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万岁》也不是寻常意义上的纪录片电影，94分钟的电影拍了14段故事。得了癌症的小丑、失恋的舞女、拉萨踩脚踏三轮的老人、卖唱的盲人夫妻……《生活万岁》没有所谓的故事曲线，用任长箴的话说，「通过采样，用丰富、多意、暧昧的细节，让你看到的是人间万象。」程工用3个月时间完成了拍摄，剪辑的战争却进行了一年。他拍的不是现实题材而是现实。第二版已经是他最满意的版本了，各方「会诊」后，直至剪至第四版，才拿到公映的龙标。

文｜谢梦遥

编辑｜刘斌

程工不是一个寻常意义上的纪录片导演。他采访时偶尔言语疯癫，为什么拍电影是因为「闲的没事儿干」，怎么拍得自然，「像遛狗一样，狗都会说话了」。他多年的搭档任长箴，需要经常把他的话「翻译」一遍，才能让记者听懂。他浑身纹身，以至于有个主流媒体来采访，看他露着胳膊，让他套件衣服，但脖子上的花纹还是挡不住。对方开始犯愁了，「还有别人嘛？换一个。」

《生活万岁》也不是寻常意义上的纪录片电影，94分钟的电影拍了14段故事。得了癌症的小丑、失恋的舞女、拉萨踩脚踏三轮的老人、卖唱的盲人夫妻……《生活万岁》没有所谓的故事曲线，用任长箴的话说，「通过采样，用丰富、多意、暧昧的细节，让你看到的是人间万象。」程工用3个月时间完成了拍摄，剪辑的战争却进行了一年。他拍的不是现实题材而是现实。第二版已经是他最满意的版本了，各方「会诊」后，直至剪至第四版，才拿到公映的龙标。

程工之前拍过豆瓣评分高达9.4的纪录片《极地》，与任长箴等人合作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生活万岁》的线索埋在更早之前，2010年，程工与任长箴合拍一个同名电视纪录片，讲述了45个生活在上海的人的故事。他一直在拍普通中国人。

导演 程工（图右）图/网络

以下为程工自述。采访在11月底进行。

信仰是我的片子里最重要的东西

之前《生活万岁》的英文名叫要有光，本身是《圣经》里的一句话。每天早晨我们都会看到有一束光打过来，那光里边全都是尘埃，拿手去弄一下，里边就在滚动，就在变。就喜欢看那个，我拍的就是那个。光里边的那个尘埃，不打那束光，你看不到这个东西，我们就是那束光。

我的片子里信仰特别多。信仰不是让你逃离痛苦或者灾难，信仰是让你面对痛苦，有更大的能力和勇气去面对痛苦跟灾难。我所有的片子里其实全是在描写信仰和生死。这一直以来都是最核心的东西。

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想尽可能拍到所有信仰。有人信上帝，有人信穆罕默德，有人信毛主席，有人信佛教，还有信自己的，就是跳舞的女孩不一直在说信自己嘛。

《生活万岁》中失恋的舞女

佛教在中国是最世俗化的，所以过审最容易。删了一句话，就是喝酒的那段，说了3遍，最后变成两遍了。但是其他的，这你比我清楚。总共剪了4版，原来那版本，有老奶奶祷告什么的。但后来只有空镜头扫到耶稣像。

信仰在我们的片子里面一直都是很重要的东西，因为人只有通过这个东西才能快乐，你说呢？

我举个例子，我们拍了个老爷爷，我一直把他接到天安门。他已经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北京了，他现在在当地的一个医院里，我们把他从那里接出来，要保证安全。他坐火车看着北京，他就长叹了一口气，哎呀，家也没了。上了天安门，站在那儿手扶着汉白玉栏杆。他抱着我哭了，真的。我觉得他能懂我，我也能懂他，我觉得他一点也不傻。

老爷爷绕那红柱子绕九圈，在那儿拐吧拐吧。旁边的武警都问我，这是怎么回事儿，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老知青，这根红柱子就是他的信仰。曾经这根红柱子是一个人，现在它是一个红柱子，是一样的。我的父亲全是那一代人。这是我个人最感动的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后来没放进电影。

其实我完全不关心他信仰什么，因为所有的信仰在我心里边都是一个人。这还有一个空间，还有人看着你，你做的事情，说的话，别人都能看到和听到，这是我信的。

我在拍素材的时候，我真的不想这段故事能不能上院线。但是我每次拍片子素材足够多，怎么剪都有，我不怕那个。我不是为了院线而拍，我也不是为了院线而去表现。天津大爆炸幸存的消防队员我拍了，马航家属我也拍了，因为那是真正的爱和痛苦，领导人说了，《新闻联播》里放了，那年新年的时候，我们没有忘记你们，有120几个字在说这件事情。真的是这么说的。

我对送（片子去）国外，让老外去来评价这个东西，完全不感兴趣。我的片子是拍给中国老百姓看的，不是拍给外国人看的，从来都是这样。进院线被中国人看到比获奖更重要，我不是为了获奖，我对那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

说实在的，还有一个，我们脑子里面还有我们的投资方。我们不想把他扔坑里，有很多电影导演，分分钟把投资方就扔了，投资方也没办法。但是我们没有，我们一直保护投资方到今天。这是我们的善意，和我们的职业道德。

拍摄《极地》时的程工 图/网络

每一个细节后边都有一个巨大的世界

最开始的时候也想过拍名人，拍他拉屎、洗脚、玩手机，但瞬间就不成立了。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另外每个故事我只有五天工作周期，名人难以打开。

拍的时候，我们总共四组人，每组5个人，一个摄影，一个录音，一个导演，一个制片，一个助手。拍了40个故事，我差不多每组都跟了，只不过有的时候我不去现场，我在家里，把所有的拍摄方案都给过去了以后，我就要在这儿看素材，看有什么问题，明天是不是还要重新拍。

我的调研组先去做调研，把他们的底细全摸得特别清楚。因为我们整个拍摄周期就三个月，锁死了。前边第一轮可能和他生活一两天，把他的底细、故事、脉络、家庭关系、自己的身份和他的问题，所有的东西都摸得一清二楚，跟情感、生活、沮丧、信仰有关系的事，细到一个月挣到3000元，每100元是怎么花的。

我会亲自再去和那个人再做交流，可能两天，可能两个小时就可以完成，然后就开始拍摄，同时3、4个摄制组在不同的地方拍，我必须要五天之内拍完，算上转场是7天，3个月40个故事才能结束，否则结束不了。为什么拍40个故事？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么准确，有的人无法在五天之内打透，只能放弃，五天之内拍的成就拍，拍不成就撤，这就是我们打这个仗的方法。

人是怎么选出来的，首先得有想象力，就是你这个片子需要什么人。举个例子，如果不拍跟生命有关系的，怎么拍生活？要么拍死，要么拍活。什么最有希望？器官移植是最有希望的，哪个器官移植最有希望？心脏器官移植是最有希望的，一步一步地推，就推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么推真的得靠想象力。

盲人夫妇是最后一个故事。所有的故事都拍完了以后，因为每天都在挑素材，后期全跟着，我说我们这部电影里没有爱情。要拍什么样的爱情呢？什么样的爱情最可爱？没有见过的爱情最可爱。就找结婚30年、40年以上的盲人夫妇，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对方。光摸，多好啊，天天摸，光摸的爱情。我们的一个制片，她的家乡有这么一对夫妻。每一个故事方向是自己想到那个地方了，你能想到就一定能找到，你得到的永远比你想象的要好，每次都是这样。这个想象力特别重要。

《生活万岁》中的盲人夫妻

最后，90分钟讲14个故事，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是国内第一次。我对这种散点的东西特别擅长，我特别喜欢《巴别塔》那种电影，错综复杂，好几个故事一块儿讲的那种。

我不知道我要做成什么样，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做成什么样。很多片子开始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要做成什么样，完全凭着感觉。我的生活当中有特别多的「不」，经常会把自己逼到山崖上，我不能跟这个人合作，我不能拿那个人的钱，我不能这样，我不能那样。

我拍了十几年的西藏题材的纪录片，包括《进藏》、《极地》，但我不喜欢这两年很多西藏题材的电影。拿出来的全都是符号，根本就没有人。拿着一把蚂蚁放一边，为什么呀？那个细节不是细节，那是装出来的细节。

你跟我聊天，你刚才吃了一个包子，因为你饿了，你很辛苦。旁边的人在收拾东西，但是你拿了一个凉包子吃了，说明你背后是一个巨大的世界。吃一个包子，看到一个人，看到一个职业。我一定会抓住这种细节。猫头鹰就是这样。每一个细小的东西后边都有一个巨大的世界，你要有想象力和控制力。

在西藏拍摄的程工 图/网络

瞄准，屏住呼吸，摁下扳机

我拍片子从来都不只是一个观察者，我是一个他的朋友、亲人。我拍你，可能你跟别人都无法说的话你会跟我说。

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喝特别烈的酒。以前抽烟抽劲最大的烟，喜欢纹身，这还不够疼吗？我喜欢疼。我对自己狠，但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很温暖的人，要不然我拍的人不会有这么接近性。

总有人问我，你怎么拍到人家洗澡的？生活当中的一项嘛。我提这些要求的时候，我就要拍你的生活，这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不愿意接受，就别拍，你可以拒绝，有很多人都无所谓。我反正没觉得这是一脏事儿。我特别自信的，我跟每个人都这么说，这是你的生活，我不会拿你的三点去卖弄的。

如果一个纪录片导演，我看得上的，拍我做爱，我也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这样。

我在现场的时候没怎么哭过，拍的时候特别理性，特别理智，我让我的那个镜头去感受。它就完成任务，就是狙击手嘛，迅速地瞄准，然后摁下扳机，打中，结束。这就是屏住呼吸，这是专注，这是拍的时候。你看着别人的眼睛，你脑子里还要想他马上要说什么，说之后，你要拿到什么，你拿到以后，你要怎么剪，在拍摄的时候都得必须要想到的。

但是我剪片子的时候哭过，对，我剪片子的时候看着我的这些画面，看到这些人的状态，我经常会哭。我剪片子的时候需要特专注，特别紧张，因为我又不粗剪，就一口气下来。两三个月，或者更长时间。每天8点钟必须到机房，到12点，吃午饭，1点半到2点就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到下午4点，锻炼2个小时，晚上7点半工作，工作到11点，回去睡觉。

我更喜欢剪片。我觉得剪辑的创造力比拍摄的创造力还大。剪辑比拍摄要难。因为拍摄的时候太阳升起来开始，太阳落下来结束，你就回去可以洗澡，可以躺床上聊天，你可以再做点别的，剪辑不是这样，剪辑耗的全是内劲，跟拼积木似的。拍摄是跟大自然和外界的很多东西做斗争，拼反应什么的。

拍摄《极地》时的程工 图/网络

拍《极地》的时候，我认为没有困境，我这个人最大的困境就是我哮喘，我从来没有认为工作难过。拍《极地》最大的问题就是环境，六千多米，所以团队每一个星期都要送回拉萨，有发烧的，每天都有哭鼻子的。而且《极地》要用大设备，大机器拍。但是特别快乐，我喜欢西藏，拍之前我就去过20多次西藏了。

我希望《生活万岁》是我们的开始，这才哪到哪啊，才刚刚及格，真的是这样，二万五千里，刚系鞋带。我正在拍《原声》，一个中国人和中国音乐的故事，还没拍完呢，横跨的时间比《极地》要长，中间又把钱都拍光了，重新再找投资，然后明年再启动。

拍这么多年片子了，每一个拍摄对象都特别怀念我们曾经相聚的时候。十年前拍的片子，也叫《生活万岁》，拍了世博会前夕一群普通上海人的故事，前天在上海做点映，那些人都聚在一起，真的是十年了，说起来那时候相聚的那十几天，兴奋的都不行。

《生活万岁》的电影海报图/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