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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三里屯卖花二十年,什么没见过?

2018年7月10日 文/ 巴芮 编辑/ 金石

几年前,高晓松在三里屯遇见了老相识——卖花阿姨李会兰,一番寒暄后,他在微博上不无感慨地写道:“伊15年在这条街卖了12万只玫瑰,见过100万对恋人。问伊如今年轻人有何不同?伊说你们那会一把一把买花,现在的小伙子一支一支买。又说如今坏人多,目的性强,不像我们那时全是没心没肺的狗男女。”

前不久,我们也在三里屯遇到了李会兰。

文|巴芮

采访|巴芮史千蕙

编辑|金石

摄影|尹夕远(除特殊注明外)

“北京太需要夜生活了。”

1995年,曾在凯宾斯基饭店礼宾部工作的李亨利从澳洲进修酒店管理归来,直奔三里屯。“夜生活的主流不在歌厅,不在桑拿,而在酒吧,三里屯将成为北京酒吧的核心。”他说,“我想改变中国人朝九晚五的生活秩序。”

一年后,他收购了位于三里屯北街的阿尔卑斯啤酒屋,更名“白房子”,那是三里屯最早的酒吧之一,李亨利也留下了一句至今仍在三里屯传诵的名句:晚上不出来,白活一辈子。

白房子酒吧图/网络

随后的20多年间,夜晚的三里屯几乎成了北京夜生活的代名词,积蓄着这座城市沉稳背面的欲望与荷尔蒙,展示着北京最性感、疯狂、潮流的一面。

高晓松是最早那批天天泡在三里屯的年轻人之一,他们一群男男女女天天在“白房子”喝酒打牌,感觉“人生差不多也就这样了”,赢了牌的人一高兴就买一大捧花,混在一起的姑娘人手一支,不分彼此。也就是在那时候,高晓松认识了在三里屯卖花的李会兰。

早年间的三里屯,最不缺的就是北京城中大大小小的名人明星——在这里,刚刚与王菲离婚的窦唯拿可乐泼过记者,深陷“艳照门”的陈冠希动手打过狗仔,三里屯派出所天天彻夜亮着灯,还曾被醉汉误以为是风格独特的夜店。

传说中,当年周迅来北京拍戏,在三里屯认识了一位歌手,随即开始了她进入娱乐圈之后的第一段恋情。十几年后,做了高太太的周迅回北京宴请亲友,地点也选在了三里屯的四号厨房。

三里屯最火的年代,王朔、姜文、叶大鹰等人也合伙开了酒吧。最初,有人提议取名“非话廊”,但因为太文艺被否决,后来,又有人提议叫“王老师酒吧”,王朔听后说,“装什么装啊,直接叫‘王吧’得了。”

早年王朔也曾在三里屯开过酒吧图/网络

在三里屯,有人写出了经典的歌,也有人留下了经典的段子。

音乐人丁原失恋后来三里屯借酒消愁,半箱啤酒下肚,写出了歌手陈琳的代表作《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老狼在歌里怀念“同桌的你”,现实中,和他同桌喝酒的是作家大仙,当年两人用同一款诺基亚3210手机,喝大后揣着对方的手机回了家。之后,大仙接了无数找老狼走穴的电话,老狼也接了无数找大仙写稿的电话。俩人相约交换手机时,大仙问老狼,没用我的手机打国际长途吧?老狼说,美国算不算国际长途?

后来,地产商来了,观光客来了,当初在混在酒吧的文艺青年们,成家的成家,出国的出国,“白房子”易主了,“王吧”也关张了,三里屯不再是入夜后的北京唯一的去处。已经变成矮大紧的高晓松还是偶尔会去三里屯,但他自称酒吧并非他的目的地,他现在更爱坐落于三里屯的pageone书店。

好在,卖花阿姨李会兰还在。几年前,高晓松还在三里屯迎面撞见她,一番寒暄后在微博上不无感慨地写道:“伊15年在这条街卖了12万只玫瑰,见过100万对恋人。问伊如今年轻人有何不同?伊说你们那会一把一把买花,现在的小伙子一支一支买。又说如今坏人多,目的性强,不像我们那时全是没心没肺的狗男女。”

前不久,我们也在三里屯遇到了李会兰,还听她讲了讲这20年的“三里屯往事”。以下,是李会兰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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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97年来三里屯卖花的。

最早的时候,这条街上没有大人卖花,都是一个大人带着四五个刚会走的小孩儿卖。小孩“嘣嘣嘣”跑过来抱着你的腿不让走,买朵花他才放手,一会儿就能卖好几十,那时候工人一个月工资才几百块钱。后来好像是有人举报了,就不让这些小孩卖了,又赶上下岗,我就过来卖花了。当时还偷偷摸摸的,怕让街坊看见笑话。到这儿也拉不下脸来问人买不买花,碰上那不客气的怼我一句,晚上回家还自个儿偷着抹眼泪呢。

在有酒吧之前,三里屯南街还是卖汽车配件的,有汽修厂、服装店,酒吧对面就是居民小区。那会儿的酒吧,装修都很土,进门就是木头桌椅,跟饭店似的,还有人上来就问,“有炒菜吗?”来的也大多都是中年人,一进去全是四五十岁的,公司的聚会啊,有的家里来亲戚啊,带着上酒吧喝个酒,很有面儿。

那时候流行开桑塔纳、带BP机,来酒吧玩穿得也挺正式,坐在那儿也比较拘束,点一桌子酒,找几个女孩坐那儿聊聊天,高兴了再点个歌,也就这样了。

2001年北京三里屯的酒吧图/视觉中国

“白房子”算是三里屯最早的酒吧之一,开在南街,老外特爱去。高晓松在节目里说,他们最早恨不得天天泡在“白房子”里喝酒打牌,但我最开始碰见他是在“男孩女孩”。

那会儿一礼拜能见他两回,10点多一来就门口桌子这儿一坐,搁一瓶酒,话也不多。等到快后半夜了,人少了,他就叫阿姨们、大姐们一块儿聊会儿,他爱跟岁数大的聊,惦记着听以前的事儿,家常里短的什么都说,他爱听你讲。那时候也不知道高晓松是名人,他说你叫我小高就行了,很朴素。聊完他心里有谱儿了,拿一沓A4纸就找个旮旯写去了,一直待到2、3点钟我们都走了,他把稿子写完了才走。

丁磊我印象也挺深的,2000年前吧,网易刚成立不久,丁磊穿着拖鞋、T恤、大裤衩子,跟6、7个人一起来酒吧。我看酒吧门口发的书上介绍过这人,说他刚27岁,成立那么一公司。我就认出他来了,说,“你是丁磊,你是网易的发起者”,他告诉我说过两天来开新闻发布会,要带好多朋友来捧场。后来那天,他们来20多个人,开完发布会他就把我们卖花的全叫来,没要花,一人给50块钱,那时候50块钱还不错的。

2000年左右,网易成立初期的丁磊图/视觉中国

那时候,人们的收入没现在多,没现在有钱,但是好像更大方、爽快。花儿也好卖,我天天能卖一百多,有时候好了两百多。

那会儿我们撺掇高晓松买花,他说我买花没人送啊,我不招姑娘,嫌麻烦,我们说你往舞台上送,他真送。有时候遇到他们一大帮人来玩,喝高兴了出来,打牌赢了的那个能买一大把,一起来的姑娘,一人一支。他们那一群人,男男女女的,我也分不清谁和谁好,看起来都一样。

臧天朔追斯琴格日乐的时候,每回来就把我们这四个卖花的手里的花一把全包了,一把一百块钱,连着来了一个多月,人就让他给追走了。我们挺高兴的,就盼着他们来,咱们就有钱挣呗。

2

后来,喜欢在夜里出来玩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三里屯也就变得越来越疯,和白天你看到的北京完全不一样。

那会儿打架的多,特别是一到夏天喝多了就在那小胡同里打,有的人拿着酒瓶子满屋里逮谁跟谁喝,什么话都撩出来了,有的看不惯了“咚”一脚给他踹倒了,两桌就干起来了,上桌子、上凳子,满屋飞酒瓶子。

各个酒厂派来促销酒的小姑娘很多,百威的穿个黄色小裙子,喜力、青岛是绿的,一个屋里站好几个,客人刚一进门,这几个姑娘“嗖”就围过去跟人家讲“喝我酒,喝我酒”,卖酒有提成啊,客人讲话,那我喝谁的啊?有时候抢急了这几个姑娘就对骂,揪着头发打架。后来酒厂就不派小姑娘了,直接让服务生促销了,客人说喝什么酒,直接上什么酒。陪酒的小姑娘一直都有,原来在明面儿上,人来了就直接满屋里问,现在不让问了。

酒吧越来越多,这街两头卖小吃的夜宵摊儿也越来越多。先是卖煎饼、鸡蛋灌饼的在这儿,后来麻辣烫来了一大摊子,还有烤羊肉串的,搭个大棚子,都是10点来钟等城管下班了,他们就摆上,车都过不去。

李会兰在三里屯酒吧卖花

酒吧里的啤酒好几十一瓶,这些夜宵摊儿卖三块一瓶,所以,生意挺好。因为看人家生意好,有一群像黑社会的,就开始找摆摊儿的收保护费,我有个亲戚那会儿在那边卖点小吃,说让他们一晚上交50,不交就要拿刀砍你。麻辣烫人多就不交,第二天摆摊,他们花一百块钱雇一个人,雇了20个人在边上看着,打起来就上。结果收保护费的那帮人雇了30个人,真打起来了。但过十几天,麻辣烫摊儿照样支起来了,保护费也没收起来。

每次一到有球赛的时候,甭管是欧洲杯,世界杯,这条街上就会更热闹。

每到世界杯,球迷都会聚在酒吧里看球。图/视觉中国

2008年吧,也是足球比赛,看到自己国家赢了,一群白人老外高兴地在这儿裸奔,顺南口一直奔到北口,嘴里不知道喊什么。我当时卖花,发现客人不喝酒了,男孩子都起哄,我心想这是高兴了吧。我往前走,有人就扳我肩膀,他们一群老外跟在我后边要拍照,拍就拍吧,站一排,周围人就哈哈哈的乐,我这回头一看,妈呀,都裸着呢。

2008年以后,工体、后海也都有酒吧街了,客人就有点儿被分流了,为了竞争,三里屯这边的酒吧就开始有跳钢管舞的。我看那跳钢管舞的穿三点式,还嘀咕,哟,这样就出来了?我都不好意思进去卖花了,就在外面也不敢看,有时候斜眼偷着瞄一眼,还不能让人看见,好像让人觉得“哎呀,这么大岁数了还看这个”,自个儿脸就臊得慌。

但那会儿来的人都觉得特别新鲜,马路上走的这些人都瞪着眼睛看,就像以前我们那个年代上人家看黑白电视一样,看完了回家。

这些年,这街上的姑娘穿得越来越少了,我回家还跟老伴儿叨叨,说酒吧那人跟疯子似的,穿得露胸露背的,有的直接穿一乳罩就出来了,看见这样的,我都得拿手挡上背过脸儿去。

3

前些年,我又碰上丁磊一回,他还是那一条牛仔裤,一件白T恤。他们那帮人一人买了一束花,我卖20,但他们有给50的,也有给100的,之后就挺长时间没见着他了。

现在来三里屯的明星没以前那么多了,媒体、网络太发达了,再加上人人手里拿一手机,估计明星也怕被太多人认出来。那英、孙楠他们一来喝酒就戴着帽子、眼镜,停完车直接进去找个旮旯,你要不到跟前根本不知道那是谁。

不像早些年,大家都没手机,人好像也没那么紧张。姜文、姜武哥俩来喝酒,就坐那儿,聊一聊,跟周围人碰个杯,就走了。

这二十多年,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的冬天不冷了,有一年冷的时候零下17度,我刚到这儿把车一放,树上的鸟都给冻下来了(笑)。天儿变暖和了,但人的心变远了,压力越来越大了,像高晓松他们当年那样没心没肺就是来这儿玩儿的年轻人变少了。

现在经常是,一群人坐这儿,一人一个手机,玩儿手机都不抬头,也不咋聊天儿,问他买不买花也听不见。有时候俩人坐这儿聊半天,像是谈什么事儿谈妥了似得,然后男的给女的买一朵花,一抱一抱那么买花的人,越来越少了。之前我看到一个姑娘和一个台湾小伙在一起,想要花,但小伙子一直不愿买,后来勉强买了一朵,这事儿我不大理解,是不是他们不太适应咱大陆这儿买花送朋友?

李会兰有时也会在路边卖花

有时候想想,这个手机真是耽误事儿,但没有手机又不行。昨天我忘带手机了,有个小伙子买花,20块钱,但没现金啊,找了4个人,都没人给他刷。我说那算了,我送你一朵吧,要有缘的话,下回碰见,你来再买我一朵就行了。

原来在这条街上遇到半夜哭的,经常是失恋的。之前有个姑娘,谈了两年恋爱,人家男的又有新欢了,不要她了,过来抱着我哭半天。遇见了那我就少卖点儿花,跟她聊聊。虽然我们也不认识,但这种不认识的好像才方便什么都说,因为一走了谁也不看见谁了。

这些年,除了失恋的姑娘,老有男孩工作不顺利的,在这儿喝酒跟我说。几年前,有个小伙子特别瘦,也挺黑的,一人在“男孩女孩”里喝酒,我看他不开心嘛,我说你买朵花送唱歌的嘛,他说阿姨我不买,然后他不言声儿了,一会儿说,阿姨,您歇会儿,您累吗?我请您喝杯酒吧。

他说大学刚毕业在北京创业,家里借了20万,他把这钱全投进去了,一分没回来,他说阿姨,我喝完酒我就跳楼去,我不想活了。他一边说一边哭,嗷嗷地哭。我就拍了他两下,我说小伙,你妈养你这么大,你那命就值20万啊?那天晚上我也急眼了,劝他半天。

今年开春,我又在酒吧里看见这个小伙子了,白了也胖了,开始我都没认出他来,他叫我,说来找我好几趟。他说阿姨,要没有当初你那句话,现在你就见不着我了。他说他现在拍电影去了,我挺高兴。跟他说,钱算什么呀,人活着才是最好的。

那天晚上,他掏了200块钱给我点了首《世上只有妈妈好》,我挺感动的。他让我跟他去簋街吃小龙虾,我没去,但我看他身边有个女孩,就给他留了一朵花。

在三里屯待了二十多年,我也靠卖花供孩子上了大学、毕了业,现在家里也挺好的了。这条街上的人我也都熟了,车也不用锁,冬天的大棉袄,往那一搁,别人不敢动,旁边的人都能帮我看着。

这条街这些年,见了那么多人和事儿,也养活了不少人,我也算一个。我现在每天晚上再来这儿,也不算是纯为卖花儿了,就是一种习惯,因为在这儿踏实,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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