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颖

爱因斯坦的一本游记正在中国引起争议。据《卫报》报道，这些日记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刚刚出版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游记》一书。游记写于1922年10月至1923年3月之间，是爱因斯坦在亚洲各地的旅行日记。引起争议的是其中对于中国人的描写：“勤劳、肮脏、迟钝的人。”爱因斯坦在日记中描写了中国人“旺盛的繁殖力”，评论称：“如果这中国人取代了其他种族，那就太可惜了。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缺乏思想将是无法言说的枯燥乏味。”

爱因斯坦日记出现疑似种族歧视言论，造成了一场大型的人设崩塌。此前在公众眼中，除了是一名伟大的科学家外，爱因斯坦因为曾致力于美国民权运动，也是一名人文主义者。在1946年的演讲中，他将种族主义描述为“白人病”。

“他显然拥有它。”日记爆出后，外媒形容爱因斯坦拥有“白人病”。

爱因斯坦

日记发表时间是1922年10月至1923年3月之间。《上海档案》在1995年发布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爱因斯坦在这段时间内，偕夫人两度访问上海的过程。《上海档案》是一本上海市档案局、上海市档案学会主办的期刊。

1922年秋天，爱因斯坦接受日本改造社的邀请，到神户庆应义塾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讲学。在往返日本访问的过程中，两次途经上海，期间停留了不到3天的时间。相信这不到3天的行程，便是爱因斯坦在游记中对中国描述的根据。

实际上，爱因斯坦的“两度访沪”背后，是他曾差点到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爱因斯坦上海日记：1月1日。在上海不愉快

1922年最后一天，中午11点，从日本出发的邮船“榛名”丸抵达上海一处港口。这是爱因斯坦夫妇第二次抵达上海。天气极棒，在沪犹太人工程师德容和被爱因斯坦形容为“暴发户”加登，接走了夫妇俩。此前，爱因斯坦夫妇刚刚结束在日本的正式访问，为时一个半月。

爱因斯坦旅行日记中的一页，写于1922年他在中国期间

这一趟，爱因斯坦心情不佳。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施郁曾翻译爱因斯坦当时的日记。日记中，爱因斯坦提及在上海的欧洲人都雇了很多中国人佣人，描述这些在华的欧洲人“懒惰、自得、肤浅”。同时，他记录了在中国娱乐场所的所看所感受，认为中国人不加区分地接受所有场合的欧洲音乐，不管是丧礼进行曲还是华尔兹。并称，中国人缺少商业头脑。全文如下：

1月1日。在上海不愉快。这里的欧洲人都雇了很多中国人佣人，而且懒惰、自得、肤浅。在德容家吃午饭。他是一位友好的有国际视野的英国人。下午在加登家举行了招待会，很多犹太人和其他伤感的奋斗的资产阶级，惯例的拍手和演讲——恶心。然后在“探索社”讨论（愚蠢问题的滑稽戏）。晚上也去了中国流行的娱乐场所。如画的生活。中国人不加区分地接受所有场合的欧洲音乐（晚会、婚礼、葬礼），不管是丧礼进行曲还是华尔兹，只要里面有大量喇叭声。熙熙攘攘中，还有一个小庙。上午，短程的驱车来到市区环境；坟墩和棺材或者小棺材房充满了各种移不开的东西。中国人的脏、受折磨、迟钝、善良、镇定、温和以及——健康。所有人都一致地赞扬中国人，但是认为他们缺少商业头脑，最佳证据：虽然对于同一个职位，中国人的薪水低十倍，欧洲人仍然能竞争成功！”

这是爱因斯坦第二次途径上海。在访问日本期间，爱因斯坦取消了1922年11月中旬，第一次途经上海时承诺的，“七星期后来中国”的正式访问。他第一次途经上海时，原本打算从日本回来后，应邀去北京大学、金陵大学演讲，如有时间，也将在上海演讲。《时报》在爱因斯坦第一次路过上海时的报道，记载了爱因斯坦的安排：“氏言在日演讲期满之后、大约将来华演讲、彼已接受北京大学及金陵大学之请、若有余闲、并拟在上海讲演二三次。”

北大花两年时间三顾茅庐，爱因斯坦答应来京访问

1922年7月24日，爱因斯坦致信时任驻德公使魏宸组：“拟于新年前后到北京。”答应了北大对其访华的邀请。

这封信来之不易。从1920年9月起，北大就邀请爱因斯坦访华、和其在京讲学期间的具体待遇，已与爱因斯坦沟通了近两年。当时的前教育部次长袁观澜、魏宸组、蔡元培及几名北大物理教员都参与到说服爱因斯坦的行动中。

一开始，爱因斯坦访华意愿不强。根据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施郁对爱因斯坦日记和信件的整理，1920年，与1921年，前教育部次长袁观澜与蔡元培分别在访德期间拜访爱因斯坦，发出邀请，均被婉拒。1922年3月，魏宸组电告蔡元培，爱因斯坦将应邀访问日本，愿意途中访问中国半个月。接下来，交流主要围绕爱因斯坦访华条件展开。

起初，蔡元培曾承诺爱因斯坦提供他在北京的食宿，以及每月1000中国元的费用。

施郁翻译了爱因斯坦对此的回复：“有些国家所给条件比北大高得多，其中有一些，比如美国的几所，已经付出酬金了。如果接受北大的条件将对这些国家不公（placingothercountriesmuchatadisadvantage）。”他提出，愿意访问北京大学，时间两个星期，要求北大支付1000美元报酬，并承担他与夫人从东京至北京、再去香港的旅费，以及在北京的旅馆费。

北大接受了。后来，蔡元培在发表于《北京大学日刊》的一篇文章中吐露原因：“在我们中有一部分的人，能知道这种学者的光临，比怎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的几什百倍，也肯用一个月费二千磅以上的代价去欢迎他。”

北京最终还是没有迎来爱因斯坦。

1922年12月8日。爱因斯坦在日本访问期间，蔡元培给他去信，表示：“我们正愉快地期待您履行此约。”并称：“如能惠告您抵华之日期，我们将非常高兴。我们将做好必需的安排，以尽可能减轻您此次访华之旅的辛劳。”

爱因斯坦回信称：虽然有极大意愿，但现在不能到中国来。

他解释称，自己到日本后等了五个星期，都不曾等到北京方面的消息，所以推想可能北京大学不打算践约。因此接到信时，自己已将原本访问中国的时间也移栽了日本，并依照“中止赴华”的前提规划好了接下来的旅行计划。

爱因斯坦

“今日接到尊函，我才知道是一种误解，但是我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我的旅程。……如今我切实希望，这种因误解而发生的延误，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爱因斯坦回信蔡元培时写道。

显然，在当时处于大清帝国末期的中国匆匆而过，给这位世界著名科学家留下了不少偏见。而他取消对北京的正式访问，也让他失去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机会。

据报道，加州理工大学爱因斯坦论文项目的高级编辑和助理主任泽夫·罗克斯伦茨表示：“他日记中的很多言论让我们感到不快，尤其是他写中国人的那部分内容。”并表示：“这些言论和爱因斯坦作为伟大的人道主义偶像的公众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认为阅读这些文章并将其与爱因斯坦的公开声明进行对比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任泽夫·罗克斯伦茨推测：“相较于爱因斯坦的公众言论，日记中的这些内容没什么警惕性，爱因斯坦此前并不打算出版它。”

参考文章：

施郁，《爱因斯坦访华计划为何流产？》，知识分子，2017.11.19

《爱因斯坦的两度访沪》，上海档案信息网，2008.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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