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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和他的「中国父亲」

2018年6月17日 文/ 李婷婷 编辑/ 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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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郎雄有一张「中国父亲」的脸。大多时候,这张方方正正的脸上总是平静地袒露着皱纹。

1990年代,郎雄去日本福冈参加影展,从电影院一出来,就有很多日本女孩围着他拍照。她们说,「日本从小津安二郎之后,就没有一个东方演员能像父亲那样给人安定感,郎雄能给人安定感。」

第一次看到这张脸时,导演李安正在为他的第一部电影《推手》选角,他立即敲定60岁的郎雄饰演父亲,「就是他,他长了一张五族共和的脸」。

李安在《十年一觉电影梦》的书里解释道,「不论中国大江南北、两岸三地,哪个族群,甚至日韩新马,亚洲人、西方人看到郎叔的脸,都觉得他像中国父亲,很难分析,无论我挖掘表现他哪一方面,都很中国,他就是中国父亲。他也不要做什么,但是中国五千年来的压力好像都扛在他身上,同时他的内在又自然流露出一种幽默感,很契合。」

在李安执导的电影《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被称为「父亲三部曲」)里,郎雄扮演了三个典型的中国父亲。他们在事业上受人敬仰,在家庭里说一不二,但大多不善言辞,习惯隐忍,更不懂得如何表达爱意、袒露自我,诉说痛苦,因为,「男儿有泪不轻弹」。

《推手》里,77岁的太极拳大师朱父退休后,从北京搬到美国和儿子晓生住了一个月。在此之前,美国儿媳几乎完全感觉不到这个父亲的存在,「结婚七年晓生像没有父亲似的」。在美国,即便生病,朱父也不愿意告诉儿子,「你啊,公司事情重要,不要为我的事耽搁了。」他习惯了隐忍,但那张脸总是苦闷的。

电影《推手》剧照

面子和尊严几乎是中国父亲的命门。《喜宴》里,高父高母从台北飞到美国打算参加儿子的婚礼,但假结婚的同性恋儿子不打算办喜宴,高父气得发抖。他曾经是部队将军,手下指挥一万多人,退休后依然保持着军人的威严,就连和儿子一起晨练走路,他也一定要昂头挺胸快步走在前头,儿子只能低头跟在后头。晨练回家,高父面容憔悴地倒在椅子上睡着了,但被儿子叫醒后,他立即挺拔地站了起来,整张脸严肃又紧绷。

电影《喜宴》剧照

同样的情节也出现在《饮食男女》中。大厨朱师傅退休后失去了味觉,但他每周日坚持要为三个女儿做一桌满汉全席。他不容女儿的质疑,「我舌头好得很!」退休后,他偶尔被请回大饭店帮忙救场,他享受被需要的感觉,从饭店门口到内部厨房的这条路上,他走起来神气十足,敞开的外套鼓了起来,背影高大,一路见到晚辈都要拍拍肩,大伙都得喊声「朱师傅好」。

电影《饮食男女》剧照

「父亲三部曲」中,对于中国父亲的很多刻画都来自导演李安的亲身经历。电影里,儿子看到父亲坐在椅子上睡觉,下意识用手指去探探还有没有呼吸,而现实中,李安当场就哭了,「以前他是家里的一棵大树,可是现在就这样,老了,只是大家还在维护那个尊严、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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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里,郎雄承载了李安对「中国父亲」的想象,「郎叔的演出,把这些存在中国几千年的『父亲』给活化」。准确地说,郎雄所扮演的中国父亲,也代表着李安对于这个形象的复杂感情与尝试理解。

拍《喜宴》时,李安坦陈自己潜意识里有一种罪恶感,「我书没念好,爱搞戏剧,又是父亲最不喜欢的行业……我虽然没犯大错,但一些无奈、委屈、抱歉的心情始终闷在内心深处,积压很多。」

李安的父亲李昇是大户人家的长子,28岁就当上了江西崇仁县县长,后调任教育部任主任秘书。1950年,李昇来到台湾,在多所中小学担任校长,后来调到台南,先后担任台南二中、台南一中的校长。

他是一位以「严正刚直」著称的校长,也是一位严肃、传统的父亲。饭桌上,李安只有听父亲训话的份,也不敢回应,和父亲没什么交流。逢年过节,李安还要在家里行跪拜礼。作为家中的长子,李安得到最多的宠爱,也被打得最多,李安的弟弟李岗曾对媒体说,「父亲的压力都给了李安。」

拍电影当然不是李昇对儿子的寄望,读书才是。李安高中在父亲任职的学校上学,成绩不理想,作为校长的儿子,他觉得佷糗,整天只想躲着父亲。父亲找来台湾中南部最好的老师给他补习,一周补10堂课。但李安的成绩没有起色,连续两年高考都落榜了,最终被艺术大专院校的影剧科录取。大二暑假,李安跟着学校剧团环岛巡回公演,父亲看到儿子因为公演累得又黑又瘦,指望儿子光宗耀祖的父亲没料到儿子会成为逗别人乐的戏子,「什么鬼样子!」李昇希望他出国留学,做一名大学教授。

李安没有完成父亲的期待。在美国硕士毕业后,他在家里待了6年,写剧本、带孩子、做菜、打零工。父子关系始终是他心里的一个结,「对我来说,中国父亲是压力、责任感及自尊、荣誉的来源……一方面我以自我实现与之抗逆,另一方面我又因未能传承而深觉愧疚」。

李安与父亲

他在电影中反复表达着这种压力和愧疚。

《推手》里,儿子朱晓生把父亲看作自己生命里的一部分,他告诉和父亲发生冲突的美国妻子,「在我的教养里,一个人应该照顾父母,就像父母照顾我们一样。」但随着冲突升级,妻子胃出血住院,父亲走失,晓生越来越无法权衡,只能通过撞墙来发泄。

《喜宴》里,儿子高伟同一直向父母隐瞒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而高家三代单传,父母对他的期待就是传宗接代。为了不让父母失望,他参加了父母安排的相亲,和谎称的女朋友假结婚。到底要孝顺还是做自己,伟同没有答案。

同时,电影也成了李安重新审视中国父亲、并尝试理解的路径。

郎雄饰演的都是暮年中国父亲。他们远离了年轻时的风光、强势、刚硬,面对着衰老、失落和孤独。曾经的太极拳大师生了病,他躺在床上,在天将亮未亮的微光中皱着脸,回忆起年轻时的经历,对儿子说,「活罪好受,寂寞难熬。」

电影里最终化解父子矛盾的是妥协的、令人难受的爱。

《推手》里,儿子晓生做出的最后决定是,送走父亲。他想撮合父亲和另一位老太太,好让他们组建新家庭来搬离自己的家。父亲知道这个想法后,主动离开,搬到破败的出租屋,到餐厅洗碗打工。晓生最终在看守所里找到父亲,劝他回家,在昏暗的监狱里,父亲连眼皮都没有动一下,平静地说,「算了,我想开了,只要你们生活得很幸福,其他事情都不重要。」

《喜宴》里,儿子伟同和假结婚对象威威意外有了孩子,这了了父亲传宗接代的愿望,却让他与同性恋人赛门产生了裂痕。最终,伟同决定和威威、赛门一起抚养孩子,而父亲也选择假装不知道儿子的同性恋身份,配合儿子假结婚,并尝试接纳赛门。父亲准备离开美国、在机场安检时,举起了双手,就像投降一样。

拍完《喜宴》,李安也想通了很多,「我觉得『孝顺』是一个过时的观念,当然跟中国人讲,几百年也讲不过去,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可是在我的思想里面,我已经不教小孩『孝顺』这个东西,只要爱我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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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压力带来的阴影渐渐从李安的电影里消失。

现实中,李安和父亲的关系渐渐有了好转。尽管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一直希望李安「走正常的路」,到大学教书或者当官。1993年,《喜宴》获得金熊奖,父亲建议李安可以改行了。后来拍完《理智与情感》,父亲还不甘心,「小安,等你拍到50岁,应该可以得奥斯卡,到时候就退休去教书吧!」

2000年,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他怀着「孝子的心情」,带着小金人奖杯回台湾待了5天。一回到家,家门口挤满了媒体、学生、邻居好友。他给母校台南一中捐出了一百万奖金,在这所父亲担任过校长的学校里发表了演讲,「使得原来尊敬父亲的地方更加尊敬他,让他觉得很有面子」。

「过去我因为没考上大学,对父亲一直有所愧疚,才会去拍那些影片(指父亲三部曲)。现在给大家带回佳音,我这次满足的是一个现代人无法尽孝的遗憾。」

父亲李昇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对李安选择电影行业释怀了,「我就像《喜宴》里最后一幕双手高举的老父。」

拍完《绿巨人》后,李安筋疲力尽。回台湾过年时,他告诉父亲,「(我)累了,想退休,至少休个足够长的假,不再碰电影」。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鼓励李安继续拍电影,「那你没有办法,只有披上盔甲继续往前冲,停下来你会很难过的。」父亲还给李安写了一幅字,「入山不必太深,下笔不必太浓」。

作为电影中的父亲,郎雄也一直在给李安类似的鼓励。长达10年的合作,李安甚至对郎雄心生了「一份对父亲的情感与爱恋」,和郎雄、李安都有过合作的演员郑佩佩说,「李导演把他对自己的父亲的那份爱,那份尊敬,一切的一切全都表现在他的戏里,加在戏里郎叔的身上。」

拍完《推手》,郎雄看完试片说了句「难看」就走了。《喜宴》拍完后,郎雄更正了他的看法,「你是个好导演,要珍惜!」李安在回忆郎雄的文章里写道,「我好感动……他说我是好导演,我好受用,他是个实心人,讲话不虚晃,到现在我都记在心上。」在郎雄去世的前一周,他托人给李安带话,却没有告诉李安他的病情,「跟李安说,『为台湾做出更好的作品』。」

2002年,郎雄去世了。李安彼时正在美国拍《绿巨人》,他在打给郎雄遗孀的越洋电话里痛哭。2004年,李安的父亲李昇也逝世了。父亲走了,郎叔也走了,对李安来说,「有如一个时代的结束」。

好在,这种「结束」并没有想象中那样遗憾。

在「父亲三部曲」最后一部的《饮食男女》里,父亲又在周日做了一大桌菜,他早就失去了味觉,琳琅满目的菜色只是为了取悦女儿们,但这回不一样。他敬了在座已经闪婚或准备离开他的女儿们每人一杯酒,喝到满脸涨红时,他才鼓起勇气向她们宣布,他要和张艾嘉扮演的邻居、大女儿大学同学的姐姐结婚。在座的所有人都被惊住了,女儿们以为父亲疯了。但这是父亲做出的自己的选择,他搬出了家,重组了家庭,甚至和年轻的妻子拥有了他们的小孩——「这也算是我对中国『父亲形象』的最后祝福吧!」李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