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接受《大家》栏目采访，视频截图

文雨归

2018年2月1日早晨6点5分，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宿白先生在北医三院病逝，享年96岁。

宿白先生的学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在微信朋友圈公布了这个消息。

作为中国考古学泰斗，宿白先生的门生还有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等。

“新中国的考古骨干，大多直接或间接是他的学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常务副所长徐光冀曾发此感慨。2016年，宿白先生获得首届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

杭侃对师母的一句话印象极深。“（她）有一次跟我说，老师看考古资料就跟吸鸦片一样，他就好像为这个学科生的，他只喜欢这个东西。他看这些材料的时候，他有瘾。”

宿白先生与考古学科的缘分，最早可追溯至1922年。那一年，他出生于辽宁沈阳。同年，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创立，标志中国考古学迈入初创期。

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宿白先生刚念小学四年级。日籍教师开始推进日语教学，他对此厌恶，“能对付就对付过去”。但他对日籍教师避讳的历史、地理课程兴趣浓厚，“他们越不讲，我们越想知道”。

1940年，宿白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彼时，北大文史哲大师荟萃。

除了主修历史课程，他沉醉于中文系孙作云先生的中国古代神话课，听容庚先生分析卜辞研究与金石学，旁听哲学系汤用彤先生讲解佛教史、魏晋玄学——这为他日后从事考古科研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科毕业后，宿白先生留任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在此期间他确立了考古这一职业志向。不过，他的第一份工作却是北大图书管理员。

一年多后，宿白先生多了一重身份——北大文科研究所考古组研究员。上午在北大做研究，下午返回图书馆工作，这样的双单位生活他坚持了6年。直到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他才正式调入北大历史系。

但1950年起，他就开始进行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1951年至1952年，宿白先生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镇北三座宋墓的发掘。

年轻时的宿白，《大家》栏目视频截图

这处后来被称为“白沙宋墓”的墓穴，是宋朝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保存之完好、结构之复杂、内容之丰富，少见于国内。

1957年，宿白先生执笔的《白沙宋墓》报告出版。在报告中，他融合一手考古资料与大量历史文献，对墓葬的年代、墓主人社会地位、宋代河南家族墓地中流行贯鱼葬的习俗等深入分析，生动刻画了宋人的社会图景——出版70年后，仍然在考古学界颇有影响。

写这部报告难度很大——彼时中国考古还处于起步阶段，成熟完善的学术出版物极少。

“把具体的情况作为正文，这正文里头不参加自个儿的意见，然后做一些注文，把自个儿的想法写到注释里头，这样就是客观的和主观的就分开了。当时因为没有样子啊，我想这样做可能更好一点。现在看来，这样做也是一种办法。”2017年3月，宿白先生在央视《大家》节目中回忆。

宿白先生被视为中国佛教考古开创者——关于西藏寺庙的第一本书《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是他在年近七旬时写就的。

宿白执笔的《白沙宋墓》报告

20世纪50年代，国家进行全国文物普查，其他省份的材料都有了，独独缺少西藏的。1959年，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西藏文物调查组，从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历史博物馆等单位抽调研究院，宿白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小组一共五六人，在西藏呆了七个月。白天，他们搭解放军专车四处跑，晚上就住在寺庙中，考察足迹遍布拉萨、山南、日喀则……每到一处寺庙，宿白都要画平面图与立面图，没有合适的测量仪器，他用脚量、用眼测，准确度很高。

这一小组的调查素材悉数上报给国家文物局。但宿白先生与西藏寺庙缘分未断。

1988年，西藏文管会邀请他参加一个节日。抵达后，他发现许多寺庙毁于“文革”期间。那次返京后，他重新整理当年材料，还补充考察了对甘肃、青海、内蒙古以及内地部分地区的藏传佛教遗迹。

8年后，《藏传佛教寺院考古》面世。他在前言写道：“写的时间，实际也是我读书学习的时间，边读边写，临时抱佛脚，差错难免，只盼能有益于以后的工作，也就不顾及其他了。”

实际上，他参考了大量汉文、外文资料。2010年，宿白先生将毕生藏书捐给北大图书馆。工作人员收书时发现，这批逾万册的藏书中，西藏历史文物类书籍约260册，几乎涵盖了2000年以前所有的汉文西藏政教历史著作。

宿白先生治学态度严谨，如果没有足够材料支撑，他从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

1938至1945年，日本京都大学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对云冈石窟做了全面调查，其研究成果《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代表当时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的最高研究水平。

1978年，宿白先生在《考古学报》发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提出疑议。为此，长广敏雄先后两次撰文激烈反驳，甚至质疑宿白先生所用文献的真实性。

1982年，宿白发文答复长广敏雄，并论证了所用文献的真实性。最终，长广敏雄于1990年在《云冈石窟（二）》（日文版）一书的《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篇章中，以注解形式中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

这场宿白先生与日本学者的论争，确立了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学术地位。已故考古学家徐苹芳先生曾说，“落花流水春去也，长广教授为代表的石窟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

宿白接受《大家》栏目采访，视频截图

宿白先生还是新中国考古教育的先行者。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建立，他是第一任系主任。

他对学生的要求之高是出了名的：规定研究生手抄《汉文佛经目录》；听课过程中必须随时与他展开讨论；1979年入学攻读硕士学位的安家瑶至今记得，考察石窟那会儿天天都写记录、画图的日子，“老师还要把记录收上去批改，连字写得不端正都批评”。

樊锦诗致力于研究敦煌石窟的志向，是1962年跟随宿白先生考察此地时立下的。

2006年，她将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初稿寄给老师过目，但宿白先生却不满意。樊锦诗反复修改几遍，宿白先生后才予以首肯。这本报告直到2011年才最终出版。

2002年恰逢宿白先生八十寿辰。他的学生筹划以撰写论文的方式祝寿。他听闻很是高兴，但依然设置了高标准：否定好几位学者的原拟题目；亲自审阅入选论文，把关基础资料、推论是否规范，有时还会润色文字。

宿白先生爱读书。他位于北京蓝旗营小区的家中，除了客厅与卧室，其余三间都成了书房——书库四壁，书架顶到了天花板。

2000年夏天，一行人去开封参加活动，宿白先生突然没了身影。大家正着急，他热得满脸通红地回来了，怀中抱着一本又大又厚的清末宋继郊所著的《东京志略》。

他也希望学生们多读书。

2002级博士研究生韦正，如今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刚入学时，宿白先生来宿舍了解情况，看到书架上有套《资治通鉴》，就让韦正每周读，读完向他汇报。“当时觉得压力特别大，不过现在受益无穷。”韦正说。

安家瑶同样被他要求天天读史书。“读的时候可能记不住什么，但一旦遇到相关的遗迹遗物就会马上回想起来。”

2004年，宿白先生因身体原因离开讲坛。

年轻时的宿白

深居简出的日子里，他潜心整理未刊讲稿，已出版《张彦远和〈历代名画记〉》、《汉文佛籍目录》、《中国古建筑考古》、《汉唐宋元考古——中国考古学（下）》等书籍。

他也密切关注着考古界动态。

2009年宿白先生得知因修建水电站，西藏芒康县的盐井盐田可能将被淹没。他立刻给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对当地文物保护提出可行性建议，最终这座茶马古道上的千年盐田风景得以延续。

2010年“曹操高陵墓”的真伪引发学术界巨大争议。由于涉及行政干预，一些学者不愿表态。本着学者的责任感，宿白先生坚定发声，认为安阳市西高穴2号墓证据不足，不能确认为“曹操高陵”。

6年前夫人去世后，宿白先生由儿子与女儿轮流照顾。衰老以不可抵挡的姿态入侵他的生活——与人交流离不开助听器；家中走路须人搀扶；常常夜里两点钟起床，误以为到了下午2点；一天吃药多次，他儿子说，老年人会得的病他都有。

另一方面，他身上洋溢着知识分子的儒雅气度。他的一头银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他的胡子每天都由孩子刮得干干净净。他喜欢翻报纸看书，也经常坐在客厅藤椅里看电视新闻。

他越来越不愿意出门，连晒太阳都只移步至家中阳台。“不出去，我就在这儿晒。出去麻烦，我还得换轮椅，还得有人推着。什么事儿都做不成了。”宿白先生在央视《大家》节目中说。

但考古事项除外。2017年4月29日，他坐着轮椅来到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不为见故人、寻故景，而是为了一睹新近陈列的“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展”。

时间倒流至1979年盛夏。78岁的宿白先生带学生前往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察。他患有糖尿病，心脏安装了起搏器。

石窟在距离地面很高的山上，从99窟直接攀到98窟时，他将整个身体紧贴崖壁，但因上了年纪没能快速跨出右脚借势进窟，差点儿跌落山下。当地文管所就有位年轻员工，跨越此地时一脚踩空，不幸坠崖身亡。

“只要有考古新发现、新材料，无论多忙、多远，先生一定会亲自前往调研。”杭侃提到恩师总是充满敬意。

宿白先生尤其喜欢一句藏族萨迦格言：“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他研究一辈子考古，却从来不搞收藏。他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却只自称“北大教书匠”。

他的一生有什么遗憾吗？有的。

“这一晃多少年了。做的工作太少了。”9个月前播出的《大家》节目的最后一幕，宿白先生坐在书房里，双手握着木质拐杖，下巴抵在双手上，喃喃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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