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被伤害，每一次被误解，从童年阴影到即刻发生的难过事，都可以变得渺小，化为一个段子的素材——这就是脱口秀的力量。

文｜谢梦遥

编辑｜金焰

The show must go on. 他脑袋里响起Queen乐队的这首歌。

69咖啡馆的当晚活动是文艺电影放映，结束后，石介甫的表演是附赠的。他不放过每一次当众练习脱口秀的机会。只是这次情况看来不妙，电影的氛围实在太阴郁了，观众本来就没几个，全场陷入一片死寂。

「请各位不要走，我是石老板，我给大家表演一段脱口秀。」他一路小跑，冲上台后就报出艺名，自己也略感尴尬。「放心，肯定让大家赶得上回去的地铁。」有人听到这话，立刻起身走了。

如果不是因为对脱口秀的爱，他不会硬着头皮说下去，很多事情也不会发生：他不会辞去金融公司的工作，10万元的网络借贷不会签下，父亲不会哭着指责他走上邪路，他的银行账户数字也不会一夜之间后面多出6个零……

后来回想，他总有一种感觉，那个晚上他是踩着那首歌的鼓点上的台，配合MV画面：高墙砰然倒坍，火车冲破屏障……演出必须继续。The show must go on.

孤独的艺术，你困住了就是困住了

新人遭遇冷场是脱口秀圈的家常便饭。台上站着一个陌生人，他没有喷火或者吞宝剑，帽沿下面也没有变出兔子，仅仅靠着一个麦克风，想要让观众笑出来，太难了。但刘旸是个例外，2015年第一次上开放麦，他就做到了爆场，观众几乎都站起来鼓掌。

他是个新东方英语老师。与一般新人不同，刘旸的优势在于不惧场，上万人的大型励志演讲他都经历过，而新东方5年的职业生涯——所有人都知道这所学校出产的老师善于活跃气氛，他积攒了7个小时的课堂笑话。演完下来，一个脸蛋红扑扑的小胖子凑过来赞美，「你段子真牛啊。节奏感真好。」刘旸觉得他长得很喜感，像年画里的抱鱼娃娃。

「你谁啊。我这才叫段子，秒杀你们。」刘旸想。他是个心气极高的人，舞台上他自称「教主」，刘旸这个名字太普通了，他不愿自己泯然众人。

「抱鱼娃娃」也上台讲了。主题是手机，他抱怨手机App总想访问用户隐私，并将手机做了一番拟人化，假想它的权限越来越大，将如何掌控用户的生活。完全没笑点，观众鸦雀无声。他跟刘旸解释，「我这是试新段子，看不出真正水平。你抽空来看我的商演。」

「这什么人啊，不仅不好笑还不要脸。」刘旸心说。

这是石介甫与刘旸的第一次见面。他不愿意把刘旸想成瞧不起自己，但他确实感觉这人不好接触。后来证明，两人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是错误的。

不久后另一场演出，刘旸换了一批新东方的课堂笑话讲。石介甫又凑过来，满是羡慕：「你这么快就写出15分钟的新段子了。」刘旸心想，「这算什么呀，老子还有呢。」

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太久，优越感慢慢在消失。大多数课堂笑话脱离了教材与情景，不适合上舞台。刘旸的存货快用光了，相反，他发现石介甫可以持续地输出。他的段子对世界有很多观察，切入点是能够引发共鸣却容易遭人忽视的生活细节。不止是说技巧性的笑话，他言之有物。

刘旸感到巨大的沮丧。「我知道这是我每天上课，饱经打磨的这些段子。但是他是个金融男，他怎么可能天天给客户讲段子呢。真是他硬写出来的。」

石介甫非常喜欢一个叫杰瑞·宋飞的美国脱口秀演员。宋飞是观察式喜剧的代表人物，对他影响很大。他研读美国的脱口秀指南《喜剧圣经》，总结里面的方法论去创作。他非常看重前提（premise）的概念，前提不用管好笑，是整段论述的中心思想——比如与刘旸初次相遇时他讲的那个手机的段子，「手机App总想访问用户隐私」就是前提，笑点可以后加。他再也没有讲过那个段子，「这个前提一直在，没有找到很好的方式去驾驭它」，但关于手机的段子他还有很多。

刘旸专门找石介甫请教，晚上10点跑去他家里。石介甫启发他，要多捕捉负面情绪。「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烦心事？」他问。

「我的烦心事可能就是我爸老给我把衣服混在一起洗，白衣服都是一块一块的灰，感觉什么东西泼上去过，放射状的。」

前提找到了，两人一起琢磨接下来怎么加梗。「你可以先演出来嘛，就说爸爸，你怎么把我的衣服洗成灰的了？」石介甫说。

「这也不好笑啊。」刘旸说。对话尴尬地持续了一阵，加梗还是失败了。

对石介甫来说，他对刘旸有了新的认识。他感到这人较真得可爱，「特别想把这个事情做好」，让他竟有几分感动。刘旸很早就表达过准备一年办一个专场，似乎想得太远了。

2018单立人喜剧节（石老板和教主在表演即兴）

刘旸最初的段子完全靠灵感，遇见什么，想到什么，顺手就记下。当他学习起石介甫那套方法论来写观察式喜剧，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硬生生地写」，那过程就像在一个主题矿区下开挖掘机。每次坐飞机，他到处注意，在想一定写点什么。「这个小桌板太奇怪了。」「飞机上老有人脱鞋。」想到一个前提，好不好笑另说，先记下来。电影院、宠物、父母……每个主题都列了几十条前提。一个300页的笔记本，不到半年就记满了。为了找到足够多的槽点，他把豆瓣最低评分电影《逐梦演艺圈》看了4遍。

石介甫是个热心肠，对于愿意和他探讨脱口秀的人，他总是将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在他的引领下，一些演员熟络起来，小团体慢慢成型。没有一个人的本行是喜剧，石介甫是金融业白领，小鹿是律师，宋万博是游戏开发员，周奇墨和刘旸都是英语老师。

他们时常交流，互相鼓励。事后看来有些举动甚至略显笨拙。有段时间，小鹿每天给所有人群发一则网络笑话。发到第三天，石介甫就受不了了，「你别再给我发了。」他说。

在石介甫提议下，他们定期举办工作坊，石介甫分享从《喜剧圣经》学到的经验，周奇墨则用拉片的方式，分析国外大师的技术，比如道具运用、无实物表演。大家互相之间也暗暗较着劲。「我们自己无形中就会有压力，你周围的人都在讲新段子，就是这种氛围，大家玩命地更新。」刘旸说。

刘旸变成了一个痴迷者。新东方暑假班从早9点到晚8点半，他下课还要赶来参加开放麦。有段时间公司组织在京郊顺义培训，他宁可每天驱车往返3小时，就为换台上的几分钟。就连旅游骑在马上，他都在想着改段子。经过不断修改，他把衣服染色的段子转换成他与母亲的对话。「我妈说，你这个白眼狼，你爸给你洗衣服，还不是因为你爸爸爱你吗？那是染色吗？那不都是爸爸的爱吗？我说，妈，爸爸的爱这件事儿吧，咱们自己说就行了，你让我怎么跟外人说呀……别人看到我的衣服说哈哈，他做羞羞的事情弄到身上啦！我一扯衣服说，这是爸爸的爱！」效果好多了。

像很多演员一样，刘旸有若干段子文档，一个叫「亟待打磨」，一个叫「常讲常新」，即便是烂梗他也舍不得删，放到「淘汰段子」里。他在谈论他的段子的时候是带着感情的，仿佛在谈论他的小兄弟。对于某些特别容易冷的场子，他会说，「你的好段子从来没经历过这种场合，让它们见见世面，是不是因为这个段子太嘚瑟了，让你见见修罗场。」

脱口秀不存在独立于创作的表演，所有段子都必须是原创的。每个人摸索着自己的风格。作为女演员，小鹿很敢讲些大尺度的谐音梗，比如「有一次盖章的时候，发现我印泥没带，但我一想，我大姨妈来了。然后我就让我大姨妈把我的印泥给带过来了。」周奇墨台上台下都属于慢热型，但他在慢条斯理的讲述中，常常带来一些角度刁钻的思索，比如猫叫春时，它到底在叫什么。宋万博有一大堆关于自己情商低的段子，他总是面无表情，看起来对什么事情都不屑一顾，倒和他讲的内容契合。其实舞台人设是凑巧找到的，有一次他上台过于紧张导致全程面瘫，别人跟他说：「你这个风格好啊。冷面笑将。」

他们的关系亲密又疏离，并不会时时刻刻泡在一起，也不会过多问及个人生活。「本来就是个很孤独的艺术，拉帮结派也没有意思。你所有的创作，你在台上的表演，没有人能帮你。你困住了就困住了。」小鹿说。

刘旸

得先给人解释你的梦想，为什么挣这么少

「作为一个业余脱口秀演员，我觉得说脱口秀跟干任何事一样，最重要的就是多练习。现在北京有很多的开放麦演出，就是欢迎观众上台表演的演出。欢迎你来。」在2015年2月的一条知乎问答里，ID「石老板」写道。脱口秀传统里对开放麦上一遍遍地打磨段子，试验观众反应，有着信仰般的珍视。国外演员即便成名后，也会时常回到开放麦。

发出那段话3个月后，业余脱口秀演员石介甫变成了职业脱口秀演员。

简单来说，他从金融行业辞职了。当时还没有像李诞这样的脱口秀明星的概念。未来到底是什么，谁也不知道。2012年他接触脱口秀——算中国最早的一批演员了，他只是想试试，这条路到底能走多远。他估计了一下，积蓄能花半年。

他的辞职为那个小圈子带来了某种化学反应，宋万博和周奇墨也辞职了。后来周奇墨对《人物》说，如果不是石介甫迈出那一步，也许他还会固守在原有轨道里。

他们相继辞职的那段时间，正是北京脱口秀的低潮期，那时每周固定的开放麦只有一两次。石介甫要自己争取演出机会。69咖啡馆那一幕，只是诸多尴尬演出里的一次而已。他在机场食堂里给炊事班演过，在嘈杂的集市上用屏风围起一块地演过，在消防队的车库里给战士们演过，「鼓掌鼓得很齐」，他还在居委会搭的半露天的大棚里给一群大爷大妈表演，老人们对他的笑话完全没共鸣，唯一反应热烈的，是他说了句：「你们是不是盼着我们结束，好回去做饭去？」

当石介甫还在金融业时，工作强度极高。辞职之后，生活一下松弛下来了，但精神状态却相反。有一天，他邀请了几个朋友来家里，买了几瓶饮料，围着桌子讨论怎么改段子。聊得毫无头绪，他突然想到这是工作日，别人都在上班，那一瞬间惶恐和绝望涌上心头，「我们感觉就是被社会遗弃的一帮人，在那自娱自乐。」

他再也没有回金融圈。靠着兼职编剧，给小孩上戏剧工作坊——他还迷恋即兴表演，他挣了些外快，生活维持下来。他最初还每天点外卖吃，后来就自己做饭了，能省则省。

全职演员与兼职演员的区别更多体现在心态上。「当我有工作的时候，我特别想出去转转，全职的第一天起，我就觉得，以后不能出去逛了。我出去逛一天（损失的）这个钱，可能就会让我多撑一段时间。」周奇墨说。宋万博撑了半年，感到压力太大，还是找个地方去上班了。

上开放麦没有收入，即便是商演，收入也非常微薄。和德云社的相声成千上万观众的商演概念完全不同，这种演出无需向官方申报，大多像开放麦一样在酒吧进行。有一次，观众来得很少，付完场地费之后每个演员只分到了16块。但据石介甫回忆，大家还是喜滋滋的，「都觉得挺有纪念意义的一个事儿」。

他能感到自己在进步。2016年4月，上海举办的第一届国际脱口秀节，他战胜了另外19名选手，拿下冠军。但夺冠当晚，大家约饭时却发现石介甫消失了，原来他为了省下住宿费，赛完就坐高铁回北京了。

「你要告诉别人你是做这个行业的话，特别尴尬。第一个，你得给人解释你的梦想，为什么挣这么少。」刘旸说。

有些方面石介甫很节省，但有些方面他却不在乎。夺冠后几个月，功夫喜剧邀请他和周奇墨去做双拼演出，周奇墨一度犹豫，他简单算了下，对方如果不包住宿，他们还得搭钱进去。但石介甫格外看重那个机会——功夫喜剧在圈内被视为拥有上海最好的场子，他鼓励周奇墨一定要去，「这些都是小钱，以后我们会挣回来的。」好在最后对方解决了住宿问题，两个人在快捷酒店合住一间。

石介甫

石介甫是甘肃人，父母都在体制内工作，观念传统。辞职的事他不敢告诉家里，一直瞒着。为了显得逼真一点，他有时候还不得不瞎编一些公司的最新情况。父母来北京看他，他白天还要假装出门去上班。

假象维持了一年多，最终在全家计划出国旅游时，才出现破裂的危机。办签证需要银行流水单，他根本没有工资收入。实在瞒不下去，他决定向父亲摊牌。

他把父亲约到一个餐馆吃饭，做了一番铺垫后，鼓起勇气说了出来。才讲了5分钟，他就看见父亲在抹眼泪，「你欺骗了我。」父亲说，「你要走向邪路了。你现在就是入了魔了。」

然后就是一通激愤指责，「你一心就是要搞这个东西，我告诉你，搞文艺没有前途！这是一个赢家通吃的行业……」在那顿饭的最后，乃至接下来几个月，他们谁也没能说服谁，旅游的事自然也黄了。

这还不是最艰难的时候。2017年初，石介甫决定再迈一步，成立公司。唯有正规化，才有机会获得投资。他自己运营起一个脱口秀俱乐部，起名为「单立人喜剧」。投资迟迟没到位，他一度网络借贷近10万元，垫付员工工资和演出场地费。不问人借钱，是怕伤感情。

租不起办公室，他就去蹭咖啡馆。演出多在北新桥一带，那周围咖啡馆他去了个遍。「他最早开公司的时候有一件事让我们特佩服：他的公司就他一个人，他还花钱雇了个人，给他排演出信息公众号。他自己在旁边写段子。」刘旸说。

「我当时就是比较拧巴，觉得不能够妥协，不愿意放弃我写段子的时间去干别的。」石介甫说。

他身上仿佛藏着一个强力吸尘器，能把所有的消极、沮丧吸走。很多演员谈论到「石老板」都会提到一个词，执着。即便在最低落时，他从未展现过悲观。「其实我那么多年没怎么花工夫，吊儿郎当地在干着。但他一直在坚持。」本职工作是一名党报记者的曹舒昊说。他有段时间私事缠身，对脱口秀的热情减下来了。让他感动的是，两人原本不熟，石介甫居然记得他，有次开专场还特地请他过去主持。他发现，石介甫不止对他如此，他是在用一种近乎恳求的方式，把淡出的人重新拉回脱口秀的圈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石介甫和父亲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后来他想，叔叔肝癌去世可能对父亲的观念产生了一定冲击，让他意识到人生的脆弱。「我叔走的时候不到50岁啊。他是一个拼命挣钱的大商人，因为钱耽误了身体。我爸后来就跟我说，人这一辈子活着就开心，我想通了，你就干你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吧。」

2017年7月，经过超过半年的谈判与等待，一笔200万的投资到账了。笑果文化制作的《吐槽大会》在上半年播出后大获成功，资本开始涌入脱口秀的蓝海，好几家俱乐部都获得了天使投资。当看到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时，石介甫再次确信，父亲完全没有办法阻止他了。

几年来深耕线下演出，他聚拢了一批好手，他们的现场具有说服力。彼此的融洽关系让一切变简单许多，从创业伊始，合同都未定，刘旸、周奇墨等人口头就答应加入。

那个晚上，石介甫失眠了。不是欣喜，脑子里全是焦虑。他成了真正的「石老板」，脱口秀不再关乎个人，它是一个团队的事情了。

再痛苦的事情也可以讲出来，是一种和解

资金解决后，单立人喜剧在北京铺开，演出从一周3场、5场逐渐增多，直至平均每天两场——周一到周四是开放麦，周末则是售票商演。演员赶场成了一种文化，上场演完，出门踩着共享自行车奔向下一个开放麦场地。

不断有新人加入。在这过程中，刘旸再也不是最初那个看起来不好接近的人了，他变得越来越积极。他会把对公司的新想法，对某个段子的建议，群发给所有人。并不是所有人都心甘情愿接受他的直言。由于爱做思想工作，他有了「政委」的外号。「有些演员的段子他觉得这么讲不太对，他就特别着急，就特想给人改。」周奇墨说，「不知道他那些能量从哪儿来，他就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单立人。」

在一次演出后，一个观众加了刘旸的微信。他后来发现那人是个警察，在朋友圈分享工作琐事，十分有趣。刘旸认定他是个人才，几番游说他上台，警察总是犹豫不决。刘旸想到一招，警察每发一条朋友圈，他都在下面回复一长串的「哈哈哈」，「我让你提前体会到开放麦的感觉。」警察被他成功发展成脱口秀演员。

单立人的成员来自不同职业，能够利用到他们的专业技能。第一份商务合同就是交由小鹿过目的，她是个律师。当另一位专攻知识产权的律师加入后，单立人拥有了更厚实的法务基础。石晓宇学过设计，他帮忙制作公司文化衫，把每人的段子金句印上去。刘旸则抽出整整两周时间，编了一本10万字的表演手册，「因为我是新东方出身的，我会天生想着培训这一套。」

行业规则在建立。撞梗（指套用他人段子的结构和逻辑）是早就在圈内被鄙视的行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前提（premise）的重要性，一个新的共识达成了，别人率先提出的独特前提是不能挪用的。几乎每个演员都有关于地铁的段子，但「地铁上有人一被碰到就发出嗞的声音」是由周奇墨先说出来的，就相当于永久注册了。他那个段子后半截是，「如果我一直碰他，嗞、嗞、嗞，他不会打出一段B-box」，但别人就算想到了新梗，也不能说。

「这个世界上的素材太多了，我随便给你举个例子，我到目前没听过一个人吐槽埃菲尔铁塔，吐槽原木装修。」刘旸说，「美国那么多演员，这么多年历史，他们都没有相互重样的。（如果）我们这么点演员，这么两年，就已经到了必须互相抄的阶段，我们是不是小看这个世界了。」

得益于高频次的演出，技术也在发展。演员们纷纷抛弃了讲纯粹的笑话、俏皮话，观察式喜剧、观点型段子推广开来。当周奇墨在2017年开创性地讲起长故事，他为所有人开辟了一个新大陆。之前也有人尝试过故事型段子，都是瞎编的，但周奇墨那次讲的是个人经历——小学时遭受校园霸凌的事。「你最开始越过这道坎的话，是需要突破一点心里的障碍，心里的疑虑。我讲这个东西别人会愿意听吗？稍微带点悲情色彩的事儿，别人会不会觉得我在投机取巧？」周奇墨回忆。

他不断发掘那些荒谬的往事，父母的离婚，独居北漂的内心孤独，住出租屋险些丧命的煤气中毒事件——这个主题过于沉重，他挣扎很久才写出来。他感到，重新审视那些往事的创作过程，也是和解的过程，「你把它变成段子以后，确实是让你对一些事情更加坦诚，在心理上对自己确实是有一点帮助的。」

周奇墨

这些事情他从前几乎未和他人细诉，回忆并不好受，但通过技巧呈现，就有了笑中带泪的味道。最初，圈内的反馈是惊愕，很快，很多人意识到这是一种更有深度可能性的脱口秀类型，也加入尝试。宋万博说过自己身为男人被性骚扰的事；石介甫回忆了幼年时父亲假装将他遗弃在大街的可怕玩笑；小鹿讲起看妇科病的经历——那段子其实并无性意味，她讽刺的是缺乏职业素养的医生，她再也不是那个靠着「大姨妈」谐音梗作为王牌的小鹿了。

这就是脱口秀的力量，每一次被伤害，每一次被误解，从童年阴影到即刻发生的难过事，都可以变得渺小，化为一个段子的素材。单立人曾派员参加过企业堂会演出，所有人忙着互相敬酒，吵声一片，根本没有人听台上的人说话。前三个演员都是讲到半途放弃。刘旸最后上场，带着微笑硬撑着讲了30多分钟，他的声音始终淹没在人群喧哗里。在回去的路上，有那么一个瞬间，他突然感到非常悲凉。但他很快就抓住这种感受，写成了10分钟的段子，演出效果极其炸裂。

刘旸有着敏感的一面，他渴慕得到所有人的喜爱，对外界评价极其在意。他经常给演员、观众群发一模一样的感想，探讨得失，连《人物》记者也在半夜收到过他的私信。有次他听到有人说他的段子肤浅——他确实说过太多短平快的段子，他气疯了，当时他还在旅游，连夜写了3篇文章回击。

这件事留下了后遗症。用他的话说，他一度「对深刻这个词产生了生理反感。」石介甫给他发了一条很长的短信开解他，「总有喜欢你的观众」。他感到很温暖。

嘴上不依不饶，刘旸也在努力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他试着去写一些批判题材，比如盲道设计、挫折教育、传统文化二十四孝的愚蠢。他曾确诊过双相情感障碍，经常会无缘无故地痛哭——那是他内心最隐秘的部分，他说服自己，把看病的经历也写了出来。拿到开放麦去试，笑点并不多，那是他难得的用一种低沉平静的声音讲述。让他意外的是，下到后台，石介甫和其他演员都围上来为他鼓掌，「你迈出了第一步。」

随着脱口秀技术与内容的迭代，对演员们而言，这门艺术的意义也不同了。宋万博性格内向，迷路时甚至害怕问路，工作上也很少跟别人交流。他觉得反倒「在这一行，我可以把我自己心里的话，转化一种形式把它给说出来」。去年才登台的90后女孩杨笠敢于讲一些具有冒犯性的女权意味的段子，她认为自我表达才是她获得的最大乐趣，「如果我抛弃我想讲的东西的话，我就不知道我在干嘛。」

大众对脱口秀的接受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即便是业界最看重的国际脱口秀节，目前办了3届——周奇墨和刘旸分别拿下过去两年的冠军，在圈层之外也毫无影响力。目前，全职演员的每月演出费也只有四五千元。

但石介甫这批人已经不打算回头了，几位核心成员都辞去了工作。他们甚至连编剧的兼职也不接了，全力做脱口秀。刘旸仍在新东方，对于是否成为全职演员，他很纠结。但有一件事可以确认，他不会离开这行了。为了让自己表达更好，他报了市面上所有叙事技巧的知识付费课程。他疯狂地创作，产量极高，个人专场开到第三个，超过了所有同行。

他自认是个容易陷入悲观的人，但对于旁人口中对脱口秀未来的悲观论调，他绝不买账，「我从来不敢想象自己能把一个发展得这么快的世界里面的任何一个东西看到尽头。我也坚信一个东西如果看似到了尽头，一定是缺乏改变它的人才而已。」

一路以来，单立人做了多种形式的脱口秀探索，举办故事会，开播客，还开了免费的训练营，邀请其他城市的脱口秀演员来北京学习。各个俱乐部之间存在竞争，单立人欢迎任何演员来参加开放麦。「石老板一开始想得很清楚，我们要一起推动这个行业，把这个行业做成一片汪洋。」刘旸说。

石介甫的朋友郝雨对《人物》回忆，几年前有次开放麦演出结束后，全场只剩演员了。那时开放麦少，演员们难得相聚，都特别珍惜彼此。石介甫喝了酒，他留在台上，让大家随便出题目，随即展开即兴脱口秀。没有观众喝彩，底下就那么四五个演员，但他特别正式地演，一脸认真。

受到感召后来也成为脱口秀演员的郝雨说，他在那一刻感到极大震撼。「他太热爱这个舞台了，他享受说脱口秀那个感觉。」郝雨说，「观众早已退场，演员久久不肯离去。」

演出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