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雨归

2月6日凌晨，国学大师饶宗颐去世，享年101岁。

饶宗颐是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和书画家。他精通英、法、日、德等多国语言文字，并通晓梵文、巴比伦古楔形文字等“天书”。

在国人心中，饶宗颐与钱钟书、季羡林并齐名。钱钟书称赞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曾坦陈，“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在金庸看来，因为有了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2011年7月，编号为10017的小行星被命名为“饶宗颐星”。

2008年10月，91岁的饶宗颐专程到北京看望97岁的季羡林，媒体称为“世纪会面”

对于世人加诸的各种光环，饶宗颐看得淡然。

“呵，大师？我是大猪吧（潮汕话的‘大师’与‘大猪’谐音）。”2009年，他接受《南方日报》采访时回应，“现在‘大师’高帽满天飞，太多了。其实大师原来是称呼和尚的，我可不敢当。”

饶宗颐中学未毕业，却当上大学教授，这一度是学界的美谈。

1917年，饶宗颐出生于广东潮州的富裕之家——外祖父为清末进士，父亲饶锷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后成为当地商界与文化界名流——开了四家钱庄，组建诗社，担任进步刊物《粤南报》主笔。

饶锷为儿子取名“宗颐”，希望儿子成为像北宋理学派开山鼻祖周敦颐那般的大学者。饶宗颐三四岁时，便在父亲教导下读杜甫的《春夜喜雨》和周敦颐的《爱莲说》。

饶家拥有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藏书十万余卷。童年时代的饶宗颐时常浸泡在此，读书玩耍之间，文史典籍也烂熟于心。10岁时，他已通读《通鉴纲目》《纪事本末》《通鉴辑览》。

饶家天啸楼，藏书十万余卷

1930年，14岁的饶宗颐考入广东省省立金山中学学堂。但不到一年就退学回家自修。他自觉“在学校获益不大”。

三年后，饶宗颐继承父志——饶锷因编写《潮州艺文志》劳累过度而去世。他一面将父亲诗文遗稿编成《天啸楼集》，一面旁征博采完成《潮州艺文志》，后刊于《岭南学刊》。

这部采用新材料、新体例和新方法编撰的《潮州艺文志》，连同日后发表于核心刊物《禹贡》的多篇文章，引起学界对饶宗颐的高度关注。

1935年，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投入使用，第一任主任、著名学者温丹铭将年仅18岁、初中肄业的饶宗颐破格聘入馆中，专职艺文纂修。与此同时，饶宗颐兼任潮州韩山师范代课老师，讲授训诂学、诸子百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受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的饶宗颐计划取道香港，前往已迁至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但一场疟疾将他困留香港，从而改变了他的一生。

“当时只是路过。我一辈子很少生病，偏偏那次生病留了下来，成就了今天的我。不然也许我到了中大，到现在还是一个讲授诗词的教授。我经常说，没有香港，就没有现在的饶宗颐。”2015年，饶宗颐接受《环球人物》采访时感慨。

2015年4月，饶宗颐出席北京国家博物馆“饶宗颐百岁艺术展”开幕式

当时，香港名流荟萃。饶宗颐结识了两位伯乐——著名学者王云五通过友人邀请他参加《中山大辞典》的编辑，书法家叶恭绰则力邀饶先生加盟《全清词钞》的编簒。

这些工作使饶宗颐有机会读到一流藏书家的珍本。那几年，他的国学研究有了质的飞跃，先后撰写《广东易学考》《尚书地理辨证》《说文古文考》《古史新证补》。

1952年起，饶宗颐任教香港大学中文系，主讲诗经、楚辞和六朝诗赋、古代文论及老庄哲学。直到16年后离开，他还只是讲师——那时的香港，“中国人没有权利讲话，英国人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他在学术天地自得其乐。这一时期，他对敦煌学、甲骨学用力最勤。与大陆学者相比，他不仅未被各种战乱和政治运动中断学术研究，而且能接触到海外汉学研究。

1954年夏天，饶宗颐到东京大学讲授甲骨文，深受震撼——京都大学有数千片来自中国的甲骨文，但尚未引起日本学者重视。饶宗颐深入研究，回香港后撰写了《日本所见甲骨录》，这在日本可谓开风气之先。

此后，他又陆续从法国、意大利等地寻找流失海外的甲骨文，再一一研究。1959年，饶宗颐出版了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这部书以占卜人物为纲，将占卜大事融会贯通，全面地展现了殷代历史的面貌。

凭借这部著作，饶宗颐于1962年获得法国法兰西汉学院的“儒莲汉学奖”。这一奖项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也因此，饶宗颐（号选堂）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分别号雪堂、观堂、鼎堂和彦堂）并称为“甲骨五堂”。

因研究领域的相似性，学界将饶宗颐分别与钱钟书、季羡林并称为“南饶北钱”、“南饶北季”。但当饶宗颐在香港和国外醉心学术研究之时，钱钟书在五七干校劳动、翻译《毛泽东文选》，季羡林被关进牛棚、清扫校园。

除了香港地缘优势的加持，饶宗颐的成就也离不开他强烈的好奇心与勤勉探索。

为读懂最原始的经典，不惑之年的饶宗颐开始学习梵文，一年后就被聘为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研究员和永久会员。过了花甲，他再度挑战同样有“天书”之称的希腊楔形文字。

他非常看重对新材料、新证据的掌握。

季羡林在《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言中写道：“每一次有比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讨研究，以之与纸上遗文相印证。他对国内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简直远达令人吃惊的程度。即使参观博物馆或者旅游，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时时注意对自己的学术探讨有用的东西。”

饶宗颐的治学习惯是，对每个问题穷追到底。在他看来，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令他欲罢不能，“我的求知欲太强了，这个求知欲吞没了我自己”。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研究员沈建华，曾近距离追随饶宗颐17年。她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饶宗颐对世界万物保留了一颗如孩童般的好奇心。

“正因为每天有了这一颗好奇心，才让他每天笔耕不辍地写作。”沈建华说。

“我来不及看书，来不及烦恼。”这句话饶宗颐常挂在嘴边。他喜欢自喻为知识海洋里的“两栖游物”：上午置身感性世界，下午“说不定又游到理性的彼岸上，寻找着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天地”。

做学问也是这样，几篇文章同时操作——上午写甲骨文，下午也许写敦煌，到了晚上又是看简帛，遇到问题就暂停，等到想通再继续写。

1978年，饶宗颐退休，前往法国、日本、内地、台湾及澳门周游讲学，也潜心写字绘画，举办过多次大规模的书画展。

他的书法植根于金石文字，行草书融入明末诸家的豪纵韵趣。他擅长山水画，人物画则精攻白描。张大千曾说：“饶氏白描，独步天下。其山水画，更是推陈出新，自成一派。”

2012年11月4日，浙江美术馆举办“饶宗颐书画艺术展”

1998年香港遭遇亚洲金融风暴，每天都有股民跳楼自杀传闻。饶宗颐希望市民们不要过分悲观，亲自书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字很大，一字约一平方米大小。

后来香港政府出资，按请香港著名的篆刻师照原始尺寸将《心经》刻在巨大的木条上，在大屿山建了“心经简林”，以此安抚香港市民的心灵。

2003年，为表彰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与贡献，香港大学在校园内筹建饶宗颐学术馆。

饶宗颐为学术馆取了英文名字：TheJaotsung-IPetiteEcole。Petite意为“小”，Ecole指“学校”，合起来就是“这是香港大学里面的一间小学校，我在这里做点小学问”。

晚年的饶宗颐白发白眉，面容清癯，言行间却如老顽童般有趣。无论身处什么场合，说到动情处他总是眉发舒展，笑声抒怀。他的记忆力好得很，能把杜甫的《长沙送李十一》一字一句写下来，那是他童年时代背诵的诗句。

2009年，《南方日报》记者问92岁的饶宗颐：“现在还带徒弟吗?”

“我不带徒弟，我干吗要让人辛苦？我自己折磨自己就够了，不想让别人辛苦，做学问真的很辛苦。”他微笑着，意味深长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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