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视觉中国）

纠缠其中的，有代理案件申诉18年直至去世的律师，有连续5年书面陈词的人大代表，还有个为了案子奔波、43岁仍未婚的女儿……案子在狱中被提出申诉二百三十多次，先后经历了三任律师、两次重审。这个案子把这些不同的人生连接到一起。他们共同构成了“李锦莲投毒杀人案”的一部分。

采访✎马程丁雪

文✎丁雪

编辑✎何吾

如果父亲李锦莲的案子能平反，李春兰想去朱中道律师的坟前，亲自告诉他。

朱中道是这个案子的第一任律师。墓在横岭乡政府附近，李春兰没去过。案子一直没结果，她不知怎么和他交代。

案子持续近20年，足以覆盖一个人的余生。纠缠其中的，有代理案件申诉18年直至去世的律师，有连续5年书面陈词的人大代表，还有个为了案子奔波、43岁仍未婚的女儿……案子在狱中被提出申诉二百三十多次，先后经历了三任律师、两次重审。这个案子把这些不同的人生连接到一起。他们在密不透风的高墙外，为重审撕出一道可以透进光的口子。

他们共同构成了“李锦莲投毒杀人案”的一部分。

2018年6月1日15时，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判：原审认定李锦莲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李锦莲无罪。

李锦莲用左耳听到了这个消息。这么多年来，他右耳已近失聪，这帮他抵挡了二分之一来自世界的喧嚣。

这天，最终宣读时，李锦莲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

出狱后的李锦莲

李锦莲脱下的囚服（受访者供图）

“你敢不敢去公安局发誓？”

1998年11月3日，律师朱中道接到一个长途电话。

秦皇岛的号码，是儿子的同学练秋生打来的，他说，想委托朱中道做辩护律师，为一个叫李锦莲的人辩护。李锦莲与练秋生是甥舅亲戚。

故事开始于四粒“桂花奶糖”。1998年10月9日，江西省遂川县横岭乡茂源村两名男童食用了它们，意外死亡。

李锦莲成为首先被怀疑的对象。按照后来判决书上的描述，“被告人李锦莲与肖某香有多年两性关系，1998年3月，肖某香提出与李锦莲断绝两性关系，李锦莲对此不满。1998年9月27日，李锦莲用火柴杆将鼠药挑入四粒‘桂花奶糖’，肖某香二个儿子捡到四粒毒糖后食后中毒身亡”。

在案发后第二天，李锦莲即被警察带走。

朱中道随后去找高中同学章一鹏帮忙。章一鹏曾在江西省吉安市检察院当过公诉处处长，1997年退休。他们共同在白鹭洲中学读的高中。早年，那是一个书院，文天祥在那里读过书。

1999年1月朱中道在案件现场（图源《朱中道文集》）

章一鹏和朱中道去现场勘探了两次。遂川县横岭乡茂园村在山上，早年交通不便，自己没有车，进村要爬过一个山，顶着太阳。勘探沿途，寻找证人，晚上就住村支书家，第二天才能回去。

通过勘察证据，两位律师都认为，那四颗毒糖不是李锦莲投放的。他们决定接下这个案子。

2008年，朱中道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想通过办好李锦莲这个案子，为我律师的刑事辩护工作，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与朱中道先后赶来的，还有李锦莲的大女儿，李春兰。

她那时在厦门打工，怕家里供她上学辛苦，想打两年工，攒攒钱，再回来上大学。

孩子上大学是李锦莲的夙愿。平时在家时，他很少让李春兰他们干活，“唯有读书高，要不然就留在山沟里。”父亲总这么说。上学时要经过绵延的山路，李锦莲怕李春兰遇到危险，每次都亲自送过山去，自己再回家。

听到消息时，李春兰“腿站都站不住了”，从厦门回来后，家也没了——父亲被捕后第22天，她母亲自杀身亡。

李春兰的世界崩塌成了碎片。

这一切对她是陌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父亲“几十天都找不到”，“天天去找”，“没有通知”，直到进入审理阶段，她才知道一些详情。

朱中道律师，成了她那时唯一的精神支柱。

但信息仍被包裹在混沌之中，一切要从长计议。

疑点之一是，毒糖从哪里来。

在1999年一审的刑事判决书上提到，“10月6日又在遂川县城买了十粒‘桂花奶糖’”。

但案卷材料显示，警方曾调查了遂川县一对店主夫妻，两人明确表示，李锦莲曾在其店内买过米和白糖，但没有买过桂花奶糖。

“首先没有人证明他去买过桂花糖。李锦莲也没有承认去买过。”章一鹏说。

另一个辩护的重点是，李锦莲是否有作案时间。

在火星试验室拿到的一份1999年的刑事判决书上，有一份更详细的证人证言版本，“证人罗诗咏证明，1998年被告人李锦莲在本店购买了‘速杀神’鼠药；证人袁头仔证明，1998年10月9日下午案发前，在本村大屋场三叉路口听见被告人李锦莲和其儿子李平讲‘去解小便’后，朝肖某香家走去；证人张小凤、刘以江、李锦纶证明，案发前约20分钟被告人李锦莲经过案发现场”。

“上诉人李锦莲及其辩护人提出，他没有作案时间，二被害人先中毒在先，他路过现场在后。”在1999年的刑事裁定书上写道。

“有证人朱二香亲眼看到李锦莲路过现场在先，肖某香及其二个儿子回家在后的证言，有证人张小凤、刘以江、李锦纶等人看到李锦莲后听到肖某香叫救命的证言。”该刑事裁定书反驳到，“上述证据均证实李锦莲有作案时间，故其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案发现场（受访律师供图）

一审宣判后，李春兰也气冲冲地去找过袁头仔。她当时在家门口干活。李春兰问她，“你敢不敢去公安局发誓？”

“不敢，不去。”

李春兰很生气，“弄这么大一个事，你就一句话，把我爸爸害成这个鬼样子。”

答案并没什么用。等待他们的是遥遥无期的审判。

“不平岂能休”

1999年春节，李春兰家多了一幅对联。

是朱中道写的。他喜欢写诗，也喜欢手写书信。朱中道出生于1936年，身上带着旧式文人的风骨。。

对联用毛笔写道：

“古今皆历史锦屏蒙尘春雨涤荡污垢去，

圹泥本乌黑莲出不染香损英年借山还。”

其中嵌入了李锦莲和他自杀去世的妻子陈春香的名字。横批：还我清白。

期待中的结果并没有到来。1999年7月，一审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锦莲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宣判后，章一鹏、朱中道和李春兰吃了顿饭，“很失望”。餐桌上，李春兰的眼泪一颗一颗砸下来。

朱中道和章一鹏当即决定要继续上诉。回家又开始接着写材料。

章一鹏仍能回忆起去见李锦莲的情形。他发觉其聪明之处。李锦莲告诉章一鹏，按他本意录的口供，他就会签字为“李锦莲”，否则，只签成“李锦连”。他一共做了11次有罪供述。

李锦莲入狱前照片（李锦莲家属供图）

章一鹏记不清这些年写了多少封诉讼状，只记得，每年都在写。没有快递的年代，就用挂号信寄。寄到南昌，寄到北京，寄到法院，寄到检察院。

“几乎都是泼出去的水。”章一鹏对火星试验室缓缓地说。他今年83岁了。“如果我不在，你也必须要坚持下去。”在电话里，他常这么和李春兰说。看不到结果，他也很着急，又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那一天。

章一鹏记得，初见李春兰时，她还是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穿着鲜亮的衣服，扎着马尾辫，说话客客气气的。岁月在脸上镀上痕迹，今年，李春兰已经43岁了，衣着有些黯淡，“老了很多”。

一审上诉后，2000年5月23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作出裁决：驳回李锦莲上诉，维持原判。

2002年9月6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通知书，又驳回了李锦莲的申诉。

在江西走到了尽头，于是，2004年，朱中道去了北京。

在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他被问道：有没有背景？

朱中道把这件事写到自己文集里，附上一句：“法官问背景，不平岂能休”。在文集的同一页，他还讲述了去天安门看了升旗、第四次去了毛主席纪念堂的事，寄存书包，花了5块。

那是2004年的最后一天。凌晨12点，朱中道絮絮写下这些。新的一年马上就要来了，李锦莲案的解决看起来仍遥遥无期。

2007年朱中道去北京为李锦莲案伸冤（图源《朱中道文集》）

一个转折

转折出现在2006年。

2006年2月，人大代表李乾构收到了最高院的回复，“已决定对该案调案审查”，他马上就打电话给李春兰和朱中道，”你们在家里等消息吧。”是兴奋的口气。

这是案发9年后迎来的第一次转机。

二审结束后，仍然有申诉的权利。去找人大代表监督，也是办法之一。实际上，2002年时，朱中道就去找李乾构了。他也是朱中道在白鹭洲中学的同学。从2002年到2006年，李乾构一直向最高法院递交代表建议，提出重审李锦莲案。

李乾构觉得自己没做什么，“我只是将上诉材料转交了一下，举手之劳而已”。他对火星试验室说。

2006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及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工作的规则》，有这样的规定：“两会”闭会期间收到的建议、提案，应当在交办之日起两个月内，至迟不超过四个月答复代表、委员。

2006年，最高法院在调取李锦莲案的案卷后，第一次指令江西高院立案再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在作出提审、再审决定之日起三个月以内审结，需要延长期限的，不得超过六个月。

但隔了近6年，直到2011年2月，江西高院才决定再审此案。对此，火星试验室致电江西省高院，江西高院未做答复。

2011年9月14日，李锦莲迎来了第一次重审。

令人意外的是，当天出庭的公诉检察官徐琳指出，“案卷中虽有证据指向李锦莲犯罪，但同时‘存在瑕疵’，没有能证明李锦莲作案的直接证据。”

朱中道对媒体回忆当时庭审的情景，“我们和检察员完全没有辩论，因为意见基本一致，都认为案子有问题，当天，法官和检察官争论了起来，法官说，‘案子判得对不对，不是法院一家的责任’。检察官说，‘你是最后的把关者’。”

朱中道手绘案发现场图（受访者供图）

那次庭审结束后，章一鹏给重审检察官徐琳写了一封信，“作为公诉人，在开庭时具有一定难度，你的发言既客观公正，又很明确。”

所有人都以为要翻案了，狱警也这样想。有媒体报道说，2011年9月14日那天，狱警对李锦莲说：你一定不会再回来了。

但预言失败了。2011年11月10日，江西省高院作出刑事裁定，维持此前对李锦莲的死缓判决。

得到消息时，章一鹏在深圳，他给朱中道打了电话：“不要气馁。”但他还是很生气，睡不着觉，半夜爬起来，在电脑上敲了一封诉状。

那时，朱中道的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再到处跑、递诉讼材料时，已经需要拄拐了。刘长还记得见到朱中道时他的样子：一个顶着满头白发的老头，有点儿虚弱。

再后来，朱中道说不出话了，儿子在身边照顾着。这个案子，没收什么代理费，家人很不能理解。

李春兰记得，最后见到朱中道时，他话说不出，就拉着自己的手，指着电视，新闻里在讲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司法改革，会议后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那前后，赵作海案、呼格案被改判。李春兰知道，朱中道是让她不要放弃。

2015年，朱中道去世。这个案子，成了他代理的最后一件案子，未完结。

一包茶叶

刘长保留着一包茶叶，是朱中道2014年寄给他的，寓意君子之交淡如水。

刘长最开始接触到这个案子是在2013年4月。当时他还是记者。

这个案子最初对他的吸引力并不大。身为记者，他接触到的申诉案件很多。“这个案子，不是很有特点。”这是新闻价值判断。但他被朱中道短信中“很客气的民国风”打动，觉得“还是要报一下”。

刘长和助手在李锦莲家勘察（受访者供图）

第一次重审失败后，李春兰没有其他办法，又走上了找人大代表的老路。从2013年开始，一找就是5年。

为了申诉，也为了寻找能帮忙监督的人大代表，李春兰坐着火车四处奔波。常常半夜从火车上下来，一头扎进苍茫的夜色。为了省住宿费，她常在大街上过夜。一次，北京下了大雪，黑夜走在雪地里，周围静悄悄的，只能听到脚踩雪发出的吱吱声。雪覆盖了一切，回头看，一个脚印都没留下。她觉得孤独、无助。

她最终没有如父亲所期待的那样去上大学。申诉这些年，生活经常陷入困顿。李春兰的手机是个老人机，朋友不用，送了给她。她靠打零工、在街边摆地摊卖小商品过活，用各种方法省钱。来北京时，她带着自己在家炒的干菜、萝卜干，吃饭时就只买一块钱一盒的米饭。后来涨到两块，但是很多地方不单卖。她尽量不吃早餐，以保证一天的饭钱控制在三四块。最穷的时候，身无分文。

李春兰最初还去庙里求过符，密密麻麻的一堆字，她早忘了写的什么。也有人劝她去请个菩萨，她没去。“钱肯定是要花在重要的地方。”李春兰说话时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淡定。“非常善良的女生。”刘长这样评价她。

第一次采访结束后，李春兰特意又打电话给记者，“刚才我不小心透露了易律师的地址，我怕有人看到了去找他。”她再三嘱咐，不要在文章里提及。

采访过李春兰后，考虑到她的经济情况，以及在两会期间到北京上诉有诸多不便，刘长开始帮她去找人大代表。

3月的北京，经常呼呼地刮着大风，刘长经常晚上九十点钟去驻地找他们。

一个男代表给刘长的印象很深。他们绕着酒店附近走，刘长熟练地讲完案情，男代表双手插在口袋里，一言不发。

“应该是不感兴趣吧。”刘长没抱多少希望，他记不清被拒了多少次了。

他们又绕了一圈，重新回到酒店门口时，男代表突然说，“可以签。”

刘长后来才知道，男代表年轻时，“也遭遇过冤案”，虽然没判很久，但他忘不了。

科技改变刑侦

“李锦莲投毒案”漫长失败中的另一个转折点，是2016年的年初。

那时，刘长从记者岗位辞职，选择了职业生命更长的律师。他的身份，也从李锦莲案的报道者，转为辩护人。

刘长向李春兰推荐了同一律所的律师易延友。易延友是陈满案的再审辩护律师。陈满以“国

内已知服刑时间最长的蒙冤者”被媒体报道。2016年2月2日，陈满被宣判无罪释放。

事实上，易延友早在2015年就见过李春兰。那是一次会议的中场休息，李春兰“堵”在会议室门口，很坚持地说：“一定要看一下材料，弄清楚我父亲冤不冤。”

会议结束后，易延友看到李春兰还在外边等着，就一边看材料，一边和李春兰聊案子。

外边淅淅沥沥下起了雨，雨水打在身上，易延友没带伞，淋得一片一片的。

陈满被宣判无罪后，易延友接下了李锦莲案。之后就飞到南昌探视李锦莲。隔着玻璃，给李锦莲打了半个小时的电话。

李锦莲家（受访律师供图）

李春兰还记得，离开时，她给李锦莲留了些钱，易延友见状，也赶紧掏了些钱，留给了李锦莲。二人分手时，易延友塞给李春兰一些钱。“大概是春节要到了，易律师怕我过不好。”李春兰回忆。

“案件虽然之前走了很多流程，向最高法院申诉、向省检察院申诉……但还有一条路没走过，就是向最高检申诉。”他对火星试验室说。易延友说话的语速很慢，很少有起伏。他的办公室摆满了书，桌子上、地上都是。

十余年后的技术进步，也提升了现场勘察的水平。

为了证明“李锦莲没有作案时间”，刘长去村里做了两次航拍。村子的形状不规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刘长和助理花了两个多月，不断寻找适合的高度，才把主要案发地点都囊括在内。

之后，他们在实际地点、用步行测算时间，以及其他证人证言比对，计算李锦莲是否有作案时间。“包括晒谷的田的位置，是否能够听到小孩子的叫声和妈妈喊救命，老婆婆说看到李金莲小便的地方，我们实地实验，是根本听不到的。”

这帮助刘长理清了反驳的主要论点——“袁头仔在作证时说看见李锦莲是在五六点钟，并且称看见李锦莲之后，隔了2个小时才看到肖某，这就意味着两名受害人吃糖毒发的时间至少在七八点钟，而在案发时，七八点钟天已全黑，而本案所有其他证据都显示，受害人是在六点左右、天还没全黑时候毒发的。”

“其次，当时62岁的袁头仔自己在晒谷的地方，距离受害人吃糖的地方，经实地测量有50多米，实际是无法看清李锦莲父子，也无法听见他们的对话。袁头仔的话根本不能证明李锦莲去了案发现场‘石壁处’，更不能证明李锦莲实施了投毒行为。”

2016年2月，易延友向最高检察院提交了申诉状。

2017年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二次再审李锦莲案。

2018年2月12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向李锦莲送达再审决定书。

5月17日，二次再审前一天，北京下起了大雨，航班取消了，易延友改乘火车，坐了一晚上，到南昌时，已经是开庭当天早上7点半了。

李锦莲案现场航拍图（受访律师提供）

他赶去酒店，换了西装，把头梳得整齐，“出庭就要有出庭的样子，不能太邋遢，显得状态不佳，要给法官要留下好印象。”

庭审中，辩护律师和检方给出了相似的建议，原审判决的客观证据不足以证明李锦莲杀人，建议法院改判无罪。

13天后，江西省最高法院对李锦莲案再审进行宣判。整个过程持续了15分钟，李春兰听清楚了现场的每一个字，“原审被告人李锦莲无罪，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这15分钟，他们等了近20年。宣判后，江西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胡淑珠当庭向李锦莲道歉，并告知他们可以提出申请国家赔偿。

听到宣判后，李春兰和李锦莲抱在了一起，哭了。李春兰43岁了，李锦莲再过两天，也68了。她看到父亲，多了很多白发。

今年5月18日重审后，李春兰曾给刘长打了一个电话，问是不是要回老家，找人把房子收拾出来。父亲当年修房子时，花了很多心思。房子还是以前的老房子，奶奶去世后，弟弟常年在外边读书，李春兰也在外边跑，有段时间没人住了。她怕父亲回来看见，伤心。

庭审现场（图源江西高院官网）

但也顾虑：“提前修房子，被人看到是不是不好，因为毕竟案子还没有最后出结果。”

如今，她可以名正言顺地把房子修了。接下来，她想和父亲一起，去朱中道律师的坟前，告诉他，漫长的失败后，故事终于有了结局。

2018再审判决书（受访律师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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