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视觉中国

文何可人

去年今日，2017年1月14日凌晨，周有光先生去世。一位世纪老人，在刚刚过完112岁生日后第二天，于睡梦中宁静离世。

周有光的离世，让无数普通读者惋惜悼念。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汉语拼音之父”，但这个定位，周有光并不同意。他生前明确表示：汉语拼音是一代一代人的拼音成果，我不能是“之父”，而是“儿子”，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这位中国人民的儿子生于晚清，后经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新中国时期，被称为“四朝元老”。

50岁之前，他是金融学家和经济学教授，50岁到85岁间成为语言文字学家，85岁后又成为关注时代变化和历史演进问题的文化学家。他百岁之后仍笔耕不辍，陆续出版《百岁新稿》、《朝闻道集》、《拾贝集》、《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等著作。

他曾戏称，自己做经济是“半途而废”，做语文文字学是“半路出家”，两个“半”字合在一起，就是个圆圈，一个“零”字。幽默背后，是周有光对人生轨迹转向的无奈和释然。

他的112岁生命，是百余年近代中国最复杂激烈的一段历史，也是一位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中国现代历史风云激荡，置身其中，周有光并不能完全挣脱知识分子的宿命。但他没有被吞没摧毁，始终保持内心深处的理性和乐观，并以此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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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5日，周有光因为发烧住进医院。住院久了，老人想回家。他对身旁跟着自己20多年的两个保姆说，我们三个人偷偷一起回家吧。

没有医生同意，他的“逃离”计划没有成行。周有光开始给保姆们讲故事。讲自己的常州老家白墙青瓦的青果巷，汩汩流淌的运河；讲自己兄弟姐妹8人的童年故事……保姆小田记得，老人不分昼夜，讲了几乎两天两夜。终于，他讲累了，开始睡觉。

12月27日，周有光出院，回到北京市东城区柺棒胡同的家里。他的话越来越少，睡眠时间越来越长。侄女张马力发现，舅舅“眼睛里一片空空，茫然，从来不是那样的眼光”。

2017年1月14日，这束穿越了一个世纪的光，熄灭了。

112年前，江苏常州青果巷有些衰败的礼和堂内，周有光出生。此前，母亲已经生了5个女儿，活下来3个。这个被家族期待许久的男孩被取名周福耀。1个月前，末代皇帝溥仪出生，清朝摇摇欲坠。

在常州，周福耀度过了充实而快乐的童年。中国近代，常州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青果巷位于常州南市河北侧，长约千米，与运河毗邻。周有光曾说：“青果巷有意思，瞿秋白、赵元任、我，都住在青果巷，我们三个人都搞文字改革。”

周福耀3岁时，常与祖母同住。祖母能读古诗、做古文，她常常教周福耀念唐诗。周有光回忆，“河边的房子，有大玻璃窗，有月亮的时候特别好。”

潜移默化之外，周家专门请了中文、英文、舞蹈老师给女儿们上课。年纪尚小的周福耀，常常在一旁偷听。上学后，父亲觉得“福耀”俗气，把“福”字去掉，周福耀从此改名周耀。他成绩很好，顺利读完小学，还跳了一级。此时，常州以外的世界，正处于“一战”后中国短暂的黄金时期，国家缓慢而艰难地试图想现代社会转型。

周耀念的常州中学，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中学之一。学校聘请国学大师吕思勉教授历史、地理，聘请民族音乐一代宗师刘天华教授音乐，还聘请外国教授，用外国原版教材教授英文、外国历史和数理化。在这所中学里，周耀完成了最早的启蒙。

和他同列常州中学花名册的，还有吕叔湘、钱穆、瞿秋白、张太雷、刘半农、刘天华等。

这是一个杰出人才集中涌现的时代，第一批接受现代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教育为己任，培养出下一代优秀人才。

1911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一要进行白话文改革，一要反对帝国主义。学堂里的周耀在老师的引导下，和同学一起挥舞着“同仇敌忾”的旗帜上街。

他还跑去茶馆，满堂的人，都停下来听这个身高不及桌面的孩童演讲，闻其声，却看不见人。一个客人把周耀抱起来，让他站在桌子上继续讲。晚年周有光记得，“茶馆里的人起劲的不得了”。虽然那时候的周耀并不真正明白五四运动的真义，但同情革命、渴望变革的思想在幼年周有光心中奠定。

1923年，周耀高中毕业，考入赫赫有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中国最早培养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摇篮。在周有光入学前后，顾维钧、宋子文、林语堂、吴宓、邹韬奋、荣毅仁、张爱玲、贝聿铭等人先后就读这所大学。

为了上大学，周有光第一次穿着西装，系上领带，拍下证件照。上海的同学见状乐不可支，周有光后来也常常自嘲：“我那时候就是个土包子啊！”

“土包子”周有光从苏州出发，坐火车来到上海。他坐着电车从火车站来到静安寺附近，租了一辆独轮车到大学报到。他说独轮车是900年前古老中国的产物，自己坐上独轮车，是“古老的中国要到教学学校学外国的东西，文化历史跨过900年。”

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周耀开始接触政治和主义，但他不沉醉于此间。相反，他对政治的兴趣有限。业余时间，他在当时一本杂志《语文》上写了点和文字改革有关的文章。他担心文章幼稚，没有用真名，取笔名“周有光”。从此，人们记住了“周有光”，淡忘了他本来的名字。

毕业后，他在上海和周边辗转生活，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十几年，是周有光人生中最安宁稳定的时期。他遇到祖籍合肥、来上海念书的女大学生张允和，他们常在一起，“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发展，不是现在‘冲击式’恋爱，……是‘流水式’的恋爱。”

1933年4月，周有光和张允和结婚。5月后，他的妻妹张充和嫁给来自湖南湘西的乡下人沈从文。从此，周有光和沈从文，成为中国文化史最著名的一对连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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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张家四姐妹、六兄弟、三连襟与周小平、沈龙朱、沈虎雏在上海万氏照相馆合影

84岁的沈龙朱还能想起四十年多前的事。他回忆：父亲沈从文在家，喊上一句：“小龙，把那两本书送到百科家去。”他就知道这是父亲给自己派活儿了——给二姨父周有光送书。接了活儿，沈龙朱喜颠颠地骑着他的苏联自行车，从前门东大街父亲家骑到后拐棒胡同的二姨父家，“二姨父从书房里出来，说两句话又回书房去忙，二姨则把我好好招待一顿。”

“百科”是沈从文玩笑时给周有光取的外号。“二姨父是学问非常广的一个人。我父亲很佩服他这方面的东西。”沈龙朱回忆。他说这话时，是2017年1月14日傍晚，他刚刚从网上得知二姨父周有光去世的消息，又一次想起40年前的往事。

沈从文和周有光的合照并不多。实际上，直到上世纪70年末期，他俩才过上安宁生活，此前，20世纪剧烈的风云动荡，一浪接一浪地把他俩推向不同的人生方向。两人的合照，最早的摄于40年代，最晚的是在80年代。

周有光曾说：“人家讲笑话，说沈从文是京派，我是海派。”虽是玩笑，但两人的差异从1949年前的照片里就能得见。沈从文是旧式文人长袍，周有光西裤衬衣领结，一丝不苟。这张照片拍摄于1946的夏天。抗日胜利，张家十姐弟结束了战火流离的日子，重新团聚在上海，拍下全家福。

此时的周有光，正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乱世谋生立命。周有光在重庆农本局任职，关注共产党所辖区域的文化运动，尤其是痴迷于拉丁化运动的实践。那时候中国普通百姓，并不接纳汉字拉丁化，他们觉得“文字就要像汉字那个样子，弯弯扭扭的字母不行，那是鸡肠子——小鸡肚子里的肠子。”

1945年抗战结束后，周有光重新回到新华银行工作。1946年他被派驻美国纽约，妻子张允和同往。在美国，周有光在一边在信托银行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读书学习。每到周末，他和妻子买菜做菜，宴请赵元任、罗常培等人去家中聚餐。除了语言学家，聚餐的人里面，还有一位小说家——老舍先生。老舍爱中餐，周末经常来吃饭。周有光回忆，饭席间老舍“开心得不得了，他喜欢讲乌龟故事，讲了很多乌龟王八的趣事。有朋友对他说，你老是讲乌龟，今天就不要讲了，唱一个戏吧。老舍就唱戏，结果还是唱钓金龟。”这位风趣的小说家老舍，在1949年接到文艺界30余位友人的信后，于冬天回到祖国，从此度过从荣誉加身到受辱自沉的16载。美国这段的日子，成为是这位文学家人生里最后的逍遥。

海外游历让周有光对世界先进文化有了直观感受，他感慨“我在美国工作，到世界各国，眼界开阔了，了解不一样了，这个要经过一百年才懂”；他意识到“真正了解到美国强盛，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稀里糊涂会强盛”，而“我们是闭了门，自己吹牛”。

这段时间，让周有光收获了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应有的视野和经验，这对他晚年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思考，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也正是在这段经历中，周有光发现欧洲人对字母学很重视，于是买了许多相关书籍自学。这成为他以后参与汉语拼音方案的肇端。

1948年，周有光结束美国的工作，回到上海。因为工作原因，他常去香港处差。那时候的香港，聚集了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反独裁、反内战的中心。周有光在香港积极参加民主救国活动，撰写文章，提出的“新中国的五种经济成分”观点被人带给周恩来。时局动荡，周有光被特务盯上，与家人避难香港，原以为要在待上很长时间，哪知解放军很快打过长江。在上海解放8天后，周有光带着家人坐船回到上海，踌躇满志地建设新中国。

同年年底，沈从文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切终得变……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终得把笔搁下。”

就这样，沈从文与周有光带着各自的“思”，心情截然不同地朝着那个“信”出发。这一趟，沈从文走了39年，如今，周有光也走完了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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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沈从文、周有光摄于周有光沙滩后街55号家门前

没有谁确切记得，沈从文具体什么时候脱下了他穿了半生的长衫，换上中山装。但拍摄1958年这张合照时，他确确实实成为社会主义中国里一位为人民服务的劳动者。他改行，不再任教于北京大学国文系，去了历史博物馆上班。从1951年开始，他到故宫午门楼上的陈列室为普通观众讲解文物知识。

周有光评价沈从文这一段遭遇，认为他的优点是随遇而安，把坏事变好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倒霉的时候也能做出成绩。

投入文物的世界让沈从文获得脆弱的平安，而周有光“半路出家”的事业让他热情投入，精力充沛。他1951年开始担任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委员，相继出版了《中国拼音文学研究》、《字母的故事》等著作。他被周恩来亲点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并从上海调往北京。这一纸调令，让周有光没有以经济学家的身份留在上海——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上海经济学界几乎全军覆没。周有光晚年回忆，“上海反右，不仅仅资本家是重点，一个个从高楼下跳下来自杀了。经济学家也是重点。”他躲过一场生死劫。

应王力教授邀请，周有光在北京大学开设“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成为大学教材。以后这份讲义成了著作《汉字改革概论》，在国内外多次再版。

1958年秋天《汉语拼音方案》进入小学课堂，5000年历史的汉语从此有了标准规范的读音。这套方案被政府通过，但民间一直存在争议。沈从文就一开始曾有过不同意见，他不赞同周有光搞拼音，认为中文怎么能用拼音写呢？中文应该是一个个字写出来，如果用字母写拼音，那就是中国人写外国字了。

文学家沈从文崇尚形象思维，学术派周有光推举逻辑思维，这对连襟出现此类分歧，实在自然。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另一位连襟，四妹张兆和的丈夫、耶鲁大学教授、美国人傅汉思很赞成汉语拼音。拼音方案出来以后，他成了耶鲁大学第一位使用拼音的人。

1983年周有光、傅汉思、沈从文合影于北京前门东大街沈从文家

1983年，张兆和傅汉思夫妇回国，三连襟在沈从文家里拍下了一张合照。

照片里，沈从文已是虚弱的老人，他的左手卷曲着放在膝上，那是左侧偏瘫的后遗症。他81岁了，两次中风后，已经不能再工作了。

此时的周有光，从外貌上看，比三妹夫沈从文年轻和精神许多。文革开始后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1969年下放宁夏平罗“五七干校”。环境差且苦，周有光自得其乐。在他的晚年回忆里，这一段岁月没有劳作之累，只有一件件“少俗情”的趣事：从没睡过的土炕上睡了6个人，虽然挤，却也暖和；裤子破了急中生智用胶带贴住；开会批斗时候一群大雁排便，一群人被淋上鸟粪雨；64岁的自己和70岁的语言学家林汉达先生奉命看守高粱地，两个人老人守了几天后“偷懒”，仰面恣意躺在地上，讨论汉语大众化问题，聊到“寡妇”“遗孀”闹出的笑话哈哈大笑，尽兴而归……周有光还利用手边各国文字版本的《毛主席语录》以及一本《新华字典》，做汉字分析统计，开创了《现代汉字学》。他说：“遇到困难时要乐观点，你不乐观，早就死了。我们心胸开阔，这样子就活下来了。”

从干校回北京后，作为被斥“社会渣滓”的人群，周有光失业在家。家里东西都被抄走，“专家专家，专门在家”，他便索性安安静静研究语言文字学，反倒成果最为丰富。家里粮票不够吃，周有光就带着夫人去政协“蹭饭吃”，结果遇到同样来“蹭饭”的溥仪。周有光打趣：“皇帝都没有粮票了，这不是大笑话了嘛！”依然还是乐观，他写诗自嘲，“抛书投笔开荒去，煮鹤焚琴弃旧家……踏破贺兰林贼灭，重清斗室教涂鸦”。

1986年摄于沈从文崇文门东大街家中，左起：周有光、张允和、张兆和、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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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5月10日下午，沈从文在家中心脏病猝发病逝，享年86岁。去世3天后，香港、台湾以及国外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国内《文艺报》刊发50字的消息。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后来说：“沈从文是因为他几十年前文学成就在国外引起反响，才引起国内注意的。他逝世的消息也是如此的缓慢，人死在北京，消息却从海外传来，国内报纸最早公布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后。据说是因为对于他的估价存在困难。”

沈从文在不安和悲情中走完后半生。被定义成“养生典范”“拼音之父”、笼上一层仙气与圣光的周有光，又何尝能完全挣脱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宿命？

周有光的儿子周晓平自问：“爸爸对他的一生后悔吗？我不知道。但也有可能。文革后，他曾说：‘1948年我从美国回来想给中国做点事，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但没想到中国后来会是这样的。’他不止一次说，‘我要是搞自然科学也许会搞得更好。’言下之意是他感到自己没有什么成就，他的经济学用不上，文字改革在中国也是困难重重。”

晚年的周有光，从中国人的识字问题进而研究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问题。朋友张森根记得，104岁时周有光为了写作《从人均GDP看世界》一文，查阅了只有32开且字体极小的英文版《纽约时报》的《2009世界年鉴》。“周老就拿着放大镜一行一行地阅读，然后排列、归纳、分类、比较出各国的数值，写成专文。”

2010年，《朝闻道集》出版后，周有光的思想魅力开始照进公共领域。

2016年的一段视频里，情绪乐观、头脑清楚的周有光乐呵呵地说，“年龄老了，思想不老；年龄越大，思想越新；年龄一年一年大，思想一年一年进步才好！”

人至晚年，思想愈发“有光”。这让历史学家马勇非常赞叹。他在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发现近代思想家的巨大变化大都是年轻时激进，中年时开始调和平庸，到老年时趋向保守。但这样一个规律，被周有光先生用行动彻底颠覆。“他的思想活力、精神活力，能给年轻人带来希望和力量。”

如今“穿越世纪之光”的周有光终于停止了思考，他获得真正的安宁与休息。

在最后的遗体告别会上，周有光的孙女周和庆强调：“研究周有光你怎么研究都行，我爷爷不喜欢两个提法，一个是汉语拼音之父，一个是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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