新闻工作的基本武器，要比别人看得多、看 得细，但这到底有多少用在了科幻中，我也不太清楚。很多人问，是否当了记者，写科幻更好？但其实全职写科幻的人很少，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本职。我也想问刘慈欣，电工这份工作哪方面促进了他的科幻？王晋康老师是石油机械工程师，却写了很多生物学、天体物理、宇宙科学的科幻，我一直没搞清职业跟科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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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但是读者会感觉，你的小说其实更多是在反映现实，而不是建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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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我觉得有一种感觉跟职业相关，那就是忧心忡忡。当你看多了现实之后，并不喜悦，而是忧心。不能写下来，就更加忧心。写《火星照耀美国》，是我1996年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爬上世贸中心的时候，强烈的感受就是——这地方不可能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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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是记者敏锐的观察。每一座大楼里都要安检，很害怕。后来想，这就是记者对于科幻的捕捉，把这种感觉点滴融合在小说里。但我觉得比起记者，写科幻还是要理工男来写，我爱他们的硬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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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如果你拥有一种超能力的话，你希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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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隐身。小时候我就一直想要这个，现在还是。如果可以隐身，我就可以不受干扰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可以到处走走。我不想让人知道我的存在，我不会焦虑，会有自由感，就很放松。这么多年这个想法都没有变过。

《人物》：听说你一直在随身的书包里放着一个手电筒，为什么？

韩松：原来我是老带着。包里装了好多东西，电脑，手电筒，还有移动硬盘。随时都带着。（我怕万一）突然一场大地震，真的，所有的东西都毁了。世界有一百种毁灭的方式， 毁灭的可能性随时都存在，带这些在身上还是有安全感。

《人物》：2018年你一直想做但是没做成的事情是？

韩松：我想把改革开放这40年，以我的方式梳理一遍。这是一个无比惊心动魄的过程，我想记录下来，它是怎么在中国发生的，但我没有完成。

我想象中，它其实应该是一个杂糅的，既是科幻的，也是一篇现实的文章，新闻化的，我其实都同时在做，但是没完成。那么惊心动魄的过程，改变了多少人，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看到这种非常杰出的作品。我觉得这是这一年最大的浪费。没有了，再过10年，等到50周年，很多经历过改革开放的人已经不在了。

《人物》：2018年你最关心的一项公共政策是什么？

韩松：太多了，但我最关心的还是中美之间经济和贸易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这两个国家的走向，是我小说很早就写过的主题，我一直担心这个事情。这两个国家互为镜像，它们骨子里边太像了，才会这样，贸易战的影响是无法预料的。

《人物》：2019年，你想身处一个怎样的世界？

韩松：一个少生病的世界 。我现在有哮喘，胃也不好，只要发作了，很长时间恢复不过来，那种时候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也写不了科幻。

还有就是，想活在一个少死点人的世界里 。希望有创造力的人还能继续活着。我在想，天才纷纷离去，他们是不是对2018感到了厌倦，才走的。你仔细一想，那些去世的人，金庸、二月河、臧天朔、张首晟 ，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很叛逆，都沉浸在他们另外一个世界里边。这个世界可能现在不适合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